朱士熊:抗战初期苏俄援华内幕[修订本]

字体 -

西北机场站放洋屁
兰州的地理位置,真正是中国的中心。在东南西北四至上说,由兰州到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边陲的距离,相当的匀称,在「海棠叶」上找一个位於中心的大城市,就非兰州莫属了。但一般说到兰州,却总以为那是西北的重镇,这可能是以人口密度作标准的观点造成的错觉吧。兰州气候乾爽,雨水稀少,高原的泥土终年硬梆梆的。记得孔家墩机场上并无跑道设施,飞机无论落在那里或滑滚到那里,都无陷入松土之虞,孔家墩机场另一特色是机场中心部份隆起,如果从某一头观看另一头起飞或落地的飞机,飞机着陆或推大油门加速滚动时,你看不到对面的情形,一直等到在机场中心隆起部份出现飞机的轮廊时,才能够看到飞机的动静。
民国廿六年抗日战火刚刚点燃的时候,兰州空军总站长名叫李疆雄,外号李狗熊。这人很独特。他是广东人,却长得一付外国人的像貌,举止和性格都非常像一个洋人。他有两段名言,至今我还记得。其一是有一次他对机场服务人员训话时说:「命令是由长官的嘴里传到我嘴里,再由我嘴里吐出来传到大家身上。」他讲话时,好似向大家身上吐口水一般。其二那时兰州有「来华助战洋人」,他在洋人搞不清的时候,会大叫道:「去找一个会放洋屁的来。」我那时到兰州机场工作,便是这「放洋屁」的人队伍中的一员。
李「狗熊」年轻时候,曾经率领华工到法国去代表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对英文法文,都懂得一些。他在兰州任总站长时,那身制服显然与其他空军官佐不同,穿得非常挺拔。尤其他的马裤和马靴,剪裁特别贴身,马靴擦得雪亮,特别引人注意。空军上校高志航是留法的,那时也时常穿马裤马靴,神气却远不如李狗熊。李狗熊碰到来华助战洋人还要喊叫放洋屁的来帮忙,这可以推想到那些洋人决不是英美或法国人。年纪大一点的人该会记得,那些洋人就是「大鼻子俄国人」。
民国廿五年我在北平大学毕业。经过两度不同的训练之後,民国廿六年被分发到财政部直接税局上海办事处工作。直接税刚刚创办,主其事的人,是孔祥熙部长手下的大红人高秉坊。上海办事处的主任是梁敬錞。我以「办事」名义开始工作(不叫「办事员」),距离各层长官高不可攀,远得很呢。七七抗战爆发,八二三沪战开始,我都在上海作起码级的公务员。在我空军袭击日方「出云舰」时,流弹曾经落在我居住的法租界环龙路公寓隣居阳台上,但我们仍旧不太直接体会到战争的恐怖和紧迫。当然这与我年轻无知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不是说我没有憎恶日寇侵略我国的同仇敌忾的心情。

徐焕升载我飞兰州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廿日前後,粱敬錞主任有一天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劈头第一句话他问我:「你在空军里作过事吗?」「我没有。」「哦?你看看这一份电报」,他取一份电报递给我。报文很简短:「借调朱士熊立即赴南京航空委员会报到」,底下署名的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我。我说我不知道。「不管怎样,这是军事命令,你必须遵办。你甚么时候走?今天可以吧?」那时是上午,但当天启程总是太难了,於是回答说:「今天可能来不及,明天我一定出发。」第二天我果然就离开家人出发了。那时沪战已经很酣热,松江铁桥已经炸坏了,京沪火车不通。从上海到南京,必须走沪杭甬公路到嘉兴,转车到苏州再转南京去。松江大桥已经不能通火车,旅行的人到了松江大桥下车步行顺着铁轨过大桥,再上火车到嘉兴。记得在苏嘉路段时,虽然坐的是夜行车,还是遇见了日机的轰炸。火车停驶後,随车人员命令我们每一位旅客下车,跑到附近农田坑畦地带去躲避。日机倒是瞄准列车投的炸弹,但都与列车平行一条线,落在水田中爆炸,结果并未造成伤亡。警报解除後火车继续行驶。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受到日本炮火的洗劫。
南京小场航空委员已作撤退的准备。办事人员发给我几个证件,一张出差证、旅费,叫我立刻坐火车去西安空军总站报到。我曾问找我去作甚么,答案是到了西安就会知道了。火车到了西安,我住进一家旅馆,立刻到西安总站去报到。站上的人告诉我,明天清早有架飞机去兰州,叫我到时候去总站等候上飞机。我问:「到兰州作甚么?还要再到别的地方吗?」答案是到了兰州就会知道。这还真的有点战时的气氛。没有受过基本军事训练的一个青年人,难怪会不懂事的乱发问题,想要知道他不一定应当知道的事情。另一方面,几处与我接触的人员,也许只是奉命把某一些人一站一站的往下送,至於到底送到那里去作甚么,他们真的都不知道。
从西安到兰州,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的旅行。载我去兰州的飞行员是一位青年空军军官,名字叫作徐焕升。飞机是波音厂产品,式别已不记得了。那是一架双引擎的旅客机。听说还是蒋委员长的座机呢。没想到以後我在命运的安排下,曾经乘坐过大约廿种大小的飞机(不是廿次,而是廿种不同的飞机),从两个座位的教练机、侦察机(开敞的座舱),直到重型轰炸机和空中巨无霸等型,可谓机会不太寻常。

沙菓脸蛋蓝色轻烟
民国廿六年时的兰州,有几点特色,特别记录下来作为花边报导。首先是大概因为电灯厂的发电不足,电灯亮的时候,一闪一闪的忽明忽暗,稍久之後也就习惯不怪了。其次那时兰州的主要街道,路面倒比店铺前面的人行道高出许多。从马路上进店铺,要下几步阶崁,也与别处不同。再有傍晚时分,气候转凉了(九月、十月及以後),路灯不够亮,行人相当稀少,这时在凄凉的夜色里,你可以看到一缕缕的正蓝色的轻烟,从许多住宅区的马路上袅袅上升,景色相当好看。不小心的话,可以看到这种蓝色的轻烟被人吸进鼻孔之内,不见再出来。以後我们才晓得,原来是住户人家在烧「炕」(音「抗」,床的一种),烧的是晒乾了的牛马粪,以其具有缓慢燃烧的优点,可以保持炕头一夜的温暖,所以人们喜爱它。兰州人们的饮水,最好的算是黄河水,特点是混浊浊的,不沉淀的话,只有带泥喝。但是兰州气候好,可以说天天大太阳,无论男女老幼,脸蛋兄都是红红的,普遍说来都很健康,黄河之水混点实无害,诚可信也。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的脸蛋都是红红的,所以兰州人大众获得一个总称的绰号:「沙菓(甘肃音念锅)子」。沙菓与苹果的味道可说是一样,也许稍为酸一点,但是其大小则只是和鸡蛋差不多。华北许多地方出沙菓,倒是兰州沙菓(说的是水果而不是指人)脸蛋特别红得好看就是了。
甘肃老乡朴实而且忠厚,我自然爱上了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因为我自己一生,也只是想作一个朴实而忠厚的人而已。

我的老同学孙运璿
我的老同学孙运璿,国内人人皆知,国外自然也有他的名声--因为他作过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我不打算对他加任何一句赞扬之词,因为那样做的话,对他并不增色半点,我则必然沦入阿谀、奉承之流,落人话柄不算,而「我的同学孙运璿」这一句话,或会同样具有卅年代、四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所具有的讽刺意味了……我是念小学时与他同学;地点是哈尔滨。
哈尔滨是我一生里最怀念的地方。我的童年--很幸福而且快乐的童年--大都在这里度过的。这里是中东铁路一个最重要的枢纽。因为铁路是帝俄时代俄国人策划修建的,所有铁路沿线以及东北北部大片地方,俄国人的影响力不小,俄国人也为数众多。中东铁路是中俄共管的,处处都用得到俄文,连带着东北北部也因为其他实际需要而学习俄文的人也就非常多。其流行程度不比内地各大商埠都市国人学习英文来得差。
我在这样环境背景之下,自幼年起就开始学习俄文。这是我与「大鼻子」俄国人第一次接触,时间持续五、六年,我与孙院长同学,就是这一个阶段。但也仅仅就是这一个阶段而已,他不久就转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就读,我和他的缘份就此终了。半世纪以後孙运璿作了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我也作了四十几年努力负责而平凡的公务员。

俄空军参战非志愿
到了兰州的当天,我就知道了我为甚么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
在孔家墩下了飞机之後,进入总站就碰见了我的几位同学、老班的学长,以及我的一位老师李仲武先生。李先生是我在北平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贵州人,留俄的,脸庞上有一小片青痣,最容易使人记得。是他在向有关当局提出一份学过俄文人员的名单时,把我的名字列入,所以才有借调命令的发出。不幸李老师不久在一次出差途中,因为飞机失事而殉职,和我们永别,真是人生聚散无常呢!
关於北平大学须要作一点说明。「国立北平大学校」,简称为「平大」,与「国立北京大学校」,简称为「北大」,是两个学校。後者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学堂之一,前者不敢争这个头衔。北平另外还有一座私立的「平民大学」,简称也叫作「平大」,那又是第三个学校了,特在这里加以澄清。
中日战火爆发後,苏联采取了机动而且主动的外交攻势,和我国政府展开了密切的接触。贺耀组先生【HGC:“贺耀组”,原文如此。】率领了一个特使团,不久就到了莫斯科商谈苏方对我抗战予以援助的问题。谈判内容和经过,我曾听说过一些,其中有一点後经事实证明,就是苏方以一些空军的器材及军火,油料等供应我们。这些物资当然不是白送的,我国以钨砂、羊毛、茶叶以及其他物资供给苏联作为交换。川流西北,尤其是河西走廊的「羊毛车」,就是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交通工具。「猩猩峡」这个一般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名字,突然有许多人听到谈到。我匆匆的跑到兰州,也正是为此分担一部份工作。
被分派到空军服务的我们这一群人,住在兰州萃英门外一家铁工厂里,随时准备开始工作,但是俄国人甚么时候到,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们有些人开始觉得闲的慌了。
忽然有一天,我们奉命集合坐车到了飞机场。那是一个西北惯有的大太阳的好天气。晴空一片,万里无云。飞报传来,苏联飞机一批己自武威起飞,很快要到兰州了。引颈西望,不久我们突然看到一架银白色机身细长,很具流线型的双引擎的轰炸机,率领几架机身短粗、单引擎、大头尖尾巴的驱逐机飞临我们上空,稍加盘旋後拆散队形一一安全着了陆。自那天以後,我们开始了工作。无非先是协助苏方移交,我方接收飞机和其他器材;然後是为苏方教练,我方学习使用和掌握这些物资作舌人。翻译工作似乎不值一文钱,但是使一个只知道叫「螺丝起子」的人,改称「改锥」,并且要知道它的外文叫甚么,还要知道螺丝钉、螺闩、螺丝扣、开口销等,成千种零件或其部位的中外名称,并不见得是件太容易的事。至於飞行训练时用的术语,外行更不是一摸就会熟的,都已超越李狗熊所要求的「洋屁」范围不知有多远了。
过了新年以後,情况有了变化,中苏之间有了新的协议,苏联派遣顾问和空军「志愿部队」来华直接参战。年纪大了些以後,我才肯定了一项基本了解,共产主义制度之下,并无「志愿」之说,但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抗战初期,个别美国的英雄主义或者冒险主义或者金钞主义者,确实也有零星志愿留华参加我国抗战工作的人。为了这些个人,我方制作了一种大概一尺见方的布招,上面印著我国国旗及「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等字样,发给这些人。老美有些人把这布招用线钉在飞行夹克的背上,喜孜孜的幌来幌去,还蛮得意的样子。有些人把这布招叠好放在口袋里,在真有必要时再掏出来亮相。这么作好倒是好,只是少了那点美国味儿。莫说这东西没有用,两国交战期中,万一空中掉下一个跳降落伞的人,穷乡僻壤的我国老百姓虽然绝大多数知道日本人和我们在长像方面差不多,但不如给他看到那面中国旗,或者识字的人看到那些中国字,当会明白这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来帮助他。俄国人最初也领到过这种布招,但没有一个人把它钉在飞行衣上。苏联人的保密,本己成为天性和本能了。後来不知何时,这布招子也就不发了。

派来战机多已落伍
供应物资和派遣「志愿」队,中间区别很大。我自民国廿七年起,随同这些部队驻扎机场工作,跑过湖北、河南、四川、甘肃、新疆一些地方,经历过若干磨练,现在先谈谈我对大鼻子「援华」的体认。
苏联那时供应我们的飞机,一共有五种。驱逐机有I-16和後来的I-15两型。轰炸机有SB和DB各一种,另一种则是变相作为运输机使用的TB型重轰炸机。这些飞机都是三十年代或二十年代末期的产品。TB显然是已经落伍了的飞机,只在寥胜於无的情况下,权且作为运输工具使用。这种飞机有四具引擎,本身是庞然大物,起落架的轮子几乎有一个人高,但运载量却比例上不能算大。俄国人偷偷的告诉我,这种飞机有人叫它作「飞行棺材」,可以看出它的使用价值如何和危险度了。TB我国一共只接受了两架三架,不久先後均损坏或坠毁。
SB分别是「快速」和「轰炸机」两个俄文字的第一个字母。原来这种机型名「SB-3」。俄国人喜欢保密,交给我们时只叫SB而不说三不三了,这种飞机的性能当时不算坏。和日本人当时的轰炸机或「零糸」之前的各型驱逐机相比,并不输甚么。飞SB出轰炸任务,是中国空军的职责。
我非战斗员,但有幸「坐」过一次SB升空。那是一架刚刚修复的飞机,试飞员俄国人叫我陪他去坐在机枪手的座舱里一同试飞。我不知道这是否违反规定以及有无某种规定,但我还是去了。起飞时一阵浓厚的橡皮味道扑鼻,我连忙以机内联络电话报告试飞员。他说他没有闻见。大概那是因为风往後吹的缘故。下机後我曾告诉我方的机务人员注意检查。在空中时,我照预定计划和试飞员联络曾经作过几种例行的检查,此外就是很自在的浏览成都街市的景色。试飞员曾经以很大的角度快速直向我们住所商业街励志社大楼俯冲,到很低的高度才拉起飞机头向上升,这种感觉是不乘战斗机是无法享受的。SB在俄国人的习惯上,有个昵名:「喀秋莎」。这本是一个女孩子的昵名。
DB是另一种机型。其中的D字,是「远程」的意思。记得送来中国的机数有限。这种飞机的设计比较新颖。航程较SB大,载重比SB多,整个飞机也比SB大一点。这种飞机来临中国战场比较晚。我很怀疑苏联是把这种飞机送到中国来是为了接受真正的战斗测验,看看它的设计、装备、武器性能等在作战表现上的优点和缺点,以作来日不断改进飞机设计和制造等方面的参考。DB後面本应当有一个数目字来代表机型和设计顺序,俄国人闭口不谈。
I-15和I-16都是驱逐机。I是俄文「驱逐机」一字的第一个字母。和美国空军机种中「P」字的使用意义相同。在意译上,用「歼击」二字比用「驱逐」二字更能符合俄文I……那一个字的原意。中共学习俄共「老大哥」,硬把念起来真不顺口的「歼击」两个字制式化的应用了。
I-16先到中国。记得有一段时期,中国空军第三大队和第四大队都配备这种飞机。中苏两国飞行员,原则上并不混合编队,联合作战的机会并不多。这是说,俄国人有他们自己的编队。I-16的性能在速度方面不比日本「零式」以前的几种驱逐机差,但灵活性则不如。日本「零式」驱逐机出笼以後,I-16多半就只处在挨打的地位。连成都的老百姓都知道,最後一个时期到了紧急警报响起时,常说:「格老子我们的飞机都逃警报去了。」我却知道不少我国空军健儿,虽在劣势的情况下,仍旧极悲壮的迎击敌机,拚命去打可能是他个人最後的一仗。I-16的昵称,中文是「小苍鹰」,也可能是「小苍蝇」。俄文昵名是「燕子」。它飞在适当高度时,还真像一只燕子。它的配件和零件,制作得不够标准化。例如从库房里或从一架飞机上拆下的一个汽化器,机械人员用尽吃奶的力气,经过敲敲打打,磨磨锉锉才能装到另一架飞机上去的实例,比比皆是。这是说明苏联当年的工业水准并不怎么高。但是他们一直能自造精密武器(那怕不真够精密),还是得说他们行。
空军官校三期毕业的华侨回国从军青年林某(样子我还有印象,可惜名字忘记了),就是驾驶I-16在保卫南京的空战中殉职的。记得人们都说他的飞行技术相当高明。同一战役中,参加的还有赖名汤。以後在武汉会战时,李桂丹、吕基淳等空军烈土都是飞I-16(也许是I-15)在和敌人空战中阵亡的。高志航这位空军名人,是飞I-16赶去南京途中,在河南周家口机场几乎明知可能来不及了,还是抢著要升空作战而被日机在地面上炸死的。在他死後第三天,我到了周家口,看到他的座机被烧毁後的残骸,真是感慨不已。当天,日机又来袭,毛瀛初驾著I-16起飞迎战,敌人一颗子弹从左前方穿过机舱,再从油箱旁边打破仪器板後嵌入了他的肩膀。幸好他还能平安着陆,捡回一条命。还有许多飞I-16而人机俱毁的我国空军健儿的形象我还有印象,但是名字我已不记得,谨在此提出以表敬意。

疑神疑鬼行动诡密
我对苏联的认识以及来华参战苏联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俄共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苏联人民大都时时记得组织和纪律的要求,不敢逾越。苏联人民加上共产主义训练和要求,最合他们理想的叫作布尔希维克,是苏联人中的精英、是先知先觉者,後知後觉者自然比先知先觉者多得多。他们死心塌地的追随布尔希维克,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先知先觉者。这些人是苏联的工具,效率高低不等,而最多的还是不知不觉的大众,能拨一下动一下就算是好的,这种人是苏联的基础。这种人的政治色彩很稀薄,他们朴实无华,非常能吃苦耐劳,也很能认命的一群小民。不要以为共产主义之下,人人都是死硬派的共产党徒,这和不能把日本人一手造成所谓的「满洲国」下的人民,称作「伪人民」一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必须予以分开,共产党对於非共世界一向这样区分,这是统战的原则作法。我们对於共党世界不但也要这样极明白的区分,而且对其人民更应当区分为党的领导干部,一般党员和非党份子等类,真正要了解反共的对象,而决不是一竿子打翻整条船的作法。
布尔希维克在没有对外任务的时候,他们有对内斗争的责任。他微笑也好,谄笑也好,或者他皱眉、发怒,作出吹胡子瞪眼,或怒目金钢状时,他都不会忘记更不会背弃他的任务。那都是在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而作出的不同表面态度,冷一下或热一下使你迷惑,并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牵着鼻子走,你不了解,他却非常清楚他的任务和目的。对付这种人你第一要有以上的基本认识,要有定力,其他则是技术问题了。话多而活泼的布尔希维克,应当多属中上级干部,高级干部多半沉默而且避免曝光,广大群众一向也不说话,也不敢说话。
脱去苏联人的共党外衣,剩下的是一个俄罗斯人(这是苏俄各民族的一个总代名词,真正的大俄罗斯人在苏联版图上大约只占总人口的半数而已)。这是苏联的广大群众。这些俄国人其实相当可爱,经过俄国苦难历史的证明,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令人吃惊,非常坚忍、老实憨厚,和我国所称的「乡下佬」极为相似。俄文里有一个字:「木日衣克」(日衣二字应切音,像平剧里念「日」字一样,也是「乡下土佬儿」的意思,也一向被用来形容粗俗、少见识,但属憨厚、朴实的人的用语。
我遇到的苏联空军来华人员,大致属於同一典型:服从组织的领导,遵守纪律及规章,重视团体而不企求个人表现,工作认真(当然不会个个都一样,但原则上是认真的),预备工作(正式工作之前「啃」资料,临阵磨枪,集体研习外加个人的补充研习等)做得相当仔细而扎实。对生活需要方面的要求,这些唯物主义者颇有唯心主义的表现,尽量注意应有的分寸。对於中国人,他们在表面上,到底因为客卿关系,没有表现什么优越感。一般说来,和这些人相处并没有困难,我们对日作战的目标相同,不谈政治,应当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他们也多疑,怀疑我们对他们的诚意,怀疑各角落里有没有奸细,有没有怠工?有没有破坏?因为多疑,有时就免不了那一点多余的紧张,小题大做,使简单的事变为复杂。在严格的组织和纪律之下,这些苏联空军来华人员不免有些刻板、多虑,随时表现一些毫无必要的自卫心理,言谈之间如此,行为上更加如此。为了自身安全计,苏联人非常「慎独」。这种「慎独」是怕在必要时,对自己的上级难於交代,而不是怕自己心理上的鬼。刚到「资本主义世界」的苏联人,连上厕所都要揪个伴,理由是如果上级问他到厠所里作了甚么?遇见过甚么人?说过什么话?夥伴二人彼此也好有个串好的供词:「不过撒了泡尿而已」,上级可以就此消案,而集体撒尿的人也可还其清白之身。我在他们埋葬自己阵亡战友时,也曾看到一些私人情感的表露。在作战时也表现出战友们的相互帮助,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马钦是我们在兰州机场第一次看到飞到兰州的那一队苏联小飞机领机SB的驾驶员。三十几岁,身体结实,不多说话,眼光却很敏锐。办事有条理,脸上常带笑容,是一个通达而爽快的人。马钦说话从不涉及工作以外的范围,这是他谨慎之处。他曾请我陪他买一支自动的男用手表,顺便告诉我这手表在苏联不容易买到。另外他又选购了一支女用手表,显见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太太。男表他挑的是较大的一型,花样多,有秒针,不计较厂牌。女表挑小巧的,他说在苏联没有这种货色,太太见了一定喜欢。後来我知道,苏联人多半没有表,在马路上到处可以遇见问时间的人。以後我曾到过莫斯科,在「大都会」旅馆走道上,我突然遇到马钦。他平安的熬过了苏德战争,胸前挂了两三排勋标,还有一个金的五角星--苏联「英雄」勋章。我不确知他曾否看见我,但我们擦肩而过,没有打招呼。我应当替他想,不可以给他增加麻烦。在来华参战的那么多人当中,我会碰到第一个认识的苏联人,可谓巧矣。我还另外碰到一位来华参战的旧识,他是在伊宁时的军械教官。我在车站等车,他在人群中,明明看到了我,却转过眼睛去望另外一方。他不愿搭理我,自然我不会给他难堪。和苏联人无法结交私人朋友,由此可得到证明。

参战野心呼之欲出
我在空军一共服务了五年多。对於苏联为甚么在我抗战时供应我们飞机,而且派遣空军战斗人员来华参战,我探讨到答案是这样的:
第一先从战略层次来谈。三○年代苏联的假想敌人,在西面是德、义,统战对象是英、法;在东面是日本,统战对象是中国。一九○五年日俄之战俄国吃了败仗,从此不敢轻视日本。挑拨他人引起军事冲突,间接介入他国战争等,是苏联对外扩张政策常用的方法,中日之战爆发了,这种机会它岂能放弃?用中国人来抵消日本人,消耗双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苏联在战略上最高的希望,它岂有不想间接介入的道理?对苏联来讲,这场仗不但要打,还要打得双方精疲力尽才好。所以在策略上,苏联要向中国示好,供应飞机,派这「志愿」部队参战,要使这场仗打下去,在苏联看来,这是中国人替它打日本人的战争,而不是中国人的抗日战争。
第二个战略目标更是不言而喻的。中共这时正是处於苟延残喘的情况,面对整个覆灭的危机。揭起全民抗日大纛之後,中共藉机冠冕堂皇的要求加入,政府当时那有不予同意或其他的选择?中共因此不但获得绝地逢生的机会,而且自此得以坐大起来,终於以後红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大陆,祸害中国大陆数十年到今天。苏军参战人员与中共从无任何瓜葛,那是因为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当时存在)里策划并从事苏共、中共勾结的专家们,不需要来华的那些军人染指。那些专家们的效率一向非常高,本身负起这个任务已经绰绰有余了。

战略战术层次多面
战略层次之下,再看战术层次的问题。
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原则,就是俄共奉行的战术上的最高原则,现在分几方面来说。
首先谈「人」的方面。直接参加对日本空军作战,苏联空军人员可以搜集、研究、分析日本人的战略、战术思想,并在作战的策划以及作战技巧,甚至飞行技巧等方面获得第一手资料(即情报)。更进一步并可以获得一些日本空军将校个别的基本人事资料放入档案中备用。对中国而言,因为我们是「友」军,中、苏双方需要不断直接接触,因此这些资料源源送到莫斯科,莫斯科选择可用的也许会送一份给中共,自不在话下。中共才是俄共的友军,我们必须记清这一点。
那时我在空军服务,只知道一些空军的情况。但我知道在陆军方面,也有苏联人到中国来担任顾问之职。他们辗转黄河长江流域,深入中国内部,并到第一线或近於第一线地带了解中国军民在抗战时期的一切作为。这些苏联人可以了解我们的国情、我国的实力、日本人如何作战和我们对日本人如何作战等问题。他们能够搜集的情报,比空军自然要多。那时苏联驻华的军事武官,可能也是苏联驻华军事人员的指挥官是崔可夫将军。此人後来在苏德战争中,有极优异的表现。坚守斯大林格勒战线正面,承受德军最猛烈无情打击,守住窝瓦河西面最凸出的那块阵地的,就是崔可夫统帅的部队。苏联人把斯大林格勒战役,称之为苏德战中的转捩点。从此,俄军扭转了战争的颓势,开始节节取胜,有力的向西推进,崔可夫统帅的大军一直逼到柏林城下,攻进柏林市,把一面苏联的国旗插在德国国会屋顶上,象徵了德国已被征服的士兵,就属崔可夫将军的麾下。请读者不要以为我把朱可夫的名字,错写为崔可夫。朱可夫是崔可夫的长官,是苏德战争中苏军的最高统帅,他的声名比崔可夫要响亮得多。此人後来作过苏联的国防部长,国际间公认最杰出的军事将领。或许是「功高震主」的关系,史达林静悄悄地叫他下了台,尽释其兵权,好像还允许朱可夫得了善终。
其次是「物」的方面。第一小项是兵要地理和地图方面。苏联来那么多人,跑那么多地方,他们不会不对我国兵要地理以及小比例尺地图等我国机密资料。莫斯科要它,延安更要它(尤其是人事资料)。莫斯科那时固然不把我们列为第一个目标,但是延安自然是把我国政府列为第一也是唯一的斗争目标。
关於「物」的资料(或应称之为情报),最大的要项在空军方面,自属飞机等器材了。日本对华侵略使用的飞机,是当时第一流的,例如「零系」飞机以後称霸太平洋许久,美国人为了应付它,不知用过多少心血,赔上多少美军人员的生命。既然是交战,日本飞机的性能、优点和缺点,不可能不暴露无遗。俄国人不来,不死一些人,是无法直接取得这些了解的。但是了解日本飞机,只是这项情报工作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再给自己的飞机一次战斗测验,了解它的作战性能、优、缺点,以供日後改进的根据。苏联派来我国的飞机,并不是第一流的。俄国人曾告诉我,当时他们另有一叫「海鸥」的驱逐机,比「燕子」或「金翅鸟」(I-15)都要好。此外,後来苏联改用飞机设计领导人姓名的前几个字,代表飞机型式,而停止了用「I」或「P」为代字,例如YAK、TU、MIG、LAV等即是。我们抗日时期这类飞机相信已经有些问世了,却未见派到中国来。
I-15在设计和制造程序上早於I-16,但来我国则比较晚,那是一架双翼机(I-16是单翼机),飞机骨架外张的是蒙布(厚帆布,而I-16的机身则是夹板制造的)。这是金属制造机身之前的产物。它的灵活性比I-16好,但速度则不如。这两项飞行性能的要求,彼此尅制,是飞机设计一向头痛的问题。因为要想两种性能都好很困难。要记得,我们谈的是用手直接操纵飞机时代的问题。I-15是在I-16经过若干挫折之後苏方送来「试试」解决问题的。自然这并未能解决问题。
还有一句老话:「聊胜於无」。中国空军注定是要苦战的。除非自己发展尖端科学,自己制造精密武器,否则摆不脱这个「苦」字。而且如果自己不能制造够水准的军舰、飞机,没有一定的工业水准,国家本身国防力量就不足,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国人在这方面应当自省,也更应当知道自己如果不争气,遭到别人的欺凌,可说咎由自取,势在必然,我们岂可不知警惕而努力自强呢。
I-15和I-16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德国的「容刻斯」,义大利的「飞雅特」,是内战另一方使用的飞机。这是俄国人说漏了嘴时告诉我的。大家各作各个主子的志愿军。以後韩战又出现过中共的「人民志愿军」。中共像是用过「强迫志愿」的说法,这又比较坦白得多了。
飞机需要经过战斗测验,飞行人员需要获得实际战斗经验,则更具价值。苏联派来中国参战人员,其轮调期没有明白的规定,全看战斗机会多少而定期限的短长。派来一队人员经过几次战斗任务後,变成了经过战火洗礼有经验的战斗员,这些人立刻调回去,身价自与派来时不同。最明显的例子,是某一时期派驻兰州的那一队人可作具体的说明。
一般派来驻华的人员,平均在几个月後就调回去,所谓「见好就收场」。但是那次派驻兰州的一个D队(D是队长木日衣克姓名的第一个字母「D队」是我取的代名,不是官方的),竟在兰州驻防了一年多,日本人不来奈何!直到有一天,一队日本轰炸机空袭兰州,D队升空迎战,牺牲了一位小K--他可能是人在空中中了弹,从几千尺的高空垂直冲到五泉山的山坡上--总算有了祭礼之後,D队於是整装回国了。这是等待战斗经验使然,你能不信吗?我不是军人,也只能想到上述情形几点而已。
苏联派来人、机,与我们联合对日作战,在打击日本人方面,自有他们肯定的贡献。但是倘若硬说他们对我国「援助」是「无私」的,我起码存疑。
因为「援助」是我们买来的,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完全不同。

■■■■■■■■■■■■■■■■■■■■■■【以上全文完】

以上《抗战初期苏俄援华内幕》,是以台北《中外杂志》第42卷第1期、第2期(1987年)同名连载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分享博文至:

    目前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您目前尚未登陆,不能发表评论。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