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就是监狱:读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字体 -

本文看点
1.为什么孤立的囚徒最容易成为暴徒?
2.身处集体的个人为何变得肆无忌惮?
3.公民社会有何特质可以保持稳定?

也许正是她的双重边缘身份(经历过纳粹时期的德国犹太人,又是女性),汉娜•阿伦特对广义上的男权象征(暴力、极权主义、革命)特别敏感,《极权主义的起源》则是其集大成的代表作。虽然书中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但作者想要强调:这并非两个国家或民族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悲剧。
哈耶克曾说过:“所有通往地狱之路,原先都是准备到天堂去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千字君注)追溯历史,德俄两国的极权主义政治都起源于人们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并试图将一切推倒重新来过,以便无情地推动实现乌托邦。不幸,这种狂热的理想主义最终导致的却是对自由的窒息和全面的社会控制,因为这种对虚构世界毫不动摇的信念,藐视了人作为个体的价值和尊严。
人们之所以深深沉醉在他们领袖所许诺的乌托邦神话之中,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乃是因为他们共同的虚弱感。德俄两国历史上都历经磨难曲折,以至于有时历史对他们来说主要是屈辱和自卑,斯大林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典型地说出了这种心态: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力量。(千字君注:大萧条过后,纳粹德国的口号是“不要面包,不要黄油,要大炮”。推荐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战地记者第一手资料。)
正是因为软弱,所以才要加倍补偿,一个有着深深的受害者心理的人,总是更渴望权力,并随时准备以狂暴对付任何轻微的伤害。为了排遣这种折磨人的软弱感,就必须有一个替罪羊,一个想象的敌人,以便可以将所有的罪孽和过错都推到它头上,要求它为一切负责——众所周知,在纳粹德国,这一命运降临到了犹太人头上。
这种仇恨政治的逻辑至今仍相当普遍,而寻找的假想敌也如出一辙:他们应是少数派、掌握着遭人嫉恨的社会资源、他们虽然很弱,但总是被假想成很强,打击这种廉价的敌人对暴民而言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他们无力还手(千字君注:二战前欧洲各国普遍存在反犹主义,纳粹德国将其推向了顶峰。为彻底灭绝犹太人,希特勒不惜牺牲战略利益,并且在经济最困难时耗费巨资。深度了解纳粹种族灭绝心理学:《纳粹医生》,刘瑜作序)。
应当理解,阿伦特将“反犹主义”列为极权主义机制的起源之一,并非仅仅指特定的反对犹太人这一民族,同时也指这类心理机制的存在,迫切需要发明一个内部的破坏者,寻找敌人,因此,即使犹太人不存在,他们也一定能找到另外一个族群。
通过这种净化、排斥机制,人们得以更顽强地凝聚在一起,他们自以为建造起了一个坚固的城堡,从此免受内外部的侵袭;纳粹只用一句口号“否则我们就完了”,就将整个民族推向了战争。然而历史很快证实:这种试图解决全面危机的全能政治,使建造城堡的一切努力变成了监狱的基石。
城堡(防范敌人于外的工具)变成了监狱(禁锢人民于内的工具)。或者说,所有的城堡换个角度看,都是监狱。就像中国传统的家族关怀,在保护人的同时,也被日益具有独立精神的孩子视为人身控制。作为强烈主张个体自由的哲学家,阿伦特对此的观感无疑更为强烈。城堡作为一个坚固的外壳,本意是为了保卫软弱的肉身——越是软弱,对这一外壳的要求就越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监狱,都是人们自己建造的。
由于那种强烈的不安全感,那种遭受围困的恐惧和压倒一切的改变现状的欲望,人们自愿将自己的个体自由让渡给一个更高的实体——不管是某个领袖,还是某个组织(民族、国家)。用巴枯宁的话说:“我不想成为我,我想成为我们。”群众对于这种“高贵的自由”能做什么茫然不解,甚至感到被遗弃了,反而在他们加入某个集体后,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力量,通过消灭孤立的个体自我,他们获得了肯定。

懦弱的个体,只能在集体中获得自信。——《狂热分子》
这也就是弗洛姆曾指出的“逃避自由”现象,因为对内心不够强大的人来说,自由常常意味着孤独和无力感,甚至是被迫面对自己的软弱,用当年一个年轻纳粹党员的话说,他需要的是“免于自由的自由”。
阿伦特在结尾部分一再指出:高度分化的社会产生了孤独和缺少正常联系的个人,他们正是极权统治的基础。极权主义最初的追随者通常都是社会的边缘群体,这些人已经失去了太多东西,以至于再也不担心任何丧失,因此他们不但无所畏惧,而且抱有强烈的自我改善和自我否定的热望。他们渴望通过一次狂飙突进,通过认同一个神圣事业,重获新生和信心、希望。
在此,最要命的是一种“一切都到了尽头”的绝望感,越是如此,人们就是渴望打破今天以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明天。这样,绝望的人牢牢攀附在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之上,不惜最极端的献身和效忠。
当人们看阿伦特回顾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时,很容易觉得她只是在回顾一个历史插曲,最多是一个噩梦,但实际上产生极权主义的心理机制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在序言中,她写道:“无论我们能从以往历史中学得多少,都不能使我们预知未来。”未来诚然不能预知,但历史也并不只是单纯的历史。
一个沉闷无望的社会,最容易推崇急剧的改变和行动主义,日剧《麻辣教师》和中东恐怖分子都同样表达了这一愿望,民国时代甚至一向冷静的胡适都喊出了“干!干!干!”的口号。行动压倒言论和思想,是群众运动的基本特征,用《乌合之众》的话来说,“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从中诞生的领袖,通常也是实干家而非思想家。
最危险的土壤,是一个自由但缺少机制缓解失意感的社会。公民社会之所以能较好地避免那个阴暗的前景,乃是因为人群的自发组织和参与各种社团,可以相对缓解人们的孤立感,总是给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心理上类似于一次重生),并鼓励人善加利用自己的自由。此外,它也具备更强的自我反思批判能力——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只能在美国最缺乏信心的时刻暂时占据上风,而不至于演变成一个持久的危机。
和极权主义一样,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一种现代病,而两者又密切相关。当年马尔克斯曾被问及,他的名著《百年孤独》的书名究竟寓意何在?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道:“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现代人所需要的,正是一种基于个体自由和尊严的联合。

分享博文至:

    目前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您目前尚未登陆,不能发表评论。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