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遗言举荐的北大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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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失事身亡。
毛人凤接掌军统局,清点戴笠遗物,发现戴笠在日记中写有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毛人凤从此对郭同震青眼相看,予以重用。
郭同震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毛人凤之后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头子谷正文。

一、北大才子和张瑞芳合演《放下你的鞭子》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1910年生于山西汾阳,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谷正文自幼酷爱读书,且兴趣庞杂,涉猎范围极广,天文、地理、文学、艺术……无所不包。故此被戴笠赏识,谷正文于此也极为自傲,甚至讥评蒋介石“最大的问题是不读书,不知中国历史兴替和转折的道理,他完全不明白中国各朝各代兴亡的原因,所以掌握不到大势。”
谷正文对蒋经国更是不屑,评论说:“蒋经国对中国历史,对中国的事物,所知更是极为有限。我跟他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发现他竟然唐朝、宋朝哪个朝代在前边都分不清楚。他也是一个不读书的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见解,欠缺他父亲的识见和视野,器识不够!”
谷正文考入北大,本立志治学。 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濒危,他转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1932年成为中共秘密党员,还曾担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七七事变后,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北平几所大学的学生荣高棠、陈荒煤、郭同震(谷正文)、杨易辰、张瑞芳等二十多人组成“移动剧团”,历经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街头剧,演讲座谈、慰问抗战将士,宣传抗日。郭同震和张瑞芳是主要演员,张瑞芳的妹妹张昕也是移动剧团的演员。
1938年末,郭同震突然从剧团失踪了。多年以后,2000年,张昕偶然听说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特务头子谷正文,就是当年一起演戏的郭同震,十分惊讶,电话从大陆打到了台湾(张瑞芳和张昕的父亲北伐时任第一集团军炮兵司令,集团军司令是蒋介石):“我们大家当年关系那么好,工作干得也都出色,你怎么不辞而别,离开我们了呢?”那头的谷正文呵呵一笑,答道:“那是我发现你们中一些人不可爱了。”
谷正文离开剧团后,投军到八路军林彪的115师,担任侦查大队的大队长,但也有人说谷正文所在部队是一个非军务的“政治宣传大队”。
1941年,他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失手被国民党军擒获,变节加入了军统局。
另一种说法是:他从八路军115师携两只驳壳枪,骑马潜逃投敌,成为日军济南宪兵队长武山英一手下的一名特务。
谷正文在回忆录《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中说,他是在徐州会战(1938年1-5月)后离开的剧团,投入敌后游击队,先被共军收编,又被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再次回到军统局。
之所以是“再次回到军统局”,谷正文自己说,他1935年在北大读中文系时就加入了军统,戴笠每个月还会派一个人与他联系。但另一场合,谷正文又改口说在参加移动剧团之前,他并没有参加军统,“只是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做一点事情”,在加入移动剧团之后才正式参加军统。
谷正文大概存心把这段不大光彩的经历弄得扑朔迷离。但仔细分析,还是可以推断谷正文这一时期的经历:他在加入中共三年后,1935年开始为国民党军统做事,成了一名国共双料特工;1938年离开移动剧团后投入八路军115师;1941年到敌后执行任务被日军俘虏叛变,曾为日军宪兵队做事,也可能是同时为日军和军统效力,日本投降后重新回到军统。

二、北平电台案
抗战胜利后,郭同震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华北区北平特勤组的组长,并改名“谷正文”。
戴笠死后,原有五万多特工、七万多警察、十几万武装部队的军统局被拆分,核心部分缩编成约七千人的“国防部保密局”。不久毛人凤和郑介民再次分家、也就是保密局和国防部二厅再次瓜分军统老家底,保密局人员又减少到三千多人。
因为戴笠的‘遗言’,毛人凤对谷正文另眼看待,不仅不予裁减,反而给了他自行招兵买马、扩充“特勤组”的殊遇,还一次给了他三十万元活动经费。
谷正文自诩他虽然没受过专业情报训练,但在共军115师的历练,还有对共产党员个性的了解,让他掌握了对地下共党‘渗透’的技巧。有了毛人凤所给授权和经费,谷正文很快就组建起一个渗透到中共北平地下党内部、有22个成员的情报网。
谷正文还网罗了一批奇才异能之徒,名声赫赫的飞贼段云鹏,就是他这时招揽的。
1946年冬,谷正文去北平侦缉队,见冰天雪地的院中跪着一个赤身的汉子,一问是个飞贼,一人竟将瑞蚨祥三楼的珍贵绸缎偷盗一空,侦缉队出动三千名队员再加黑道眼线网,才将此人抓捕归案。
谷正文顿觉这汉子是可用之才,就让侦缉队放了人,扶到屋里给他穿上衣服,这时那汉子已经冻僵不会动了。谷正文让人给他弄了盆炭火烤暖,还差人到饭馆给他买来一大碗热腾腾的呼啦汤。
这汉子就是段云鹏,曾拜燕子李三为师,蹿房越脊如走平地,江湖人称“赛狸猫”、“草上飞”,做案无数,曾盗过德国大使馆、天津市长官邸,甚至盗过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司令部。据日方缉查,段云鹏是从日军兵营三楼屋顶跃过6米宽的小巷,进入冈村宁次官邸的,盗走美金、日币、军用票近百万元,还有金佛两尊,许多黄金珠宝和一支手枪。以致冈村宁次晚年在回忆录中还哀叹这次被盗损失惨重,日伪全力缉捕段云鹏而不得。
段云鹏喝了“呼啦汤”,从此死心塌地为谷正文效力,做了保密局的中尉情报员。
谷正文就这样拉起了一支特工队伍,成为保密局在北平最主要的行动力量。
1947年9月下旬一个深夜,国民党北平行辕第二处(相当于保密局北平分局)电讯检查科的特务马国瑞,与老婆吵了架睡不着觉,就在侦测室戴着耳机心不在焉地监听,突然听到一个陌生的电台呼号。
他顿时来了精神,仔细侦听无误后,跑到科长赵容德的值班室,报告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台。赵容德是个有多年电讯侦测经验的老手。他亲自侦听后,判断这部电台就设在北平,很可能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
赵容德立即召集电检科全体人员,安排24小时不中断地侦听,并当夜将美制电台侦听机装在吉普车上,从东西南北兵分四路,全天候侦测,一步步缩小秘密电台位置的范围。
电检科的特务们采用“分区停电”的办法配合电台侦测车,经过几个昼夜,确定这部电台在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之间方圆五百米的范围内,每天早晨6点钟发报。
赵容德将秘密电台的事报告给谷正文。
电检科虽然确定了秘密电台的大致范围,但也有数百户人家,要找到电台的具体位置仍很困难,大规模搜查必定打草惊蛇。于是谷正文派出段云鹏,每天清晨5点登上可疑区域的最高点,发现临6点开灯的人家,就去窥探房内情况。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内,有一个男子,每天大约6点10分开灯,洗漱喝了牛奶,就从床下提出一只木箱,摆到桌上再戴上耳机,约7点时又把箱子放回床下。
谷正文认定这户人家就是中共秘密电台所在。他决定要尽可能让这部电台成为“活电台”--就是在发报员刚发完报时进行抓捕,从而有一定时间策反发报员,使这部电台变为逆用的“电台”,让中共方面没有察觉继续与之联系,这样就可以破获相关的电台和中共地下组织。
谷正文选了特勤组7名身手矫捷的组员,加上段云鹏和他自己,又向北平刑警总队借调了10名精干刑警,组成19人的抓捕队。9月24日凌晨,先进行了抓捕的沙盘推演,然后由段云鹏当先出动,在房顶从窗户的缝隙监看里面的情况。段云鹏看到发报员发报完毕收拾电台装置时,发出了信号,守候在门外的特务们迅速破门而入,将房内的四个人抓获。
抓获的四人是中共北平电台台长兼报务员李政宣、译电员张厚佩(李政宣妻)、报务员孟良玉、李毓萍(孟良玉妻)。除了查获电台和电报稿,还从李政宣床下抄出一只柳条箱,里面有大量电报原始文稿。
谷正文把四人分别关押在四个房间,进行讯问。经过观察,谷正文选定李政宣的妻子张厚佩做为突破口,派他的女佣去服侍张厚佩,并教给女佣如何骗取信任。
女佣的表现让谷正文感叹“业余的比专业的还厉害”。张厚佩上了钩,对女佣做了一番工作后,给了她三枚金戒指,让她逃离特务机构并代发一份电报。
于是谷正文拿到了这份电报底稿--“哥哥与我住院”,收件人是西安市的赵耀斌。
西安的保密局头子马志超接到保密局北平站的电报后,逮捕了赵耀斌。
赵耀斌真名王石坚,是覆盖西北、华北、东北的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总负责人,与谷正文还是1931年一同考进北京大学的同窗。赵耀斌被捕后坚持自己的身份是胡宗南的高参,坚决否认与共党间谍有任何关系(参见:国共谍战:两个北大才子的巅峰对决)。
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被破获,是深悉共产主义理论又擅长心理战的谷正文,率先突破了北平中共情报组织负责人李政宣的心理防线。
谷正文拿到张厚佩的字条后,就找李政宣‘友好’地喝酒聊天,谈论新民主主义、毛泽东的游击理论等。一谈数个小时,待李政宣有点拿他当朋友了,谷正文就以朋友的姿态、‘设身处地’为李政宣分析处境和出路;待察觉李政宣心理发生动摇时,谷正文便拿出字条,说“不要再犹豫了,你太太已经承认了,而且赵耀斌已经在西安被捕了”。
李政宣心理崩溃,供出了他掌握的全部情况。他除了是中共北平电台的台长,还是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中枢联络人,因此供出了大批机密:在北平的三个情报小组、在沈阳和承德的地下电台、在保定绥靖公署任职的五位重要情报人员……
国民党保密局由李政宣的口供、其他被捕叛变人员的口供、加上从缴获的电报原始文稿中得到的线索,共捕获“中共北方情报系统”人员123人,其中潜伏在国民党军政指挥机构的高级情报员就有中将2人、少将17人、校尉级军官多人,包括深潜在胡宗南司令部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参见:中共顶级间谍中的清华学霸群),是国共情报战中共最惨重的损失之一。
比这更惨重的一次损失,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后,担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近乎一网打尽了中共在台湾的潜伏人员。

三、逃往台湾和《光明报》案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谷正文带领北平特勤组等保密局特工90余人南逃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毛人凤让谷正文带着他的人、还有保密局上海稽查处的人员及家眷200多人,自己设法逃往台湾,给了他几麻袋银元券,说“如果觉得银元券没用,就善用你们的枪弹吧。”
那时最没用的就是银元券了,一麻袋也换不到一餐饭。于是谷正文带着人将那几麻袋50万元一张的银元券扔进了黄浦江;又率领一百多名特务,各持一支卡宾枪加一把左轮手枪,在1949年5月17日夜晚,劫取了美国援华的一艘大型渔轮,逃到了台湾。
蒋介石集团几十万人败逃台湾,都在混乱中为了生存挣扎。带着二百来名特务逃到台湾的谷正文,却以肃清共党为己任,向毛人凤要求给予在台湾岛“肃谍”的主导权。
当时负责治安和清除共党的是台湾保安司令部,宣称台湾没有共党,保安司令彭孟缉还向蒋介石拍胸脯说“共党在台湾的活动不成气候”。毛人凤对此也缩手缩脚,唯独谷正文这个老资格的共党叛徒,刚逃来台湾就以灵敏的嗅觉,察觉台湾共党活动的迹象,并将肃清台共做为他在台湾安身立命升官之本。
1949年7月下旬,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收到一份寄给他的中共台湾委员会的刊物《光明报》,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顿时气得青筋暴露,把三大情治机关--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调查局的头子召到官邸,一顿痛骂,命令限期破案。
毛人凤找谷正文商量。事情八字还没一撇,谷正文竟声称有把握抓到台湾的大部分共谍。不过他撒网侦查了一个星期,没发现《光明报》的线索。
这天谷正文和特勤组的几个部下到饭馆吃饭。饭还没吃到嘴,一个叫牛树坤的特务说前几天警备队抓到四名持有《光明报》的台湾大学学生。
“结果怎样?”
“四人都说报纸是路上捡的,保安司令部就把人放了。”
谷正文跳起来:“走吧。”
“去哪?”
“抓人啊。”
四名台大学生仍四口一辞地说他们的报纸是路上捡的。谷正文说:“路上就有的捡,那你们带我去捡一份怎么样?”
四名学生不说话了。谷正文又问:“你们都看些什么书,看不看马克思的书?”
“不看,那有什么好看。”
“那你们平常看什么书?”
其中一名叫戴传李的答说:“《水浒传》。”
于是谷正文就和四名学生大聊《水浒传》,从下午五点一直聊到凌晨一点,其间曾剖析杨志、吴用、刘唐单独都干不了大事,要加入‘组织’方能成事。待见学生对他已没有戒心,谷正文突然直切要害:“我不清楚各位是隶属共产党哪个支部,不过我很明白,各位仅仅是杨志、吴用、刘唐罢了。”
国民党特务圈里,甚至认为谷正文会迷魂术。四名学生在谷正文的‘迷魂术’下,都会心一笑,默认了是共产党员。
谷正文就以自己‘对共产主义从崇信到失望’的经历来开导四名学生,加以死亡威胁和不予治罪的利诱。戴传李在谷正文承诺不追究的条件下,交待了《光明报》是他妹妹戴芷芳给的。
这时已是8月14日凌晨五点。四名学生在谷正文的追问下,又供出戴芷芳是从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那里得到的《光明报》。钟浩东是中共基隆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光明报》是中共基隆委员会的机关报。
谷正文当天就带领大批特务赶往基隆,于8月15日凌晨,分三个行动组冲进基隆中学,逮捕了钟浩东等人,缴获了报纸印刷器材(谷正文,《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
经过三天三夜的追查,谷正文的特勤组共逮捕了44名中共地下组织成员。十余天破获《光明报》,还摧毁了中共基隆组织,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对共产党情报战的首次胜利。蒋介石兴奋得不得了,毛人凤从士林官邸报告回来,不仅得到老蒋嘉奖,还捧回了30万台币的奖金。
30万台币那时可是一大笔巨款,特别是对水深火热中的国民党保密局。从1949年1月24日保密局被代总统李宗仁解散,三千多保密局人员就成了没编制没薪水的‘黑人’,甚至连官印也被李宗仁收走了。众特务不肯洗手散伙,毛人凤就买了块废铜,找人刻了个“保密局大印”冒充,开起了地下保密局的‘黑店’。这枚伪印直到1950年蒋介石宣布自己复职总统后,才得以‘转正’。
从1949年2月到8月,逃到台湾的千多保密局人员,每月只发给配额口粮(大米加一些黄豆)为生,这还是靠变卖抗战胜利时戴笠接收的一些敌伪资产维持。毛人凤分派谷正文侦破《光明报》案时,答应给他2000元费用,保密局却只有800元钱。有了这30万元,保密局的人员才有了薪水。

四、近乎一网打尽台湾的中共组织:人员1800,组织近200个
审讯时,钟浩东问了谷正文一句“老郑怎么样了?”
“老郑?我不知道啊。”谷正文冷不防说了实话。
“哦,原来你不知道,那我们就不谈了。”
谷正文意识到“老郑”很可能是钟浩东的上级,而且可能是中共在台湾的一个领导人。但任凭谷正文再怎么追问,钟浩东到死也没吐露“老郑”的情况。
在抓获钟浩东几天后,保密局高雄站抓获了中共高雄工运负责人李汾。
谷正文接到报告,立即从台北乘火车赶往高雄,深夜赶到后便施展他的‘迷魂术’,和李汾谈话。
李汾是高雄人,在高雄义合铁厂做工,体格健壮。谷正文一开始就断定李汾实际不懂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共产”就是共有钱人的产。
长谈之后,李汾说:“我为什么要离开共产党,它现在是得势的政权。”
“你们的基隆工委会已经被破获,我们得到了许多线索。依我的经验,台湾的共产党不会存在太久。”
“也许在你们破坏台共前,台湾就已经解放了。”
“如果你那样想,也许就活不过下个月了。”
这时谷正文判断李汾虽口说共产党会解放台湾,实际心理已经动摇,而且对合作免罪的提议动了心,竟出人意料地命令把李汾放了。
谷正文受到保密局上下一致责难。他虽然坚持李汾会自己回来,但坐等了一个月不见人影,信心也动摇了,无可奈何回了台北。
谷正文刚到台北,就接到保密局高雄站长黄绍明电话:“李汾回来了。”他又匆匆返回了高雄。
李汾报告说:他的上级通知,十月三十一日开一个重要会议,晚7点在高雄市农会门前会合。
谷正文、黄绍明带人埋伏在农会周围,抓住了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高雄书记陈泽民。他看着李汾说了句“你把我出卖了”,就钳口不言了。(根据《台湾安全局机密文件·匪高雄工作委员会叛乱案》,档案号№393-0022,高雄一案的侦破时间是1949年10月6日,除陈泽民外,还逮捕判刑46人,高雄工委负责人刘特慎等7人被判死刑。出卖中共高雄工委的叛徒李汾仍被处死)
陈泽民是福建人,1946年由中共中央及中共华东局派遣来台湾。谷正文针对风度儒雅的陈泽民,制订了一个“上宾计划”:由黄绍明把陈泽民请到黄家,住在黄绍明二姨太房里,让他的两位姨太太整天好吃好喝伺候着。
过了几天,陈泽民开始软化,对谷正文说本以为会遭受严刑拷打,想不到却这般享受。谷正文就拿出在陈泽民身上缴获的笔记本,问本上记的人或事,特别是“老郑”的情况。
之前钟浩东无意吐露一句,现在“老郑”又出现在陈泽民的笔记本上,谷正文断定“老郑”是中共在台湾的主要领导人。
陈泽民仍不肯交待任何有关台共组织和人员的情况,关于“老郑”,回避说只见过几次,只记得有双精明的眼睛。
谷正文继续施展他的‘迷魂术’。陈泽民虽未招供,谷正文却在‘闲谈’中从他嘴里套出了一个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
这时已是11月中旬。谷正文当天就带领特务奔回台北,突袭了泉州街26号,但房内空无一人,埋伏到转天天亮也不见“老郑”回来。
谷正文推测这里是“老郑”的多个藏身地点之一,决定‘守株待兔’,分派一个台湾本地人张清杉在房里长期蹲守。
张清杉潜伏在泉州街26号一个多月。1950年1月1日深夜,他发现有一个人打开后院的门,又机警地绕着房子走到前门,几无声响地闪进屋,小心地关上房门,正要开灯时,被张清杉用枪抵住,上了手铐。
谷正文回忆:张清杉抓捕老郑时,他正在川端桥下钓鱼,而且正好钓到一条大鲤鱼。不过这可能是谷正文杜撰的。
当谷正文接到报告赶回延平南路的办事处,一看到“老郑”,就从他身上特有的傲气,判定这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共产党员,这股傲气是谷正文在115师那些长征干部身上所熟悉的。他劈口就说:“没想到你参加过长征。”
“你怎么知道我参加过长征?”
“老郑”一身笔挺的高级西装,花色鲜艳的领带。谷正文判断这是一个讲究物质享受的人,不过没等他对“老郑”施展迷魂术加物质攻势,高雄方面就请他去坐镇抓捕共党。谷正文就吩咐牛树坤好好款待“老郑”,不要急于探查线索,然后匆匆赶去了高雄。
谷正文走后,牛树坤按照吩咐尽力款待“老郑”。一天中午,“老郑”不肯再吃从中华路饭馆给他买来的水饺大餐,非要吃西餐,而且要吃延平北路“波丽露”的牛排,而且要五分熟,还配菜酒水样样都要。
中华路的水饺大餐已是当时很贵的美食了,“波丽露”更是台北最高级的西餐店。牛树坤大为光火,可有谷正文的吩咐,只得忍气去给“老郑”买了“波丽露”牛排。
“老郑”饱餐牛排后,对牛树坤说:“我想牛排的味道都想疯了。为了表示感谢,我送给你一条线索,会让你升大官!”
牛树坤立功升官心切,就依照“老郑”提供的线索,在这天晚上和另一名特务押着“老郑”,到武昌街去抓“知道所有台共高级领导人情况的联络人老施”。
武昌街有一些日据时期的木材厂,十分杂乱。“老郑”乘牛树坤两人稍不留神,蹿入一家黑漆漆的木材厂跑掉了。
谷正文闻讯赶回台北。到手的共党要犯逃走,全组上下都非常懊丧,唯有谷正文笃定还能抓到“老郑”,甚至认为跑了更好,从他逃跑留下的痕迹,还能抓到更多共党。
谷正文虽然嘴硬,其实也很焦急。蒋介石隔几天就问毛人凤:“脱逃的那个奸匪头目叫什么名字,抓回来没有?”毛人凤回来就问谷正文,还起草了一份要给他记两次大过的文件悬在他脑袋上。
特勤组从“老郑”笔记本上找到的线索、以及其他被捕人员的口供,侦查到“老郑”脱逃后,带着他的小姨子巧巧,藏匿在台北中山市场附近黄天家中。2月27日晚,谷正文带着特务逮捕了黄天,但“老郑”已鸿飞冥冥。
黄天是老资格的台共党员。谷正文回忆:黄天是他所见过的立场最坚定的共产党人,他为了追查出“老郑”的下落,对黄天试用了各种审讯策略,都毫无作用。
谷正文后来承认:他当时被气得快疯了,气极败坏地命令特务们用刑,而特务们都被他的样子惊呆了。这是他进入保密局后第一次严刑逼供。只用了15分钟,特务们就把黄天打得血肉横飞、奄奄一息。
特务们从垂死的黄天口中,得到了一个地址:嘉义粪箕湖。
谷正文当天调集11名特务,连夜分乘火车和汽车,于2月28日清晨赶到了嘉义,落脚在嘉义车站前的一家旅馆,张清杉自告奋勇先去粪箕湖侦查。
张清杉向旅店老板借了当地人穿戴的竹斗笠和木屐,装扮后骑着脚踏车出发了。
不一会,张清杉骑脚踏车带着另一个戴斗笠的人回来了——这个人居然是“老郑”。
原来张清杉行到半道,望见路上有个人戴着斗笠,穿的却是西装,不禁起疑,过去一看竟是“老郑”。“老郑”既没跑也没反抗,只苦笑说“怎么又是你”,就乖乖伸出两手让张清杉铐了,跟着回来了。
从1949年8月到“老郑”再次被捕、特别是“老郑”脱逃的这两个月,保密局几乎天天捕获台湾地下党。“老郑”原本认为共产党很快就会挟横扫大陆之势,把逃到台湾岛上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再扫入海中,而他将是解放台湾的头号功臣。不成想几个月里他在台湾发展的庞大组织被破坏殆尽,逃亡的苦日子也让奢靡享受惯了的“老郑”难以忍受。
“老郑”见到谷正文说了句“政治局势真是变幻莫测”,然后跟着特务们一同吃了一顿大餐,酒足饭饱后抹抹嘴头就‘投诚’了。
特务们这才知道:“老郑”就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
蔡孝乾是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创立者之一,后到大陆江西苏区,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委,是经历长征的唯一台籍人士,抗战期间担任八路军民运部长兼敌工部部长,1946年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调派大批得力干部,随同蔡孝乾回台湾开展工作。蔡孝乾等在台湾建立起庞大的组织,渗透到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还筹组武装力量,准备接应中共解放台湾。
蔡孝乾叛变后,出卖了他所掌握的众多机密和大批台湾地下组织成员。加上台湾保密局获取的其它线索,台湾国民党当局共逮捕了1800多名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成员,包括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的四位主要领导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地位最高的国防部次长吴石中将、华东局特派员朱湛之等。破坏中共地下党大小组织,据《台湾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的不完全记录,就有162个。
戴笠遗言“才堪大用”所举荐的北大才子、中共叛徒谷正文,破获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和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使中共在国共谍战中遭受了两次最惨重的损失,成为蒋介石败逃台湾后倚重的特工王。
谷正文70年代末以台湾保密局少将督察长的身份退休,2007年去世,终年97岁。他的狡诈、机警、奇宕和狠毒,让毛人凤甘拜下风说“你比我还狠!”让李敖为之折服说“他代表另一个时代的那种典型的狂飙式的人物,他们为了革命,为了爱国,曾经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没有了。”

转自《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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