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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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方略书院 2018-07-16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

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由于受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增强和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配套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各类社会矛盾异常突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给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推进中国健康发展,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迫切要求。
社会矛盾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有一个日积月累长时间形成的过程。现阶段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是在特有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呈现出复杂化、多样性的特征。
民生需求迫切。有调查显示,中国民众最敏感的问题是民生问题,而且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滞后、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显示贫富差距过大。在这样的情形下,源自民生方面的社会矛盾必然会大量出现。正因为如此,民生问题成为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基本根源。
社会信任问题突出。群体间的不信任,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蓝皮书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不信任有所加强,2011年总体信任程度得分为59.7,比2010年明显下降,这一“不及格”的分数也表明社会进入“不信任”的警戒区间。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二到三成信任陌生人。蓝皮书认为,我国社会情绪负向情绪基调不容乐观,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
群体性事件凸显。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呈普遍化和弥散化,已遍及省、市、县、乡四级行政区域。事件诱因从以往的农地征用、城市拆迁、移民安置、企业改制、涉法涉诉、劳资纠纷等问题领域,扩散至医患纠纷、民间借贷、环境污染、灾害事故、军转人员安置、宗教管理和民族冲突等各种问题上。参加主体包括工人、农民、教师、学生、个体业主、宗教人士、环保人士、复转军人、民族分裂者乃至公务员等各阶层或利益群体,甚至许多“无直接利益冲突者”也卷入其中。
有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发生群体性事件近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已超9万起,2008年增长到12万起,到2010年创下28万起纪录,2011年则是日均500起。同时,群体性事件发生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事件人数年均增长17%,其中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由3200起增加到8500多起。社会矛盾趋于不断集中扩大,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
最近几年的群体性事件难以查找具体数字,据《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分析,基本延续了以往的趋势,土地征用、劳资纠纷、环境污染、事故维权、房产纠纷等依然构成群体性事件的主体,相应的工人(含农民工)、农民、业主等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加群体。由征地、动拆迁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依然占比较大,在未发生命案等极端情况下,此类事件对媒体的吸引程度已经明显下降,但此类矛盾给社会造成的不稳定影响却长期存在,一定条件下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激化导致恶劣社会事件的可能。
解决矛盾陷入两难困境。现阶段,人们在解决社会矛盾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即:在解决此种社会矛盾的同时,却往往会加重彼种社会矛盾。比如,劳动保护政策的落实同一些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有时就会出现两难的情形。劳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大势所趋,同时还要看到,劳动保护政策的落实,意味着企业要支付较之以往更多的成本。于是,劳动政策的充分落实同一些企业发展的后劲两者之间有时会难以避免地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形。
目前,中国的发展很不平衡,既表现在社会经济文化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发展水准的不平衡,也表现在社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在观念以及行为准则方面发展水准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现象,导致了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内容和方式的多样化,也导致了政府对于社会矛盾的多样化认识以及千差万别的解决方式。从而使不同的社会群体往往是各取所需,从自身不同的、并且是差别很大的利益角度去提出利益诉求问题和认知同一社会矛盾。在这样的情形下,众多社会矛盾的解决就难免会出现此起彼伏的状况,从而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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