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长子高毅:4821一代渐次淡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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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1号上午九时,“4821”的第二代、第三代的代表们云集到北京市昌平区的北大国际医院告别厅,向“4821”之一的高毅同志送别。据悉,高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5月9日去世,享年89岁。
根据高毅同志生前的要求,去世后不搞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因此,“4821”这些后人们云集到北大国际医院给高毅同志送上最后一程。髙毅同志生前的好友、同学、同志和亲属约二百多人参加告别仪式。
记者在现场看到“4821”同学会的李鹏、邹家华、谢绍明等人送来的花圈、以及其他”4821”同学会后辈、刘志丹的亲属、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黄土情联谊会和髙毅家人和亲属、朋友送来的花圈。
最让人感动的是“4821”中的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不顾九十五岁的髙龄亲临灵堂,为老同学、好兄弟致悼词,亲自为老同学高毅同志送上最后一程。
谢老深情回忆他同高毅兄弟相知、相会的岁月,他们在峥嵘岁月形成革命同志加兄弟的友情,一度哽咽说不下去,让在场人们无不感动落泪……
4821的后人出席告别仪式,他们是叶挺的孙女和先生,罗亦农的两个孙女和她们的先生,贺晋年的孙女婿,刘伯坚的孙子(也是李鹏的女婿),杨琪的孙女和先生,谢子长的孙女和孙子,张宗逊的侄孙子

原题:高岗之子高毅的晚年生活
“4821”(即1948年中央选派21名中央领导人和烈士子女留学苏联的别称)每年欢聚一次,他们一起回忆当年中央的那个英明决定:在解放前,派他们去苏联,并指明不学军事、不学政治,只学经济、工业,为建国作准备。
学成回国后,“4821”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担当重任,大都成了各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高岗之子高毅就是。
在北京海淀一处住宅区,满头银发的高毅与其说中文不好,倒不如说他不善于与人打交道,问两句,答一句,或者一个字解决问题,要么就用俄语征求老伴儿意见。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夫人宋丽达说:我妈妈是苏联人,我们俩从小在苏联长大,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但回到家,门一关,还是苏联的生活方式,加上来往的都是留苏的同学,所以中文倒成了第二语言。

留学苏联
高毅在1938年成为“高干子女”之前,与母亲杨芝芳一起给地主家当长工好长时间。
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轰轰烈烈闹革命时,却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在老家陕西横山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赶紧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以后,高岗才找到他们母子,并把他们接到瓦窑堡。在这里,杨芝芳入了党,担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芝芳还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高毅也是从那时起,作为一名“高干子弟”进入延安保小读书。
高毅回忆说,1939年周恩来因马受惊摔伤了胳膊,要去苏联疗伤,他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子女刘允斌、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跟着去了苏联,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1947年哈尔滨解放,我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预科学习。”高毅说。
但因为中文不好,高毅在哈尔滨生活并不习惯。第二年就和20个中央选派的学生一块儿回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系学习建筑。因为自己对土木系不感兴趣,高毅想学其他科目,却被拒绝。1951年底,还没有完成学业的高毅提前回国,按父亲意愿,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
在哈工大,高毅结识了化学系学生宋丽达。宋丽达的父亲祖籍山东,早年闯关东到了东北,后来去苏联参加红军,从事情报工作。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他被派到哈尔滨公安局工作,宋丽达也随父亲在哈尔滨学习。
“因为我爸爸的事,我们没毕业,就被分配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因为在苏联养成的习惯,高毅常和朋友开玩笑,有话就说,直来直去,从无顾忌,落了个自由主义的帽子,被定个内部右派。宋丽达说:“当时我是共青团员,因此给我一个团内处分。”

“高干子女”
高毅的母亲是1938年与父亲高岗解除婚约的。
在那一年,杨芝芳担任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会长,总会的理事长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陕甘宁边区分会所辖延安儿童保育院,杨芝芳兼任院长。建国后,杨芝芳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001年以96岁高龄在西安去世。
宋丽达介绍说:“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就是拍杨芝芳妈妈她们保育院的。建国后她也去了哈尔滨,但寒冷的气候,让她待不下去,就回到陕西。为了照顾妈妈,我们全家跟着迁到西安,我和高毅调到430厂做技术员,他搞工艺,我搞设计。”
“文革”中,高毅被定了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送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为此波及十几位与他相识的技术人员和工人。
“4821”在“文革”中,以“苏联间谍”之名受到迫害,高毅既是“间谍”,又是“反党集团”首脑之子;既“要为老子翻案”,同时自己还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头目,多重身份,势必受到的打击更大、更重。
但实际上并没有。宋丽达说,“因为我们是在工厂,和工人在一起,工友们对我们特别友善。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傅跑到我的窗子前说,丽达,他们这是欺负人,你不能死啊,告诉高毅,要挺住,记住我的话,我们支持你。”
“在陕西,大家都明白过去的事是怎么回事,他们对我们特别好,是这种支持才使我活下来。”当时,审查人员拿高毅没办法,就逼着宋丽达开口,被审查急了,宋丽达说不干了,我要回家。宋丽达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在苏联,母亲写来信说在苏联都给他们找好工作了。上面答复说你回去可以,但高毅不能走,他是高干子弟,哪儿都不能去。
由于受父亲问题的牵涉,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同学们一个个官至总理、部长、将军,他只做了个普通技术员。1979年经中央领导批示,才调回北京,在北京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从事机床研究。最后,他以一个高级工程师身份离职休养。

平淡的晚年生活
高毅的“4821”同学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仍保持着兄弟姐妹一样的友谊,不尊不鄙。老同学聚在一起,是高毅最开心的时刻。
除了老同学聚会,高毅平时很少出门,“电视就是他的命。”宋丽达说,“常跟他说游泳的好处,我们院子里就有游泳池,怎么叫他,他都不去,一看电视什么都忘了。”
高毅说:“过去的都过去了,过去就算了。在国内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这一批被送到苏联的孩子,有了一个和平、宁静的童年,也很知足。”
当年与高毅一同前往苏联的6个孩子有3个没得到善终,陈小达因工作、婚姻受到挫折,无人交流,26岁卧轨身亡;刘允斌在“文革”中不堪凌辱,42岁时也卧轨自杀;孙维世则被送进监狱,活活打死,年仅47岁。“比起这些人,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高毅说。
高毅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从北京市科委退休,小女儿在外地工作。看电视时,高毅就特别留意那个城市的天气,与女儿通电话时,高毅总会提醒她注意冷暖,给她一份他自己不曾享受过的父爱。

附:“4821”简介
1948年9月初,东北全境解放前夕,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东北局负责,选送了21位青年去苏联学习革命和建设的宝贵经验,为新中国建设储备人才。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留苏的峥嵘岁月使得他们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本领,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有更大的能力为祖国多做贡献。
中央选派留学苏联的这21人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人物,他们的父辈都是革命的先辈、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当时的选送标准是军级以上烈士和干部子弟,其中最小的16岁,最大的25岁。 
他们是:叶挺烈士之子叶正大、叶正明;叶剑英之女叶楚梅;李硕勋烈士之子李鹏;王稼祥义子朱忠洪;张浩之子、林彪之侄林汉雄:罗亦农烈士之子罗西北;项英之女项苏云;谢子长之子谢绍明:任弼时侄女任岳;任弼时侄子、任作民之子任湘;高岗外甥江明;高岗之子高毅:刘伯坚烈士之子刘虎生:杨琪烈士之子杨廷藩;萧劲光之子萧永定;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张宗逊之侄张代侠;崔田夫之子崔军;贺晋年之子贺毅;罗炳辉之女罗镇涛。 
他们出发之前,东北局领导高岗、李富春、林彪为其举行了送行仪式,并且为每人准备了一套西装和一双皮鞋。21名留学生的生活费用由联共(布)党照顾,每人每月津贴500卢布。
因为此事发生在1948年,又有21位留苏学生,故简称“4821”。
“4821”大多数完成5年学业回国投入建设,“文革”初期不少人被专案组打成“苏修特务”,受到迫害。
上世纪80年代初在胡耀邦的过问下“4821案”被平反。从那时起,这21人中除罗镇涛去世、朱忠洪失踪外,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鹏、邹家华曾分别担任过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林汉雄曾任国家建设部部长,叶正大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谢绍明曾任科技部副部长,萧永定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罗西北曾任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院长,叶楚梅曾任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贺毅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主任,崔军曾任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任湘曾任北京地质局局长,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当重要职务或者成为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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