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长春围城:未曾寄出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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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

碧:
敌伪时联华出品的那部《万世流芳》的电影片,居然在长春很叫座,那主要是李香兰那支卖糖歌的效力,其实这部片有很深的民族意识,更是一部十全十美的禁烟毒的教育宣传片……《万世流芳》我看了不下六次(只花过一次钱),而我主要是去听卖糖歌,有时也将戒烟歌听完才走,故我也稍可哼两句“烟盘儿富丽烟味儿香……
奋,六月三日长春灯下

这是“碧”终其一生都没能收到的信。半个多世纪后,它静静地躺在吉林省档案馆一个冰冷漆黑的角落。后被收进名为《1948·长春——兵临城下的家书》的书中,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再一次看到自己寄出的这封信,已经是63年后。此时的“奋”已是90岁的耄耋老人,住在广州市广园东路的一个小区里。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房子,局促而简陋。老旧的窗子里,只能透进一点阳光。老人穿着灰色毛衣,戴着深蓝色毛线帽子,斜靠在老式沙发上。
2011年的春天,抗战史研究专家晏伟权找到这封信的主人--梁振奋,将这封信的复印件交还给他。随信交还主人的,还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时年仅20多岁的梁振奋,一袭戎装,英姿飒爽。一切恍若隔世。

第316封信
“碧,昨晚喜梦,和您一块谈心,终于您倒在我的怀里,有着一种说不出温柔甜蜜蜜和软绵绵的感觉,总之是倚香偎玉,顿时我便想入非非……
碧,长春每天都有些小接触,匪军调动频繁,恶战似在所难免。我还好,勿念末祝。”
从信封上的编号看,这封信是在长春服役的一年多时间里,梁振奋写给碧的第316封信。梁当时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新七军新38师113团谍报队中尉队长。

彼时东北,国共内战正酣。
写这封信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抵达长春城外,并将长春西郊的大房身机场占领。
这是航空信。信封上盖满花花绿绿的章,左上角印着“AIR-MAIL”的字样,上方印有飞机标志。信封上的字是机打的,收信地址为“广州市大同路黎家基业庆新巷第一号门牌”,寄件人处印着“军邮325局海字115号信箱附9号奋寄”。
这样的信在围城之前,碧一收就是一沓。
1947年,东北人民解放军抵达长春外围,选择围而不攻的战略。100多公里的封锁线上,每隔50米就有人守着。6月28日的围城政工会议上,围城指挥所提出口号,“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
城内,是10万国军和几十万的老百姓。
“匪军”梁振奋和他的谍报队住在长春城西的一个烧锅里。在东北,“烧锅”指酿酒作坊。烧锅老板是秦皇岛昌黎人,家里有些地,解放军打到昌黎后,跑到长春避难。围城期间,烧锅不酿酒了,存下来的粮食供谍报队员吃。
“你们怎么会打成这样啊?”一次酒醉后,烧锅的老板哭着问梁振奋。梁无言以对。
被困期间,梁振奋还在例行公事地搜集对方的情报,看看有没有人员增加、调动,每天上报一次。到后来,改为三四天报一次,本该人心惶惶的日子变得冗长而无聊。
无聊时,除了看书,梁振奋就是给碧写信,有时一天就写好几封。围城前,他在长春找到一种印花的浅粉色信纸,纸质很好,梁振奋买了厚厚一沓。写完信,他再找师政治部的人帮忙在信封上打印好地址。
机场被占后,梁振奋明白信即便写了也寄不出去,但他还是止不住地去写。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信中提到的《万世流芳》,是1943年由伪“中联”与伪“满洲映画协会”合作拍摄的“巨片”。该片以中英鸦片战争为背景,以民族英雄林则徐为主角。
《万世流芳》在长春上映时,梁振奋买票去看。剧中的女主角是李香兰饰演的卖糖女孩,在梁振奋看来谈不上有多漂亮,他独独爱上了那首《卖糖歌》,李香兰咿咿呀呀尖细的嗓音总让他想起千里之外的那个潮湿的城市,老街、巷弄、姑娘……此后,梁振奋数次走进电影院,只为听歌,听完就走。

英雄的恋情
梁振奋从军,是在1942年8月。彼时,他的家乡广东肇庆已经落入日军的铁蹄之下,逃亡贵阳的梁振奋结识了许多流亡学生。
年轻的学生们坐在一起,免不了拍着桌子骂日本人,恨政府不争气。提起孔祥熙家的二小姐带着洋狗上飞机,而把文化人丢在香港,更有同学潸潸流下了眼泪。
不久,他和几个同学报名参加了新一军新三十八师的考试。除了考算术、英语之外,最主要的是写自传和体检。有同学看不懂英语题,索性把26个英文字母全写在上面。发榜时,将近200个报考的学生几乎全部被录取。十几天后,他们从昆明起航,经“驼峰”航线,降落在800公里以外的印度汀江。与之前战败的远征军残军一同反攻缅甸。
见惯了国内大迁徙、大逃亡的梁振奋,到印度后有点“受宠若惊”--穿的是英国提供的卡其布衣服和皮鞋,头戴英式钢盔,还能吃上牛肉罐头。受训时,梁振奋第一次给家里写了信,骄傲地说自己在“天竺”打日本鬼子。
一段时间后,梁振奋被分到了新38师师部谍报队。这是由师部参谋处掌控的一个刺喉小分队,负责新38师攻击和防御两侧敌情的侦察、地形的搜索。
大部分时候,谍报队走在尖兵班前面进行搜索。他们需要根据枪声判断是不是日军;要依照猴子叫和鸟飞得知有没有人;要学会靠脚印分辨是不是有日军经过。
反攻在1943年10月展开。一路上,梁振奋看到许多白骨,他听说,那是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牺牲的第五军官兵。战友的尸骨,让他越战越勇。1945年初,中国军队在缅甸取得全面胜利,梁振奋也升任少尉组长。
1945年9月7日,梁振奋随新一军回到广州。在广州休整的大半年,梁振奋和战友们经常出入一些社交聚会。这些打了胜仗的小伙子颇受姑娘们欢迎。
很快,一次朋友聚会上,他认识了在医院当护士的黄冠棠。“你们是老乡呢”,旁人介绍。女孩莞尔,梁振奋立马动了心。过去三年在战场上,别说谈恋爱了,连见个女人都是极奢侈的事。在印度,进到市区才能见到姑娘。
两人见了几次面,便谈起了恋爱。梁振奋给她起了爱称“黄秀碧”,意为小家碧玉。被世事一层层埋到身体最深处的爱情,终于在这个秋天,像野地里的荒火一样燃烧起来。
和其他热恋中的毛头小伙子一样,他几乎每天都要跑到医院去找碧,他带她去看《出水芙蓉》等热门影片。仅仅两个月后,两人订婚了。梁振奋特意找来个金镏子,做成两颗心、一支箭的造型送给碧。订婚那天,他们拍了照,请同学当见证人,并在订婚证书上签了字。
这些突如其来的幸福,在几十年后显得不那么真实。梁振奋简单而平静地用“发展迅速”四个字来形容那段日子。

收东北入围城
刚订婚不久,1946年初,梁振奋接到让他激动不已的消息--新一军要去接收东北。
对梁振奋来说,“东北”两个字在他心里留存太久了。“九一八”那年,他读小学,唱着《松花江上》长大,连做梦都是“满山的大豆高粱”。收复失地,尤其是收复东北,对他这个热血军人而言,有着无上的荣耀。
碧哭着拉扯梁振奋,她担心他这一走,不知归期。“我顶多一两年就回来了,”梁说着恋人别离前老套的话,“你等我,我给你写信。”
一些已婚士兵带老婆去了东北。梁振奋选择孤身前往,他想尽快回广州,然后退役,冗长的战争让他心生厌倦。
在香港逗留三四天后,部队乘军舰抵达秦皇岛。从秦皇岛坐火车出关。
火车过了山海关,停下加水时,参谋长召集军官们下车开了个简短的会,“我们这次接收东北,不一定会那么顺利,可能会和共产党的部队发生一些小摩擦。”
打过仗的人谁都明白“小摩擦”意味着什么,梁振奋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
梁振奋的部队在东北战场上的第一仗就吃了亏,死伤大半个营。对这些士兵来说,没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就没了求胜的欲望。梁振奋只觉得,“中国人打中国人挺奇怪的。”
无心恋战的梁振奋几乎每天都给碧写信,絮絮叨叨地说前方的战局,说对她的思念。打到公主岭时,他想起,碧是在这儿出生的,于是在信中写道,“我到公主岭了,你还有印象吗?”碧看了好笑,回信说,“我离开的时候那么小,能有什么印象。”
攻克公主岭后,新一军进驻长春。1948年3月,新一军解散,其主力新38师及暂五十六师、暂六十一师合编为新七军。
接下来,他们要面对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很快,长春外围设起两道卡子,里圈是国民党防线,外圈是解放军工事。城内以中正大街为界,新七军守城西,六十军守城东。
在解放军的围困战略下,1948年5月,长春师长尚传道对全市进行人口和存粮普查发现,民间存粮只够吃到7月。6月中旬,《战时长春市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发布,市民超过规定数量的粮食一律登记由政府征购。
六七月份,军粮开始靠空投。那情形,就像一只只悬空的吊瓶,在为垂死的病人输液。家住长春南岭的李其颖老人回忆,空投用的是美国飞机,每天来十几架,上下午各投一次。军粮一来,城里就拉防空警报,“一开始用降落伞,可长春范围很小,落不准就飘到城外的解放军那边去了。据说国民党得到的粮食顶多十分之一。”
到后来,解放军找来高射炮,冲着飞机猛打。国民党索性不用降落伞了,改用麻袋装上粮食,直接往下扔。一个麻袋百八十斤,大麻袋的四个角上,各绑着一个小麻袋。落下来时“呼呼”直响,砸到柏油路上,就是一个大坑,有砸坏房子,也有砸死人的。
饥肠辘辘的士兵们仰着脖子,盯着从天而降的麻袋。麻袋往哪儿砸,他们就往哪儿跑。有时,为抢一袋粮食,城西的新七军和城东的六十军还会打架。城内的居民早感到局势不妙,能跑就跑。空荡荡的街头,留下了凌乱的衣服、孤零零的鞋和搬不走的旧家具。
城里的钱变得废纸一般,物价蹦着高地往上翻。最初,一斤红高粱米卖到几十万元,再后来干脆有价无市了,一个金镏子换一个大饼子,几个大饼子换一个大姑娘。

兵不血刃
围城的解放军还抓住时机打心理战。风往城里刮的时候,他们会炖肉、蒸包子,等着风把香气往里吹。然后,拿着喇叭朝城里饿红眼的国军喊话:“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你们要看清形势!我们随时都欢迎你们!”
里面也会有人回应,“八路兄弟,我们饿得前腔贴后腔了,能不能让我们吃一顿?”
1948年的中秋节,围城的解放军还向城内的国军送了礼,礼物是夹着宣传单的月饼、印着标语的香烟以及刻有反蒋口号的西瓜。礼物还未被送到军官手中就被一抢而空。一位国军连长还回了信:“你们的中秋节礼物我们收到了,弟兄们很高兴……我们以后自有面谢的一天。”
城里那些扒光了草根、啃光了树皮的老百姓,只能冒死出“卡子”。7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8月1日起只准出卡,不准再进。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萧华则提出,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这意味着,老百姓被卡在两道卡子的“真空地带”。
曾经卡在“真空地带”的长春市民孙彦平回忆,当年有一个抱孩子的母亲,看着孩子饿得太遭罪,花了一块大洋,雇了个男人把孩子掐死。从城里涌出的老百姓给围城的解放军造成很大压力,考虑到政治影响,他们开始每天放一部分人出城。
绝望的国军将士们不少在长春结了婚。安个家,至少心里踏实。梁振奋参加了几次婚礼,也当过伴郎。有人要给他介绍女朋友,知情的人则提醒,他有女朋友在广州等着呢。
碧杳无音讯了。她到底有没有在等?被围在长春城,家信就像被困在笼子里的鸟,无论怎样努力扑腾着翅膀,也飞不出去。
梁振奋和一些军官私下盘算突围,还有些坚持不住的官兵逃出了城。据统计,从6月底到9月底,逃亡官兵共13700多人。
1948年10月16日,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叫手下的几个将领来开会,透露了起义的想法。
“起义和投降不一样吗?”有士兵问。
“那可不一样。投降是举白旗,起义是举红旗。起义就是帮共产党打国民党了。”
10月17日,驻守城西的新七军愕然发现,城东六十军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两天后,新七军投诚。在历史的记录中,长春被认为是“兵不血刃”地光荣解放。

“要么在法院,要么在监狱”
宣布投诚时,梁振奋记得团长的眼眶红了。
“作为军人,落得这样的下场,是最不幸,最不可原谅的。”梁振奋至今仍无法释怀,“毕竟我们是打败过日本人的。”当时,他还写了篇反思文章,认为“此恨绵绵无绝期”。
战败了的国军像绵羊一样,被集中起来,送到各个解放团或教导团进行学习。“你们现在还只是国民,不是人民。等你们努力改造好,就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一个政委教育他们。
梁振奋最初挺看不上这些灰头土脸的解放军,嫌弃他们爱抽烟,随地吐痰。可后来见他们做报告,竟然不用稿子,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梁振奋觉得他们“其实挺有学问”。
这期间,梁振奋又恢复了和碧的通信,只不过写得没那么勤了。得知碧参加了医院的学习,梁敏感的心里抽搐了一下,“哦,原来你是积极分子,我是落后分子”。学习快结束时,一个中队长又给了梁振奋当头一棒,“你这种人以后出去,要么在法院,要么在监狱。”
1954年,梁振奋回到广州。这时,碧已经等了他整整八年。碧还是那个碧玉般的女子--短发、个子不高,爱穿旗袍。
“分手吧。”梁振奋憋了八年的话凝固成三个字。他认为自己身份不好,怕连累到她。
“你是自己投降的啊,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你也会很容易找到工作的。”碧哭着说。
梁振奋铁了心要分,甚至把中队长的话重复给她听。回到家,他把订婚照撕了。之前的几百封信,在颠沛流离中已然烧掉。分手后不久,碧辞去医院的工作,只身去了贵州。

“如果跟我,你就倒霉了”
梁振奋果然料准了之后的政治形势。
1959年“肃反”,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一同关着的是共产党员,因受“胡风案”牵连也进了监狱。半个世纪后,梁振奋想起来还觉得好笑,“一个远征军和一个共产党成了难友,这算不算是一次小范围的‘国共合作’?”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上世纪60年代初的广州,有过几次“大逃亡”。
梁振奋也打算“逃亡”。第一次逃,没成功。正准备逃第二次时,碧的同学找到他,喊他去家里做客,说有事谈。梁振奋去了。没说几句话,同学拍了三下巴掌,碧从里屋走了出来。刚洗过澡,她的头发湿漉漉的。
梁振奋突然窘迫起来,嗓子里仿佛都憋着汗。“你可真是出水芙蓉。”他猛然想到两人之前看过的这部电影。
之后的聊天中,梁振奋得知,碧到贵州后不久便结了婚,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因为碧的原因,梁振奋没能“逃亡”。“逃”出去的朋友之后去了美国、加拿大等地。“你啊,都是被女人连累的。”梁振奋后来的老伴打趣他。
这次重逢后,两人偶有书信往来。信中,碧称梁振奋为“大哥”,结尾处会提到“问候妈妈”。1974年,碧的信里似乎带着埋怨,她大致提到,“若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背井离乡到那么贫困的地方去。”梁振奋看了,心有不安,他知道自己对不起她。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改革开放后。梁振奋刚成了家。碧郁郁寡欢地过了十余年后,已然是个半老太太。
“他……对你还好吗?”再见面时,梁振奋依然有着初恋时的窘迫。“你说呢?”碧又恢复了娇嗔的女儿态。
“一定很好,你眼光还不错。如果跟了我,你就倒霉了。”梁振奋安慰对方,亦宽慰自己。
这次一别,两人又像断了线的风筝。上世纪90年代末,梁振奋的老伴去世了。大约过了一年,梁振奋主动约碧的姐姐喝茶。得到的消息是,碧在一两年前,已经患癌症去世。十几年后再说起碧的离开,他感慨说,“得这个病和心情有关。”
他曾想要见见她的女儿,看她们长得像不像妈妈。可真要帮他找,老人又显得慌乱起来,挥着烟,摆着手,“算了,不要了,不要了。”

“断送多少好时光,改变了多少人模样”
碧终其一生都没能收到的家书,和成百上千封未曾寄出的家书一起,被解放军截获。之后,公安局将其整理成档案,装订成册。
上世纪80年代,信被送进档案馆。
2008年前后,吉林省政协文史委找到档案馆,想找个题目合作出本书。在档案馆查资料时,他们发现了这些家书。“这些家书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段历史。”吉林省政协文史委主任姜东平认为。
出版时,大家争议最大的是信中提到的“共匪”等字样。有编辑指出,这样的词尽量不要用。姜东平不同意,“历史的东西要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再说,总不能让这些国民党的将士喊‘毛主席万岁’吧。”
“前言”中,姜东平最初写道,“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不只是因为中共强大,而是因为它自身的腐败。”出版时被改成,“回溯历史,使我们感到,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崩溃,是腐败使然,是人心向背使然。”

近几年,这段历史逐渐被更多人了解。
李静(化名)已经去世的父亲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几年后,李静看到纪录片《铁马冰河》围困长春那集,采访了梁振奋。
李静动用所有社会关系寻找梁振奋,她只是好奇地想见见这个父亲当年的对手。接触后,李静发现在普通士兵之间没有政治这个概念,“我父亲讲到新一军,并没有仇恨。内战很不幸,不管哪一边赢,都有人牺牲。”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有这样的描述,“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
梁振奋也记得,新一军将领孙立人历次讲话中,从未用过“为了党国”的字样,而是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认识梁振奋后,李静隔三差五过来照顾老人,买菜、做饭。老人用广东话唤一声“女”,她便从厨房探出头来,笑吟吟地端杯茶哄他开心,也时不时揶揄打趣他两句。
“现在回头再看长春围城,那些老百姓啊……”梁振奋掐灭手里的烟,烟灰落了满身。
再一次听到李香兰的《卖糖歌》,是在2012年初,乍暖还寒的日子。音乐声响起,梁振奋的眼睛马上弯作一条缝,跟着哼唱起来,“烟盘儿富丽烟味儿香,烟斗儿精致烟泡儿黄,断送多少好时光,改变了多少人模样……”
甜腻、暧昧的歌声,恍如昨日。

转自《老衲读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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