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金融市场,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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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陈志武

远嫁女儿 对冲家庭风险

在印度农村,父母很喜欢把女儿远嫁;如果有好几个女儿,就会把她们往不同方向远嫁;婚姻是印度人迁徙的主导因素,就业导致的移民只占1%到3%。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规避灾害风险:两个村庄相隔越远,同时发生灾难的概率就越低,所以,把女儿嫁很远,利用女儿的婚姻,来对冲家庭的风险。

研究数据也显示,那些农村家庭,在灾害发生时,每多一个远嫁的女儿,家庭受到灾害负面冲击的程度就减少15%。而财富越多的家庭,女儿远嫁的必要性就越低。这些都说明了女儿的婚姻被作为规避风险的工具。也因为这个原因,女儿和儿子都不能有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否则一家人的利益靠什么来保障呢?

中国古代的包办婚姻,也是一样的逻辑:父母通过对子女婚姻的控制,来保障整个家庭的利益。他们没有保险产品可以买,也没有其它金融工具来规避风险,子女是他们最最主要的安身立命依靠,在子女身上投入了非常多,所以,子女就是他们的保险。婚姻自主就是不可能有的奢侈!

所以,在没有金融市场的社会,婚姻会被工具化使用,子女就是金融工具,自由恋爱也是一个奢侈品。你看,从自由恋爱、婚姻自由和包办婚姻的对比,有和没有金融市场,带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而今天,有了像诺亚财富这样的机构提供多种保险、金融和理财产品来规避风险,来安排生活,父母就不用在孩子的婚姻身上打主意了,子女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就有了。

腐败文化 看曾国藩的“过桥资本”

第二个例子是曾国藩进京。曾国藩在1938年27岁时中进士,不到40岁就是二品官,掌控过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也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你可能不了解的是,当年他中进士进京,其实遇到了大难题。

中进士只是有了一个做官的通行证,能不能去京城顺利做官,还得看有没有足够的资金(过桥资本),把通行证的潜力变成现实。这些资金用来支出做官前的各种投入:给报喜官员的赏钱、款待亲友、去京城的路费、京城的住房、官服马车等,总共得开销500两银子以上。

当时,北京有经验的工匠年收入才24两银子,按这样算,从中进士到做官,总共要花掉一个有经验工匠20年的收入。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啊!

怎么凑足这种过桥资本?曾国藩家境并不富裕,为读书和赶考,已经卖掉了不少土地。求助于亲戚,也就凑齐了13两。当时的钱庄有高利贷,年息100%多,不仅利息高,而且500两银子这样的贷款数额太大,非常难借到这么多,特别是在曾国藩的老家湖南湘乡农村。

后来,曾国藩花了7个月时间沿路拜客,走了3000里路,走访1200多家宗祠和机构,主要拜见四类人:一是至亲故旧、二是族谱上记载的曾氏族人、三是各县府官员和重要乡绅、另外就是当地商主,七拼八凑,一共募集了1500两银子。

他花了7个月的时间募集的过桥资本1500两银子,这些银子是免费的午餐吗?谁都明白─“贺礼”钱实际上是出资人对曾国藩未来官位的投资,收下这些过桥资本等于承诺了要给予回报,未来要替他们开后门的!

后果就是:欠了太多太多官员和亲族的人情,之后别人需要帮助、需要在官府里办事,曾国藩就必须帮他们办。这是古代很多腐败问题的根源之一。这个意义上来说,曾国藩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原来很多所谓的旧文化跟过去哪怕是很成功的人,他们整个成长过程中,没有办法利用金融工具,把未来的收入预期转移到当下,作为过桥资本来用。

我们今天了解过桥资本怎么回事,看到桥通向收入前景的彼岸,要是能够过去的话可以变成亿万富翁,但是首先需要钱过桥到河的另一边,才能把亿万富翁潜力实现激发出来。没有足够发达成熟的金融市场,给“曾国藩们”提供过桥资本工具,最后很多人被逼得走不同的路,就埋下方方面面的腐败问题。

相反地,如果有现代金融市场的提供“过桥贷款”,他们就可以直接去金融机构借钱,把未来的收入预期,转化为今天的可用资本,而不是跑断了腿去“拜客”、还欠下这么多的人情债。

终结卖官 听左宗棠筹措西征军费

第三个是卖官文化的例子。1866年,左宗棠被委任为陕甘总督,接手镇压陕甘回民起义。随后,受命西进收复新疆,西征军费预算为800万两。

战争融资一直是朝廷的难题,不开战时,朝廷的开支是有固定来源的,但是战时开销是增量,而且数字庞大,只能通过这几个办法来筹集:要么加税,这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第二个卖更多官位、第三个选择利用金融市场做借贷,对未来的收入作抵押;末了,因为左宗棠选择了金融借贷的安排,最后得到足够多的军费,把新疆、陕西和甘肃都收复了回来。

晚清的上海,金融市场已经有一定的规模,尤其是洋行的融资能力很高。在胡雪岩的帮助下,左宗棠选择了“华洋借款”:1875年,左宗棠借洋款250万两;1877年,又分两次从汇丰银行借了800万两,次年再借350万两;年息最低10%,最高18%,好于当时民间借贷普遍高于20%的年息,而且借钱金额之大,也是国内华商市场难以承受的。

你们可能知道,宋朝和明朝最后灭亡,都跟士兵工饷不能按时给付有一定关系。而左宗棠通过汇丰银行的贷款,很快解决军费开支问题,很早就放弃靠“卖官位”筹措军费的途径。

1874到1880年间,西征军费总开支5100万两,其中2000多万两是华洋借款,占军费开支的第二大来源。稳定的军饷稳住了西征军的军心,也顺利收回了西北边疆。

可以说,有了“华洋借款”左宗棠停止卖官、朝廷也用不着采用“税负休克疗法”,金融体系就这样结束了中国持续多个朝代的卖官陋习。

儒家“三纲五常”竟为了规避跨期风险

最后一个例子,为什么中国孔子、孟子2千多年推出儒家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原来没有金融市场支持的大背景下,跨期规避风险,解决生老病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建立家族、建立家庭体系,通过儿女、养子防老的安排,解决跨期价值交换等风险问题。

我们只知道“三纲五常”: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再配以“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这样一来,就能把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都固定下来,从出生到死都不能改动,一辈子不能变,因为每个男人肯定是某个人的儿子,他自己今后会是别人的父亲,因此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个女人在“三从四德”下,更加有自己清楚的位置,一点都不含糊!

为什么孔子、孟子和他们之后的众多儒家学人,要把每个人固定在社会结构中,固定在名分等级秩序中,一辈子不能有任何松动的自由,不能有个人选择的空间呢?

话说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最多有100多个不同国家,相互之间战争频繁,暴力遍地,孔子就说,之所以天天是暴力,月月是战争,就是因为社会没有组织好,父亲不做父亲该做的事,儿子不做儿子该做的事;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就没有安全感,社会当然混乱。

人类自古以来最大的挑战,是人与人之间进行跨期的价值交换,今天我帮你,但是靠什么保证明天、或者在未来我有需要时,你会帮我?跨期交易的违约赖账风险太大了!

所以,在过去没有金融市场帮助人们解决跨期交易的挑战时,孔子提出的儒家方案很有效,通过把每个人固定在名分等级秩序中,一辈子都不能自由松动,规定儿女晚辈必须服从长辈,并且也是长辈的财产、对长辈有“孝敬”义务,也规定妇女总是属于一个男人的等等,这等于是把社会中谁跟谁有相互交换的义务,使家庭之内、家族之内的互通有无关系,完全固定下来,把人际跨期交易的不确定性降到零,也就相当于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最低。

这样,社会中每个人就能达到最高的安全感,不用为生老病死担心了。把每个人的角色固定下来,也规范和清晰了人作为资产产权的所有权体系。当然,儒家体系远不止这些。比如,针对“三纲”还必须搭配“仁义礼智信”五常,还要有贞节妇道规矩。

为什么贞节只是针对女性而不对男性呢?原因是女性能怀孕生小孩,如果女性乱了,丈夫不知道妻子怀的是谁的小孩了,那么,小孩出生了可能丈夫不愿意养,而等孩子长大了,他可能也不知道应该对谁孝敬了;长此以往,社会就又乱了,又回到孔子当时要改变的那种乱局了。这也是为什么明朝清朝对贞节牌坊特别看重,就是要强化儒家的秩序。

现代金融 解放个人解放妇女

最后总结一下,子女和金融产品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原来在过去没有金融市场的中国社会里,孔子、孟子实质上,就是通过子女来完成风险挑战的问题;也就是,养儿、防老等同于把子女当成保险、债券、股票、基金金融工具来看待。所以,你可以理解过去的人特别是妇女没有自由,也不能有自由,道理就在此。

好就好在今天的金融市场很发达了,我们不用再靠子女作为避险工具和跨期投资工具了,个人因此解放了,尤其是妇女不用再三从四德了,我们不用按照“三纲”名分等级秩序来过日子了。

现代社会不能没有金融市场。千万不要认为金融行业做的就是虚的;通过4个不同例子的分享,让我们看到金融,对于实现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权利提升,特别是对于解放个人、解放妇女,十分关键,这也是意义非常大的视野。

–祝大家交易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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