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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关于儒家的那些东西,有人称之为“儒学”,甚至“国学”,还有人说它是“儒家文化”。更有人将它视为“国宝”。我却只想轻蔑的叫它 “儒家思想”。我以为作为一种“学”,他应该是科学的,遵循自然规律的,不管他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如果是社会科学那他一定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然而儒家思想,看似社会道德范畴的学说,却以社会等级固化社会阶层,在自然人的群体中树立一尊“圣人”的标杆——奴隶社会的西周圣贤们。作为凡胎俗人居然有那么高的道行,于是天下百姓唯他们的行为是趋,希望在人间出人头地,于是在自然人的社会里就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不平等的社会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成为合理。然作为自然人来说,这种道德标准实在是太遥不可及了,这种现实追求无异于是对人性的摧残,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都承认“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尽管它没有科学合理的现实价值,但一旦为统治阶级利用,就成为政治专制的工具。在西方有种宗教——基督教,他们也树立了一尊标杆“上帝”,无所不能的上帝,然而,西方人都知道,上帝并非俗人,于是普天之下,人人生而平等,尽管人人不必去争当上帝,但上帝的爱人之心等依然为公民所效仿,在这种平等思想的指引下,西方的民主自然意识顺利进行,使民主自由成为公认的普世原则。一位伟人德国的马克思,创立了哲学,我至今仍然认为他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他的学说的基本问题就是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在他的社会科学学说里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儒家思想的历史和发展只能说明,他不过是封建统治的政治工具而已,它愚弄了中国百姓2000多年,他是专制政治的祸根,受害者只有中国的老百姓。可怜的中国人民!

一.“儒学”成为中国个性的标签

在中国人眼中,我们中国人是个什么样子呢?有这样一个民谚: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三种情态反映中国人的三个特征:独立的中国人,可以合作的中国人,古板的中国人。三个人抬水,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好办,但如果制定一个每次只由两个人抬水的时间安排表,三个人抬水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两个前提,就是创造性的思维和敢于打破传统习惯的勇气。中国的民间谚语暴露了中国人的性格缺陷;当中国人跟西方人聚在一起时,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异常明显。记得中央电视台转播过一次中俄女青年同台表演的实况,其中有一个即兴节目,要求中俄青年各自表演对方国家的绕口令。俄罗斯女青年在表演中国绕口令时都竭尽全力去模仿,全场大笑,虽然“丑态百出”,但观众从她们自然幽默的表演中领略到真实自然的魅力,反观中国的姑娘们欲言又止、含蓄内敛,虽然没出大丑,但观众从姑娘们羞涩的痛苦中感觉的是压抑和难受。中国人的行为暴露了我们的自然天性在压抑状态下的性格扭曲。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创导的各安本分、墨守成规、行事不偏不倚等道德熏陶和浸染了国人,培育和养成了中国人性格;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群中国百姓围观吵嘴、斗殴现象,中国人叫这种行为“看稀奇”,之所以叫 “稀奇”,当然因为平常很少看到。因为中国人信奉“个人修养”,像这种激烈的碰撞当然是“不雅”的,然作为自然人的情绪的宣泄,又常常使国人备受煎熬,一面是几千年的文化的教导,一面是自然情感的需要宣泄,见到别人“不雅”,于是,长期压抑的心灵借助别人“不雅”的举动宣泄出来,于是中国人喜欢围观。从中既可以感受到情感压抑下的性格扭曲渴望获得释放的快感,又能从别人“修养失败”的举动中获得自豪的快感。所谓“丑陋的中国人”的丑陋的根源即在于此;中国人喜欢讲理,这是国人公认的独特现象,即使是有法律,也要相互的争吵般的“理论一番”,比如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就是“理论”,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记得我的老师曾说过在国外(德国)感触最深的就是,德国人发生交通事故,很安静,不争不吵,等着交警依法处理,既不伤和气、也不伤感情,一切依法办事,在个人损失方面主要是经济损失,然而在中国除了经济损失,还因羞愧、动怒、甚至讲理的失败导致的精神挫败感强烈而遭受情绪的重创。在这里“道德”成了摧残人性的魔鬼。外在表现上,讲究修养的国人在个人修养上却还不如德国人。究其原因,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而轻法”, 因为我们的文化人为,在维护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上,“礼”的作用是“治本”的,因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法”的作用是“治表”的,它只是作为礼制的补充手段。看似合理的思想,在现实中却教国人深受其害。其实,“理”这个东西是一种弹性很大的抽象的东西,我称它为“虚体”并不为过,这样的标准能辩个清楚明白吗?辩不明白不说还吃了一肚子气,而且这“气”还得很修养的咽下去,可怜的中国人民!若一切依法办事,则要简单得多,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全民的法律意识来一个根本的改变,首要任务就是要认清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

综上所述,要给国人画一个脸谱,那就是独立、智慧、古板、和平、善良、洁身自好、压抑、扭曲、愚忠。中国人活的很累!

二.儒家思想的本质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促使封建剥削方式出现,地主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随着地主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其政治诉求日益强烈,他们希望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贵族统治。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动下,各诸侯国都在相继实行变法。如何从理论上説服民众,确立封建制度,成为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的任务。在这一时期,一些思想家应运而生。形成了中国最早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局面。儒家思想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孔子就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早年曾受重用,一生颠沛流离,喜欢读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广收门徒,其思想在弟子中传播、整理成经。后来被确立为四书的《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基本上都是承载孔子的思想,也是儒家思想的经典。秦统一全国以后,为统一六国人民的思想,除法家外,诸子百家的典籍一律焚毁,继而又发生了坑儒事件。这两件事虽然并非针对儒派一家,但从坑儒事件中也能看出当时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由于秦朝的苛政酷律,导致百姓的造反,只存在了20几年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就这样土崩瓦解。

后来有人说,秦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秦启用了法家而不是儒家的缘故。这种观点没有错,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那就是儒家思想有可能稳固秦朝的暴政,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恰恰相反,秦的灭亡印证了没有被儒家思想桎梏(儒家思想对于民众思想自由的桎梏将在后面讲到)的秦国民众对于暴政的反抗精神。秦末农民起义首领陈胜的政治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跟儒家思想相悖的)。对于暴政,儒家则告诫国民“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国家政治黑暗时沉默不语力求保全自身。《诗经》里说:“既明达又智慧,这样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这句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不仅如此,儒家思想把人的界限分得清清楚楚,君臣民高低贵贱,各安天命,各守本分,勿越雷池,民众对天子的反抗是不合“儒道” 的。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文化就成了封建统治阶级舆论百姓的政治工具。尽管在往后的封建王朝有一些积极地思想修正过儒家文化,但它为不平等的政治服务却是始终如一的。在当代,国民政治素质低下,不能抗击非民主独裁的统治,实在是这种传统文化长期浸染的结果。

宋代大儒朱熹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相配,合称为“四书”。从此以后《四书》之名遂定,并成为儒家传道、受业的基本教材。一些封建朝代以《四书》、《五经》开科取士,儒家经典成了读书做官的敲门砖,真正成为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工具。

朱熹说:《大学》是“大人之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的规模”。比如盖房子,读《大学》等于搭好房子的间架,以便将来“却以他书填补去”。他又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它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事。当代学者根据《四书》各本之专述要领比作建筑房屋,则《大学》如建筑房屋的蓝图及施工程序,《中庸》好比房屋基础工程的奠定与说明,《论语》与《孟子》好比建筑房屋的优质材料。再以此建屋比喻树人,则此种优质材料,按照精美的蓝图和施工程序,经科学操作实施,可以建筑一项伟大而华贵的宫殿——圣人,也可以达成一项高大舒适的房屋——君子,亦可以造就寻常百姓的住宅——善人。单从表面看,儒家思想似乎为天下人树立了一尊圣人的标杆,并希望天下人向往之、追求之,从而净化了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和、善、美的理想境界。

正是这种所谓理想境界的迷惑,让天下人忽略了一个严重的事实——人生来就不是平等的。在这种违背人伦及自然属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大厦,其装置华美,确实迷惑了一些人。然这座大厦毕竟是反自然属性的,封建专制者需要他。儒家思想在承认封建等级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在意识形态上更加细化了稳定国家结构从而稳定统治阶级政权的方法,所谓三纲五常的理论说教正迎合了统治者的心愿。它说:在家孝顺父母的道德,就是侍奉国君的道德,在家尊敬兄长的道德就是侍奉长官的道德。它的思想把封建等级制的统治者的需求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了儒家思想,一来,它可以教化天下的百姓墨守统治阶级君王对他们的统治之规,因为这是合乎“道”的,即使“国无道”百姓仍要“莫足以容”,百姓只能恪守作为百姓的职责;二来,儒家思想已经为天下百姓树立了“道德”标杆,并号召天下百姓沿着“君子”的要求去完善自我。孔子说:君子安心与平常的地位,去做应做的本分事,从来不羡慕本职以外的名利。身处在富贵的地位上,就做在富贵地位上应做的事,身处在贫贱地位上,就做贫贱地位上应做的事,身处在夷狄的地位上,就做在夷狄地位上的事……。所为各安天分即是如此。现在我们常常听到“和谐社会”,就是政府要中国的百姓即使是贫困也要安于现状、各安职守,做好你百姓地位应做的事,造反那是大逆不道的。虽然,儒家思想也告诫君王要修身养性,为天下表率,但由于君民地位悬殊,相隔遥远,儒家思想并没有可行的监察、监督的思想体系,相反主张自律,故君王可以不受任何制约,而百姓都忙于做“自身地位应做的”自我修养,且“明哲保身”,加上“重礼轻法”,说得更白一些就是重儒家思想所立的“道”而轻视法律,统治阶级更可以借“礼”而为所欲为。中国的封建统治藉此维持了2000多年。

《大学》一百多个字,既讲如何才能成为修养得道的圣人,又讲如何为君、为臣、为民。《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以此观之,圣人就是经过一番苦修而获得成功的君王,“君”合“圣”同为一体。既是修养得道的君王,又何有“国无道,其默足以容”?国家政治黑暗,还要教化百姓以沉默来获得君王的包容。所谓的“圣人”只不过是君王头上的荣冠,儒家思想所塑造的圣人形象在政治强权面前竟然不堪一击,然老百姓还得按照儒家思想的理念去完善自我。《大学》说:作为君王,他的言行要做到仁政;作为属臣,他的言行要做到恭敬;作为儿女,他的言行要符合孝道;作为父亲,他的言行要体现慈爱,与人交往要做到坚守信义。虽然儒家思想褒贬善恶,但它立足封建社会剥削、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没有跳出社会现实的框框,所以有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漠视,甚至在极力维护这种封建的政治现状。对于封建君主为统治天下所作的虚伪的表象极力赞赏,达到肉麻的程度。在《大学》•止于至善篇中,有“《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意思是说,《诗经》里讲:仪表堂堂端庄谦恭的周文王,他光明的美德使人们无不崇敬。还有,“望那淇水岸边弯曲的地方,青绿色的竹子茂盛润泽,那富有文采的君子卫武公,他治学就像切锉骨器那样严谨、一丝不苟;他修身就像琢磨玉器那样精细,精进不休,他的仪表庄重威严,它的品德光明显扬,那富有文采的君子卫武公,叫人终身不能忘怀呀!”。这些凡胎俗子、前朝奴隶社会的贤君,在儒家的笔下成了道德的化身,并为天下百姓所敬仰,于是推而广之,封建王朝的君主非圣即贤,而御用文人们为保持既得的地位,极力为当朝国君歌功颂德,欺瞒百姓,充当了统治阶级吹鼓手,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理念被等级森严的思想教化,民主与自由的精神被彻底的边缘化了。

我们从中国几千年演进下来的词汇中可以窥视一般:家长、父母官、大人、官司、老师、群众、贫民百姓等等。“家长”之于“父母”,父母的含义更注重产生自然人的社会原始特征,而家长则明显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父母官”之于“长官”,它们除了自身的等级差别的法律属性外,父母官又多了一层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么作为父母官的下属自然多了一层约束;“大人”之于“成人”则亦是多了一层道德意味,因为过去的“大人”是为“品德高尚之人;“官司”之于“诉讼”则更是以权压人的典型意味;“老师”之于“教师”,一“老”一“教”的区别,已经很明显了;至于“群众、贫民百姓”之于“公民”则更是卑微和平等的社会地位的甄别。这些国粹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就是在其本质属性上加上了人为的、非自然的等级不平等的文化烙印。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统治者不仅把儒学奉为国学,对创立这种思想有功的孔子及其弟子大加褒扬。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一直被历朝历代拥为国学,儒家的先祖也随着历史的延续,戴在他们头上冠冕的分量也越来越重。如儒家经典《大学》的作者曾子(孔子之徒)在唐高宗总章元年被封为“太子太保”,到了元代则被封为“宗圣公”,其谥号达到“圣”的高度。孔子也是一样。

在当今,国人视儒家思想为中国引以骄傲的民族文化,希望他能发扬光大,这是何等的愚昧,历史的东西不一定有现实之用,好比一尊古代香炉,它的价值在于证明中国悠久的工业历史,你可以说现代工艺就是在古代香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他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了。对于儒家思想只能作为封建时代政治思想领域的文化现象,可以把它放在历史博物馆里。传统的东西并不一定非要传承,如果是这样,那么今天的国民头上不是还得留着长长的辫子?我们不能忘记儒家思想为专制政治服务的本质,再倡儒学无异于倒退。我们还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以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为借口,可以达到愚弄人民的政治目的。

三.儒家思想的现实危害

它鼓励民众一味修身养性,向着所谓遥不可及的圣贤之路前进,遮蔽了民众作为自然人对于人性的关注,扼杀了作为自然人的天性。《大学》•释“诚意”章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就是说“一个人若是被许多双眼睛注视着,被许多只手指点着,这难道不是严肃可怕的吗?”(《大学》•释“诚意章)照此说来,人的所作所为,不是在乎法律的约束,而是众人的指点和好恶。在法治社会里,人的行为是由法律规范的,在法律的框架内,人可以享受一切自由,无需在乎旁人的关注。这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中国人却时时处处会感受到来自旁人的关注,作为中国人,我们深有体会,以上中外联欢时的不同情感的表露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自然人性的张扬就是这样被文化给扼杀了,在儒家思想的道德眼里,现实情感的需求需要压制,人不能追求物质享受,只能终日守着干巴巴的道德,谨小慎微。然而,作为自然人,需要情感的宣泄,也有对于自由的渴望。被这种意识形态浸染的国民,无异于常常带着道德枷锁立身行事,并且常常因为人的自然欲望违背“道德”而产生自责,痛苦是很自然的。

因为一味修身养性,也遮蔽了作为公民对于现实世界的关注。因为按照儒家思想的说教,作为百姓,只能做百姓地位应做的事,国家大事那是政府的事,老百姓只能是老百姓,决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人民都忙着修身养性,君主则忙着国家大事,作为主人的公民反过来成为只有听命于政府而无监督政府的“道德”的奴仆,主人成了奴仆,公仆成了真正的主人。任何专制政府当然喜欢这样的传统文化,2000多年的生命力足以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注意到,当今政府正在宣扬这种文化。作为当代如何倡导这种文化,不能明着照搬,借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或传承中华文明是一个极好的借口,因为传统文化还在毒害着我们,“愚民”有很好的文化基础。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挑战,我常常为当年的那场革命而欣慰。记得书上告诉我们,当年有一个主题就是:民主、科学、新文化运动。我们的先驱在那个时代就已经看清了传统文化的腐败,反倒今天沉渣泛起。

儒家思想教育民众要不偏不倚,行事中庸。是给科学的创造者“人”套上了思维的镣铐。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教化人们立身行事要中规中矩,不得越雷池一步。其实,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异想天开,往往是逆传统的思维,可以说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中国人的创造性弱,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例子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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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bbs.yzdsb.com.cn/thread-7990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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