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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共产革命的内在诱因

第一、共产革命思潮在辛亥之后的中国获得了自由传播的时代条件

苏俄意图推行“东方路线”,即意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之时,辛亥之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呈现空前自由和空前活跃的状态。一方面,自晚清即已传入中国的西方各种思想、思潮,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文化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思想界仍承袭晚清以来将种种西学都当作“科学”的传统,亟欲将他们在中国发扬光大,却既不问其正确与否,亦无能力判断其是否正确。可以说,“一声炮响”之前既无人重视马克思主义;“一声炮响”之后亦无人去制止马克思主义。待到苏俄有心要来中国宣传它时,则既有欣赏者,亦有反对者,无非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或思潮而已。这就为马克思学说,共产革命思潮,更为苏俄要向中国传播俄式共产革命的经验,造就了天赐良机。

第二、辛亥革命失败了的错觉导致了对俄国共产革命成功的羡慕和赞赏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经失败的遗憾和痛苦。犹如孙中山所言:“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这种遗憾和痛苦,既然连孙中山本人也不能免,则其影响之深,压力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因此,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尤其是它两度伪称“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在相当程度上激起了中国革命家的羡慕甚至赞赏,直至激发了他们对于俄国“崭新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向往之心。一九一八年元旦,孙中山即在其宣言中称:“吾对于此近邻之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同年底,他干脆致电苏俄政府称:“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其时,孙中山尚因不了解俄国共产革命的本相而出此险招,则一般的知识分子就更把俄国的革命当成了一场新式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革命。中国民间团体不仅强烈表示要接受苏俄“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置南、北两政府于不顾地,企图直接与俄国携手结好。06 《新青年》就曾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以宣传马克思的共产革命学说。陈独秀、李大钊等终于成为苏俄青睐和扶植的中国第一代共产党领袖。共产革命因此而在中国获得了它“真正的开端”。列宁的“东方路线”由是“初战而告捷”。自晚清以来,因欧风美雨而崇尚与追求西方民主和科学的中国思想界,亦从此开始了自身分裂的悲剧。

第三、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共产革命性质的双重误解

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因崇尚西方民主,效法欧美革命而推动起来的政治革命,盖因民主列强们对内民主却对外强权,而饱受“欧风吹之、美雨淋之”的痛苦。中国的革命非但没有获得欧美民主列强的帮助,欧美民主列强甚至反而支持和助长了中国的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尤其是反动军阀的长期混乱和混战。所以,因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而为之一振的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内固然缺少对于革命与复辟较量的深切认识,从而认为辛亥革命已经失败;对外则天真地认为,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不仅为俄国开辟了“天下大同”的新境界,而且已在国际上推行着一种崭新的“平等国风”。特别是苏俄数度伪称要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示”,就更加使得他们因不了解其阴谋手段,尤不了解其革命的性质和本相,而自己为俄国共产革命画上了一道美丽的光环。 其次,已在思想文化上坚持数年反复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彼时,他们在国内所追求的革命目标,一为反对封建,即反对封建军阀的复辟与混战;二是反对列强,即反对东西方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对我国的欺凌和侵略。前者是谓反封建和争民主;后者则谓反列强和争独立。因此,对于俄国共产革命反对沙皇专制统治成功的误解,07 和苏俄共产专制政权反对西方列强的政策,也就不仅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完全吻合,而且起码在表面上与目标上,符合推动中国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方向。这就为中国部分知识分子错认共产革命也是民族民主革命,因而中国革命亦应该与俄国共产革命携手共进,带来了认识上的绝对错失。

第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梦促成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诱发

马克思主义的复辟哲学因自称是“科学”的共产主义 —— 即“科学”的大同主义,并且又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特别是它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动人心。因此,这个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包装起来的欧洲大同主义思潮,也就带着近代西方科学的色彩与魅力,迷惑了视西方一切均为科学的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些并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假洋鬼子们”。再加上他们既憎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又不了解俄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别是俄国十月共产革命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关系,因而竟简单地认为,只需抛弃欧风美雨,进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划上等号,即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桃花源梦”的永恒追求,与马克思所构造的西方共产主义天堂,以及它在俄国的“实现”混为一谈,便不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转身一变,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 了。 然而,这些刚刚脱下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刚刚剪下了辫子、梳出了洋妆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洋装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颗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即虽已“新其貌”,而并未“新其心”,所以,他们才会从对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转眼之间就能转变成为对于现代西方共产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应该说,这既是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由那些刚刚还在高喊科学和民主的少数先进者们所发起的根本缘由。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实际上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或曰,在转身即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追求者的人当中,称得上是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过西方教育者几乎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等所谓赴法国“勤工俭学”,无非是在短暂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几条巴黎公社造反的口号罢了。相反,一大批在后来为共产主义思潮所诱惑者,绝大多数是小知识分子即知识青年,尤其是小知识分子中的失意者,或农村中没有出路的知识青年。他们不仅与历代农民造反中,专事出谋划策和制定口号纲领的小地主阶级不仕子们一脉相承,而且更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发动和扩张,尤其是共产革命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结合和发展,带来了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位创始人中,便无一在欧美国家留过学。陈独秀、李大钊虽为一时之俊彦,前者也只在日本留过学;张国焘、陈公博虽为北大毕业,李达乃陈独秀学生,但他们不是后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霉者;其余八位则不是辍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如毛泽东;就是由中国的旧学培养出来的乡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几位中学生。08 这样一个结构,无疑使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力量在“知识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倘使说一九二七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是由一两个大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小知识分子的党,一九二七年之后,其不仅在思想上,尤其在组织上,则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由一群失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所领导的农民造反党了。中共后来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它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反知识和反文化的农民造反特征,不过是把这一场由国际共产革命思潮所诱发起来的中国共产革命,合情合理地转变成了一场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而已。毛泽东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诫他党人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这样一类“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质的说明(参见下卷)。

第五、中国共产革命诱发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诱发,最根本的内部条件,乃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和形态,在辛亥之后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因而,传统中国农民革命造反的思想和方式,才能与国际共产革命思潮顺途而同归。这才给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复辟愿望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和俄国共产专制复辟势力企图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于建党伊始,其党内就能够迅速形成一个专事鼓吹农民运动派别的根本缘由(参见下卷第二章)。此其一。其二,一九二七年之后,正是这个派别,才在俄式中国共产革命惨败,中共被清除出国民革命阵营之后,能够借鉴洪秀全借用和改造西方宗教以造反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干脆将马克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大同信条与暴力形式,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大同目标和暴力手段一拍即合,以在革命与复辟迭呈反复较量、内忧和外患交相煎迫的中国,重新开启一场旨在“建立新王朝和复辟旧制度”的传统型现代农民战争,并乘机在祖国遭受疯狂侵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打下了江山,坐成了天下,实现了专制制度的全面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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