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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何谓“国共合作”,何为“新”三民主义

第一、何谓国共合作

长期以来,由于中共一再地、反复地强调它与中国国民党曾有过两度“合作”的历史关系;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因只有共产党的说话的“权威”,而绝不予任何人说话的权力;还因为长期以来“国共合作”一语已经“约定俗成”,连国民党本身也将“国共合作”一词当成了“口头禅”,而不再予以甄别;加之国民党的“左派”们,因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权的成功,就更要将他们与共产党“合作”过的光荣历史记在心头,挂在嘴上;再加上海内外一些学人,有的是被迫不敢,有的则是“共云亦云”,只相信“历史乃是胜利者的历史”,并无心去拆穿这个历史的谎言;因此, “国共合作”一语,也就在它被重复了一千遍、一万遍之后,而成为两度“历史的真实”,为老幼妇儒耳熟能“详”。 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中国国民党非但向来未与中共有过所谓的合作,而且所谓两度,前者不过是中共受命苏俄,藉参加国民党为手段,而要对国民党施以“挖心战术”31  ;后者则是中共自己在四面楚歌、乞降求命之时,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表面投降和虚假归顺。 首先,就前者而言: 一、在国民党有“联俄容共”做法之前,中共就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均提出了联合战线的策略,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由是可知,他们不仅把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力量看成是资产阶级,而且认为参加民主革命乃是发动共产革命的必要步骤,这无非是列宁“分阶段革命理论”在中共手中的再版。再加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一是要求中共必须学习共产国际在西欧工会运动中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要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经验”,二是指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由是可知,中共党员在苏俄命令下参加国民党,乃是阴谋,而非合作(引文参见本书下卷第一章注)。 二、按理,既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就必须服从国民党的信仰、纲领、党章和纪律。更何况孙先生对此有言在先。因此,在国民党“一大”上,参加了国民党的李大钊,才会面对国民党代表提出的质询,代表参加了国民党的所有共产党员于大会公开发表宣言称:“环顾中国,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加入本党来……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诸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本党主义(指国民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本党的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党,从事国民的革命事业,并望诸先辈指导一切。” 李大钊的书面保证,无非说明他们既然参加了国民党,就愿意并应该遵守国民党的主义、纲领、章程和纪律,因为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已是党员与党的关系。这就不但不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而且更不可能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的“合作”了。就中国共产党而言,迄今为止,又有哪一个党员敢说它参加中共是与中共的 “合作”呢? 三、既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为了实现国民党的主义,“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那么,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也就只能是参加国民革命,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是,在苏俄的阴谋指使下,共产党人在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后,不仅违反规定,暗组党中之党,而且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窃夺国民党党权,以一步步实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为俄式共产革命的目标(参见下卷)。他们非但没有成为“服从本党主义和纪律”的国民党员,而且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破坏者和背叛者。天下既无这样的党员,亦更无这样的“合作”。更何况其中的一个“合作”者,犹如混战中的大军阀一样,还需要一家外国势力来作成它的后台和太上皇,并且事事听命于它,直至连后来的武汉国民政府也被办成了“俄国的政府”呢(参见下章和下卷第一章)。由是可知,这就非但不是合作,没有合作,而是如同中共党人自己说的那样,不过是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所施行的一场“挖心战术”罢了。 四、中共所谓的二度国共合作,即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国共合作”,就更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了。历史的事实是: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遵命发表八一宣言,中共在苏俄的指挥下,为帮助苏俄颠覆中华民国,不仅鼓吹共产革命,煽动农民造反,大搞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的运动,而且从未有“抗日救国”之一言以献给国人(详见下卷第二章)。唯因叛乱失败,逃至陕北,三十万红军仅存二万不足之时,因王明接受苏俄为保护自己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指令,发表八一宣言,中共才要求中华民国政府不要再围剿红军,并要共同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中共虽一边屡屡发表“抗日”通电、“抗日”宣言,制造舆论,谋划学运,以一再向国民政府求和;一边却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阴谋策动西安事变,企图乱中求存。前者固无济于事,后者却阴谋达成。由是,中共便在西安事变之后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 “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参见下卷第三章)。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因此,何有“合作”可言?今日中共口口声声称“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北京才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台北只是地方政府”,无非是要说明它与台北的关系,乃是中央和地方、领导和被领导的从属关系。而台湾若想以“平等”之心与中共论合作,中共便连飞弹也打了出去的事实,无非道明了它绝不容许台湾与它有任何平等合作的关系罢了。至于共产党在被它称之为“二度国共合作”的“合作”中,究竟是如何“合作”的,和借“合作”又做了那些“反民族、害国家和出卖祖国人民利益”的勾当,本书下卷将自有一番论述,此处就不再一一作出证明了。

第二、何为“新”三民主义

如果说中共党员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间,于苏俄指令下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参加”国民革命,和中共于一九三七年被迫归顺中华民国政府这两件事,均被中共称之为“国共合作”,不过是中共撒下的弥天大谎,那么,苏俄和中共竟敢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公然篡改成为“旧的和新的两个三民主义”,甚至敢用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所谓三大政策,来掉包式地作成“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就实在是对孙中山先生和天下人的公开背叛和欺骗了。历史的事实是: 一、孙中山先生自提出三民主义思想,并在一九零五年《民报》创刊号上正式阐释三民主义的精义,直至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辞世,就从未说过他曾有过“新、旧”两个三民主义,更未说过他有了“新”的三民主义,已不再要“旧”的三民主义了。 二、查遍《孙文全集》和中国国民党文献,亦从来没有新、旧三民主义之任何提法与说法。一九二四年元月,自国民党“一大”召开,“联俄容共”做法付诸实行始,直至该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系统讲演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后成书出版凡数十万字,他讲的仍然是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非但没有所谓“新”,亦更没有所谓“旧”,自然也就不可能称那个由苏俄顾问和中共一起制造的“三大政策”,竟是他的“新”三民主义了。如果要有什么“新”,那就是“新”在他曾于民生主义第四讲中,系统地批判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共产革命——  这才是孙中山先生于民主革命理论建设中,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贡献。因为正是这个贡献,才在民主革命理论上划清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根本界限。 三、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被苏俄和中共解释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纯属捏造。近年来中国大陆历史反思的结果,已一再证明它们不过是共产党的“创作”。中国大陆学者陈锡其早已在他的论文“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中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是日后‘总结’的提法。”至于日后是谁总结的,他显然不敢说。另一位中国大陆学者黄彦则进一步于论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说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确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后再去查阅宣言的话,肯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的二十三条(一作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都没有这样的条文。”如果说这两位大陆学者已经论证,所谓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纯属“虚构”,则中国大陆学者鲁振群尤在他的论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里面,进一步地证明说:“三大政策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间由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因为为了拖延、反对和破坏中国国民党与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决议谓“迎汪(精卫)复职,以与蒋分权,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个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产党的文件。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逝世,蒋介石护党,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着中共为再度分裂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北伐和意在打倒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而使用的阴谋策略。并且,直至一九二七年春天,才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在武汉创办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上,首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首次公开称这个所谓的三大政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参见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两年有余。然而,十年之后,在毛泽东和中共曾数次发表的“抗日”宣言和决议中,竟又将由他们所“创作”的“新”三民主义,“还原” 成了“旧”三民主义,并一再地表白他们愿意为实现孙中山先生“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而坚决奋斗了(详见下卷第三章第二节)。 由是可知,“新三民主义”既为中共所捏造;三大政策亦是苏俄和中共的“政策”。因而,指孙中山先生有“新三民主义”,并且指三大政策就是“新三民主义”,更借宋庆龄之口,妄指它们竟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主义和政策,则只能证明中共既要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旗,以为正统;又要毁孙中山三民主义,以进行谋篡、背叛和欺骗。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小学生,包括少年时的作者,都曾问过他们的历史老师:“新三民主义里面怎么连一个‘民’字也没有呢?” 这个问题的简单性,自然令人一目了然;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可怕性,却使得所有的历史教授、历史教师们不能回答和不敢回答。其中的奥妙,只能令味之者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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