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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国大陆晚清政局的全面重现和极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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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共十年经改的动因与理论、步骤与内容、成效与困境

第一、中共十年经改的动因和理论

一、动因 自一九四九年中共于大陆建立政权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前后二十八年,虽然既无外患更无内忧,“人人山呼万岁,个个俯首听命,一派太平局面”,但是,由现代共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之双重势力,所建立的专制复辟统治,所架构的现代极权制度,所必然要表现出来的种种败症,却造就了“血雨腥风数十年,涂炭生灵上亿万”这样一个空前悲惨的历史局面。是故,毛泽东死后,广大农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下中农们,终于迭起偷粮、盗粮和抢粮的风潮,惊心而动魄。01 社会秩序亦由文革开始后的动荡不安,走向了公开反抗与变相反抗的不断发生。社会各种刑事犯罪不仅持续暴起而不衰,至一九七六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已经占全社会犯罪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一。02 特别是曾经遭遇过种种冤假错案的人们及其亲人,未死者渴望平反,已死者阴魂不散。广大倍受蹂躏和残害的知识分子,即“臭老九”们,更是长哭当歌,痛定思恨,终于萌发了对“民主与科学”的重新反思和追求之心。北京西单墙上,一幅希特勒握着毛泽东的手说“兄弟,你比我干得更好”的漫画,已经尖锐地表现了人民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二十余年种种倒行逆施的极端愤恨和沉痛思考。中国大陆人民再也不能忍受“铁幕遮掩下的残酷统治和信仰支撑下的贫困生活”了。一曲“大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开后门、小干部乱找人、老百姓骂出门”的民间歌谣,实已唱出了人民无限不满与痛苦的心声。 毛泽东死后的中共及其专制政权,虽然面临着这样一个一触即发的社会局面,然而,华国锋却要在“两个凡是”的信条下“按既定方针办”,继续执行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于是,因十年内讧而成为阶下囚的中共部分党人,终于在“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率领下,为从头收拾“红山河”,为挽狂澜于既倒,为制造毛后中共专制复辟的“中兴”局面,为追求中共的“长治久安”,乃接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理论武器,号召“思想解放”,以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行为论是非,甚至公然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由是而推倒了“两个凡是”。同时,以平反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来收拾人心,以所谓拨乱反正来推倒文革,以提倡回到“科学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里面去”来归复文革前中共正宗专制统治,以高喊“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号召国人向前看”来重新激励人心,从而拉开了中共十年改革的序幕。

二、理论 首先,据实而论,中共十年改革并无理论可言。这是因为,中共在十年改革中,始终固守四个坚持,坚守教政合一的极权政治体制,不断强化正在被迫削弱下去的专制思想统治。因而,作为中共政权思想基础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仅仍处于独尊地位,起码在表面上和形式上,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这就为改革在理论上圈下了一块不容逾越的思想禁区。任何人冲撞不得。其次,盖因马列毛只有“革命”理论,即杀人夺权和杀人固权的理论,向无改革的理论,所以,中共的改革,也就不可能在马列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之。相反,所谓改革,若要依据马列毛的理论来进行分析,就纯属“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一向夸口拥有“光辉革命理论”的中共,既不能“挂狗头、卖狗肉”,便只好“挂羊头、卖狗肉”了。也就是马列毛思想照挂,背叛马列毛的改革照干。这虽是人人心知肚明的事情,也是除掉中共“昏糊老朽、恶棍左王”以外者所乐于暂时执行的。但是,毕竟“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不是正大光明的勾当,因此,实际上的狗肉买卖,就非但不能过份,尤其是挂羊头的把戏,就更不能叫人公开戳穿。更何况中共内部的左派,即要维护马、列、毛思想正宗的顽固派们,又时时要“闻腥而作乱”。再加上改革者本人,虽有改革救党之念,却无变革专制之心。特别是他们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又非马、列、毛这张画皮不可。 这样说,并非指中共十年改革毫无“理论”可言。与中共惯用的“口号”式革命理论一样,由邓小平所建立的所谓改革理论,亦常常是以“口号”代替”理论”。这就既省略了理论本身所必须的科学性,又易于“标明立场、雷厉风行”。如果说,邓小平于十年改革中尚有什么循序渐进的“理论”即口号的话,那就是﹕ 其一、以“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向前看”为口号,既要求消弥党内分歧,又希望消弥人民仇恨,于不堪回首之中,试图号召党人和民众引项向前,为用改革创造中共长治、人民久安的新一轮专制统治局面而勉为其难。 其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理论旗号。但批毛不批党,否文革不否定十七年,一心想归复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的正宗专制统治。 其三、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将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然放回到没有高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去。既对前三十年的一切罪恶包祸容过,又为改革的过失开脱罪责。这算是邓小平的一个“前后皆得和左右逢源”的“理论”。 其四、大言“改革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因而提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过河论”是在一九八五年后,当改革迅疾滑坡,人心党心不满,面对党内党外种种指责之时,由邓小平提出来作“自我辩护”的理论。这个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被当作重大改革理论的“理论”,一是证明中共党人无知,并敢以无知欺天下人,将古今中外一切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改革,归为乌有。二是将这一场改革的真情和实景,无可奈何地表现得淋漓尽致。“过河论”一出笼,立即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极端不满。在广大民间,人民便常常用“十二亿人凭什么都要跟着你摸着石头过河”的话,来嘲笑之、批驳之和反对之。这句话在人民渴望真正改革的心理追求上,撒下了无边的阴影。说它是人民在理性上认识与看破中共所谓改革的开始,亦不为过。 其五、高喊“长治久安”。即“中共长治,人民久安”。此语不仅凸显了晚清慈禧和今日中共所一心相与的共同政治愿望,更将中共要借改革以预防革命和苟延专制统治的全部企图暴露无遗。 其六、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如果说十年改革伊始,当局部恢复个体经营已经造成部分个体经营者不正常的剧然成富,甚至造成朝野上下物议汹汹之时,邓小平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意在保护刚刚推开的经济改革势头,以平衡社会心理,亦未必大错,那么,一九八五年,当中共高干子弟弄权经商已经造成官倒横行、权门暴富之时,邓小平的这一句话和他对这一句话所加的补充与解释,即“既然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来”,也就在中共拒不进行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既迅疾造成了中共经济改革的巨大混乱和民心的极大不满,又造成了中共官场贪污腐败的肆意横行,更暴露了“中共专制统治者们”的无限贪婪精神,从而为他们所一心相与的“长治久安”愿望,制造了党基崩溃的无穷危险。 如果说“振兴中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等“理论”,尚为拨乱反正与推动经济改革,起到了思想发动作用的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语,尚可视作中共为自己以往的罪恶“遮羞、弥过”的话;其余一切所谓理论,不仅均不是指导和引导改革的理论,而且在实际上都为凸显这一场改革意在维护专制统治和专制制度的本质,和促使这一场改革的迅疾滑坡直至失败,起到了彰明较着的作用。这既是中共十年改革的本质体现,更为中共借改革以自救的目的所使然。 第二、中共十年经改的步骤和内容、成效与困境

中共的十年经济改革,基本上可分为“以拨乱反正为先导,以农村改革为开篇,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主题,以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允许独资为手段”四个方面。 一、所谓以拨乱反正为先导,即指部分地恢复为中共文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所毁掉的一切社会正常存在。具体地说,一是恢复原有的党政系统及其建制,恢复下放干部和插队知识青年回城工作和待业的权力,恢复被废止了十年的高等学校考试制度,恢复一九四九年前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制度。二是先党人后群众地为文革和前十七年的部分冤假错案平反,直至为地富摘帽和为右派改正。意在收拾人心和恢复社会秩序。 二、所谓以农村改革为开篇,即指在少数省区农村自发包产到户的形势下,被迫恢复一九六零年曾被刘少奇肯定和保护过的“三自一包”救命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的农产品生产权、农产品经营权和基本人身权力部分地归还给农民,初步地将农奴复归为农民,逐步地推行包产单干。从而,在短暂的时期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恢复农民传统的小生产以救社会主义的命这样一个作用。 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相当的成就,并因之而奠于了八十年代整个经济改革的基础,盖因农村改革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范畴,具有明显的政治改革内涵。虽然它不是向前改,而是向后改。但是,它毕竟将中共在中国大陆农村所长期制造的历史性倒退,进行了拨乱反正,使中共一手架构的共产农奴制度开始瓦解。但是,一九八四年中共对农村改革政策调整的失败,以及由接踵而来的“双轨制”所造成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暴涨、卖粮难、和“打白条子”03 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遂使农村改革迅速出现“严重滑坡”。中国大陆农村短暂的好年头和好景象,就此江河日下,不复再来。新的农村社会危机却由是而生。 三、所谓以城市经济改革为主题。农村改革固然能够起到稳定社会与政权的作用,但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命脉所在,和造就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却是城市。但也正因为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所以它的改革,才既不可能象农村那样,只需“分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即走“回头路”,便能够收到改革的“奇效”。更何况由中共所建构的专制权力经济,乃是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直接制约和严重制约。因而,只要党权不放,政权不让,专制权力经济的基本形态没有改变,其城市经济改革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一九八九年前城市经济改革的一再失败,就已经证明了上述理由的正确。 但是,在中共十年改革中,城市经济改革还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治表不治里的成绩。它具体表现在﹕ 其一、与在农村恢复传统农民的小生产一样,恢复了传统型的城市个体经营,实际上就是恢复了小商小贩在流通领域里的数千年历史性存在。但是,这个恢复,却沟通了城乡与民间的物资交流,开拓了城市闲散人员就业的机会,造成了个体经营这个传统的社会正常构成,在中共专制统治下的再生和崛起。 其二、在局部恢复个体经营的基础上,允许“个体经营”的限制性发展。将小商小贩小个体户在流通领域和小生产领域,发展成了拥有一定经营资金和一定经营范围的新型资产者,从而恢复了一定限度内的私人雇佣劳动。在沿海省份,这种个体经营在规模上发展较大,重新造就了一定数量的家庭式手工作坊的出现,使得当代中国的民间工业,再度呈现出了宋末明初自由手工业初萌期的历史景象。 其三、恢复、建立和发展乡镇企业,使之成为地方工业的补充者与乡镇经济的主体。好处是活跃了城乡小商品市场,发展了乡镇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乡镇及农村生活的水平;坏处是使中共乡镇基层政权有了挥霍的“小金库”,造成农村腐败横生。因为乡镇企业直属乡镇党、政两权领导人,由是,乡镇企业的负责人,便在改革中迅速成为有权有钱者,农民对他们的普遍怨恨亦由是而得以迅速扩张。 其四、仿傚清政府于经济改革中建立上海经济特区和开放通商口岸的办法,延承毛泽东“抓典型”的一贯手法,在维系中共党政两权专制政体的前提下,建立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仿傚“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和经营模式,意在使它们成为一个红色的资本主义世界。若就现实的政治经济状态而言,它们不过是中共专制权力控制下的官倒、官商和一切不正常经营的中心和发源地,被中国民间称作“第一和第二官倒中心”,是中共改革腐败和腐败改革的象征地。若借历史的前证相比,它又酷似清政府的上海经济特区,却又远不及晚清的上海。因为晚清的上海只有政权,没有党权即教权;确有资本主义,即有自由主义经济的真发展,而无专制权力经济的主体控制。加之旧上海虽然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新特区却是中共权贵及其子弟发财致富的温柔乡。虽然它所呈现的繁荣和繁华尚远不能与当年的上海相比。再者,中共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抓典型、树样板,但是,即便是邓小平于一九九一年发表南巡讲话时,极力鼓吹深圳、珠海经验,却又绝不敢向内地推广。无非是不能将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都变成“红色资本主义”世界罢了。诚如中国大陆民间有言,“所谓特区,乃中共特权地区之所谓也。” 其五、所谓提出城市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行的双轨制”。这三个提出,前两个固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为,在理论上也属于真改革,但是,中共的专制权力经济结构,却只能使它们成为空谈。因为,当作为城市经济改革重心的“向市场经济转型”,一旦受控于专制权力之下,则以自由竞争为前提和本质的市场经济发展,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至于第三个理论,中共一则允许实行,二则乐于实行。因为它一是在理论上并未全部否定专制权力经济,二是在实际上使有权力的专制统治者们扩大了赚钱的特权。因为由权力以平价买进计划商品,再用权力将计划商品以高价卖入无计划的市场,便会仅仅因为权力这根杠杆的作用,而在流通领域的转瞬和转手之间,就能获得惊人的“利润”。这是中共官倒、权倒爆发的巨大历史契机,也是中共权力阶层暴富的绝好“商业”手段。自然,更是中共改革随之迅疾滑坡,和由改革所招致、所扩大的各种社会败症交相并发的主要根由之一。一九八九年前,中共的城市经济改革更由此而归于失败。 其六、所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于企业疏离党权,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可以说,这是中共城市经济改革唯露改革容颜之处。但是,由于专制权力经济的顽固性,即党权、政权对于经济领域生产权和经营权的不肯真让和不肯真放,而只能收效甚微,甚至一再出现反复。如虽然局改公司,公司却既设党委,又有被规定的行政级别,是故,企业界的党权和政权也就成为假让和假放;若再加上企业内部的党权和厂长权,又一直在随着中共层层权力斗争的起落而相消长,是故,被松绑的厂长既不能“松心”,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松绑”。特别是“冷风”一来,党中的改革派一遭难,厂长们就会被党委书记们名以各种经济问题、生活问题而投在明枪暗箭之下,直至纷纷落马。十年改革中,这种倒霉的厂长无以数计。其中衔冤之深者早已令全国人民震惊不已。 四、所谓以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和允许独资为手段。 中共北京政权建立伊始,即实行了闭关自锁的政策。换言之,即中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弃绝交游久矣。毛死后,邓小平发动改革,本质既在自救,对内便要暂时 “与民让步”,对外便要放弃僵死的社会主义立场。如是,邓小平也就不得不在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前提下,逐步地开始了引进外资、实行合资和允许独资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改革大计,虽是清政府老早就做过的,并也曾卓有成效,但在中共却是石破天惊,更被他们自己认作“史无前例”。再加上中国市场既大,劳动力又低贱到了不能再低贱的地步,加之早期的官场因眼界刚开,口胃不大,甚至只需要一瓶洋酒、一台彩电就可以使外资引进,合资签订,独资有望。如是,也就吸引了海外形形色色的投资者,包括先到的港商,后来的洋商和最后赶来的台商,从而造成了一派轰轰烈烈的投资、合资及独资的经济改革景象。这个景象,在促成中共八十年代的经济自救上自然功不可没;这一景象,在导致中国官场腐败的迅速加深上,更是功勳卓着;这一景象,对屡经危难的中共经济之一再输血,则在相当程度上和在相当多的次数上,起到了维系中共专制统治的巨大作用;这一景象,又为中国大陆人民放开眼睛看世界,从而愈来愈催动起他们对于民主改革的渴求,直至形成他们对中共经改的本质认识和深刻认识,就更是“患莫大矣”。因此,投资、合资和独资的风气及规模,也就伴随着中共改革风云的变幻,改革派和顽固派权力的相消长,经济发展的祸福不定,中共专制统治危机的或隐或现,而时涨时落。更在一九九一年之后,为中共层层统治集团中人纷纷借投资、独资和合资举外债,变私款,转放海外为其子孙留后路,提供了绝好的手段和渠道。据北美《世界日报》报导,一九九四年,海外对中国大陆投资总数,即为中共转放海外之个人财富总数的惊人消息,实在使一切真正爱国的华侨顿生扼腕切齿之痛。 诚然,与农村改革的成就相比,姗姗来迟的城市经济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决然不行,才一方面造成了城市经济改革的不改不动和改而难动,一方面又因城市经济改革伊始,就立即推行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才造成改革尚未见效,腐败已经横流,一场城市经济改革几乎完全成了“官倒与腐败”的代名词。它不单在社会风气上转瞬即造成了“一切向钱看”的腐朽风气,而且在社会心理上更是增强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感觉。其在权钱关系上,一是使社会权力意识在改革的年代反而有强无弱,二是使权钱交易成了败坏一切社会公德的祸水。 在中共十年经济改革中,除掉创造了一片表面繁荣和虚假繁荣以外,个体经营的发展应算是城市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成就。这个重大成就,一方面证明了在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体经营只有被迫走与封建官场及专制权力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从而使得民族自由经济在其再生伊始,就走向了非自由发展的歧途。一九八七年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并出版的长篇小说《痴汉》一书,就对此作出了十分生动和准确的文学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在实际上为增加中共财税收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安徽省为例,一九八九年个体户的税收已达全年财政收入的近半数,一九九一年则达到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对于撑持中共江河日下的经济,实在是功莫大焉。所以,一九八九年以后曾一心想使个体户们倾家荡产的“江核心”,04 也不得不在二度改革中容忍个体户们继续发财致富,并绝不容许它们退隐家园,否则便以冻结、甚至没收银行存款相刁难。由是,中共虽因“民族资产阶级”的再生与发展而寝食难安,然而,真要下决心掐死这个新生的“畸形民族资产者阶级”,其经济便会立即陷入不能维持的境地。因而,由这个“畸形民族资产者阶级”给中共在政治上带来的担忧和在经济上带来的好处 —— 不论是于公还是于私,均已使中共处于进退维谷和莫衷一是的困苦境地。“左王”们指责“个体户发展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失败”一类的话,和他们所一再发出的“中国就要形成为资产者阶级的个体户将必然要在政治上有所要求、并要寻找代理人”的警告,无非表现了他们对“山河就要变色”的心慌意乱罢了。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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