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月 22, 2011 )

中国存在的五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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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危机:执政党危机

  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六十载的发展洗礼之后,也在逐步地由原先的革命性政党向执政党的方向转变着,由此也就有了那“三个代表”指导思想的出台,以应对这一转变的方向性问题,但在此过程中,同样也伴随着中共的绝对权威性正在向世俗性政党在转变,而这一转变也是很直观的,比如像我父母的那一辈人又有谁敢批评党和政府,而现而今网络上的这样批评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时代发展的例证。

  然与此同时,中共也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无比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基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严重不协调,具体表现为的是政治改革较之经济改革的严重滞后问题,由此也就出现了这样的直接后果,那便是官员腐败的猖獗,以及更为要命的是坐大了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他们已经越来越成为改革的最大羁绊,也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延宕了政治改革的进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民众对其政权合法性的信任危机。

  除此以外,加之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法治的严重不健全以及体制上的固有弊端而导致的社会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比如煤矿安全事故、毒奶粉事件、问题疫苗事件等等,所有的这些都在一次次地加重民众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其执政能力的质疑。

  第二大危机:社会分配制度的危机

  在社会分配制度的危机方面,也正如杨先生所表述的那样,这一危机的最明显的特征便是,中国的财富正在越来越向极少数群体集中。由此有人将中国社会当前的财富分配状况恰如其分地用一个“倒T”来形容,或者称其为是“图钉型”,这既有别于成熟稳定的橄榄型社会,同时也不像大前研一先生所表述的M型社会,这或许也是“中国特色”的又一大“创举”吧!

  再看另一个最能说明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一般而言,0.4是一个警戒线,超过0.4则说明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就极有可能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而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是接近0.5,这也足见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贫富差距是何等的严重,并且这也难怪党和政府的维稳压力也越来越艰巨。

  当然在一次分配中所产生的巨大差距也还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弥补一些,但怎奈中国当前又面临着一个“高税收低福利”的现状,而西方国家都是由高税收带来的高福利,为何偏偏中国却出现这样的反差呢?这里我们还需面对另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之高也是举世无双的,如何做个类比的话,中国政府在此方面的独占鳌头可以堪比在年均军费开支方面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而当巨额公帑就这样被中国庞大的政府机构所吞噬时,也就难怪每年用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就显得那么得捉襟见肘了。

  第三大危机:社会阶层流动固化(或板块化)的危机

  其实也正是由于社会分配的不公而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由此也就产生了诸如“富二代”以及“官二代”,而这也使得原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得以壮大和延续,“富二代”们可以依托父辈所给予的“第一桶金”而延续着家族财富的神化,当然这里指责的不是这桶金本身,而更多地是在乎其成色,如果是“黄金”自然无可非议,怕就怕是一桶桶“黑金”;再看看“官二代”们,凭借着父母的关系照顾,很多官员们的子女可以很顺利地进入政府部门,甚至是一些有背景的“八零后”早已走上了领导岗位,尽管很多人的任命引起了网民的广泛质疑,但只要挺一阵子,风声一过也就没事儿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多普通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一面是工作难找,一面是大城市难混,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 蜗居”那部片子为何能引发民众的广泛共鸣了。

  再说当前中国的阶层流动固化问题,众所周知一个稳定的社会无疑是一个中产阶级占据主导位置的社会,而一个社会的发展也应该有助于中产阶级的成长才是,但中国当前社会的发展却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而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对新“三座大山”的不堪重负,而这里尤以房子为甚。如果说将中国的所有现实问题归为一句话,那就是“人多底子薄”,房子也是如此,面对中国的现状,如果只是将住房问题市场化解决的话,那房价也只能是拼命地飙升,原因很简单:其一,刚性需求巨大;其二,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其三,对于房产的投资和投机因素。但与此同时,作为普通购房民众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放任其飙涨的最终结果也只能是因房价泡沫破灭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因此对待中国的住房问题需要平衡的是其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而当前各级政府的根本性问题也在于此,那就是过度地追求其经济效益却在社会效益上表现得极为消极,加之中央还时不时地借楼市的繁荣来扭转经济的颓势,如此则更给地方政府在住房政策上以错误的信号,如此一来,房地产问题又如何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而不解决房子问题又如何能给中产阶级的成长减轻重负呢?

  第四大矛盾:社会张力与社会群体性事件频仍的危机

  当前的中国社会无疑是处在一个矛盾高发的敏感时期,无疑这对政府而言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如果要剖析这一社会矛盾高发现状原因的话,当然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之前发展过程中那种“GDP主义至上”以及“效率优先”而必然导致的后遗症,一方面是政府越发得将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砝码绑定在GDP的增长上,另一方面是基于效率第一而对于本应倡导的社会公平的轻视以及对于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推卸,而由此所导致的便是一面对于GDP数字的无比狂热和沉醉,另一面则是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漠视和不屑,而这一切归结于一点便是对于宪法以及法律的轻视以及对于建设法治社会的懈怠。

  当然不论是成熟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社会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有的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别,除了各自社会发展程度有所不同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社会矛盾缓解机制,或者说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而毫无疑问,这是当前中国社会所欠缺的,一方面是传统的信访模式从现实的效果上来讲已经越来越显得落伍和滞后,加之中国各级人大的民意代表又极度缺乏代表性,另一方面民众又很难找到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宪法所授予的诸如言论、集会、示威以及结社等公民自由又在现实中遭到百般的限制和约束,而出于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也就酿成了诸多极端事件的发生,比如因抗拒强拆而不断发生的自焚事件。

  由此一方面是维稳工作的压力和难度正在逐步地加大,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当前还缺乏一种有效的矛盾缓解机制,这就是一种悖论,而这背后蕴藏的恰恰就是一种危机。

  第五大矛盾:人文伦理道德的危机

  如果要问当前中国社会最缺什么?当然对此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的回答是信仰,而以我之见,也正是信仰的缺失才导致了杨先生所言的“人文伦理道德的危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人的信仰缺失也并非当前社会的种种诱因所致,其实这还得回溯到历史上的巨大包袱以及巨大惯性所致,随着晚清国势日颓,中国人原先引以为傲的对于儒家思想的信仰也就连同那腐朽的专制制度一般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之后便是年年的战乱,就更谈不上信仰的重塑了。而自中共建政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与之相对的共产主义信仰无疑又成为了绝对的主流,加之期间文革中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以及价值观的又一次清算,这种信仰主流地位无疑更根深蒂固了。

  但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国门打开,中国人的信仰无疑又一次地遭受重创,那种原先对于共产主义的笃信不疑也逐步变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话而已,于是在旧有传统信仰尚未回归之时,国人的信仰也就出现了一种真空的状态,或许有些人认为这种无信仰就是最好的信仰,但实际上这种信仰上的真空恰恰是危机的开始,想想十年前的那场“轮子”事件,其实就是对于这种信仰真空危机的最好注解。

  当然作为执政党,中共也在力图重塑这种信仰,而近些年来的“国学热”也是与之相伴的,但显然面对着如今日趋多元化的社会,民众更多了一份选择的自主权,自然对于国学也有信与不信的权利和自由,再有就是我党一直所坚持和继承的党化教育,力图通过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来凝结社会的共识,显然这对于体制之外的普通民众而言,其效果是乏善可陈的,于是也就有了有关指导思想的宣传教育活动越到基层也就越流于形式的普遍现象的发生,而就是针对体制内的党政干部而言,看看现在一些官员们品德之低下,道德之败坏就足见他们对党的信仰的绝对免疫,至于什么党性原则,又怎能经得住权钱色的强烈诱惑呢?而一直作为民众表率的官员尚且如此,这个社会的人文伦理道德又怎能不出现巨大的危机呢?

  结束语:危机与希望同在

  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面临着种种的危机和挑战,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作为执政者如何能顺应社会发展的大方向而及时地做出适时的改革,才不至于让社会矛盾发展到质变的地步,也将社会的稳定滑入到失控的边缘。

  但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中国当前的种种危机,不知历史还会留给中国的执政者预留多少的时间?

———————– 朱浩阳 201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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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

  1. 中国现存的危机就是没有政改。

  2. 中国现存的危机就是没有社会矛盾的减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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