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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立军出走到薄熙来被免,这场肇始于重庆的政治事件仍在发展。曾在轰动一时的重庆李庄案二审时担任李庄辩护律师的陈有西认为,现在重庆的事情已经超出了李庄案和王立军事件本身,而是中国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又一次重要选择,因此,如果简单地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无疑是过于表象和庸俗的。

日前,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陈有西这位在中国知名的律师认为,重庆事件是中国坚持改革路线30年后,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的大问题。对于3月14日温家宝让重庆反省的讲话,他认为,温家宝的讲话是深思熟虑的。他说,其实重庆从来就谈不上什么模式,无论唱红保持正统思想、还是打黑惩治恶性犯罪,还是惠民发展经济,各省一直在做。

“重庆之所以自我造势成一种‘模式’,只是把大陆中国近年的一些极左思潮,利用地方极权,违背多数干部的意志,搞一言堂,特别是滥用党权行政权干预司法权,极端化地付诸实施、通过‘唱红’表达出来而已。”陈有西这样说。

陈有西表示,很多人,包括海外一些分析家,总是把重庆事件看作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说是太子党或团派斗争,这是过于标签化和简单化了。其实根本就不能这样分野。高干子弟中有很开明进步的,也有很守旧顽固的,还有很极左极端的;青年团成长的干部中有很多很优秀的有民本思想的,也有很趋炎附势、非常平庸的。思想观念也是互相交叉的,并没有明显的分野。因此解读为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是很浅薄表象的。他认为,重庆发展道路的兴衰,其实是一种未来中国走什么路的较量。

对于自己的观点,陈有西阐述道,中共党史里一直有很多的路线斗争记录,特别是新中国时期,其实都是一种权力斗争,因为毛主席时代不管谁施政,基本路线都没有大的变化,说不上路线的改变。而重庆事件,却真的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读,本质上是一种路线斗争。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社会矛盾激化,各界思想焦虑,大家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是往回走,还是往前走;是回到30年前的文革路线,还是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开明的路线,是通过强权维稳压服,还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问题。重庆这几年的基本方法,是往回走,寻找原教旨,执政者利用手中的强权,强推一种复辟的意识形态,否定已经写入中国《宪法》的多元市场经济模式和“依法治国”模式,摧毁法制,迷信权力,用高负债和摧毁剥夺民营经济的方法均贫富,用短期好处讨好底层民众,用虚假的宣传数据欺骗人民,煽动民粹主义情绪,为自己博取政治资本,否定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梯级发展模式。不是向上的引领民众共同富裕,而是向下的摧毁富人、均分资产、回到共同贫穷。

他认为,外部表现就是:唱红,打黑,民生实惠,这三个口号都很能够迷惑一些人,其严重的后遗症,没有两三年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中央调整重庆班子后,一些底层群众一时想不通,还以为原执政者是一个为民办实事的,根本看不透其真正的目的。或者有些人看透了,而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评价,管你什么目的,只要给我实惠我就拥护你。这需要时间和真相,人民才能够明白。

对于重庆的“唱红打黑”陈有西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唱红本身没有什么不对,甚至是符合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需要的。权力的继承需要回顾传统,反思业绩,让人民感恩。但是重庆将其慢慢地宗教化,洗脑化,强制化,用文革式的手法,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和愚弄。

这同违背自然规律大种银杏树一样,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打黑,从邓小平彭真1983年组织“严打斗争”开始打击流氓团伙,其实一直没有放松过,各省都一直在打击。他说,中国的治安问题不是打得不够,而是管理出了问题,中国的死刑是国际上最多的国家,严刑竣法并不能根本上治理好社会。而重庆打黑,出现了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将大量合法民企中的个别违法行为拔高为“黑社会组织基地”,导致了严重的打黑扩大化和定性错误;二是为达到既定目的,重用迷信个人权力的王立军,怂恿警察严重破坏国家成文法的规定,放纵刑讯逼供,阻止和迫害依法辩护的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判决前,就违法拍卖处理涉案财产,将尚未定性的合法民企和个人财产,搞打黑展览,没入国库先期使用,对民企财富进行权力化转移,出现了许多的冤假错案。这个真相随着复查的进行,会慢慢暴露出来。

谈及重庆的一些惠民政策,陈有西说,惠民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一直在强调的执政理念。也是重庆现在很多人怀念前主政者,为其评功摆好的主要原因。从现有的不完全的重庆披露的信息看,一是高投入高负债,二是处理打黑资产,三是利用身份获得其他省区和中央企业和银行的投放,四是大投入搞市政形象工程,五是高压态势下的治安整治,六是虚假数据和评级,七是加大唱红正面宣传力度。这些措施中不能说没有出于政绩努力的正确做法,但随着重庆经济真相和财政数据真相的揭示,重庆是真正的有发展后劲的经济成功,还是导致严重后遗症的形象工程,社会才会明白。

对于重庆下一步,会不会带来一种政治新局面,他认为有待观察。最大的可能是不折腾,保持表面上的表态一致,平稳过渡到十八大,对人也软着陆;这种方法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也无法消除唱红的意识形态基础,甚至会有人怀念那种“唱红打黑”,为下台人物叫屈;重新掀起唱红打黑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都会保留下来。一种是揭示真相,把重庆的所有真相,包括冤案的复查、经济全局和数据的真实情况,都如实地告诉人民,让人民知道坚持改革开放道路的重要,知道重庆的这条路能不能走通,最终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实惠。

谈及改革,陈有西认为中国改革目前面临着多种情绪,一种是怕改情绪,一种是急躁情绪。有的主张改良,有的则对改良完全没有信心。对形势判断也大相径庭,有的认为政权很强大没有任何危险,有的则认为危机四伏随时会有大事发生。

陈有西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一是要从7,500万党员开始,从党内民主开始,自下而上的改革很有可能导致失控;二是落实宪法和选举法的原则,参照广东乌坎模式,尊重人民的选举权;三是政治体制改革从司法改革入手,建立符合宪法独立审判原则的超脱的法院,为政治改革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提供一个理性解决的途径,维系社会公平;四是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越势,逐步放开舆论控制,让人民有独立判断力,用公开化制约权力揭露问题反腐败。六是利益集团要有胸怀和危机意识,主动放弃一部分利益;七是一种社会阶层的和解。

目前的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意识形态矛盾,都非常严重,社会层级分裂,他认为,执政者应当要有一种和解和超越自我利益格局的胸怀。 ———-

陈有西,1955年生,浙江宁海人。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曾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委政法委、浙江省高级法院任职。1999年专职从事律师业,2007年组建京衡律师集团。曾获《时代周报》2009年年度“时代人物”、《都市快报》“年度新闻人物”、《中国律师》2010年度新闻人物、《中国新闻周刊》2011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50位中国魅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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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1.东方文 says:

    如果博王重庆打黑有假,那么文强是否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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