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万人认为行政法院没用 学者主张行政诉讼回归普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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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万人认为行政法院没用 学者主张行政诉讼回归普通法院 【记者庄文萱/台北报导】去年(102年)二波凝聚超过数十万人次的民意,强烈关注军中人权与赋税人权,迫使政府必须正面响应民意。第一波,洪仲丘凌虐枉死案,引发25万白衫军公民运动,并掀起军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在社会各界疾呼下,立法院于去年8月6日三读通过军审法修正案,非战时的军人犯罪,回归一般司法审判,军监及看守所裁撤移交,最高军事法院暨检察署军法官另外编配其它单位,象征军中人权一大进步。   第二波逾50万人次在「2013年赋税人权指标大调查」短短不到一个月投票表达对赋税人权的关注,其中超过97.45%民众认为行政法院形同虚设,纳税人跟税务机关打官司,胜诉率不到一成,且不管输赢,行政法院的判决结果经常是交由原税务机关另为适法之处分,因为法官不作终局判决,造成万年税单,导致纳税人不断重复提行政救济,徒劳无功等同凌虐纳税人。学者主张废行政法院,回归普通法院,设专业财税法庭。   长久以来,行政法院又称败诉法院,第七届大法官曾有田曾经表示,行政法院所收的案件数,以税务诉讼案件占最大比率,甚至于大法官的释宪案件,也是以税务案件为最大宗,由此可知,人民对政府赋税稽征制度的不满。职掌审判权的法官不做终局判决,人民难以获得公平正义,相对判决结果自然无法拘束税捐机关。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陈志龙教授谈到,税捐机关常扮演行政指导的角色,是脱离民意的。期待司法能够当作一个中立的裁判,让税捐机关变成当事人,而不是指导司法,税审要分离,势必需要独立的专业法庭。   曾有田举一真实案例,屏东有三兄弟,老大到台北谋生,屏东的祖厝,爸爸想要把它卖掉,大儿子感觉屏东老家很亲切,于是向爸爸买下屏东的祖厝,老二在屏东老家务农,爸爸卖掉祖厝后,老二就没有房子住,六个月后,老二跟老大说,要用同样的价钱向他买,老大就将祖厝卖给老二,因为老大虽然没有设户籍,但也没有营业出租,更没有炒房,也没有短期投机,但老大却因此被课奢侈税,他当然很不服气地提起行政救济,但复查、诉愿,却通通失败。   「现在税务救济是失灵也无效!」台北商业技术学院会计财税所黄士洲副教授表示,大法官释字第705号与释字第696号,大法官宣告法条违宪后,最高行政法院立即将尚未结束的案子,如同分水岭般,全部撤销原处分。若所有税捐案件都要声请释宪,无疑显示行政救济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浪费纳税人的时间、劳力及成本,稽征机关从发单调查一直到最高行政法院判决确定,少说三年到五年,有的超过十几年,也同样浪费了时间、劳力及成本,这都是所有纳税义务人要共同负担的。   黄士洲形容从复查走到大法官释宪,如同跑马拉松一样,一万个纳税义务人去跑,有些人在中途就倒下了,只剩下二三个人跑完全程求援于大法官,也就是说大法官只能帮助那二~三个人释宪,这就足以说明,行政救济制度是形同虚设。   黄士洲也表示,税捐案件最麻烦的事,是一个案子会分散成很多个,比如说,一家公司五个年度被查税,就会被分成五个案子,五个案子承办单位会各自的办理复查、诉愿、诉讼,于是就有五组的人马办理这件事情,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浪费,因为事证都一样,应该不会有不同的结果,但事实上竟会产生不同结果,这就是大家要注意与省思的!究竟是制度出现了什么问题?应是行政税务诉讼制度的专业性不够,而专业性不够,不是法官不认真,是没有该有的培训管道。   黄士洲也表示,上述又衍生出税务行政救济体系倒三角型的制度,也就是,最高行政法院所处理的案件比高等行政法院还多,为何如此?因为人民上诉率很高,不只人民上诉率很高,行政机关的上诉率也不逊于人民,人民也不服,行政机关也不服,全部都提再审,所以最高行政法院处理的案件,比高等行政法院还多,这说明如果没有一个专业的法院来审,判决就没有办法让人服气,没有办法让人服气的结果,就会不断地资源消耗,不断地在司法绞碎机里面浪费与虚掷而已,如果能建立一个像国内智慧财产权法院,有一套独特的人才培训与审判权的制度,这样才能解决它的特殊性与专业性,也才能解决税务行政救济体系倒三角型的制度。 2.JPG p1:曾有田表示,行政法院所收的案件数,以税务诉讼案件占最大比率,甚至于大法官的释宪案件,也是以税务案件为最大宗,由此可知,人民对政府赋税稽征制度的不满。 1.JPG p2:台北商业技术学院会计财税所黄士洲副教授表示,现在税务救济是失灵也无效!若所有税捐案件都要请出大法官表示意见,税捐机关才会改变,更显出行政救济只是浪费纳税义务人的时间、劳力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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