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凰·军事(02)不必过份迷信府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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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府兵制并没有那么神奇。府兵制并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只能保证大将们不会拥兵自重。

2,唐朝的军事改革势在必行,而武则天已经在为这种改革进行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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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标明,武则天执政期间正是唐朝军事制度的重要转型期,这个转型的大方向就是从“行军”转向“镇军”,也就是从每次临时出兵转向在边防长期镇守。这个时期也是唐朝从府兵制向募兵制过渡的关键一环。遗憾的是,正史上不但对军事制度的转型写得极其简略,而且史官们在说这件事的时候还唧唧歪歪指桑骂槐,好像这种转型是什么坏事似的。

所以有必要先来看看这个被历代文人极力美化的“府兵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初唐实行府兵制。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大体说来,政府从农户里面点兵,被抽中的人一旦成为府兵,就是终身制的义务兵。府兵从政府那里分得田地,平时在家种地,或者轮流到京城宿卫,战时出征,每年冬季农闲时进行军训。出去打仗时,国家不但不给府兵们发军饷,还要他们自备干粮(以及服装、弓箭、甚至马匹)。

府兵制看上去有很美。不但国家无须花钱就能拥有一支常备军队,而且其运作方式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每次要打仗了朝廷就临时点将,战争结束后,“将归于朝,兵散于府”,士兵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于是武将不容易拥兵自重,谋反的机率低(不过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样的军队真的对打仗有好处??)。

长期以来盛行的观点是:唐朝建国之初,也就是贞观时期,由于认真落实了均田制,于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很健全,于是府兵战斗力也杠杠的。而到了高宗朝,均田制开始遭到破坏,所以府兵制也跟着溃败,所以唐军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差。然后到武则天时代,完了完了更不行了……很多文章一讲起来就是什么什么武则天破坏了均田制和府兵制,然后到玄宗时不得不改成募兵制。现在网上很多文章一提到“府兵制”,简直就象神奇的魔法石,打仗的时候拿出来晃悠一下就能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一般,然后他们说武则天把这块神奇魔法石给搞坏了。

在我看来,这都是出于对“贞观之治”、“均田制”、“府兵制”的过份迷信,以及对武则天的刻意贬损,其实根本就经不起严肃的推敲。

首先唐朝到底有没有均田制就是个问题,因为唐朝的文献中只有“授田”而从来没有出现过“均田”的字样(注释1)。

(注释1)唐代的均田制是个很大的话题,不能轻易下结论。我在本章中的说法来自耿元骊的文章《唐代“均田制”再研究——实存制度还是研究体系?》,个人认为这篇文章对唐代均田制的质疑很有道理。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1期。耿元骊,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历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唐宋史、经济史。


武周时期依然在认真执行“授田”政策。这就是说,土地仍然控制在国家手里,平民依然可以从官府手里领到耕地。吐鲁番出土文书甚至向后人揭示了武周朝后期“检田括户”的细节。只不过,总人口越来越多,每户能分到的田地自然越来越少,这本来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即便真的如某些文章所说,武周后期的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出现大量逃户,可是国家所掌握的户口数量仍然在不断增长,因为荒地还在不断地开发、新的州县也在不断设置。这种增长势头会一直延续到开元、天宝时期。不但如此,武则天还在称帝之初的天授二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移民,把几十万户农民从人口稠密、授田不足的关中地区迁移到有地可耕的洛阳周围,并在洛阳地区增设折冲府(就是府兵制下的军府),这明明是加强了府兵制,怎么到了某些专家学者那里就只剩下武则天“破坏均田制、府兵制”了呢?

不过,问题的核心还不在于武则天是不是真的破坏了均田制府兵制,而是府兵制本身是不是真有那么神奇?

其实用常识好好想想,府兵制怎么可能有利于战争呢?府兵制实际上带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民即是兵,兵即是民。可是游牧民族是全民皆兵,打仗和打猎一样,都是增加财富的手段。而中原王朝在府兵制下,战争与农业生产正好直接发生矛盾。府兵们平时都要种地,一旦打起仗来田里就没劳动力了,而国家又不给出征士兵发工资,谁打仗谁家就得蒙受损失。一开始府兵们还能够得到政府的各种奖赏,可后来仗越打越多,出征时间越来越长,政府已经无力奖赏,那参战士兵就只有发扬风格作牺牲了。这一情况早在高宗朝中期刘仁轨的《陈破百济军事表》中就有所揭露。

再者,有研究者指出,正因为唐朝的府兵平时免除租庸调和杂役,所以政府也不会保留太多府兵,不然租赋和徭役就无人承担了。这是府兵制与国家和平建设直接相抵触的另一表现。


考察府兵制的历史,起源于南北朝时的西魏。可是西魏的府兵是真正的职业军人,并不务农,专管打仗。隋文帝灭掉陈朝、统一全国之后,对兵制进行改革,把府兵纳入州县户籍,这才开始了隋唐两朝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可见正是因为国家把重点转向和平建设了,才开始出现府兵的“兵农合一”。在战争不多的情况下,府兵制既能保证兵源,又能兼顾农业生产,确实是一种理想制度。可一旦战争频繁,府兵制就难以满足需要了。隋炀帝时不惜民力,三征高句丽时天下征兵,直接后果就是无人种地,搞得田园荒芜,民怨沸腾,到后来第三次征讨高句丽时,实在征不到兵了就自然而然地开始募兵,“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隋书·炀帝本纪)。所以炀帝时的骁果军已是募兵而非府兵。唐太宗时期据称是建立了最为完美的府兵制,可是太宗在征讨高句丽期间依然开始招募士兵,“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旧唐书·太宗本纪)--府兵不够用就是不够用。

“府兵制”受到追捧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中唐晚唐的文官们,以及宋朝文人,都是府兵制的粉丝。这其中原因恐怕不在于军事上的胜败,而是府兵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特点可以防止武将坐大,说到底是因为府兵制对皇权的威胁小。考察历史文献,中唐以前出过各种“兵法”,但是对国家的军队制度却罕有真正系统性的总结。反而是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文臣们对拥兵自重的藩镇节度使们深为厌恶,模模糊糊地想起了初唐时期的好日子,于是开始了对府兵制的神话。


唐太宗时期的军队确实能征善战,同时唐太宗时期也完善了府兵制,但这并不等于二者之间就有什么必然联系。在我看来,贞观时期军队能打与当时的国情有关。

首先,在贞观时期,改朝换代的的全国大战刚刚结束不久,无论将领还是士兵都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自然比高宗朝时成长起来的兵将更有战斗力。

比如具有重大意义的唐朝灭突厥之战,发生在贞观三年十月到四年三月,指挥战争的李靖、李世绩等人都是久经沙场的宿将。而唐太宗对府兵制的完善要等到贞观十年,那么这场灭突厥之战与府兵制究竟有多大关联呢?

唐灭吐谷浑之战发生在贞观八到九年,参战大将包括段志玄、李靖、侯君集、李道宗、薛万均、薛万彻、李大亮等等,还加上不久前归顺唐朝的铁勒首领~契必何力~,不但名将云集,而且有少数民族部落参战,那么唐灭吐谷浑,府兵制这种制度到底起了几分作用?


其次,贞观年间的战争大多持续时间短,也无须在边境长期派驻军队戍边。突厥被打败了,但是突厥贵族受到优待,而且自治;吐谷浑归唐后也是自治;吐蕃在松州之战中败给唐朝,但是松赞干布依然如愿以偿地娶到了大唐的文成公主;唐朝在西域的扩张才刚开始,著名的安西四镇设立时已是贞观末年,且驻军很少。

在整个贞观时期,正因为每次战争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府兵制的弱点不至于暴露。可是越往后,中原的生活越安定,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痛苦就越大,而利益几乎没有。到了武则天时代,诗人沈佺期已经在他的《独不见》中写下咏叹战争之苦的诗句:
卢家少妇郁金堂, 海燕双栖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 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 丹凤城南秋夜长。
谁谓含愁独不见, 更教明月照流黄!

因为战争,夫妻一别就多年不得相见,这样的情形是到了高宗朝后期才逐渐普遍起来的。


府兵制退出历史舞台是一种必然趋势。唐朝从武德、贞观时期进入高宗时期,国情已变: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正常化了,而战争规模却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那么对农桑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士兵们从朝廷那里得到的赏赐越来越少,因为国家没那么多钱,也没那么多地可分了;甚至对外战争能缴获到的敌方战利品也越来越少。贞观十四年唐朝灭高昌,战争结束后,主帅侯君集就因为“私吞战利品”被人弹劾,搞得心中很是不忿--可见那时掠夺战利品是参战的一大动力。可是到了高宗后期,一则军纪越来越严格,二则唐朝自身越来越富裕,到边境去打仗还能抢到多少战利品?如此一来,士兵的参战意愿自然是越来越低。到武则天时期、中宗睿宗玄宗时期,这种趋势只有越来越加剧。

到武则天时期,还得面对另一个棘手问题:边境的长期镇守。千辛万苦拿下的边陲之地,总得努力经营,否则这些地方会得而复失。贞观时灭掉了吐谷浑,但没有派朝廷军队镇守,结果到了高宗时期,一个疏忽,吐谷浑就被吐蕃夺了过去,而且再也拿不回来;在西域,安西四镇反复易手;在北方草原,当突厥贵族不再满足于做唐朝羁縻州的都督刺史,他们说复国就复国了。

高宗朝后期,为了对付吐蕃,已经开始在河陇边境上长期设置边防军,派经略使,又开始屯田。这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到武则天时期,最终决定在遥远的安西四镇长期驻兵,可视为唐朝边防制度的进一步更新换代。

府兵制瓦解、募兵制兴起,从“行军”转向“镇军”,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决策者们应该做的不是徒劳地对抗这种历史趋势,而是应该设法针对新形势拿出新政策。武则天在边境上继续完善长驻的边防军,设立“营田使”大搞屯田,在北方各州县成立武骑团(建立地方民兵组织),在长安二年设立武举,都是在为军事改革进行探索。到玄宗朝,节度使、募兵等制度终于成熟,完全是适应历史潮流的必要行动。唐玄宗到执政后期依然雄心勃勃拓边不止,又没有相应地防范边将,自然要出大乱。但这更多的是领导艺术上出了问题,并非兵制改革的方向错了。


参考文章:
1,《于阗:从镇戍到军镇的演变》,作者: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7月底49卷第4期。

2,《唐代前期府兵制与兵募新探》,作者:陈嘉礼。文章来源:国学网。

3,《理想兵制的形塑:唐宋时期的兵农合一论》,作者:方震华(台湾)。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4,《隋唐军事》(中国文史出版社),作者:郭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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