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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曾经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My Body Is My Own Business” (我的身体我做主),作者 Naheed Mustafa 是生于加拿大的穆斯林女大学生,她21岁时写这篇文章,发表于环球邮报1993年6月29日,被媒体,院校,社会团体广泛引用发起讨论。

Naheed 认为,西方女子从小被灌输外表美与吸引力和价值成正比的观念,大家都追求金发碧眼丰胸细腰长腿的标准。芭比,就是一个西方社会公认的美女模式。许多女子终生追求象芭比一样的身材和颜容,让女人羡慕妒忌,让男人意淫把玩。Naheed质问:我为什么要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标准美女才会有好的际遇,好的社会关系,好的归宿?她文中里最著名的一段是:佩戴头巾给了我自由,免除我过于注重自己的长相和外表。我的外表不受制于公众品评,我美丽与否,在头巾底下都不再是人家关心或讨论的话题。可兰经说,男女是平等的,性别,年龄,外表,资产或者社会阶层都不成为判断的标准;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只有看品行和道德。女人真正的自由解放,在于她不再需要为了得到注意而袒胸露臂,也不需要因为不袒胸露臂而要为自己辩解和争取大众认可,因为她是身体真正的主人。 在西方媒体的演绎中,穆斯林女子身穿长袍头戴长巾,只露出眼睛和手,是宗教制约和男性至上的受害者表现,是女性卑微顺从的标志。西方女权主义者认为穆斯林妇女是受压抑的,没有选择着装和展示身体的自由,她们是需要解放的群体。18年后的2011年7月,在安省KINGSTON读大学的穆斯林女大学生Rahat Kurd 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与Naheed 的观点相近。她说:“头巾(Hijab)是女人能够拥有的最具影响力的一件衣装,同时也是最为西方社会普遍所误解和缺乏认识的。在西方女权主义和强大的时装工业面前,我没有更多的能力来保卫和宣扬我的着装意图。如果暴露身体和穿最流行时装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注意力,那么我可以证明,我无论走到那里,头巾给我带来的注视比LV手袋和PRADA鞋子多得多。”

这两篇文章来自两个从小在穆斯林与加拿大文化共同滋养下的年轻女性,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她们对自己宗教传统和女性的认知。虽然佩戴头巾只是一个文化表象,但至少让人对女性的自由有多一层的认识。

和穆斯林女性相比,西方女性经过多年的女权运动争取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到后来的性解放以及与男性的性对立,到现在对女性本身价值的认同和主体的觉醒,肯定了女性作为母亲,妻子,女儿,员工持家者等多种角色的重要性。男性不再是他们的挑战和权力争夺的对手,男强女弱也好,女强男弱也好,年龄,收入,地位,样貌都不是障碍。男人是她们的盟友,和她们共同承担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

和西方女性相比,我们这批正当年的华裔女性拥有的自由可谓一样多,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和熏陶却大不相同。我们被教导女性能顶半边天,有信仰的选择权,有受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婚恋关系的自主,她们力求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各方面要做到最好。可是当女人独立了优秀了,甚至比很多男人更独立更优秀,她们往往就被“剩”下来作为奖赏,尤其是样貌普通年龄超过29岁,和离婚再嫁的女子。许多女人在无法不去纠结“凭什么我是弱者要我独立,我独立了也还是无人问津”,又想自己在社会上和男人一样平起平坐,又想在爱情婚姻里找个样样比自己跟强的男人,希望他一辈子照顾着“弱者”的自己。然而这几代的男人日益底气不足,让女人们到底如何是好?

从中国到加拿大,从东方到西方,经历了许多变更的女人们,你会怎么教导自己的女儿,做个自由的真女人?

【注明:本文发表于51周报2012年3月23日,转载请注明始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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