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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Asian 事件中,我们看到被种族歧视的华人社区中出现了分裂:大部分华人坚决地反对种族主义;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似乎在蛮不讲理地为种族主义辩护,从坚持拒绝承认主流媒体报道的种族歧视色彩,到认为华人素质太差活该被歧视,等等,各种为种族主义辩护的理由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如果种族歧视和压迫是针对华人的,为什么有些华人会为歧视自己的白人辩护?这些华人这么做,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或者,到底是怎么样的心理呢?

有学者以为:自卑化和内化的压迫这两种心理机制很大程度上导致部分被压迫被歧视的人们做出缺乏理性的行为,如伤害自身和所属族群利益的行为(参见这里)。

本文想进一步探讨一下Too Asian事件中华人社群的反应模式。加拿大学者贝利·亚当提出:应对压迫,被压迫者们有七种常见的反应模式:

第一,狐假虎威。即被压迫集团的一个或一些成员模仿和效法压迫者集团对待该被压迫集团的行为和态度,以期获得些许的特权和拥有特权的幻觉。

比如,华人中有人对待同胞的态度和行为与白人种族主义几乎完全一样,比如认为,华人素质太差活该被歧视。又比如有些华人坚持认为媒体报道是客观的(意即:白人为主的媒体能够客观的判断和报道新闻!)不少人这么做的时候,都非常得意地使用言语暴力侵犯那些主张反对种族主义的同胞。为什么?因为,使用白人“主子”的话语和推论给某些人一种“君权神授”的错觉,这种错觉使得他们觉得自己更加接近白人主子,从而有一种意淫的快感。

每个受压迫集团中都有一小部分的皈依者和辩护士。他们通过遵从他们的主子的价值观而帮助统治集团维持秩序。他们从这种“借来的特权”中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他们品味着这些特权并且常常心怀恐惧和粗暴地为这些特权辩护。随着时间的推移,皈依者们常常会把自己视为统治者集团的成员而不是被压迫集团的成员。皈依者和辩护士对于反压迫的斗争来说是一个内在的、长期的威胁。

第二,逃避身份。即采纳了自卑化心理机制的被压迫者企图逃离统治集团成员用来定义他们的“拼凑画像”而做出的种种行为。简单的说,他们想要通过这种逃避的行为来摆脱原本的身份,而进入到另一个社会类别。比如,在北美,有些华人坚持不说中文的内在心理动因只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华人身份,有些人皈依基督教也是为了逃避自己的华人身份。我们看到,许多为种族主义辩护的言论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论者逃避身份的努力和可悲。

逃避身份的反应使得逃避者屈服于压迫的合理性,获得了一种压迫有理的伪意识;并且,这一反应把逃避者从他的同胞中分离出来。压迫有理的伪意识和被压迫集团的分裂都保证了现有统治秩序的继续运作。

第三,心理上的退缩。被压迫者还会采用一种小心谨慎的、低姿态的保守主义态度来减少他们自己的可见性(和被惩罚的可能性),以此来补偿他们的不讨好的身份。“枪打出头鸟” 的所谓智慧在海外华人中依然盛行。同胞中过分明显的行为,即使是那些有意的反抗压迫的行为,都有可能遭到强烈谴责,因为它们会给其余同胞带来不好的名声。

对于心理上退缩和被击败的那些被压迫者们来说,降低环境风险比积极抗争要重要的多。我们在Too Asian 事件中,也看到了有华人同胞的言论泄漏了他们心理上的退缩。

第四,负疚-赎罪仪式。在传统意义上,牺牲是通过毁灭受害者的行为来维持或更正一个“神圣的”次序。有些被压迫者视现存统治秩序是神圣的和不可改变的;他们视自己无法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的成员为自己的罪;为了赎罪,他们会有意无意地举行负疚-赎罪仪式。

这种仪式体现在某些被压迫被歧视人群的伪装了的自戕行为,比如黑人把头发变直,把皮肤漂白;同性恋者同意参加电休克疗法好赎他们的罪过;还有印第安人对压迫抱有负罪感的终极的自我牺牲(自杀)行为。也许是文化上缺乏“罪”的观念,在Too Asian 事件中,我没有看到华人有上述行为的例证。

第五,魔法观念。有些被压迫人群视压迫-被压迫关系是无法改变的,从而诉诸于超自然的方法,比如星象学、迷信、救世主即将降临人世的信仰甚至于赌博。他们希望求助于强有力的某人或某物来纠正不公正的现实; 他们不去面对真实的造成自己自卑化的情境,反倒去寻求魔法的解答。

比如,有人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星象上面,相信:命运在某种强大的力量手中,他对此无能为力。也有人相信生命中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人力对此毫无作用。魔法观念的问题就在于放弃了寻求解决方案的努力。为什么华人爱赌?是不是和这种宿命论和魔法观念有关系?为什么华人不爱政治,是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宿命?还有人皈依某某教、某某功,是不是和魔法观念有涉?Too Asian 事件中,那些置身事外的华人,是不是都有宿命论和魔法观念的嫌疑?

第六,被压迫团体内部的敌意。等级制提供了一种自我延续的动态使得被压迫者们可以通过和更加低等的人群去比较而获得自我安慰。也可以称之为“穷人的势利”。这种现象可以在被压迫团体之间出现,比如,某些华人对于印巴人、黑人的敌意,经常是一种把他们拿来比较好觉得自己比较优越的自慰行为;也存在于同一团体内,比如,香港人对于大陆人的歧视和敌意;华人第二代移民对于第一代移民的敌意,等等。Too Asian 事件中让我们感觉到:最深的敌意似乎是从华人族群内部,因为某些华人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慰来平衡自己被压迫被歧视的现实。

第七,社交上的退缩。社交上的退缩是被压迫者把身份冲突外化到社交环境的一种应对机制。我个人以为:华人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采用的就是这种应对模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的就是这个。具体一点,一个被压迫者发展出两种或好多种行为模式,当他见到统治集团成员的时候,他通常保持低调好避免被关注;当他见到自己所属的族群时,他却使用的是另外一种行为模式,和他人一起肯定自己的真实身份。社交退缩并不挑战或否定对被压迫集团的主流观念,它只是对强大的统治集团的一种安抚。比如,有些华人家长经常教育子女避免和白人主流社会的对抗,为的是免于被骚扰。实际上,这种行为能够帮助华人变得不可见,但是也强化了主流观念如华人的奴性和消极。 

然而,社交上的退缩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一行为模式使得个体朝着和自己族群和解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个体以顺从的姿态从统治集团退缩并和所属族群成员进行交流的结果是:他可能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他开始熟悉自己的族群定义的身份,而不是被统治集团定义和强加的身份。当一个社群的成员们发现彼此,并进而发现他们自己的时候,一个辩证的族群内部的同化运动就出现了。

不可否认,从不友好的、被统治集团控制的社交环境中退缩,其危险在于可能导致少数民族聚居化的情况;这虽然使少数民族免于被统治集团骚扰而觉得安全,但是被压迫者同时会觉得令人窒息和被限制的。

虽然如此,少数民族聚居是被压迫族群对于压迫的一种反应并且也有潜力成为第一个对自身族群的肯定;它有可能发展出一个更加真实的身份——一种社群、团结和有信心的感觉——从而使该社群的成员们能够通过挑战统治集团的理性的方式来肯定自己真实的身份和与众不同的地方。

因此,社交上的退缩也打开了通向反抗统治力量的可能性之门。社交上的退缩具有唤醒民众、社群建设、以及动员起来反抗压迫的潜能。

我欣慰的看到:Too Asian事件的发展体现了华人群体对于自身族群的肯定和对于主流话语的挑战。部分华人在社交上从主流社会的退缩帮助他们和自己族群达成和解,这种和解和对于种族主义的同仇敌忾使得华人群体的动员起来反抗种族歧视的行动得到广泛的响应。而少数的皈依者和辩护士也因为没有听众、不得人心而销声匿迹;虽然他们对于华人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威胁还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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