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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许多左翼人士把“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以下简称ISIS)组织的崛起和中东地区不断加重的帝国主义暴行联系起来。

有人说:一方面是战争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伊斯兰圣战恐怖主义势力范围日益扩张;这两方面纠缠在暴力与破坏相辅相成的作用之下。法国的新反资本主义党【1】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不久指出:“帝国主义的暴行引发伊斯兰主义【2】的暴行;反之亦然。”要摆脱这一虚无主义的死亡魔爪,我们必须要反对外国的干涉,结束帝国主义的暴行,停止对中东、非洲及世界其它地区财富的掠夺。

这样一种看法的基本逻辑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就其解释性价值而言就不够彻底了。其缺点是过于笼统和抽象,对于此时此刻的具体情况、ISIS作为一种运动的本质解释得都很有限。把ISIS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说成某种自动性反应或自然的镜像作用的做法会让我们忽视促成该组织异军突起的极为重要的历史背景。

对伊拉克、叙利亚及这个地区的其它地方遭受西方侵略和灾难性现实的反应为什么采纳了这一特殊的意识形态这一特殊的政治上的形式呢?如何解释ISIS在阿拉伯世界与欧洲民众中获得的支持?简单地说,问题在于:为什么是现在?还有,为什么是这样?

ISIS崛起的源头需要回溯到2011年与2012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3】运动。这些国家民众的起义代表了巨大的希望——一种必须继续捍卫的希望。起义遭到了镇压和反扑,根本上无法前进。伊斯兰主义团体恰恰占据了这个突破口;他们的崛起与对起义的镇压以及他们身上体现的大众民主诉求紧密关联。

这里没有什么必然性。实际上,阿拉伯起义面临的困境创造了一个需要被其它力量填补的真空。

ISIS的世界观就是对这一新现实的意识形态的表述。准确地说,ISIS的崛起不能像许多西方评论家认为的那样,简单地视为意识形态或宗教的产物。这个组织的成长有其非常真实的社会和政治的根源。

不过,认真研究其意识形态的表述能帮助我们理解各种互相影响的要素,如:宗派主义的破坏性蔓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生的破坏性的镇压行动、中东地区地区性、国际性势力的不同的利益,等等,如何共同促成了ISIS的崛起。

这是一种退的辩证法:当这个地区陷入日益深化的多种危机之际,ISIS既强化了人们实现2011年革命目标的无力感,又因这种无力感而壮大。虽然ISIS对这些危机的意识形态解释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这种解释看来引起了某些人的共鸣,与他们生活的经验吻合,和他们对充满混乱与毁灭的世界的理解合拍。这一过程中的互相强化方面是使得当前处境如此危险的原因。

2011年的鬼魂

2010、2011年肇始于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活动发展出的剧变, 以及随后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反弹,是该地区五十多年来最重大的一波革命运动。太多人在一开始就仓促地认为这些运动注定要失败,更糟糕的是,甚至有人认为它们是国外阴谋家们鼓动起来的某种阴谋;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应该记住这些运动承载的原初的承诺。

几代人以来第一次,这些抗议活动吸引了数百万人参与到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中去,猛烈撼动了政府的架构,动摇了与西方结盟的压迫性政权的统治。更重要的是,这些运动在范围上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指向整个中东地区人们的共性和共享的经验。阿拉伯起义对全世界人民的政治觉醒和组织形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这些起义从一开始就表明了:关键问题远远不是很多评论家们假设的那种简单化漫画式的“民主对阵独裁”的问题。人们涌上街头的深层原因是与该地区资本主义的几种形式紧密关联: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重组、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阿拉伯国家的独裁政权长期以来在西方霸权的支持下对内实行的警察与军事的专制。

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来看这些事实,而不是孤立地、分割地看待它们。抗议群众未必会公开说明:这些事实作为整体是他们愤怒的原因;但是抗议背后的此种现实意味着:阿拉伯世界面对的深层问题永远不能简单地通过赶走一些独裁者的方式得到解决。

恰恰是为了阻止这种对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挑战,西方霸权及它们在当地的同盟支持下的精英人士迅速介入,企图扼杀革命的可能性。这一企图诉诸于各种不同的手段、有一大堆立场不同的政客参与运作,从而在不同国家表现为各不相同的反革命过程。

在经济政策层面上,几乎没什么变化:西方的捐款人和国际金融机构坚持要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和约旦这些国家继续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一揽子计划。与经济上继续新自由主义路线相伴的、事实上是其前提条件之一的是:颁布新的法律和紧急命令来禁止抗议、罢工和政治运动。

与此同时,对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干预也迅速展开。在西方直接军事干预之后利比亚的分裂、以及沙特牵头的对巴林国起义的镇压是这一反革命进程中的两个关键事件。2013年七月在埃及的军事政变也是恢复旧的政府架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同时也确证了在埃及革命进程的反扑中海湾国家【4】的恶毒角色。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阿萨德政权给叙利亚带来的社会上和物质上的破坏,包括成千上万人死亡、国境内外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进一步强化了在这个地区盛行的、取代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初的乐观精神的绝望感。

ISIS 及其前身与阿拉伯起义的第一个阶段:2011年撼动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示威、罢工以及富有创意的抗议行动——基本没有关系。事实上,在埃及独裁者穆巴拉克的政权被推翻之后,当时称作“伊拉克伊斯兰国家”的ISIS唯一发表的一份警告声明是反对世俗主义、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并且敦促埃及人不要“用更糟糕的来替代稍好点的(政权)”。

然而当追求真正变革的最初梦想的实现看来越来越困难之际,ISIS及其它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出现是此次逆转的一个征兆、革命过程中明显的退潮与不断增长的混乱感的一种表达。要理解这一点,有必要简要了解一下ISIS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

虔诚、兽行与乌托邦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常常被视为一种想要复兴辉煌过去的愿望。在逊尼派【5】的描述中,这一辉煌过去的典范是先知默罕默德死后最初的几代伊斯兰统治者们。ISIS声称那是他们的目标,从社交活动和宗教法律上面来看,那就是他们打算如何统治的想法。

但是把ISIS视为七世纪的一种简单的领土收复主义【6】组织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该组织对国家建设计划非常重视,耗费了大量精力,在其控制的区域内建立了各种金融的、法律的、及行政的架构。虽然ISIS控制区的边界经常发生变化,而对于何为“控制”也存在不同看法,但是根据他们涉及的区域之广大,有人估计ISIS控制的人口超过一千万。

作为这一非常现代主义的计划的一部分,该组织把发展一个先进的媒体和宣传网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从而在质的方面与其它伊斯兰政权比如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区别开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阿富汗,用电视来装饰的树和“被处决的”电脑依然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图像。

一位研究人员估计说:ISIS的媒体部门每天制造近四十件独特的媒体产品,包括以多种语言制成的录像、图片报道、文章和音频节目。这一制作水平足以和任何电视网匹敌,和较早的基地组织【7】宣传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基地组织依靠的是从阿富汗山上偷运到半岛电视台的那些有颗粒感的录像带;而这些录像带还要经过有敌意的、变幻莫测的新闻制片人和情报机关的审核。

ISIS宣传的这一非中心化的网络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使用一支推特账户大军和匿名网站诸如justpaste.it和archive.org来寄存他们的媒体产品。阿拉伯记者阿布杜·巴瑞·艾特弯【8】对ISIS崛起的描写是根据ISIS内部占据有利地位的人士提供的消息而来的。他声称:该组织控制超过十万推特账户,每天发出五万条推特信息。推特及其它社交媒体是ISIS招募新人和传播信息的渠道。

ISIS擅长使用新技术手段的方面已经广为人知了,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他们的一次口语化评论中说他们是“一群社交媒体玩得不错的杀人犯”。但是ISIS对新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有效利用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一个技术能力的问题,或仅仅是一种针对保密与持续性监控的对策。事实上,ISIS把社交媒体和技术看作大事说明了该组织对表演与自我形象的痴迷。

确实地,你在这个地区很难找到任何一个别的政治或宗教实体把“塑造品牌”和为外面的世界打造某种自我形象的问题看得如此重大的。

在ISIS的意思形态中,有三个关键词语。第一个是任何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不言自明的一个特征:宗教上的虔诚;或者说不断扬言且展示自己忠于宗教典籍的那种需要。在这一背景中,构成“虔诚”的是需要在敌对看法面前不断宣扬、表演和捍卫的某种东西。(继续全文阅读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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