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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像霍华德·辛(Howard Zinn) 那样的历史学家只需要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寻找黄金、香料和通往亚洲的航道的过程中,欧洲殖民者剥削、劫掠和奴役美洲印第安人,就足够了。那样的时光一去不返了。

如今,许多通俗作家坚持认为:历史要复杂得多。他们争辩说:哥伦布及其探险队的同伙们领土扩张主义的贪得无厌不是美洲印第安人灭绝的主要原因,环境、疾病和技术才是。当引入人类的活动进行分析的时候, 他们往往站在了精英人物的立场上。

比如,在 贾德·戴蒙 (Jared Diamond )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中,在解释哥伦布及其他欧洲殖民者横扫美洲大陆的原因的时候,环境因素被抬高到“终极原因”的地位。

戴蒙从来没有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欧洲殖民者与美洲印第安人首次会面会导致暴力和奴役?相反,他假设:不一样的两个人群邂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在此基础上,他的注意力只放在农作物和动物的种类、欧亚大陆人口由于地理优势而拥有的资源(与美洲和非洲进行对照)上面。基于欧亚大陆人口在这些方面的优势,他认为:他们实现了一种建立在平等之上的帝国主义。从长远来看,起源于欧亚大陆开始发展的任何族群都比起源于欧亚大陆以外的其他族群发展得好,并且前者很可能会统治后者。

公平地来说, 戴蒙的书确实批判了用生物决定论解释历史事件的错误观点。但是该书依然拒绝把人看作有政治性的主体,只把他们视为环境灾难的代理人。该书显然认为历史人物的政治动机与哥伦布入侵美洲是不相关的。

类似的倾向你可以在记者查尔斯·曼(Charles Mann)2005年出版的《1491年》中找到。这本书讲的是美洲印第安人如何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的。虽然他的目的是要说明美洲的文明远比大众想象得要发达,但是他甚至比戴蒙更坚决地拒绝对欧洲殖民者在1491年之后不久对美洲印第安人施行的暴力和毁灭行为进行道德谴责。

审视当时的人口统计数据,曼得出结论说:巧合死亡(即欧洲殖民者无法控制的疾病导致的死亡)在比例上远远超过了蓄意施暴造成的死亡。曼写道,“他们如何能够对此(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负责?”

包括戴蒙和曼在内的一批作者把与环境和疾病相关的解释奉为圭臬。这个潮流恰恰出现在历史学家们下了定论,认为现存史料证明了哥伦布及其同伙的确犯下了可耻罪行之际。

对于这些热衷于反驳他人的人来说,1492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不同人群横跨世界开始创造一个全球性的世界体系。或者,至少他们中的统治阶级做到了。原本关于征服、暴力和暴行的古老叙事由此被转化成一个精英人士打造现代社会的故事;而大众反对精英的斗争则靠边站融入了背景。

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看法的变迁在发展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叙事中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对美洲印第安人历史缺乏兴趣的状况帮助维持了某些把原住民社会和文化视为罗曼蒂克的伊甸园,后来被欧洲人的原罪腐蚀了。

然而原住民社会曾经非常等级森严,特别是在阿兹特克人(Aztecs)和印加人(Incans)的社会里。美洲印第安人社会远远不是人人平等的天堂,这些社会里都有一个分化明晰的精英阶层剥削着下层百姓。

这个关于美洲印第安人伊甸园的奇谈与其说来自生活在1492年的作者,不如说来自于19世纪的博物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的笔下描绘了一幅印第安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幸福画卷。他们认为对“文明人”来说,这是一幅失落的画卷。

但是当这一美好的画面开始分崩离析时,取而代之的是丑陋的刻画。今天,部分历史学家把阿兹特克人的文化说成是“痴迷于死亡的文化”。甚至于相当多聪明的历史学家也误把精英统治阶级怪诞的行径看作美洲印第安社会整体的代表。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当年远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辩护,有人甚至还为他们表面的善意而喝彩。

所谓“印第安人的捍卫者”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虽然德拉斯·卡萨斯解放了他自己的奴隶,并且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在巴拉多利德,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的法院捍卫美洲印第安人的权利,但是他对殖民主义的批评仅限于暴力事件。他依然秉持对基督教权威的信任。美洲印第安人质疑了基督教的权威,他们质问:为何十字架与枪炮结伴同行?甚至于刘易斯·汉克(Lewis Hanke)这位在德拉斯·卡萨斯的研究领域功勋卓绝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位主教代表了西班牙征服美洲过程中较为和善的因素。

不论西班牙王室是否支持善待其臣民的做法,有一点很清楚:大力推行这类做法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事宜。西班牙王室唯一一次责问在加勒比海地区及后来的新西班牙【2】的虐待与暴行,也只是他们和日益不满的美洲西裔精英阶层之间权力斗争的一个插曲。

简而言之,重新发现德拉斯·卡萨斯的理性文字与其说是给西班牙征服美洲增添了一个更为细微的视角,不如说是轻巧地掩盖了征服中实际发生的暴行。

以人性的话语进行政治的利益分析

那么,既然没有人人信服的叙事,有没有较为精确的描述呢?

这里我提供一种反调:1492年,哥伦布的船队横跨加勒比海,想要在亚洲最富有的地方登陆。哥伦布误以为自己完成了使命,向西班牙王室报告说:他们获得投资回报只是时间的问题。

返航时,哥伦布带回来六个美洲印第安奴隶,开启了整个西班牙语世界的美洲印第安奴隶网络(且复制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在地中海地区的所作所为)。

美洲印第安人认识到:西班牙殖民者企图赖着不走且打算残暴地剥削他们。于是他们中如泰诺人(the Taíno)和加勒比人( the Caribs)在被卖到加勒比海地区黑奴的支持下奋起反抗。由于没能在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3】找到黄金,加上债务堆积如山,以及越来越稀少的食物供应,殖民者陷入绝望。而美洲印第安人则付出了代价。虽然疾病使得伤亡人数增加了,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来说,特别是在1492年到1550年间,死亡的首要原因是:奴役,饥饿和劳累。

这本来可能是故事的结尾:加勒比海殖民的企图失败了。但是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és),违抗古巴总督迪亚哥·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的命令,从加勒比海航行到维拉克鲁斯(Veracruz),在那儿停泊。但后来运送他们的船沉了。别无选择,他们在一支独立的特拉斯卡拉军的帮助下,奇袭了特诺奇蒂特兰城,这个阿兹特克帝国的心脏就此落入了西班牙人的手中。

更有可能的是,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社会本身就是建立在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的社会等级上。不但如此,阿兹特克人还要向印加人交税和进贡。如此的社会组成体制很大程度上是由西班牙殖民者们参与选定的,且让他们成为该体制的最终受益者。

虽然把哥伦布登陆美洲的历史时刻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有点勉强,但是西班牙与英国两国的征服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暴烈冲突无疑支撑了他们在欧洲大陆的战争。更重要的是, 这种剥削为欧洲赢得了它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使得欧洲得以最终赶上像中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以及超过像特诺奇蒂特兰和库斯科(Cuzco)这样的美洲印第安城市。然而其代价是数百万美洲印第安人的性命,以及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张性的、种族化的奴隶制王朝。

这个叙事的有些部分是值得商酌的,而我也没打算让它成为关于美洲的唯一故事。但这个故事允许用人性的话语进行政治的利益分析。疾病、环境因素和技术手段都是这个故事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们每个部分都需要借助特定的政治意愿来起作用。

这是一个关于道德谴责和政治动机的故事。如果说它对当代政治的讨论有任何影响的话,只有在我们追问:为帮助或伤害彼此,人类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

哥伦布日【4】愉快!请在今天贡献点时间和精力来打造哥伦布坚决反对的社会:一个建立在所有人的普遍人性基础上的社会。(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新议论”。)

【译注】

  1. 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公元1474年或1484年生于塞维利亚,1566年卒于马德里,16世纪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曾致力保护西班牙帝国治下的南北美洲印第安人,对虐害他们的西班牙殖民者竭力控诉。在目睹了印第安人所遭受的苦难之后,他释放弃了自己的土地、放了自己的奴隶,变成了一名教父,用毕生的精力与暴力殖民作斗争。 他的著作《西印度毁灭述略》,就是揭示西班牙殖民者种种暴行的重要文献。他站出来反对残忍的西班牙王室,使他获得了“印第安人守护者”的称号,五十年专注为原住民谋求平等待遇。他应该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普遍人权的实践者。

  2. 新西班牙(西班牙文:Nueva España),西班牙管理北美洲和菲律宾的一个殖民地总督辖地,首府位于墨西哥城。新西班牙副王的管辖范围包含今墨西哥、中美洲(除巴拿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以及亚洲的菲律宾,是西班牙帝国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明代传教士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称为“新以西把尼亚”。1535年后,殖民地开始由新西班牙副王实行君权统治,副王由西班牙国王指派。首府设在墨西哥城。新西班牙的领土有些被其他欧洲强权夺取,有些独立建国,而其核心区域则一直在西班牙统治下,直到1821年独立成墨西哥第一帝国,该帝国解体后成为今日的墨西哥和中美洲。

  3. 伊斯帕尼奥拉岛(西班牙语:Española;法语:Hispaniola,或译西班牙岛;泰诺语:海地岛)是加勒比海中第二大岛,仅次于古巴,面积76,480平方公里,2005年人口约一千九百万人,分属海地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不过两国的文化和种族差异相当大。该岛位于古巴东南方,波多黎各的西边。

  4. 哥伦布日(Columbus Day), 每年的10月12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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