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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参与韩寒与方舟子的论争,接触到“反智”这个词。于是进一步阅读,读到在美国大学任教的薛涌和中国学者吴稼祥关于”反智主义”的争论。薛涌在鼓吹“反智主义”的崛起;吴稼祥则反问“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吗”。

反智主义

反智主义是对知识、知识分子和智力活动的敌意和不信任;通常表现在对教育、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嘲笑,把它们视为不切实际和可轻视的。在公共领域,反智主义者通常把自己视为、且把自己打扮成草根民众的拥护者—- 反对政治精英主义和学术精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他们提议说:受教育的人构成了一个远离了多数人日常生活的社会阶级,他们统治了政治领域和高等教育领域。

反智主义把知识分子宣布为“异类” —-知识阶层不是“我们自己人”;他们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对于草根民众缺乏同情心。

反智主义主要有两个源头:其一,极权主义。独裁者及其支持者一贯使用反智主义来获得大众的支持。他们会指控知识分子脱离社会、质疑现存社会规范、对确定的看法持异议、拒绝民族主义(因而是不爱国的),结论: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破坏分子。各种极权主义政治运动在上升和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强烈的反智主义思潮,比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和伊朗的神权专制。二十世纪在许多国家(特别是不民主的国家),知识分子被整体降级甚至驱逐出权力机构。

其二,民粹主义。当正统的民主政治失败的时候,民粹主义往往泛滥于政坛,从左翼、中间派到右翼都有。大家都推崇草根民众未堕落和不谙世故的美德,用以批评职业政客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助手们、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和智囊团。有的民粹主义把知识分子说成精英分子,他们利用华丽辞藻来欺骗草根民众。

反智主义的历史在美国可以追溯到17世纪;在欧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在亚洲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反智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出现于七十年代的柬埔寨,在红色高棉统治之下,一个平民会因为戴眼镜而被送到万人坑杀害。

薛涌的反智主义  

初看起来,薛涌是要用“反智”的旗帜,来支持草根民众参与公共事务:

从理论上说,“反智主义”是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在这种社会中,老百姓在政治上拥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权利,并作为自由的经济人在市场上进行选择。不管你拥有的知识和财富比别人多多少,也不能僭越这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这是我所鼓吹的“反智主义”的核心。(《“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

薛涌说的反智主义就是反对知识阶层代替(代表)普通百姓对公共事务决策,以保证老百姓一人一票的平等政治权利和经济上的自由选择权。这里的前提是:知识阶层在僭越普通百姓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没有这个前提,薛涌的反智主义就无的放矢。

问题是,知识阶层中许多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比如薛涌本人,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吧,在美国也就算是普通百姓,而不是什么知识精英,更谈不上他能够僭越普通美国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那么假设薛涌在美国“反智”,是否包括反对自己?从他上述的观点看来,显然不是 。

在《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一文,薛涌自述:”承认自己是读书人,但不承认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势,希望加入反智的潮流,推倒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这里,他假设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这个前提,然后要用“反智”的旗帜去推翻之。

问题是:他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垄断”这个前提也是站不住脚的。

不可否认,在一切社会中,几乎都存在享有特权的部分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些人也确实成为学霸,着实垄断起文化来。但是,他们应该是知识阶层中的少数人。因为少数人垄断了文化而要反对全体知识分子,是否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毛病?

事实上,知识阶层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古今中外,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一直是一个常态;中国人所谓“文人相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御用文人这一阶层,他们可能把持权力、垄断文化甚至于钳制思想,实行文化专制,为祸不小。但是也一直有许多不是御用的文人,体察民情的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文人。我们如何能够把所有知识分子都视为垄断文化的所谓权威?

薛涌的反智主义如果是针对那些被统治阶级利用来钳制思想、施行文化专制的知识分子们,我坚决支持。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薛涌需要对“反智主义”进一步界定才行,或者考虑易帜为“反精英主义”,而不是哗众取宠地用这面旗帜来赚取眼球。

薛涌说:“在这种社会中,老百姓在政治上拥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权利,并作为自由的经济人在市场上进行选择。不管你拥有的知识和财富比别人多多少,也不能僭越这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这样的论述好像在告诉大家:美国社会,老百姓拥有政治平等的权利,经济自由的权利。薛涌完全忘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忘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这是别有用心,还是率先在学术上反智?现实是:美国社会虽然一人一票,却依然在政治上不平等、经济上不自由,作为市场经济大国,民主宪政大国,薛涌所谓的个体,特别是非知识阶级的个体的所谓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依然没有实现。

那么,在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自由没有得到有效保证因而未能完全实现的情况下,薛涌认为反智主义已经崛起了,这能否算是一个“自然结果”呢?美国尚且如此,中国呢?市场经济有了,但是宪政民主呢?宪政民主这个基础既不牢靠,市场经济也不够全面深入成熟,这样的情况下,薛涌以为反智主义也已经崛起了。这也算“以宪政民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吗?

如果薛涌以为:“反智”为的是要保证百姓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的话。那么薛涌错了。历史一再证明:百姓的政治权利不是靠“反智主义”抗争得来的,相反,往往是统治者用反智作为手段在操控百姓;百姓只有在受到启蒙或自我觉醒之后有了“智”才得以争取政治权利。没有“智”,百姓不会去抗争,或者不知道如何去抗争。

如果薛涌的目的是要通过“反智”来推倒知识霸权,或者某些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过分强大的话语权、对公共事务的影响力的话,我想,他的“反智”主张是矫枉过正了。要反对知识霸权,需要的决不只是一人一票,更要反抗霸权的力量,这种力量,从历史上看,不是通过民粹主义、蔑视知识、反对知识分子能够达成的。

在我看来,薛涌所谓“反智主义”,其实质是反抗压迫。 而反抗压迫,在我看来,离不开知识。比如,韩寒的超级话语权,是否可以通过一人一票和“反智”来改变?不能。强调感觉的普通民众很难质疑一个享有特权者的话语权。强调理性的知识分子的质疑才真正帮助民众看到了真相和批判性思考。在韩寒事件上,或许我们可以说,反智的韩粉们,在一定程度上用一人一票帮助确立了韩寒的超级话语权。可见,未必需要知识才可以有霸权。诉诸感觉的偶像崇拜一样可以建立霸权,其危害未必就比知识精英对知识的垄断要小。

反智还是反反智  

薛涌在鼓吹“反智主义”的崛起;吴稼祥则反问“中国需要反智主义吗”。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不在我们需不需要反智主义,而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反智”,或者,我们需要反“什么样的”智?

不论是薛涌还是吴稼祥,似乎都把反智绝对化和简单化了。给人的印象是:我们要么得反智,要么得反反智。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民众个人不可以反对某些“知识分子”,而支持另一些”知识分子”?而不是简单化地要么反对一切知识(分子),要么支持一切知识(分子)?难道草根民众就一定没有判断力,就一定是古斯塔夫笔下的“乌合之众”?

不论是薛涌还是吴稼祥,似乎都对草根民众缺乏真正的信心。吴稼祥是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很大程度上属于知识精英,对于中国公共政策有比较多的发言权;他不相信庶民的智慧,顺理成章。而薛涌,打着反智主义的招牌,自称“草根民众意见领袖”,却还是对草根阶级缺乏信心和信任。他用“反智主义”作旗帜,用感觉代替理性来赚取眼球,哗众取宠而已。

殊途同归的是,在美国任教的薛涌和在中国做研究的吴稼祥都选择了替草根民众做决定:薛涌建议大家反智,吴稼祥建议大家反反智。那么真正的草根民众会如何选?虽然薛涌自称“草根民众意见领袖”,我疑心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此,他所鼓吹的“反智主义崛起”也就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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