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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已经被我们远远抛在脑后了,但是我们尚未学会生活在21世纪,或者最低限度学会21世纪的思维方式。那本不该像看上去那么困难,因为在上个世纪的经济和政治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理念显然已经消失在历史的下水道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概念曾经是我们思考当代工业化经济体系或者一切经济体系的方式。

我们已经尝试过以上两种主义的纯粹形式:苏联式的中央政府计划经济和完全不受限制、不加控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一种尝试失败了,随之瓦解的还有欧洲共产主义政治体系。第二种正在我们眼前崩溃,在这一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次危机较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次更加严重,那时候经济的全球化程度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并且危机影响不到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此次全球危机的后果有多严重、其影响将持续多久,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本次危机标志着自玛格丽特•撒切尔【译注1】和里根总统【译注2】以来在全世界各国政府占支配地位的那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终结。

那些相信所谓无国界的、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信某种国际性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人们,和那些相信未被追求利润的私人行为污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人们都面临了无能的尴尬处境:两种主义都破产了。就如现在和过去一样,未来属于公共的和私有的经济以一定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经济。但是如何混合呢?这个问题是今天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问题,特别是站在左边的人们。

没有人会认真地考虑回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不仅因为其政治上的缺陷,而且因为其经济上日益增强的惰性和低效,虽然我们不能低估他们在社会和教育方面让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另一方面,直到全球自由市场去年【译注3】的内爆之前,即便在北方资本主义的富国和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译注4】中的社会民主派或其他温和的左派都已经越来越信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成功。事实上,苏联解体至今,我想不起来有任何党派或领导人谴责过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能接受的。没有哪个政党比新工党【译注5】更专注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在托尼•布莱尔【译注6】和(零八年十月前的)戈登•布朗【译注7】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被形容成“穿裤子的撒切尔夫人”。美国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也是一样。

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工党的基本理念是:社会主义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可以依靠资本主义制度创造出比任何其他制度能够创造出的更多的财富。社会主义者需要做的只是保证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然而自七十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全球化浪潮使得工党越来越难以坚持这一理念,同时又使得工党和任何社会民主党派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支持和政策的基础遭到致命的损害。八十年代的时候,许多人都认为:工党的船很可能会沉没;要保证它不沉的话,必须改头换面才行。

但是工党不仅仅是改头换面了。在被看作撒切尔主义经济复兴的冲击下,自1997年以来,新工党全面接受了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更准确的说是神学。英国解除了对市场的管制,把企业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和德国、法国和瑞士不同)停止制造商品供出口,把钱都投入到打造全球金融服务业中心和为前来洗钱的亿万富翁们打造天堂。这恰恰是为什么本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于英镑和英国经济的冲击很可能会比其对于任何一个西方主要经济体要更具有毁灭性,并且英国经济的复原也会更加困难。

你也许会说: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混合经济体制了。我们又可以使用工党的老一套做法——一切取决于国有化——让我们再次使用工党本不该收起来的那些办法好啦。这么说好像在说:我们知道如何使用那些办法。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首先,我们不知道如何克服眼下的危机。世上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个中央银行、没有一个国际金融机构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全都像一个深陷迷宫的盲人,试着用不同的棍子敲击墙壁想要找到出路。其次,我们低估了政府和决策人员中自由市场之毒的程度之深,毕竟这毒品让他们过去几十年来感觉如此之好。但是我们真的远离了那个认为牟利的私营企业总是更好、更有效的假设了吗?我们真的远离了那个商业组织和商业会计应该成为公共服务、教育和研究部门的模式的假设?我们真的远离了那个富有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的日益扩大的鸿沟无关紧要,只要其他人(除了占少数的穷人)能够过得好点儿就行的假设?我们真的远离了那个一个国家需要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最大限度地保证经济增长和商业竞争力的假设?我不这么认为。

但是一项进步的政策需要的不仅仅是和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和道德的假设之间的更大的决裂,还需要回到那个把经济成长及其带来的富裕看作手段而非目的的信念上来。经济成长的目的是其对人们的生活、对人们改善生活的机会和他们对生活的希望的影响。看看伦敦吧。当然伦敦的经济繁荣对我们都很重要。但是考验首都狭小的地块上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的不是其对英国GDP的20%或30%的贡献,而是其对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数百万人的影响。伦敦人能够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他们能不能承受这里的消费水平?如果不能的话,伦敦是超级富豪的天堂这一事实不能补偿物价对伦敦人的影响。他们能否得到报酬优厚的工作或任何工作?如果不能的话,我们有什么资格吹嘘那些米其林(Michelin)【译注8】杂志上评星的餐馆和餐馆里的装腔作势的厨师们?或者孩子们是否都有学上?伦敦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多到能够组成一支足球队这一事实不能抵消学校不足的问题。

对于一项进步的政策而言,真正的考验不是私人意义上的,而是公众意义上的;不仅是个人收入增加和消费增长,还应该包括机会的增加以及阿马蒂亚•森【译注9】所谓的通过共同行动创造出来的所有人的“能力”。然而那意味着,它必然意味着,公众的非盈利计划,即便只是要重新分配私人的财富积累。公共决策要指向社会共同的进步从而造福全人类。这才是进步政策的基础,而不是什么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的最大化。在对付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环境危机时,进步的政策将至为重要。无论我们采纳什么意识形态标语,进步的政策意味着一个比英国政府想象中更加巨大的、从自由市场向公众行动的重要转变。并且,考虑到经济危机的危急性,这一转变的发生可能会相当快。时不我待。

本文发表于2009年4月10日的《卫报》。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年 - 2012年),英国历史学家,共产党员,10月1日刚刚去世。

【译注】

1.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生于1925年),于1979年至1990年任英国首相。

2. 里根总统(President Reagan,1911年-2004年),美国第40任总统(1981年-1989年)。

3. 这里指2008年。

4. 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一般指大洋洲的一个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邻近的太平洋岛屿。地缘政治学來說,有时用来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5. 新工党(New Labour),是英国工党在1994年至2010年之间的一种说法,那时候工党的领导是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

6.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生于1953年),自1994年起任工党党魁,1997年至2007年同时任英国首相。

7.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 生于1951年), 2007年至2010年曾任英国工党党魁和首相。

8. 米其林(Michelin),法国知名轮胎制造商,并出版米其林美食和旅游指南。

9. 阿马蒂亚•森(英语:Amartya Sen,又译为沈恩,1933年生),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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