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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通常都是关于死者生前成就与优点的文字。撒切尔夫人的成就不容否认。她是右派的”当代君主”:她崛起于保守党危机四起之际,控制住变化中的政治元素且重组了它们。她彻底改造了政府、党派政治和英国经济。她建立了新自由主义治国方略的一种形式,这种制度从内部看来几乎坚不可摧。 但是这样来谈论撒切尔夫人的成就本身就已经暗示了讣告形式存在的问题。她最大的成就也是她之卑鄙和不可饶恕的原因。她的能量、 她的冷酷无情和她的政治诡计被用来达成如此偏执、如此阶级至上的目的,以至于人们很难佩服她的这些品质。回顾她掌权的那个年代留下的残骸,你很难不因恐怖而目瞪口呆。

集中注意力在撒切尔夫人的优点和成就上还存在一个夸大单个领导人作用的危险。撒切尔夫人的成功不仅有赖于以小资产阶级和”新中间阶级”为轴心的大众与商业界的广泛结盟,而且有赖于一系列从大众媒体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力量。她的优势多半来自于其对手们的弱点、分化或彻头彻尾的懦弱。

不过,我们不能否认撒切尔夫人的领导能力。因此,本着研究敌人以便将来能更好地打败敌人的精神,这篇讣告将密切关注把撒切尔夫人打造成战后最成功政客的那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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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生前把自己视为富人的一员,为富人的利益而斗争,死的时候被看作统治阶级完全认可的一名成员,有金钱和贵族头衔为证。当然,她被视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也不无道理。她的父亲曾是一名自由党政客,在战后败给了崛起的工党;他经营着两家杂货店,她曾经住在其中一家杂货店楼上的公寓里。

那时候还名叫玛格丽特·罗伯特斯的她是一个”奋斗者”,用现在托利党领导层的说法。她在简历上有一长串课外活动,这些课外活动她年纪很小时就开始了。她侥幸得到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是因为另一个学生申请的失败。她拿到了一个二流的理学士学位,找到了一份从事研究工作的化学家职位,然后在一次商业聚会上结识了反对社会主义的百万富商丹尼斯·撒切尔。他在1951年娶了她;从那以后,他一路支持她在政治上和职业上的抱负。在她当选国会议员后,他出钱让她学习成为专精税法的律师,这使得她后来能够晋升前排成为托利党的财政事务发言人。是在她丈夫和广大商业界的支持下,她才得以在希斯年代【1】的低谷中成为保守党的党魁,并进而成为英国战后最成功的首相。

她的一生就是她在进攻性和竞争的热情驱使下不断向上攀爬阶级阶梯的过程。这种经验给予她打造自己作为”精英制度”的开路先锋提供了素材,而她也会习惯性地反复提及”精英制度”的要点。比如,当被问及她对文法学校的支持时,她会说,她自己的晋升只有在一个识别和奖赏才智之士的教育系统中才能实现。

也许,我们可以轻易地说:她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她的婚姻给她带来的奢华财富。但是,这么说不过是在说:没有人的成功是”独立奋斗”出来的;一切成就最终都是在协作劳动的基础上获得的;个人的才能离开了有利于其发展的结构将一事无成。换句话说,那不过是说:精英制度是扯淡;但是我们早就知道这一点了。否认她的能力和能量的作用的话,我们会被视为对死者不敬,同时也是低估了她。

撒切尔夫人的一个主要强项来自于她清晰的思路。但是这不是在说她的思想在总体上具有连贯性。被冠以”撒切尔主义”的大量的、复杂的思想论述在连贯性上并不突出。虽然如此,她的思想在基础上存在一个从伯克【2】和哈耶克(Hayek)处得来的、非常简单明了的”自由市场”哲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牛津读书时她读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且为之神魂颠倒。这本书,加上不那么反社会主义的小册子比如科尔姆·布罗根【3】的《我们的新主人》,形成了她知识构成的基础。

在自由市场右派历史性的大失败中,这些理念给予其捍卫者们信心和历史性的目的感。他们宣称: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必然是无理性的。只有市场才能有效地整合分布在数百万人群中的知识碎片,且通过价格信号来交流。政府取代市场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中央权力机构来集中处理一切知识和重要的决策。这一做法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专制。事实上,这一做法是暴政的开端,是撒切尔夫人之流发动战争反对的”渐进的社会主义”的根源。

虽然她华而不实的辞藻可以被轻易地嘲笑,严肃对待撒切尔夫人的思想会让我们得益匪浅。奥巴马总统赞美她为自由的捍卫者,然而她几乎每遇到一个独裁者就一见如故地希望施以援手:皮诺切特【4】、苏哈托【5】、甚至于波尔布特【6】(当时红色高棉正在发动一场战争意图重新控制缅甸)。她拒绝承认非洲人国民大会【7】能够治理南非,因为它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她至死都坚持认为:皮诺切特为智利带去了民主。

不过,在撒切尔夫人的思想中,所有这些都是连贯的。自由首先是市场和公民花钱的能力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民主就在于市场上存在的大量选择中。侵犯任意一条,即便是以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名义,都是专制的开端。正如哈耶克本人在他的著作中不断说明的那样,这里边的逻辑在于:民主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善,就其能教育公民接受自由市场和”法治”而言的善。和撒切尔夫人一样,我们可以证明:哈耶克本人会喜欢上皮诺切特,他宁可要一个”自由主义的独裁者”也不要一个什么自由都没有的民主制度。

无论如何,这些就是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地方会议上传播的教条;她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多次被选为国会议员候选人,后来在1958年,她被空降到芬克利(Finchley)区的保险席位上。作为国会议员,总体上她位于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右翼。在某些方面,她表现出传统的专制主义色彩,比如她投票支持在学校恢复”用桦条抽打(学生)”的处罚;她投票反对废除死刑(甚至她丈夫都觉得此举”野蛮”)。在另一些方面,她表现出社会自由主义的姿态;比如她投票让同性恋和堕胎合法化。始终如一地,她倡议减税和自由市场,在哈耶克模式下她抨击高税收是”不仅朝向社会主义,而且朝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一步。

然而只是拥有这种知识基础、这种能力、这种内驱力,都还不够。撒切尔夫人需要一种能够普及这一思想的方式,以及一个独一无二的机遇。是战后体系的危机和对手们混乱的弱点帮了她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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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诺·鲍威尔【8】是撒切尔夫人将要强征的、为新右派探路的人。此人是右翼知识分子和布莱克区的托利党国会议员。他在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政坛试着扮演一个有点种族主义的预言家角色,且取得一些成功。他警告说: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将会弱化英国本土的文化。他坚称:他的预言和生物学上的人种无关,主要着眼于文化的冲突。他的新形右翼民粹主义的实验,混合了防御性的白人民族主义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已经表明:尽管不捍卫福利国家会带来不便,保守党人依然可能赢得民意基础。

他的主题后来成了她的主题。例如,撒切尔夫人臭名昭著的关于老百姓害怕被移民”淹没”的评论,其赤裸裸诉诸偏见的手法广为人诟病。同样恶劣的是她诉诸文化、把文化作为对抗的主战场的说辞:是”英国人”"为民主、法治做了这么多贡献,在全世界做了这么多实事”,但是却被”文化不同的人们”威胁到了。这是典型的鲍威尔式主题;她后来说:他提出了一个有效的论点,虽然有时用词不当。同样地,她把”不列颠性质”与市场、法律与秩序、低通胀、”强势英镑”等等联系起来的方式表明:她从鲍威尔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是鲍威尔只是一个过客;他很快就被边缘化了,虽然他的政治话语被保守党内一个重要的新右派分子接管且被恰当地驯化了。

英国资本主义同时也是其主要党派保守党的一次严重危机给了新右派一个机会。从六十年代以来,英国经济长期的问题累积成严重的危机:利润率下降,各行业指望政府去尝试控制工资上涨的趋势。工会代表的普通会员运动,那些没有正式官职的工会成员也可以发出临时通知带领工人罢工,标志着工会管理日益增长的危机。投资人投资的权利、经理人管理的权利都遭到了冲击。

1966年再次当选的威尔逊【9】政府试图通过立法来严厉打压罢工的权利,但是保留社团主义【10】模式让工会领袖在集体谈判和经济政策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他们失败了。1970年当选的希斯政府企图使用相同的办法,通过了《劳资关系法案》,结果发现该法案造成自1926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大规模工会活动。其政策破产了,政府被迫放弃了一切零敲碎打的走向更自由的经济政策的企图:他们不得不增加政府开支、国有化劳斯莱斯、在工业领域动用绝对权力。在少数几项成功缩减开支的政策中,有一项是:政府拿走了英国学生的免费牛奶。作为当时的教育部长,撒切尔夫人对此项政策负责,虽然看起来她并不支持该政策。

与此同时,1973年石油危机和1974年全球经济危机都加速了政府的倒台。工会在占上风,大众运动在获得动能,作为反对党的工党更加左倾,首相本人不妨嚷嚷几声然后一瘸一拐地离开舞台。1974年矿工的又一次大罢工结束了这一届政府。希斯提前举行大选,问全体选民:”是谁管理这个国家,我们还是矿工们?”选民的回答:”不是你们。”

这就是有先见之明的斯图亚特·霍尔【11】的诊断:”权威危机”。用葛兰西【12】的话说,”权威危机”就是统治阶级丧失了操纵公众的共识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其实质是霸权的危机,反映在每一个统治机构,反映在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每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反映在议会政治领域上。保守党跌倒了历史的低点,泰德·希斯为该党仅仅赢得了35%的选票。商业界人士越来越希望工党执政,希望通过他们与工会的关系达到托利党做不到的事情:提高失业率和降低工人工资。

这为反对党右翼创造了机会。不仅如此,这还刺激了正在成形的新右派,被击败的阴影使得他们胸中充满了愤怒和厌恶;这种情绪将伴随他们度过接下来的数年。最初,新右派的领导权在另一个右翼知识分子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手上。可惜,他的政治野心因为一次演讲而终结。他在该演讲中警告说:人类的血统被下层阶级的高出生率威胁了。这一演讲被广泛传播,对他的政治生涯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撒切尔夫人觉得:需要有他人站出来代表”我们的看法”,不如她自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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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的口音、缓慢、 笨重的元音和(偶尔被一脸苦相软化的)僵尸般的眼神使得她不是太有魅力,不过撒切尔夫人依然被认为是高智商和富有激情的。在她成为保守党党魁后,丹尼士·希利(Denis Healey)【13】把她称作”特权阶级的激情女士(La Pasionaria of Privilege)”【14】,借用了在西班牙内战中煽动抵抗运动的那个西班牙女共产党员的外号。这个称谓既是一种恭维,也是一种侮辱。此外,她拥有基思·约瑟夫不具备的能力:那种把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15】的抽象的、甚至有点可笑的市场教条转化成政治常识语言的能力。尽管其贝尔格拉维亚【16】口音矫揉造作,她依然被认为是”平易近人”的。

比如,在解释政府缩减开支的必要性时,她坚持说:政府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就像一个家庭或者一家街角的便利店一样:你不能入不敷出;如果经济状况不好你就必须节衣缩食。她那关于经济紧缩之后以往的好日子才会回来的承诺和大众文化中最传统的元素相呼应。她极为巧妙地把自己和所谓英国的”勇气”联系在一起,在福克兰群岛【17】的冒险中她象征性地让英国重新获得某种久违了的帝国的荣耀。她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很精明的。把自己打扮成对这个民族充满关切但是很现实的总干事,她触动了英国中间阶级文化中受虐狂的层面:她说,事实上危机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我们对自己太纵容、太温和了。悔恨吧,人们:我们必须先赎罪,然后以往的好日子才会回来。

在1979年选举前后,她详细说明了这一要旨。不论英国经济如何糟糕、不论她的政策造成何等的社会混乱、失业率如何直线上升,她始终不渝地坚持她的口号。她说,英国经济不会复苏,除非工业有竞争力,除非罢工结束了,除非工人们不再要求高工资(而找不到工作)。她以汽车工业为例说:市场需求没有下跌,但是市场需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进口而非英国生产的汽车。英国经济的困境要归罪于几十年社团主义政治的失败。政府坚持挑选赢家的做法已经产生了一系列”跛脚鸭”项目。工会败坏了工人们,他们鼓励工人罢工,他们提高了工人的劳动力价格,他们恶化了冗员现象,导致了生产的低效和高成本。

但是办法是有的:让市场规律来起作用;让经营不善的公司倒闭,让好的公司发展更快;让努力工作的和有创新精神的繁荣发展。这样做的话用不了多久经济会出现增长,就业也会增加,生活水平会得到提升。用这样一套说辞,撒切尔夫人提供了一个结论,这一结论清楚和直观地与一套”常识”的解决方案、一套能引起共鸣的价值观念联系起来,并且也利用了她的政敌的某些分歧与弱点。她知道工会的领导人们不打算发动公开的战争;她也知道大部分罢工停留在狭隘的、”经济-社团(economic-corporatist)”基础上。她还知道:工会的团结行动在减少,对左派的支持在直线下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她才能够说:罢工群众与其说是在帮助他们的工友,不如说是在伤害他们。

在关于公共开支和福利的问题上,撒切尔夫人的说法非常微妙以至于人们很难记住。她当然相信:政府需要比那时候的要小的多,应该和经济的规模相当。在初期,她取消了政府对价格和收入的控制,和社团主义决裂,大幅降低收入税和企业税。她还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政府应该变得更像市场;她选派商人来重组公共服务,比如在英国国民健康保险服务【18】中引进了内部市场。但是在公共辩论中,她声称在她的手上,英国国民健康保险服务很安全,她经常同意:适当的福利保障是必要的。

比如,她声称自己非常想要提高英国人的养老金,向欧洲其他国家的水平靠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从”就业人口”那里筹钱;而就业人口通常不愿意在所得税方面花太多钱。扩张福利国家的唯一方法是扩大经济的生产基础,从而暗示了必要的生活水准的大幅下滑以及(用她厌恶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剥削程度的大幅上升。她解释说,要求更多的钱说来轻巧,但这钱必须从其他工人那里来。无疑地,撒切尔夫人在操纵工人内部的分裂、赞扬”有生产力的”大多数雇员(从技术工人到首席执行官们)、贬低缺乏生产力的政府及其客户方面非常老练。

危机的气氛使得政府较为自由。对撒切尔夫人的极右翼的同情势力占领了大众媒体。媒体的头条和专家们成功地关注工党分崩离析的社会合同政策下老百姓对贫困、暴力和社会关系崩溃的真实体验,从而炮制出一个”工会恶霸”掌权、”缓慢发展的社会主义”造成大规模失业的海市蜃楼。只要决策的逻辑依据永远如此的话,经济危机也一定不是即将上任的托利党政府的错误。撒切尔夫人会愉快地说,”世界经济出现衰退,不是我们的失误……但是假如我们当时没有采纳那些政策来提高效率、增加产出、结束工业领域的冗员现象的话,当世界贸易再次扩张的时候,我们将无力竞争。”

实际情况是:当世界贸易再度复苏的时候,一点点的复苏苗头和有通货膨胀倾向的政府预算就让她群众基础中那些骑墙派原谅了她的政府蛮干造成的巨大破坏、垃圾工业、暴乱和大规模失业。托利党以42%多一点的得票率赢得了1983年的选举,得票率仅比1979年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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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选举,工党只得到灾难性的不到20%的低得票率,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得到机会好进行他们下一阶段的议程:私有化国有公司、决定性地打败工会,以及解除对伦敦城的管制来释放金融领域的”大爆炸”。

撒切尔夫人阶级策略的核心是:和工会运动进行分阶段的作战。其作战方案的核心元素在1979年选举前写就的”芮德利计划”【19】中已经列明了。只有打败工会他们才能确保英国民众接受近乎永久的大规模失业状态,且保证低工资水平。这样做的话还可以削弱工党左翼的社会基础,从而帮助英国消灭社会主义。他们同时也感觉到机遇:工会领导层对于撒切尔夫人的再次当选的反应是:拥抱”新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们觉得不可能和政府抗衡,只希望通过谈判争取最大利益。但是托利党的领导层(那时候完全由撒切尔夫人及其派系的反动好战分子和所谓”自力更生”的人士控制)却在暗中准备开战。 虽然社会总体上对工会头头们”控制国家”存在激怒,虽然右翼人士不断在民众中制造关于那个”不满的冬天”【20】的恐慌情绪,托利党的官方辞令非常小心地避免惊扰敌人,不让他们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战斗涉及的利害关系。很明显撒切尔夫人他们想要动工会,但是他们把政府控制工资后普通工会成员抛弃”社会合同”的解放效应大加宣传。他们强调说:工会可以爱怎么谈判就怎么谈判。总体而言,通过一系列运作(依据特征有时候被称作”切香肠”计划)托利党的官方论调让人丝毫不觉他们打败工会、特别是其最为好战的左翼的计划。

即便在撒切尔夫人攻击罢工运动时,她也煞费苦心地指出:是公共部门的工会(那时候包括了码头工人和矿工、以及英国国民健康保险服务的工人和教师们)制造了麻烦。她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工会本身,而在于国家垄断使得工人们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力,且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动用这种权力。 “切香肠”计策意味着孤立和打击一个团体的工人,与此同时通过激励手段让其它团体的工人置身事外。在幕后,政府重新装备、做好战斗准备。他们通过了反工会法案,他们增加了警察的数量。这一遏制作用进一步减弱了工会间原已低落的团结传统。同时,(暂时)还不受影响的部门获得大幅的工资上涨,这让工会领导们有很好的理由少管闲事。政府于是开始攻击规模小的工会,积累一些重大胜利,然后进攻规模大的工会。在托利党看来,矿工的工会规模最大,也最危险。他们暗地里囤积煤矿,为运输公司招募了不参加工会的司机,打造了移动警察分队以攻击工会纠察人员。他们通过法律止付罢工工人配偶的保险金,迫使工会要想办法扶持罢工者的整个家庭。

然而一旦开战,托利党的说辞必须要升级好让他们的支持者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一如往日,在这一战斗中,极具可塑性的”不列颠性质”主题救了撒切尔夫人的场,被她用来动员保守党、国家机器、小生意社区、以及极右翼工人内部的支持者。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中用过的,她在反对爱尔兰共和军运动中抛售过的,关于英国的勇气的说辞被再次使用。《太阳报》【21】和《每日邮报》【22】给她做喉舌。她争辩说,”在福克兰群岛我们不得不和外部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必须总是小心内部的敌人,和他们作斗争更加困难,他们对于自由的危害也更大。”这就指向了撒切尔意识形态模糊不清的核心:其新自由主义的元素是个人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23】;其传统主义的元素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后者在镇压罢工运动的过程中崭露头角,表现为一种基于等级与服从的社会团结概念。于是,当左翼斥责右翼是破坏罢工的无赖时,右派可以嘲笑左派是叛徒。

撒切尔夫人赢了。当中有几次危机重重。尽管工会官僚们非常谨慎,还是出现过一次草根的、左翼的、支持罢工者的行动,出现了一次广泛的、不同部门的工人阶级动员起来自卫的风潮。在某些关键时刻,这些团结性的行动有可能强大到能够迫使政府在其选定的战场上丢脸地撤退。然而,经过一年大部分时候充满暴力与怨恨的斗争,许多工人的生活益发贫困,全国矿工总会【24】的抵抗土崩瓦解了。没有任何协议,他们就放弃了罢工行动,接着政府开始解构采矿业。

撒切尔夫人当然不会忘记她欠默多克【25】的债。当他打算把报纸的工厂迁移到沃平(Wapping),打击印刷工会的时候,她的政府、警察和这位小报所有者狼狈为奸。印刷工会长达54个星期的罢工行动被用橡皮子弹武装起来的警察来对付,这些警察强制执行了撒切尔夫人压迫性的反工会法。于是,1985年政府对矿工的胜利之后,紧接的是1986年至1987年默多克对印刷工人的胜利。此后他得以整合控制更多的媒体,因此这一胜利给他带来更高的利润和更强大的舆论力量。

****** 在1988年,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开始出现问题。他们被英国国民健康保险服务的一次深得民心的罢工击败,内部就欧洲问题出现分化。撒切尔夫人一直认为:和欧洲货币挂钩将导致不必要的通货紧缩政策,遏制英国经济的增长。她支持欧洲的盟友则认为:考虑到伦敦城混乱的经济动态和英国对美国主导的股市泡沫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和欧洲货币挂钩将会稳定英国经济。撒切尔夫人最后的错招是引进人头税。但是问题不仅仅是她引进人头税后出现的大规模示威,以及随后的骚乱,其中警察被两翼包抄而一败涂地。 只要保住民意基础,政府总能对付大规模骚乱。问题是动荡也波及了托利党的部分基地,在托利党票仓的腹地,补选【26】中工党获得压倒性胜利。民意测验中,工党甚至于获得了超过50%的支持率。政府举措产生的两极分化效果,驱使很多本来支持自由党的选民很认真地转向支持工党。而在撒切尔主义广受欢迎的表面下,连她的部分基地都出现了不断增长的忧虑。人头税似乎突出了大家对托利党的一切反感:公共部门资金不足、福利减少、保护富人的利益同时打击穷人。如果托利党不能在短期内返回到务实的、中间派立场的话,他们将会丧失大量的民意基础以至于让人怀疑他们能否再赢得任何一次选举。 撒切尔夫人咄咄逼人的姿态越来越成为包袱,托利党最终迫使她让位给约翰·梅杰(John Major),一个从布里克斯顿(Brixton))来的柔和的中间派。她的时代结束了。在一个特别危急的紧要关头,在危机的关口,她为了自己的阶级站出来。她控制住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状态,且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坚决地改造了这一社会状态。然而一旦危机真正结束了,资本家的利润增长和政治控制恢复了,好斗的工会和左翼地方议会被击溃了,并且工党坚决地向右靠拢了,她的方法就不再有用了。曾经被视为她的优点的思路上的清晰、政治上的勇猛、策略上的灵活看来已经退化成教条和愚蠢的战术。在大众媒体上,她越来越像一个自大狂患者。

事实上,我认为撒切尔夫人自身内部的变化与其处境的变化不相上下。她从政坛前锋线上撤退,接受了女男爵的封号,开始发表些古怪的演讲。她主妇一样严厉的容颜枯萎了。在工党胜选的1997年,她出现在唐宁街,在布莱尔的陪同下,她凝视着一个有讽刺意味的狭长的开口,让新闻媒体拍照。那是一个历史性的瞬间。然而除了她作为一个中偏左的政府的”安全性”象征的担保人角色,保证该政府已经接受了八十年代社会的变迁之外,她看上去与其说是致命的,不如说是尴尬的。

在新工党【27】的早期岁月里,英国航空公司决定放弃使用英国国旗,采纳一个大都市的徽标。撒切尔挑衅地用一块手帕遮住新的徽标,让自己出尽了洋相。从那以后,她一点也没变;只是她的老派的帝国民族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多余。同样的,当皮诺切特将军将被引渡回国以反人道罪行受审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坚持欢迎他、为他辩护、称赞他给智利带去民主。 再一次,她不过看上去卑鄙罢了。她一向支持右翼的独裁政权。只是在福克兰群岛之争中曾是她盟友的皮诺切特,那时候已经是被通缉的罪犯了;即便美国政府都已经为他们此前对其政权的支持而正式道歉了。

成就撒切尔夫人的危机关头走了。作为一名有作为的政客的她也走了。

****** 对于左派来说,现实地衡量撒切尔夫人的成就非常重要。剥夺她的崇拜者们对逝去的光荣之追忆相当有诱惑力。本着打破神话的精神,我们也许可以指出:撒切尔从来就没有获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这是真的。我们也可以坚持说:她之所以赢得选举更多的是因为她的对手太弱,而不是因为她本身的优势;这话半真半假。我们还可以指出:她的许多政策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28】崩溃之后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总体趋势一致,和其间先有智利后有纽约率先实行经济紧缩政策一致,和缓和政策的衰亡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狂热的回归一致,和三边委员会【29】建议缩减民主的报告一致。 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撒切尔夫人政治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假如北海油田稍早一些被发现的话,前工党政府也许不必削减预算,从而能够保住某些他们当时失去的支持。假如北海油田稍晚一些被发现的话,在经济复苏前,第一个任期内的撒切尔夫人政府将没有进账能够缓解政府削减开支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同样的,假如全球经济复苏(以东南亚作为全球活力的导引)不是发生在1982年的话,撒切尔夫人不太可能赢得连任。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她的所谓”局外人”的状态被夸张了。她支持的总体政策路线在全球范围内有(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美国政府)机构的支持,且和在西德实施的”紧缩”政策一致。 尽管如此,必然的结果依然是:撒切尔夫人当政的前几年一直经济危机不断,她的党内部从未团结过,她的内阁被泄密和分裂搞得百孔千疮,并且早期的补选和地方议会选举都表明:她的支持在流失。但是她坚持住了。并且,她对手的实力也不应该被低估。当她首次当选时,英国就业人口大约有一半参与了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工党内部和地方议会上左派势力强大。她很快给自己树立了众多强敌:利物浦市议会、码头工人、核电站工人、矿工。其中任何一个敌人都有能力以某种方式严重扰乱政府运作。然而她毫不退缩,勇往直前。

用马基亚维利【30】的话说,关键在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领导人在面对fortuna(即事件不可预见的后果)时,以virtù(那使得他能够掌控那些后果的性格特征)来应对。撒切尔夫人的virtù包括了她思路的清晰与固执,且没有那些困扰了左翼人士的多愁善感;包括她在遭到攻击时的政治勇气,和对政敌弱点灵敏的嗅觉和无情的利用;包括她用日常生活的经验来解释常常很抽象的概念的能力;包括她对谁是盟友,对自己的群众基础何在(她从未停止关注她的核心群众—-中间阶级的下层)的了解;包括她对对手政治和话语中"矛盾"的觉察能力和利用能力;而在这一切的核心,是她的胜任。

记住这一切是有益的,因为我们非常需要对敌人有正确的认识。如果对现任英国政府内阁进行类似研究你会发现:其中不存在像她那样卓有建树的阶级战士,更别提那些当年在她身边的好战分子了。现任政府并不愚蠢也不老实。迄今为止,他们在推行紧缩政策时玩的游戏很精明。他们的"弱点"不过是偶发性的:只要他们没有遇到强大的反对派,他们一点也不软弱。但是,假如他们面对撒切尔当年面对的挑战的百分之一的话,他们定然已经180度掉头大开倒车了。这一事实,以及他们今天没有面临强大挑战的事实,都要归功于撒切尔夫人作为统治阶级战士的地位。

所有这一切不是在说:英国左派需要自己的撒切尔夫人。左派和右派的组织方式不同,也不应相同。我们没有一大堆商人和智库为我们提供资金和政策方面的专家意见。我们没有国家机器站在我们这一边;把左翼目标转化成政策语言要困难得多。我们没有媒体为我们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培育大众的支持。我们也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站在我们的一边。我们不需要一个伟大领袖:我们有足够多的小将军们,但是没有军队。

但是"现代君主"在葛兰西看来并非只能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或领袖;也可以是更为民主的"君主":一个群众性的党。那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作者:理查德•西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原文发表于《雅各宾》网站} 【译注】:

1. 希斯年代(Heath years),其中爱德华•希斯爵士(Sir Edward Richard George ‘Ted’ Heath,1916年-2005年)在1965年至1975年出任保守党党魁,1970年至1974年间出任英国首相。

2.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年-1797年)是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曾在英国下院担任数年辉格党的议员。

3. 科尔姆·布罗根 (Colm Brogan,1902年 - 1977年)是苏格兰记者和作者。他的《我们的新主人》一书主题是:左派政治思想要为希特勒政治上的崛起负责。

4. 皮诺切特,全名为奥古斯托·何塞·拉蒙·皮诺切特·乌加尔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年-2006年),智利军事独裁者。

5. 苏哈托(Suharto,1921年-2008年),印尼独裁者。

6. 波尔布特(Pol Pot,1928年–1998年),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总书记。

7.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简称非国大(ANC),自1994年5月至今是南非最大政党、执政党,同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组成三方联盟,现有党员约70万人。

8. 约翰·以诺·鲍威尔(John Enoch Powell,1912年-1998年)是英国政客、古典学者、作家和军人。他在1950年至1974年出任保守党国会议员。

9. 詹姆士·哈罗德·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1916年-1995年)是英国1964年至1970年、1974年至1976年两任首相。

10. 社团主义(Corporatism)或新社团主义(Neo-corporatism)在政治上指的是一种社会机制,由工会、私营部分(资本)、和政府三方的协议主导。社团主义提出了一种阶级合作的形式来取代阶级斗争,以对抗传统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的工会。

11.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年生)是一位文化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也是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或伯明翰文化研究学院(The 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的创始人之一。

12.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年-1937年)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者和领导人之一,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其”文化霸权”理论闻名于世,关注政府如何通过文化机构来维持其权力。

13. 丹尼士·温斯顿·希利(Denis Winston Healey,1917年生),英国工党政治家,曾先后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任国防大臣及财政大臣等职。

14. 多洛雷斯·戈麦斯(Isidora Dolores Ibárruri Gómez,1895年 - 1989年),外号”激情女士”,是西班牙内战中西班牙共和党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

15.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2006年)是美国经济学家,以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6.贝尔格拉维亚(Belgravia),伦敦的上流住宅区。

17. 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是一位于南大西洋的群岛,目前为英国海外领土。阿根廷对该群岛有领土要求,并称呼其为”马尔维纳斯群岛”(Islas Malvinas)。1982年4月到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该岛的主权爆发了一场局部战争,英国胜。

18. 英国国民健康保险服务(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简称NHS)指的是英国的全民保健制度。

19. 芮德利计划(The Ridley Plan)是1974年希斯政府被当年的煤矿工人罢工搞倒之后保守党国会议员尼古拉斯•芮德利(Nicholas Ridley)起草的一份报告,为未来保守党政府如何在国有工业中和工人大罢工作战且击败他们做了规划。

20. 不满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 指的是英国1978年至1979年的冬天。在当时工党政府强制实行工资封顶之后,英国出现大范围的工会罢工。该说法出自莎士比亚剧作《理查德三世》。

21. 《太阳报(The Sun)》是在英国和爱尔兰出版的全国性小报,其所有者为国际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

22. 《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是英国一家每天出版的小报。

23. 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是一种主张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同等自由,个人应该享有绝对自由的政治哲学。

24. 全国矿工总会(NUM,The 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是英国煤矿工人全国性工会,曾经是20世纪英国最强大的工会之一,1984-1985年大罢工的失败和英国政府关闭煤矿的举措摧毁了其政治影响力。

25. 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1931年生)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媒体集团–新闻集团的主要股东,董事长兼行政总裁。他拥有英国的《太阳报》。

26. 补选(by-election )是一种非常规的选举,只会在议会内有遗缺时才会进行,以补回空缺议席的余下任期。补选能够维持议会的代表性。

27. 新工党(New Labour)指的是从九十年代中到零零年代初期英国工党在托尼•布莱尔与戈登•布朗领导下的时期。

28. 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是该协定对各国就货币的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国际储备资产的构成等问题共同作出的安排所确定的规则、采取的措施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形式的总和。1973年2月,美元进一步贬值,世界各主要货币由于受投机商冲击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但直至1976年国际社会间才达成了以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的非货币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定”。

29. 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是一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非党派的讨论性团体。于1973年7月,由大卫·洛克菲勒建立。目的是建立美洲、欧洲和日本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30.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年-1527年)是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人物,他所著的《君主论(The Prince)》一书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另一著作《论李维(Discourse on Livy)》则提及了共和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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