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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赐:见证香港电视业辉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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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傍晚,我在多伦多中文电台等候刘天赐先生做专访,其时他正在直播室内与多伦多的听众“倾”得热火朝天,透过直播室厚厚的大门,他的笑声依旧爽朗,依旧侠气回荡。

  这是六月,多伦多最令人舒心赏目的季节,也是多伦多最心安理得的黄昏,迟迟不愿沉下去的太阳,将一天一地渲染得温婉动人。透过大大的玻璃窗,繁密的枝叶间漏岀一抹一抹的阳光,懒懒散散地碎在青绿的草坪上。几片落叶,在熏风中起起落落,那种节奏,与室内那把笑声很“夹”(配合)。恍恍惚惚间,似是在浅水湾,似是回到80年代……

                        一个很难毕业的学生

  一把英雄须(胡子),一袭质感很厚实的纯麻灰衣,倚窗而坐的刘天赐,讲起“旧阵时”(以前)来滔滔不绝。

  刘生告诉我:“严格来说,我不算个文化人,也不是个知识分子,最多是个常识分子。所谓常识分子,就是样样都懂一些,兴趣很广。”

  刘天赐1948年出生在英属殖民地时期的香港,据他说,他父亲是政府里的公务员,所以他的童年生活很轻松,很快乐,无忧无虑,相当安定。“我是个很喜欢玩,也很喜欢读书,但不是很会考试的人。”

  坊间有种传说,关于刘天赐,是除了幼稚园外,未曾毕业于小学、中学以及大学。假如这个传闻是关于其他人,似乎亦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但这个传闻落在又写剧本又岀书又主持节目又拍电影的刘天赐身上,就确实算是奇闻。

 “这有什么出奇呢?这不是传闻。”刘生丝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考试是个很个人化的事情。好似我读中学时,有位教文史的老师,有大半被他考倒,连平时成绩最优秀的都中招。这只能说,是这个教育制度不适合我,不能说是我不适合这个教育制度。”

  自称过不了中学试的刘天赐,会考时顺利过关,之后顺利进入中文大学哲学系学习,1974年,刘天赐仍旧在毕业考试前却步,最后通过推荐毕业完成大学学业。

  推荐刘天赐毕业的人可谓慧眼独具。因为5年后,这个被推荐毕业的学生,出任无线制作总监,见证了香港电视业繁荣的十年,同期出品的作品有《上海滩》、《网中人》、《神雕侠侣》(刘德华版)、《鹿鼎记》、《义不容情》、《新札师兄》等,可以说,这是无线电视剧制作最鼎盛的时代。

 “看来。”我对刘生说。“考试对于学生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知识的捕捉和掌握。”

  对此刘生表示反对。他特别强调:认为考试对学生不重要的看法是错误的。“毕竟那张毕业证是要靠考试换回来的,你没有毕业证,怎么说明自己的水平呢?不是个个都有胆量学Bill Gates,敢退学。你没有文凭,出去要人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很难。有张文凭,移民都多几分啦。”

                        许冠文是我师父

  刘天赐触“电”,可用生“得”逢时来形容。

  70年代的香港,在发展中承受着上天所赋予它的双重恩惠。一方面,经济的起飞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电子工业技术标新立异,致使电视机价格下降,加上转播站的兴建,电视媒体开始渗入每个家庭,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另方面,是战后出生的一代,他们在安稳的生活环境下,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这一代人后来成为香港建设的中流砥柱,是精英的一代。

  香港独特的地理与政治环境,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充分享受言论自由、创造自由的“自由港”。与其时的中国大陆、台湾、星加坡相比,推崇西方、推崇自由的香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香港电台、电视以及电影业发展的基础。

  香港的电视业发展起步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7年,TVB(无线电视)启播,1973年,RTV(亚洲电视的前身、丽的电视)随之而来,1976年,第三间商营电视台佳艺电视横空而降,令电视竞争变得白热化,同时也造就了香港电视业得天独厚的创作环境,电视成了家庭生活中光彩的一面。

  香港电视业在短短的几年中急剧膨胀发展,制造了许多就业的可能以及机会,也容纳了许多的人才,用刘天赐的话来说,就是“时势造机会。”

  1968年,刚刚中学毕业的刘天赐进入商业电台,在这里他遇到了叶洁馨,然后再认识了梁淑怡,这种机会不是人人可得,却被刘天赐撞上了。

  对于刘天赐来说,叶与刘都是集才华与智慧的传媒人,当时梁淑怡与许冠文正在“抄袭”一个美国电视台的Gag Show节目Laugh-in,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在无线电视播放,这就是《双星报喜》,每集大概就是20分钟。由于这个节目需要42个Gags,许冠文便让刘天赐与邓伟雄一起创作,最初是全部抄袭《1000个笑话》这些书籍,但因为不可以涉及性、宗教与政治,只有在社会生活中寻找题材,这断经历对刘天赐创造影响极大,正如他所说的:“70年代是个充满矛盾,既媚俗又脱俗的年代,即具有颠覆性,亦顺从社会的规条;创作人有突破,却同时有继承。”

  刘天赐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夹缝中,找到了平衡。这个平衡点一直成为他作品的一个支撑点:充满着颠覆与理想,反叛与规范,媚俗与清高。像处境喜剧《73》,《家变》、《狮子山下》,还有电影《贵马双星》、《香港屋檐下》、《顾城别恋》,以及文学作品《小宝神功》、《三国启示录》、《人间尤物》等。

  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说,刘天赐的成功当然有他自身的努力,但机遇同样很重要。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梁淑怡与许冠文不是在“抄袭”Laugh-in,相信编剧这个位怎么轮也难以轮到初岀茅庐的刘天赐。好在是“抄袭”,好在Laugh-in体现的是即食文化,要快,要搞笑,要生活化。许冠文将机会交给了刘天赐,刘的编剧悟性,就这样被许冠文不经意地启发出来了。所以,就是多年之后的今日,刘天赐仍念念不忘地对我说。“许冠文是我师父,他教了我很多,教会了我什么是喜剧,以及怎么去编喜剧,还有怎样才能把握市场。”

                        无为的“无线”十年

  从1979年至1989年,刘天赐整整在“无线”担任了十年的制作总监,这也是香港电视业发展最值得炫耀、最黄金的十年。

  刘生说:“那10年不存在逆水行舟的问题,时势推动着你,不断地向前,向前,从一个高峰爬向另一个高峰。”

  刘天赐其时能在“无线”企稳,除了他本身具备相当的质素外,当然很大的原因是许冠文。

  讲到许冠文,自然离不开许冠杰。从70年代开始,许氏兄弟闯进娱乐圈,一招“双鬼拍门”,分占歌坛与影视一天一地,彼此辉映,相得益彰。

  50年代的香港,是粤曲的鼎盛时期,那时家庭娱乐或社交活动,大都以到“歌坛”听歌。所谓的“歌坛”,多是设于茶楼;所谓的“歌”,指的是粤曲,这是当时最为普通和廉价的大众娱乐,而电台或电视台所播送的,除了粤曲,余下多是些国语歌曲。

  1967年是TVB(无线电视)启播的日子,同样也意味着粤语流行曲的诞生,原因是,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娱乐节目,取代了“歌坛”。每当夜幕降临,家家户户围坐在电视机前,享受着一天最愉快的时刻。最早的粤语流行曲,是由叶绍德填词、顾嘉辉作曲的《啼笑姻缘》主题曲,当时由电视台播出。

  之后,以许冠杰为主的莲花乐队和谭咏麟、钟镇涛等组成的温拿乐队也崭露头角,香港粤语流行曲兴起的格局借助电视技术得以确立。

  出身于广东音乐世家的许冠杰,毕业于香港大学心理学专业,他擅唱英文歌曲,深受猫王和披头士影响,在他写的歌里,无论词曲,既有浓重的粤曲底蕴,也有西方音乐的痕迹。许冠杰的这种借鉴,与许冠文在影视创作上的“拿来主义”有异曲同韵之妙,深得普罗大众的欢迎。观众哪怕明知岀处,也在欢笑中予以原谅。

  电视技术的普及性,致使歌曲与影视作品的结合更趋完善。一方面,粤语电视剧主题曲推动了粤语流行音乐的创作;另方面,粤语流行歌曲的广为传播,又提升了粤语影视作品的流行。可以说,其时的粤语流行歌,与其时的粤语电视剧,都是建立在市场上,深受享用者欢迎的“商品”,因此,两者的流行是必然的。

  以我所猜度,“无线”其时之所以选择了刘天赐任制作总监,一是他与许冠文的熟悉合作,还有就是他深得许冠文的真传,这就是对电视文化商品性的悟透,以及对消费者心理的把握。

  刘天赐今天仍旧认为:“电视不是艺术,电视只是商品,‘无线’当年全年生产500至700多个小时的节目,产量之大,得益于一大批创作人员,深悟电视的商品性,这是‘无线’辉煌的根本。”

  是的,刘天赐在“无线”的十年,见证了香港电视业从起步走向辉煌的过程。无线当年以及后来培养起来的一大帮演艺人员,光演员方面就有周润发、翁美玲、苗乔伟、黄日华、汤镇业、刘德华、梁朝伟、张曼玉、汪明荃、周星驰、万梓良、刘青云、黎明、梁家辉、吴镇宇、黄秋生、郑少秋、罗嘉良、欧阳震华、沈殿霞、秦沛、张卫健等,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仍旧是今日香港影视业的中坚,有不少人还成为著名导演,像王家卫、苗乔伟以及周星驰。

  而在制作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上海滩》、《网中人》、《神雕侠侣》、《鹿鼎记》、《义不容情》、《新札师兄》之外,武侠片方面有《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东邪西毒》、《倚天屠龙记》、《绝代双骄》、《侠客行》、《笑傲江湖》等,时代剧有汪明荃等主演的《京华春梦》、刘青云等主演的《大时代》、万梓良等主演的《巨人》;周润发、郑裕玲等主演的《火凤凰》;罗嘉良等主演的《天地男儿》。

  关于“无线”创作鼎盛的原因,刘天赐讲了句相当值得耐人深思的话。刘生说:“现在回过头看,我在‘无线’担任制作总监的十年,是什么都没有做的十年。所谓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最重要的‘做’,就是最好的做。无为就是有为。”

  按照刘生的理解,创作是一个相当讲求自由的工作,过多的干预,过多的限制,会压制了创作的积极发挥。“让大家做野开心,赚到钱,养到家,拍出来的作品能让观众看得开心,这是最美满的事情。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过去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是积极而不干预,你要留意‘积极’这两个字,不是消极而不干预,两者是有不同含义的。积极不干预的精神是支持,消极不干预体现的精神是放任。”

                        讲神讲怪刘天赐

  1990年,刘天赐将主要精力放在主持电台栏目与写作上,直到他1997年移民加拿大,七年间,除了在影视两栖间来回“冲浪”外,他还在影视以外的空间,求得一次一次的冲刺,创造了多个精品。

  在电台制作方面,刘天赐在香港电台第一台主持《金瓶梅导读》,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小宝神功》和《讲东讲西》节目。

  这里要特别谈谈《讲东讲西》节目,这是香港电台一个长寿的清谈节目,创办于1995年,主持者有丘世文、刘天赐、陶杰、文洁华、何弢、王一平、张小娴、岑逸飞、卢伟力及马鼎盛等,他们在每集不同主题中,将各自读书所得结合个人的丰富阅历,以浅白的生活语言表达,庄谐并见,妙语如珠,深受大众的欢迎。

  移民前的刘天赐,除了热心参与相关的电台节目外,还勤奋著作。从1984年开始,他先后出版了《小宝神功》、《三国启示录》、《处世金钟罩》等十多本畅销书,另方面,他还对科幻妖精鬼怪以及中国魔法展开研究,岀过专著,也写过小说。

  前面我已提过,在刘天赐的作品里,处处充满着颠覆与理想,反叛与规范,媚俗与清高这样矛盾的平衡。其实,这种矛盾以及这种平衡同样在他的性格中得到完整的体现。

  声称热衷研究宗教的刘天赐,却不是教徒;到过矛山去考察,却不迷道;喜欢研究僵尸,却是个无神论者,不信降头,不信养鬼仔。

  谈了大半天影视的刘天赐,见我将话题转到僵尸,马上眉飞色舞,“话”致大增。“我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会到书店去找鬼怪的书看,中国在这方面的著作,与西方相比,确实太少了,少得可怜。其实,鬼怪作品,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是因为它充满着相当深邃的哲学哲理,即生是什么?死又是什么?

 “为什么很多鬼怪故事,充满着性、血腥、色情、暴力和爱情?而且愈是恐怖,就愈有市场?因为在每个人的内心,都在寻求一种‘不死状态’。死好不好?鬼怪、僵尸就是一种不死的状态。永生不一定比死亡要幸福。本来一种生命形态的结束,是一种释放,但‘不死’却让生命承受更多的痛苦,那么,是死好,还是‘不死’好?”

  想一样东西就迷一样东西,迷一样东西就专一样东西,这就是刘天赐。

  沉迷于僵尸文化研究的他,不但在香港筹办了僵尸文化研讨会,还借在香港大学讲授《通识》的机会,主讲了巫术、天堂、地域等课题。谁说中学大学难于毕业的学生不能成大器?不能登大雅之堂呢?

  刘天赐是1997年移民加拿大的,他说,当初家人希望移民加国,而他自己也很喜欢加国,所以就过来了。

  离开香港的刘天赐,实际上已远离了影视圈,用他的话说:“我的人生,总在一段时候,会踏上一个新阶段。1989年以前,我的主力方向是影视;移民前,我的主力方向是写作;移民后,我处在半退休状态,做些研究,在香港几所大学开些讲座,或者在电台客串一些节目,我觉得这样过得很舒服。

  “人生的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选择。”

  在结束对刘生的采访时,我问他,撇开影视,撇开僵尸研究,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在你写过的十几本著作里,你觉得边本书(哪本书)是你最中意(喜欢)的?

 “《人间尤物》”刘生连犹豫都没有地答道,之后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刘生之所以笑,是因为得意,因为这本书写的是古代淫妇。

  我笑呢,是笑他果然是一个性情中人,真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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