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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文世昌讲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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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约刘天赐兄到“新世界”饮茶,同行有我的同事,曾在香港《信报》副刊当编辑的胡欣欣小姐。我们刚落座,远远见文先生走来,可谓相约不如偶遇。

  那天我们的话题兜兜转转,始终离不开香港文化界的人和事。天赐兄诙谐,文先生记忆深厚,欣欣挑话题,我乐得个安静,洗耳恭听,受益匪浅。

  后来,天赐兄约我到他家里去看藏书,我约文先生做个专访,文先生约欣欣上节目,四人三约,除了欣欣上了文先生的节目外,其余一事无成。眼看圣诞即将杀到,一年终要过去,四人中,天赐兄回港大去讲学,欣欣回香港度假,多伦多只剩下我与文先生,他刚升任多伦多中文电台的台长。那天我对他说,还是把今年的约兑了吧,这样,我们才有了这次访谈。

**少年怀有文学梦

  文世昌,祖籍宝安,1944年出生于香港长洲一小康之家。

  查阅现有的族谱可知,香港文氏,原籍应是江西省永新北乡钱市,南宋景定间(1260-1264),其祖天瑞公随堂兄璧公赴惠州居住。之后,堂兄文天祥抗元兵败被执,从容就义,天瑞公南逃至宝安(今深圳),定居三门东清后坑。由于天瑞公无子,堂兄璧公以三子京子入继,其后人孟常公居新田,香港文氏一族大都源于此。

  文世昌说,他对祖上的事情,所知甚少,只知道阿爷那辈,从广东宝安到香港,从做“三行”开始,勤勤奋奋,后来在长洲一带,成为该行业人人尊敬的老大。

 “我父亲开有商铺,谈不上大富大贵。四兄妹中我最大,也许是家风温祥,我们后来都有很好的事业。我有个弟弟是医生,另一个弟弟在大石油公司当财务总监,妹妹在学校里教书。”文先生讲起他的弟妹,很满足,很自豪。

  50年代中,文世昌在长洲公立小学毕业后,以头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皇仁中学,直到1963年,他在这里完成中七学业,顺利考入香港大学,主修英国文学。

 “皇仁中学是间很好的学校,记得那年我们有24人进入中七,结果23人顺利考上大学,可想而知,我们的学风多么纯朴。

 “其实当时我们许多同学都选择读医,因为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社会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特别是医生。走理科的路,是一条很顺利的就业路。但我自幼喜爱文学,在皇仁的时候,我就带头成立了一个中文学会,记得有次我们与英华中学共同组办了一个‘弦歌晚会’,同学许士仁还朗诵了一首《长恨歌》,那情那景,记忆尤深。” 1963年,文世昌进入香港大学学习的时候,正是香港文社运动的开始,这段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以后包括从政,担任立法局议员,以及今日成为著名传媒人,都无一不典基于此。

**文社运动的中坚

  熟悉香港历史的人都知道,文社运动始于六十年代初,当时的中学生,以及在职青年生活简单,没有多少闲暇娱乐,不少好读书爱舞文弄墨的青少年,潜心结社,创同人刊物,争取作品发表的机会。这些文社与刊物,初期大多是以文艺创作为主导的,后来转而讨论思想问题,逐渐成熟为敏锐的政治团体,由此掀起了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潮。

  当时的社会,是贫乏的社会。搞文社的人,大都是穷学生,要找块安静清爽的地方不是那么容易,不像现在,还有学生中心或社区中心。文社的许多活动,大多是同学家中的板间房、楼梯口、街边路灯下聚集,或开会,或讨论,或阅读。条件相当艰苦,但参加者大都很开心,很投入。

  文世昌在皇仁读中学时,就热衷于文学,他常常给《星岛》、《华侨园地》、《中学生》以及《儿童报》投稿。“那时我虽然读中学,但已经常写稿给低年班的同学读,其时的稿费不算多,10元8元一篇,有时去取稿费的时候,会见到华叔(司徒华),他对我们很热情,也很厚爱。”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文世昌进入港大的时候,此时文社运动已非常壮大,几乎每间中学爱好文学的同学,都组织了文社,颇成气候。这些人,开始只是从纯文学出发,到了后来,大多成为七十年代初期活跃在大学的学运分子,他们以关注香港未来为使命,对殖民地文化表现出理所当然的抗拒。

  当时的“华青”、“烈焰”、和“开放”,是较著名的社团,他们基本已脱离了文社的模式,选择一条比较接近社会行动的路线,而文世昌,就是“开放”社的创办者之一。

 “我们当时已经感觉到,我们是生活在一种束缚中,只有开放,才会有新生。”谈起“开放”社,文世昌相当骄傲地说:“我们当时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问题,讨论的是中国文化飘零这样的题目,书写的是香港人应该爱中国这样的文章。我们追求社会的开放,提出中国的出路是开发政权,走向民主化。所以,我们是‘开放’的先行者,直到20年后,中国才言‘开放’……”

**中文运动与“十君子”事件

  文世昌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由于他对文学的热衷,继而出任当时学生会刊物《学苑》的中文版总编辑。

 “这里有段故事很有趣的。当年我们港大,全部用英语对白,无论是开会讨论,甚至平时散步闲聊,不讲英语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有一次,在一个时事讨论会上,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要求用中文发言,此举自然遭到主席的拒绝与制止。事后,《学苑》中文版收到两篇稿件,批评学生会利用高压手段抑制中文,看了这两篇来稿,我觉得相当正气,决定全文刊登,但在送稿给学生会出版负责人审阅后,他否决了我的决定,当时我们十名中文版编辑愤然以辞职抗议,此事瞬即引起社会的重视,媒体作了迅速的报导,社会上提出了支持中文运动,反对高压压制。”

  这就是当年被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十君子”事件的缘由,因为有了这次抗争,离开《学苑》的文世昌等人,才会成立“开放社”,然后才有“保钓”,才有一帮年青的港大人,走进了香港政治中心,为着香港的“开放”而努力。

**漫漫求学路

  1966年,取得香港大学英国文学学士学位的文世昌,所见的第一份工,是到商台,当时面试他的是今年已86岁,一手创办商台的何佐芝。“当时很少有港大生去电台做事,所以他没有任何犹豫就选中了我,可惜那时商台的人工很低,是政府工的一半,家人希望我能进政府去工作,我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听从了家人的意见。”

  文世昌没想到,他当年与商台一错肩,则要在三十多年后,才有机会再进电台工作。

  文世昌没有进入电台,他进入了市政署图书馆,担任助理馆长的职务。这期间,他在香港大学再选修了图书馆专业的硕士学位。1971年,文世昌获得一个机会,由政府保送,到英国攻读图书馆管理文凭。“当时要和政府签个合同,即毕业后回到政府至少工作三年,这样,政府可以以全额奖学金保送我到英国读书,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机会。”

  在英国读书那年,文世昌与“开放社”发起的保卫钓鱼岛的公开签名活动失之交臂,这场签名活动掀起了香港保钓运动的序幕。不过,在英国读书的文世昌,并没有因此而沉默。“记得有一天,刚巧是考试前夕,有人敲我的门,约我参加留英同学会的保钓晚会,从此我便加入了保钓的行列。那时,在美国的宋恩荣也来了英国,我与他大搞串连,利用暑假的时间,联系欧洲各地的保钓团体,组织文章寄回香港,还在英国发起了最大规模的一次保钓示威,包括筹款,向日本领事馆递信,那首保卫钓鱼台战歌就是我填的词。”

  1972年,在获得伦敦大学图书管理学文凭的文世昌回到香港,从事图书馆拓展工作。

  文世昌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做了一件令他最感骄傲的事情,就是利用工作的方便,与一帮志同道合者,像张曼仪、黄俊东、黄继持等八人,详尽地搜集了中国早期新诗史料,之后出版了《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中国新诗的珍贵文献。

  1976年,不甘心满足于图书馆安逸工作的文世昌,辞掉了这份令很多人眼热的政府工,再赴英国,攻读法律,至1980年考取律师资格,从此进入法律界,主打房地产法以及商业法,成绩骄人。

**以长处取胜

  谈文世昌,当然不能不谈他的从政路。

  文世昌说过:“在中学阶段,喜欢思想问题的学生,大都受两份刊物影响,一份是《青年乐园》,一份是《中国学生周报》,前者带有左派色彩,后者明显带有右派色彩。”

  当年读《中国学生周报》的年青人,大多搞学习班、文社、歌咏团、舞蹈社、话剧组、社会服务团,有些写诗作文,读三十年代文学、现代史、政治理论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中坚分子,包括如陈婉莹、刘迪强、黄震遐、宋恩荣、冯可强、黄绍伦、李明等,当然还包括文世昌,后来他们都成了香港大学校政改革运动的发起人和参加者,他们算是把《中国学生周报》的社会意识、投入意识带进香港大学,再从香港大学带入社会。

  文世昌投身法律界后,则与他的很多律师同业一样,热心论政,最后还因此成立了“太平山学会”,这个学会的成立,目的是讨论香港未来的前途,文世昌的从政路,应该说,是从成立““太平山学会”开始,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这样,才使他于1984年出击,先后担任过三届市政局议员,三届区议会议员, 1991年,文世昌代表港同盟,在东区与李柱铭联手,击败了主要对手程介南,成功当选立法局议员。

  文世昌今日仍然不愿就当日当选的一些细节复盘,但熟悉内情的林寿康认为:“文世昌的策略主要是突出他的长处,而非攻击对手的短处。”

  当我问文先生,你能够成功,靠的是什么样的长处?文世昌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了当,他想了一下,说:“我用真心对待社会,那些年,我基本上将所有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帮助选区民众服务上。我想,声誉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建立起来的,我的工作,决定了我与民众没有距离。”

**平实的移民路

  我一直为文世昌觉得可惜。

  他曾有过很辉煌的政绩,就算97到来,大不了离开政治,还可以继续他的律师工作。在香港,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建立及完善了一整套的房地产经纪规则,很多经纪,都曾在他门下学习,显然,假如他留在香港,他会有很多种选择,很多条路。

  文世昌承认,离开香港,选择加拿大,确因为“97阴影”。“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其实在我移民前,虽然我做得很出色,很有成就感,但同样地,我也失去很多私人的生活,包括一家人的生活。

 “我是个喜欢文学的人,喜欢旅游的人,喜欢读书的人,喜欢音乐的人,我本来有很多的爱好,有很多的乐趣,与我的家人一道分享,但那些年,因为工作,我只有一一放弃。其实不只是我放弃,我的家人,也因我而放弃。所以,我很感谢他们,包括我的儿子,我的太太。”

  1996年,文世昌从香港移民加拿大,刚抵埠的他,顿即感到一种身心的放松,好多年没有这样自由自在过,那年他带着孩子跑了很多个国家,从北美到欧洲,一方面,他尽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另方面,他在文化与建筑间尽情阅读,这种生活,是他当市政局文化委员会主席时所渴望过的。

  第二年,是1997年,香港回归。受新时代电视的邀请,他连续七个多小时,担任香港回归的解说,那天雨蒙蒙,他目睹了旧旗换新旗,目睹了彭定康走向军舰,离开香港,从此,这里再不是不能用中文发言的地方。

  由于有了新时代电视的这个开始,他因而进入了媒体,这八年多来,他分别在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主持时事主题节目,与苏凌峰、梁国书、何良懋等知名传媒人合作,2005年初,多伦多中文电台邀请他出任该台的新闻总监,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他陆续开出多档名牌节目,包括《环宇世情》以及《时事六点通》等。而最近,他更被任命为多伦多中文电台的台长(CEO)兼新闻总监。

  在与文先生结束专访时,我问他,假如可以时光倒流,你会再选择移民加拿大吗?文先生听我这么问,他很轻松地笑了笑说:“假如我不来加拿大,我真的会后悔的。因为这几年的生活,令我知道,原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接受这样的挑战,竟然会是这样的快乐和开心,我后悔什么呢?”

  文先生说完这话,反问了我一句:“你不觉得是这样?”。我笑了笑,算是对他最好的祝福吧。

                                    200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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