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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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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邓淑贞老师认识是因为采访笛子演奏家王春杰。

  春杰说我和邓老师素昧平生,她知道我刚移民过来,一切都是重新开始,不但送出一半的报纸广告位置给我做招收学生的广告,而且还介绍学生给我,以及共同举办师生演奏晚会……后来我在电话里和邓老师提起这件事情,她有些轻描淡写地说:其实都是中国人,不管来自哪里,大家总该互相帮忙的。

  邓老师来自台湾,九四年从台北移民多伦多后组建了“禾登乐集”,以教授和组织学生演奏中乐为主,十年来桃李满园。

  那天早上我与邓老师相约在十六街一间咖啡店见面,问起她的音乐路程,她如数家珍般,那种对事业对音乐的执着让我肃然起敬。

  第一次接触古筝是14、5岁,那时我有个很好的同学,我们经常聊电话,有很多次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种很奇妙的声音,让我感到很好奇,这样过了有半年,有次我到她家去玩,她带我看她姐姐练琴,这时我才知道发出这种美妙声音的是古筝。

  同学的姐姐当时在艺术大学读书,她见我对古筝充满好奇就问我想不想学,父亲知道我想学古筝后说你要想清楚,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要付出艰苦的磨练才会见效果的。那时我被古筝那种美妙的声音完全吸引住了,根本不把这些困难看成是困难,每天拿着台古筝坐两个小时的公车,下车后还要走一大段路,一天花6、7个小时学琴,从下午4点练到晚上10点才开始做别的功课,每星期学一首新曲,坚持了两年时间,进步很快,无论是节奏、音准都很好,后来老师鼓励我去参加一个市级的比赛,结果拿了个第二名,这对我很鼓舞。高中毕业后,我原想读中文系的,老师说你可以去试考一下,那次我考了第三名,不过我没有去。当时觉得自己是离不开音乐的,最终还是选择了台湾艺术大学。父亲对我的选择很理解,他原来喜欢拉小提琴,他说,音乐和文学是相通的,两者之间没有界限。

  由于我在进入大学前比较刻苦,加上八十年代初,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流不够,很多信息的传递很落后,在古筝方面能教的东西很有限,我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就学完所有的东西,因为不想浪费时间,我就跟教授说我想学二胡,当时我要加学一个专业必须要有4名教授签名批准才行,可幸我找的教授都能理解我渴望学习的心情。这样我就开始跟台湾国乐名家董榕森先生学二胡。董先生在国乐上的造诣是公认的,如果你有空可听听他的《阳明春晓》。

  邓老师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看见她眼眸里尽是对往事的回忆与牵挂。我很老实地对她说我没有听过《阳明春晓》,但董先生我是知道的。记得以前听过他为古龙的《侠客》写的曲子。那首意气风发气势磅礴的二胡曲至今仍留在记忆深处。尤其是那句:“在小桥楼头,杨柳树下斜倚,但见满楼红袖招……”,好侠气。邓老师听我这般说笑了笑说:对,就是他。

  我跟董先生学二胡渐入佳境时,却发生了一件很让我惊讶的事情。那年有位筝乐家从马来西亚岛台湾来学画画,他带来了一台古筝,是21弦的,这台古筝别说我从来都没见过,我的老师也从没看过。其时台湾的古筝都是18弦的。造成这种尴尬主要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隔阂太深,彼此信息不交流,台湾还停留在四九年的水平上,而大陆对古筝的研究和开发已经到21弦了。弦愈多,表现的空间就愈大,对手法的要求就更严格,尤其是右手。那时我跟梁在平先生学传统的曲子,他在三十年代已是古筝界的巨臂,但当时我还不敢与先生放开来比较18弦和21弦,我只有通过先生的教学来揣摩指法上的力学原理。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一位来回于大陆台湾跑单帮的老太太,我让她给我带很多的书籍和音带,到现在我家里还有1000多卷带子都是她帮我带回来的,我就在这些音带和资料里慢慢摸索,有时为一个音我要来回听很多遍。大陆的书籍全部是简体字,要靠自己猜,确实猜不出就拐弯抹角地问别人,这段期间的学习虽然很艰难,但很锻炼我。比如很多曲子没有谱,我就靠用耳朵来听,然后记下来,这样对我锻炼很大。最后的结果不仅让我弄懂了21弦,还弄通了简体字。

  我在读艺术大学时就开始到一些补习学校去做兼职,那是我从事教艺的开始。我的老板看我的学生提高很快就对我说,你别教那么快,要不学校怎么赚钱?我那时很固执,对老板说教师首先要教德,如果我教得有法,还怕没学生吗?后来也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当时我的学生不断,有100多人,平均每小时要指导8个学生,我会根据他们各个人的特点为他们选教材,因材施教。

  我在补习学校教书的收入不高,那时台湾的公务员一个月也就是8000块收入,而很多教音乐的一个月就有1万多块,但我才4000多块,平均时薪还不到8块,有些人笑我是“8块钱老师”,意思我是很廉价的老师,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教书是为积累经验。后来请我去教书的学校很多,像“东吴大学”、“国防医学院”、“华梵工学院”等国乐团,工作还是蛮复杂的,有些乐团的声部不齐全,就要根据他们的特点来选曲子,结果我的学生表现都很不俗。我教过一个乐团,团员从8岁到60多岁都有,他们跟我学了两年,结果在“国父纪念馆”开音乐会,反应相当好。

  我大学毕业时已拥有很多的学生,这些学生成为我艺术生命的一部份,我抛舍不了他们,所以最终我选择了办学校。开始有50多个学生,这个成绩很了不起,到我移民加拿大时学校已很具规模,有300多个学生,还附设了个乐器公司,平均每个月卖出去30台筝。严格来说,乐器公司不全是为做生意,我允许顾客可以拿旧乐器来换新乐器,旧的乐器修理好,也可廉价售给一些初学或者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所以我们公司的名声很好。

  移民加拿大后,第一年我在一些乐团担任演奏,忙的时候一星期演21场,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总觉得有些失落。后来我想我的心仍在教艺上,音乐是我的梦,更是我一生的事业,我无法抛舍的。这样我就办禾登乐集,乐团有数十个学生,我们每年演出五、六次,像CNE、中国年等等,学生里大学生的多,有些学医,有些学考古,还有学社会学的,各种专业都有,他们都是中乐的爱好者。

  我想我天生适合教学,看见学生们一天天的进步,特别是在教学中我有意地和他们一起讨论学习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总觉得这样的学习不但只对学生是一种幸运,对老师何尝不是?

  对于我25年的教学及演出生涯来说,假如要我在“音乐家”和“音乐教育者”这两个称号中选一个,我会选择后者。音乐教育的意义除了培养音乐专才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提高国乐欣赏水准及国乐人口比例数,这是促进国乐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看到孩子们从对音乐的崇拜开始走进我的学校,然后带着对音乐的自信理解走向社会,作为他们的老师,我有理由骄傲。

  邓老师这么说时我想起她说音乐是她的梦。当我将目光穿过咖啡店大大的玻璃窗落在一天的阳光里时,那句“有梦总是好的”句子一下子从我脑际逸出,那刻我的心情特别好。

2003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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