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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强:屡败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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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想写写贺绍强、罗秦夫妇5年来为夺回其亲生女儿贺梅的抚养权所走过且仍然未走完的艰难路程。但数次提笔又数次放下,总觉得透过贺家所历经的一幕幕辛酸故事,许多许多的感受,远非是文字所能承负的。

  我阅读过这些年来各媒体跟踪此案留下的大量文字记录,这些本已足够让我以及读者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之后当我完成对贺家的专访并录下40多页的采访笔记,完成与加拿大湖南同乡会会长李海航博士多次面对面的交谈,以及对远在加州从事法律工作并帮助贺家起草弹劾主审贺案法官 D. J. Alissandratos相关文件的李兆阳先生的专访后,我觉得舆论在关注小贺梅最终该归谁抚养的问题上有两方面的忽略:一是过份注重于情或理,而对“法”的思考很不足够。这种思维很“中国”化的表现在于,受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同胞对家庭伦理故事的认同多以情代法、情大于法或情混于法,而这在贺案中是必须区分不能混淆的,否则难以厘清事实,并因此得出合法的判定;其次,思辨者对贺绍强、罗秦的关注过份集中在当初他们为什么要将小贺梅送出去,而忽略了贺罗两人这些年为维护其人格尊严所展开的不屈不饶的抗争,这条抗争的路尽管已令他们身心交瘁,但他们从没屈服和后退,直到走投无路。

  也许我的结论端出得过早,那么还是让我们放下所有的成见和质疑,心平气和地回到事情的开始吧。

                  顺理成章的贺罗婚姻

  与不少中国留学生的道路相似,贺罗婚姻顺理成章。这种“顺”和“成”放在一定的文化背境下,应能被我们的同胞,尤其是出国留学生理解。

  贺绍强,1965年出生,湖南邵阳人。1979年年仅14岁的贺绍强考入湖南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现邵阳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在中学教英语。1986年贺绍强考入湖南大学英语教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9年在南京理工大学英语系教书,一年多后转至重庆建工学院(后合并到重庆大学),1991年贺与一重庆女孩结婚,1994年贺的前妻获取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而贺未获签证批准。1995年3月,贺以陪读身份获得赴美签证,由于彼此因分离而产生情感隔阂,1996年在前妻的提议下贺与其协议离婚,两人并没有孩子。

  贺绍强赴美后先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习“英语作为第二外语教学”的硕士课程,1997年完成学习,按理应在秋季进行答辩,但由于同年4月贺已拿到孟菲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遂放弃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硕士文凭,直接转至孟菲斯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贺绍强在接受“星星生活”记者专访时说:我与罗秦相识于1997年底,是通过我在重庆建工学院的朋友介绍认识的,那时罗秦与弟弟在重庆开了间录像影碟出租店,收入稳定,家道殷实。      贺罗经过近一年的电话和通信后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在彼此信任的前提下,贺绍强决定在1998年5月回国结婚。

  由于贺罗从认识到结婚的过程相对较短,贝克家庭后来以此认为贺罗是假结婚,不过这样的推论是无力的,因为从贺罗5年来相依为命互相鼓舞为从贝克家庭夺回亲生女儿的抚养权而战的事实足够可证明他们夫妻间的感情是真挚可信的。

  贺绍强和罗秦的女儿贺梅的预产期是1999年的2月,如此算来,贺绍强回国与罗秦完婚的当月即有了他们感情的结晶,这也是“梅”(MAY)的来源且证明了贺罗双方的婚姻是真实的。因为没有假结婚者会在蜜月里发生性关系并怀上孩子,这个事实显而易见。

  贺绍强在婚后于6月4日先于罗秦回国,据贺绍强对星星生活记者解释,之所以提前回国,一是受假期限制,二是其时贺已在学校图书馆做一个助教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电脑房的技术指导,这份工作为他带来约1100美元的收入,且可以免除每学期约4000美元的学费,贺罗当时与另一对夫妻合租一两卧室的公寓,租金每月400美元不到,以贺的收入扣除开支,这在赴美留学生来说已算不错。如果不是在4个月后发生了所谓的“贺绍强性骚扰”案,不难想象,贺罗一家与许许多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可以在完成学业后开始实现自己的理想事业,像供车供楼,在大的公司银行找到好的职位,或是海归回国。

  可惜,命运在顺理成章的铺陈下骤然发生变化,并因此而摧毁了贺罗一家的美梦。

                  那天阳光灿烂,我掉进了“性骚扰”的陷阱里

  贺绍强在陈述时特别强调那天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后来我想,贺这么说其实是一种哀伤的心态,因为在阳光灿烂的天空下,他的生命从此进入黑暗。

  那天是1998年的10月11日。贺绍强的声音有些嘶哑,我相信他6年来一定是不断不断地重复陈述着这个不幸的日子,那种情态让我想起无辜的祥林嫂。

  我工作的那个图书馆是24小时对外开放的图书馆,我工作的班次是早上8点到下午1点,大概在9点30分左右,37岁的齐晓军到电脑房来向我请教电脑问题,我和她以前并不认识,也没见过面。在问了些电脑问题后她告诉我她来自北京,70年代末高中毕业后在某剧团工作过两年,之后做了十几年的护士,当她知道我原是学英语教学专业的,说想请教我一些问题,当时因为我在上班,就告诉她如果要教也只能在中午1点下班后,她说她可以等我,并希望我能到她所在的教室――英语系教学楼Patterson Hall里教她英语,后来她果真在我下班后来找我,我之所以同意随她去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不觉得帮助她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是出国,能帮当然帮;还有就是那个教室就在我家附近,走路也就5分钟,齐说她的车停在那边,很自然,我就同意到那个教室去了。

  那栋楼房我是熟悉的,我们进去的时候,碰到两个人,一个是管机房的研究生Michael Bodary,另一个是英语系终生教授Charles Hall。因为我们交流过而认识,后来他们都出庭证明那天没有看到异常情况。Charles Hall更强调,教室的地板是水泥的而非地毯的,如果真如齐晓军所说的她因反抗和我搏斗了20多分钟,还摔了桌椅,他是一定能听到声音并会上去查看的,但那天他听不到任何声音,且看见我和齐两人一起分正常的离去。

  贺兆强幸运的是被当日这所大楼的两位旁人所注视,特别是Charles Hall,他是主动要求去作证的,陪审团相信Charles Hall所陈述的是事实。

  据贺绍强对“星星生活”记者说;那天齐除了向他请教一些据说是生理学课程里涉及人体身体部位的英语单词外,还向他提出借500元,贺以没带钱为理由拒绝了。贺说他们在课室呆了有40分钟,彼此交换了电话号码后一起离开。到了10月13日,贺收到齐的电话,问他能不能借500元给她,贺当时找了个理由推搪过去。贺说齐之后口头对学校报告,说贺对齐动手动脚,想用500元勾引她上床,结果在10月18日(周日)贺接获其主管电话,说他有些麻烦,暂不能上班。

  10月19日早上,贺绍强被孟菲斯大学两位女职员召去谈话,内容大概是“有人投诉你用500块勾引一名妇女想找她睡觉,而且还动手动脚……”,贺当时问投诉有没有书面材料,两位职员说没有,她们要求贺在教室当场写下一个书面答复材料,并通知贺他的工作和学费免除被取消。贺因此而堕入经济困难中。

  我问贺绍强,既然学校因听信齐的口头报告而处分你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你为什么不通过法律要求复议或者寻求公道对待?贺绍强说:当时觉得自己没有做,事实始终会证明一切的。

  我觉得有些可惜,如果当初的贺兆强能有今天这股劲儿,作用大不大是一回事儿,但起码是在法律内的。假设贺兆强当初能给学校施加更大的压力,学校也许在以后的反应中,会更慎重些。当然,这都是我在猜测。

  贺绍强继续说,由于齐还报告了警察局,在11月10日左右,警察局找我调查谈话,之后在11月20日我收到了他们给我的一封信,内容大意是警方没有受理齐的指控,理由是第一,齐晓军是在“事发”很长时间后才向警方报案的,开始是指控“性骚扰”,后来再改成“性侵犯”;第二,事发时间在白天、事发地点是教学楼,难以置信;第三,缺乏相关的证人和医疗报告。齐晓军后来在法庭上就这个问题回答说因为太昂贵,她没有上医院检查伤势。这个说法令陪审团难以理解。

  贺绍强说他当时收到这封信且知道关于他“性骚扰”的案子调查被停止而感觉很开心,因为他很幼稚地认为凭这封信他可以恢复到图书馆工作和免交学费,为此他曾要求校方:恢复奖学金及公开向他道歉。罗秦后来还到学校去争取,但学校拒绝这样做,不谙英语的罗秦有次情急之下还使用英语粗言骂了几句,结果被赶了出来。贺绍强说,他们与学校积怨始于此次。

  1998年11月27日,贺绍强同怀孕约7个月的妻子罗秦到当地的华人杂货店购物遇到了齐晓军及其丈夫王玉鹏,王玉鹏看见贺绍强就冲过去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有一脚落在冲过来保护丈夫的罗秦的身上,那时罗秦已怀有6个多月的身孕,贺绍强说罗秦因这一脚被踢倒在地而阴道流血,之后的几个月虽尽力实施保胎,但最终仍造成贺梅在不足月的前提下剖腹取出。

  王玉鹏因是次打人而在12月12日被逮捕,并被控有“加重情节的攻击罪”交由陪审团裁决。

  贺绍强认为,正因为王玉鹏因此而涉及官司,齐晓军为帮助王玉鹏而不惜尽一切力量告贺绍强,罪名也从“性骚扰”升级为“性侵犯”案。

  此案的复杂在于,原本在1998年11月因证据不足,警方也明确齐晓军对贺绍强的指控不予立案,但到了1999年的4月26日凌晨1点半左右,贺绍强其时正在看守学校宿舍的岗位上被警方以“暴力强奸案”逮捕,此次原告仍旧是齐晓军,案情却升级了,齐指控贺在10月11日从背后抱着齐企图扯开她的裤子强奸,并因此将精液射在齐的裤子上。

  按照这个指控,假如罪名成立,贺不但会失去就学的可能,且要面临被判20年监守的惩罚。

  贺对星星生活记者说:孟菲斯大学在齐晓军的指控中充当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两位女职员是齐的证人。贺最难以接受的,贺的被告明显是齐晓军为保王玉鹏所为,后来双方律师在交涉时试图说服贺达成“你不告我,我不告你”的协议也证实了这点,贺罗一直拒绝和解是因为他们坚持“不能颠倒黑白”。

  最令贺绍强备受打击的,是孟菲斯大学在法院开始审理该案前,也就是1999年9月,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孟菲斯大学就贺绍强强奸案举行听证会,之后,校方正式取消了贺绍强的学籍,从此,贺居留美国的身份开始出现问题,并因此步入另一场移民身份的官司里。

  据多维社记者黄东报导,这宗“暴力强奸案” 一拖就是4年,期间共换了两名法官,3名检察官,审判也先后六次被推迟,唯一不变的是,贺绍强始终坚持自己是清白的。直到2003年2月21日晚,田纳西州第5刑事法庭的陪审团经过8个多小时闭门审议,13位陪审团成员在晚9时30分达成一致意见,裁决贺绍强无罪,顽强的贺绍强终于在数年屡战中第一次取得了胜利。

  贺绍强今天谈起这场官司时仍显得斗志昂扬,他对星星生活记者说:我在打这场官司时坚持一个原则,我不接受任何的条件,在最后判决前,法官给过我一个机会,只要我接受一个最低的条件,像之前所开列的,判我无罪,但必须在半年内接受6次思想教育(counseling),而且期间还不能犯错,案件就可以结束,但我拒绝了,我需要的不是官司的结束,而是开庭。我志在必得的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无罪宣判,这是我唯一的一条底线。

  我在采访过程中曾想过找齐晓军了解一些情况,但未果,我只看到国内一间报社和多维社的一些报导中谈到他们与齐晓军、王玉鹏联系过,但文字上看不到一些有力的反驳。我相信也许贺绍强在陈述事实的过程中一定会带有他的偏见,不过,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法庭的最终判决。贺绍强是无罪的。这个被他称之为最低的要求通过他艰难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尽管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贺罗将孩子送予他人寄养的动机

  关于贺梅案,最惹争议的,是贺罗将其亲生骨肉送予他人抚养的动机。持质疑意见的网人认为,贺罗作为贺梅的父母,无论再艰难,再困苦,如果是爱自己的孩子,理应共同度过,为何在孩子最需要父母时忍心将她送走?由此他们推论:贺罗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放弃贺梅。这个推论的意义在于,如果贺罗真是为了钱,为了让他人代替他们承担相应的经济负担,那么贺罗已经背叛了做父母的道德伦理,如此,他们没有资格为贺梅的父母。而反对这个推论的网人则认为:贺在失去工作、失去身份的时候,贺梅年幼体弱多病,贺罗将孩子寄养在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未尝不是个好办法,这种动机是可以理解的。

  就此,我在采访过程中多次将网人的质疑提出来,希望作为一家主的贺绍强能直面回答。贺听完我的问题后很哀伤地说:如果怀疑者如我一样遭遇这些经历,他就能理解我们当初的心情。

  1999年1月28日,罗秦在怀孕期间再次出现大出血,之前她曾出现过若干次出血,但为了能使孩子足月出生,罗秦一直拒绝开刀,而这次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医生说再不开刀,大人和孩子都有生命危险,在此种情况下,罗秦同意了作剖腹产手术。

  据罗秦在2003年中秋夜写给社区华人相关组织的一封信中透露:医生在紧要的关头问我先生:“保小孩还是保大人?”我毫不犹豫告诉医生:“保小孩,不要管我”试想一个为了自己的孩子能舍去自己生命的母亲,她不爱这个孩子么?她会把自己的骨肉送给别人么?不会的!

  如果罗秦这封信所陈是事实的话,我想已经很明确地回答了质疑者的困惑。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罗秦这封信有水份的地方。不过,从这些年来贺罗在比他们送出贺梅时更一无所有的境遇下仍旧不屈不饶地行使父母权,要求贝克一家送回贺梅给他们抚养的行为,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贺罗当初将贺梅交教会看养,不仅是经济原因。

  贺梅是1999年1月28日早产出生。贺绍强对星星生活记者说:我在1998年底涉入“性骚扰案”而失去工作失去奖学金,当时我在要继续完成学业的情形下家庭经济确实很不堪,加上罗秦生产后身体一直不好,而贺梅因为早产身体也很羸弱,还有我与齐晓军、王玉鹏的纠纷,精神压力很大,我是基督教友,教会自然成了安抚我精神的家。

  作出将贺梅交由基督服务机构安排,由他们帮我挑选一个可靠的人家临时抚养的决定有一定的特定环境性。

  首先,按计划我将在1999年5月可以结束学业,当时我和妻子都没有工作,罗秦产后无法工作,贺梅身体也不好,我确实很难在孩子、太太和学业中匀出三份相等的精力,将一切都做好;

  其次,我相信基督教服务机构,相信教会,就像相信自己家一样。他们对我说在困难的时候,应该相信他们,他们会与我共同面对,共同度过;

  最后,我也相信少儿法庭(Juvenile Court)。1999年4月,我在被警方逮捕并面临“暴力强奸”指控时,贝克一家对我表现极端热情,他们说服我为了贺梅的身体,也为了能让我打好官司,他们希望延续对贺梅的抚养,并希望我能到少儿法庭去签个协议,当时规定罗秦到法庭办理有关手续,因为她的英语不好,是教会的一名姓尤的牧师作翻译的,尤牧师后来作证称,签署临时看护协议时,贺绍强夫妇确实获得了随时可领回女儿的保证。贝克夫妇在法庭上对此也不予否认。他说我们有随时探望和抚养贺梅的权利,我们当时只在意于我们对孩子的责任,忽略了要在合约里注明委托抚养的期限,这个疏忽是造成以后一连串灾难的根源。

  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我,以及罗秦从没有放弃过贺梅,我们不是把贺梅扔到垃圾堆里,不是在街上找个人说你帮我看着她;贝克一家也从来没有获得过我们放弃贺梅予他们的任何法律承诺,这是问题的关键,就是在6月4日之后,我们还定期去探望孩子,罗秦甚至还挤出自己的奶水,做很好的鱼粥送到贝克家去。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还经常去看望贺梅,但2001年1月因为探望次数的问题与贝克夫妇发生争执,贝克夫妇不但报警,也向法院诉求取消贺氏夫妇对贺梅的父母权,理由是他们遗弃贺梅,争夺贺梅的纠纷由此展开。我们是否抛弃孩子,相信已为人父母的人能分辨出,无需我们过多举证。

  我觉得贺绍强这个“教会说”是可以接受的。

  贺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但他毕竟14岁就考上大学,一路平安无事地读过来,人生经历简单,未经历过大的风波,缺乏面对困难的考验,当一切不幸向他袭来,他第一反应就是寻求依靠,而教会是茫茫大海里最轻易得到的船,贺选择上船是可以理解的。

  我再往深层处想,就算贺绍强在送出孩子予教会帮忙的行为动机里有投机取巧的行为,但他们夫妇并没有作过任何承诺放弃贺梅的父母权和抚养权,他们只是寻求暂时的援助,而且请求对象是教会,而帮助者也是清晰贺家的寻求诉求的,这种行为,于在教内的兄弟姐妹来看,很能理解。而贝克一家,在最初和贺家的接触中,也是很真诚地表达,他们是一个善良的、有爱心的、充满同情的虔诚基督徒。

  我还想,在过往的报导和争论中,就贺家的动机,极少有从贺是个基督徒这个角度进入接近贺家的内心,当我问贺绍强,你过去也是这样对其他记者说吗?贺绍强很激动地说,我确实是这样表达的,我当时就是相信教会,但我的意思总是不能被清晰接受。

  我的思维在这里停留了很久,我用“西方些”的思维去观照贺家的心态,我想我应该接受他的解释:其一他是基督教徒,其二他说他相信教友的帮助是真诚的。

  我觉得,对一个人的相信,前提是不能假设他在骗我们,这是西方的。

                  究竟谁爱贺梅多一些?

  正如我在开始说论述的,当我们进入贺梅案的过程并且力图作出谁是谁非的判定时,情与法的界定是不能混淆的。

  于情来说,当初贺家通过基督教服务机构选择贝克一家帮助贺罗抚养贺梅,是一种道义上的协助,而不是父母权和抚养权的转移。贝克家不能因为帮助抚养了贺梅三年就剥夺别人的父母权。

  事实上,从助养家庭来看,三年来对孩子所付出的心血、精力、爱心,远非用金钱可以衡度的;我相信贝克一家对小贺梅的感情同样也是真实的,他们不舍放弃,而且花这么大的精力来打这场官司,唯一的解释是他们很喜欢、很爱贺梅,他们与贺梅同样有着父(母)女情深的感情。

  只是,感情是感情,感情不能主导法律判断。

  撇开感情的因素,回到法律上,如果贺家从来没有放弃父母权和抚养权,他们理所当然就是贺梅的父母;既然他们是贺梅的当然父母,他们就有探望贺梅以及就贺梅的教育和成长行使父母权;法庭一天不剥夺贺罗两人的父母权,贝克一家就没有理由拒绝贺罗的探访。

  我注意到有些舆论认为贺家在委托贝克一家助养贺梅期间,甚少去看望贺梅,对此我问过贺绍强,他说怎么可能呢?就拿今年夏季原本由贝克方律师安排的,意在证明小贺梅已与贺罗两人没有感情的见面会上,与我们分别足有两年半的小贺梅在回忆中终于记忆起贺绍强(Jack)和罗秦(Casey)的英文名字,还记得自己有个弟弟叫ANDY,这个事实证明了能够让仅4岁的贺梅回忆起2岁前的记忆,说明我们夫妇俩在被剥夺探视女儿的权利前,对女儿的爱是尽心尽力的,否则贺梅不可能如此记忆深刻。

  而于法来说,贺家从没有过任何承诺,放弃父母权和抚养权。一直热心关心贺家并为贺家奔走的岳东晓博士因为出差在外未能联络,后来我在他的网站里发现这样的文字记录:

 “贺家在1999年6月4日在MEMPHIS少儿法庭签的文件是将贺梅的临时监护权(“TEMPORARY CUSTODY”)交给BAKER家,这与收养(ADOPTION)是根本不同的。收养表示贺家主动自愿地放弃作父母的权力,但贺家从未有任何意向让人收养(ADOPT)贺梅。事实上,最初当贺家表示接受教堂帮助时,有一对想要孩子但没有的白人夫妇提出要收养贺梅,但被拒绝了。对这一点,BAKER家是非常清楚的。在签订临时监护的文件时,BAKER再三保证并不是想ADOPT贺梅。当时在场的还有教堂的KENNY YAO博士, 但并没有法官。贺邵强(JACK)和罗秦(CASEY)两人都在文件上签了字。

  BAKER家完全明白他们获得的只是临时监护权(Ms. Baker的证词: we realized this was a temporary custody),但他们的真正目的却是要ADOPT贺梅。”

  我在采访后期对贺家予以重要帮助并通过起草相关文件成功迫使贺梅案主审法官辞去此案审理的李兆阳先生时,这位曾在田奈西州最高法院(State Supreme Court)工作过,现在Sanders & Dempsey L.L.P工作,对家事法有相当认识了解的法律工作者就剥夺一名孩子其父母的父母权作了清晰的解释。他说父母权和抚养权都是人的基本权利,要剥夺这种权利,举证的要求和负担很高,起码要有足够质量和数量“明确而且能令他人信服的证据”,而显然贝克一家作为原告方,要求取消贺罗的父母权,举证远不足够。

  而作为贝克家,他们从6月4日在少儿法庭上取得贺梅的延续助养后,他们一方面限制贺罗两人接触贺梅。在贺家丧失对贺梅的探视权后,他们对贺罗两人百般刁难。比如“提案要求永久结束贺家对贺梅的父母权(be forever terminated),将对该女性未成年人的全部监护权、控制权、指导权交给BAKER家,并将贺梅名字改为ANNA MAE BAKER.ALLISANDRATOS”;要求贺绍强验DNA以证明是贺梅的父亲;通过法庭命令贺家不得与贺梅进行任何联系;必须交出贺梅的护照;必须出示结婚证;贺家必须支付DNA测验等费用;法庭还命令贺家单方面交纳1万5千美元的押金;命令贺太太进行精神检查并向医生交纳5000美元检查费;追踪那些雇佣贺家的餐馆,传讯他们到BAKER家律师的办公室提供证词,迫使他们解雇贺家;多次向移民局报告要求遣返贺家,在BAKER家的不断举报下,移民局在2002年4月命令逮捕贺先生,并要递解贺家出境,后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关注下才将开庭押后在2003年12月17日,即使如此,贺家所要面临的官司仍旧没完没了。

  贺绍强在接受星星生活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年之所以坚持不懈,不仅是为我自己,更重要的是为贺梅,我们不希望贺梅失去应有的爱。当然,假若贺梅以后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她,她比任何孩子都幸福,因为她享受着两个家庭的爱,当她成年后希望看望贝克一家时,我们是不会反对的。

  先不说法官是否公正,对比贝克一家对贺罗的所作所为,这一切最终无疑是在伤害贺梅。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我首先承认贝克家对贺梅的感情是好的,但感情是感情,好归好,不能因为有感情,不能因为好,就据为己有。就算因为三年养育情难舍难分,也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协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法,这样不仅对贺梅的亲生父母是公道的,对贺梅本身也是爱的体现。将贺梅的父母赶绝,在精神上不断地折磨他们,假设有一天,贺梅从当年的报纸里读到这一切的报导时,她一生将面临什么样的损害和创伤,这点贝克一家应该想到。

  如果他们真是为贺梅好,真爱贺梅,他们会对贺梅的亲人作出这样决断的赶尽行为?贝克夫妇这样做真是爱贺梅吗?如果是,这么做对贺罗两人是否公正?

  我记得去年看到一个故事,一对美国的夫妇在台湾收养了个女孩,女孩在养父母 经历过童年、少年,养父母一直没有隐瞒她来自那里。孩子长到18岁时,她希望回台湾去找她的亲生父母,这个愿望得到养父母的支持,然后她在母亲的陪同下踏上了台湾。至今我仍记得她和养母站在电视摄像机前声泪俱下地哀求她父母出来的镜头,特别是当她的养母很深情地说:如果你看见我们,你出来吧,过去我们给了她一个家,但你们是她的父母,她需要你们……我当时的感受是,她的养母是真正爱她的,她是个伟大的母亲。

  我知道,在北美,类似这样的父母,很多,很多。

                  牌尽了,时间也尽了

  2003年11月14日,主审贺绍强夫妇父母权剥夺案的法官 D. J. Alissandratos突然宣布退出该案审理,要求法庭另派法官。

  贺绍强说:之前一天,有关人士透露Alissandratos法官试图通过对贺家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压,迫使贺家撤销向田纳西州法院纪律委员会提出的对该法官的控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由李兆阳先生起草的投诉信)。贺家严厉拒绝在这种压力下屈服,并认为以这种威吓性的方式来妨碍司法是违法的。

  据一直无私支持帮助贺绍强一家的“加拿大湖南同乡会”会长李海航博士介绍:在田奈西州,类似这样的案件,从审理道到结案最长不超过2年,但贺梅案的审理却超过两年多时间没有结果,显然是不正常的。

  后来我问贺绍强,本来这种状态早就应该通过法律达到保护自己,为什么拖延到今天?贺很无奈地笑了笑说: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之前如岳东晓等也一再呼吁我们这么做,但其一是我们对法官还寄予希望,还有帮助我们的律师毕竟是在本州执业,要弹劾一位法官,其难度与弹劾一位总统一样曲折困难。

  贝克家知道我们的“移民身份案”安排在12月17日,所以他们想尽办法在拖,这是他们手上最有杀伤力的一张牌。本来9月29日的庭审是父母权剥夺案最后的决战,我们也做了精心准备,包括数名专家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小贺梅也在法庭安排的会面中认出了我们,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但对方一名非主要律师LINDA HOMLES在开庭前突然提出其丈夫被诊断得了癌症,要求将庭审延期,这种请求在我方律师不在场的前提下,法官已与对方达成同意协议,这本来就是违法的,之后法官还在庭上否认,直到LINDA HOMLES出来作证,这个指证对法官的专业职守判定很有帮助。

  这个就是近期发生的,被李海航称之为“法官当庭说谎”事件。我在阅读有关文字时,发现岳东晓博士的记录与贺绍强所陈述的基本相同。

  岳东晓博士在他的《“贺梅案”的重大发展:法官宣布退出该案审理 》中这样记述:

 “在9月29日的法庭上,Alissandratos长篇大论了一通之后,SIEGEL律师提出了他的动议,反对庭审延期。Alissandratos回答说∶“我还没收到要求延期的请求呢。你的动议太早了。能让HOMLES女士先说吗。”SIGEL说可以。Alissandratos法官支支呜呜语无伦次地说∶“毫无疑问地我期待会有这个动议,作为什麽的┅┅我被告诉什么会发生┅┅的结果。为有据可查,我想我们需要┅┅你正把车箱放到马的前面。我想HOMLES女士应该先向法庭说明,她说了之后,我会问你们中的每一个你们是否认为,按你们的理解,有要求延期的合理根据┅┅”接下来,LINDA HOMLES提出了要求延期的要求,并且说明她在9月26日下午已经向法官在电话里提出了延期的要求。

  据参加旁听的人士说,听完LINDA HOMLES的陈述,Alissandratos脸色极为难看。贺绍强及其律师认为法官是当庭撒谎。即使Alissandratos法官对他使用的语言做出解释,那么他私下与一方律师单独达成决定的事实也构成违法。

  过去贺家曾因为罗秦病重提出将一次听证延期,法官的回答是,不行,如果你们不来就判你们输。换了一方,法官就显得非常人道,宣布庭审无限期后延。

  在这些严酷的现实面前,贺绍强终於决定正式要求有关司法部门调查Alissandratos法官,有关控诉的详细内容目前尚处于保密状态。

  ……”

  关于Alissandratos法官在此案审理中是否公正,我不是田纳西州法院纪律委员会,我无权去判断。当然当事人、关心此案的所有旁观者、法律工作者内心都有一把尺子,按照田纳西州的规定,对Alissandratos法官的评价,还应留待田纳西州法院纪律委员会来调查和判断。      导致Alissandratos退出该案审理的原因很多,包括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重视,他们多次给法官写信陈述意见,并出庭旁听,还有后期如湖南同乡会等各阶层华人的支持,这些对法官能否秉公守法施加了压力。但最重要的,是在加州从事法律工作的李兆阳先生用了数天起草那份给田纳西州法院纪律委员会的投诉信,这封信据理据法,事实和举证都很充分,这是最后促使Alissandratos退出该案审理的作用结果。

  李兆阳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投诉信的内容暂时不能透露,我主要按照法律的要求去考核,即从法律上来说,考察一个法官的公正。主要从是否违背了法律的公正性、是否熟悉法律和是否滥用法官他自己享有的自行决定权这三点。显然,Alissandratos的行为是有违法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法官同样有具体的要求。

  我还注意到一些舆论谈及种族歧视的问题,我觉得就贺梅案来说,理应回到“个案”上去分析,假设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有不公,那也是对“贺家”的不公。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在北美,类似这样的案子很多很多,不仅是“他们”和“我们”,“他们”和“他们”,“我们”和“我们”同样也有机会发生这样的案子,用平常心去看待,我们的思路或许会更宽广些。

  当然,我赞同这么个观点,当我们的同胞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毕竟我们是这么一群人。其实,据贺绍强说,从第一个案子开始,他所面对的四个案子,他所受到的支持,不仅是华人华裔,很多主流的媒体,很多陌不相识的非华人,都对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比如在“暴力强奸案”审理中,只有一面之缘的英语系终生教授Charles Hall,就主动站出来作证。

  贺兆强讲到这里很感慨地说:想感谢的人很多,无法一一表达。就算很多误解我的人,我真没放在心里,对我来说,凡是关心这件事情的人,不管他们理解和不理解,我都感谢他们。

  本来我还想问一下贺绍强,经历这么多,他应该吸取的教训,或者说应该从哪方面检讨自己,我不这样问,显然有偏颇,几次话到嘴边,却欲言又止。原因确实有些于心不忍,作为贺家的柱子,他承受的已够多了,还是等一切有了结果后吧,因为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总结经验早一点晚一点,都不是关键。

  影响我这么想的还有另个原因,贺绍强这些年来为能坚持打官司,自己一直在拼命工作,我和他的采访,只有安排在他晚上从餐馆下班后的11点,第一次采访我们谈了3个多小时,从电话里我感觉到他的疲惫,这种疲惫已不仅仅是身体的,将一段不幸的往事从头讲起,等于将心的伤疤揭开,血淋淋的,那怕他曾对,曾错,失去了亲骨肉是个事实,渴望骨肉重聚又是另个事情。

  我还想到贺梅的妈妈--罗秦,因为太思念孩子,竟跑到贝克家门外去高喊女儿的名字而被要求精神检查。贺绍强对我说,前些天去心理医生办公室接受贺梅是否对他们有感情的测试,她原本说好不流眼泪的,但最后还是忍不住了。

  那天的测试是贝克家提出来的,在一间空的房间里,我和罗秦站在一边,贝克他们家站另一边,贺梅站在中间,心理医生在中间线的旁边,测试内容看贺梅往哪边跑,以此来证明贺梅的感情和谁亲,你知道,我们有两年半没有和贺梅见面,她也只有四岁,这样的测试你说合理吗?

  我真的要感谢贺梅,她没有忘记我们。贺绍强很深情地说。那天罗秦看见孩子的头发被染了颜色,耳垂打了洞,眼泪就想往下掉,但她怕把孩子吓住了,强忍着,贺梅开始是往贝克家跑,后来我们拿出我们一起照相的照片给她看,她就叫出我们的名字来,那刻,罗秦再也忍不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天结束采访后,我一想起他们,脑海里就会想起这一幕,每每想到贺梅站在房间的中间,内心隐隐地痛。

  在我即将结束对贺绍阳、罗秦的采访时,我问如今贝克手上的牌出完了,你们的时间也尽了,对结果你会气馁吗?贺绍强想了一下说,每次我都会在开庭的时候都会用我的双眼紧盯着法官,这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个只有1米65没有合法身份等待裁决在餐馆里打工的博士,两年多来一直用这双眼睛瞪着他,直到他退下台来。我想他是无法理解我的眼睛在等待什么。我,不,是我们在等待正义。

  贺绍强说他的律师对他说过,就算你面对着的是巨人,你不后退,用你的眼睛盯着他,巨人一定会后退。

  听见贺绍强这么说,我忍不住笑了。我相信,贺绍强这些年来所做的,岂止是等待正义,而是呕心泣血争取正义,争取尊严,人的尊严。

  希格(David Siegel)律师是代表贺家的两位律师之一,他是在报纸上看到贺绍强案后主动找到贺要求打这个官司的,这位有着10多年经验的律师当初这样对贺绍强说:“战争是大范围的,我们可能在几次战斗中失败,但我们最终赢得整个战争!”

  贺绍强是湘人,为此我还想起那个把“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的曾国藩,他曾打过很多的败仗,但他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2003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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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條評論

  1. 2008年2月16日 00:36DIVAD

    近来,华人媒体闹的沸沸扬扬的一个案子引人注目。案子的主人公是一个来自中国某大学的英语教师叫贺绍强。95年来美国攻读教育学,97年在美国田纳西孟菲斯转读经济学博士。99年,贺太太罗秦早产生下一女贺梅。当时贺家陷入一场官司,是贺绍强对同系女生齐晓君的性攻击案子。此案使贺家焦头烂额,贺梅在此时降生似乎生不逢时。贺家向教会求助,要求把小贺梅寄养出去。教会找到Baker一家愿意照管小贺梅三个月,于是小贺梅到Baker家去生活了。三个月很快过去了,到了小贺梅该回家的时候了,然而,贺家这时却说,他们还没有为把小贺梅接回家做好准备,希望寄养家庭继续照顾小贺梅一段时间,直到他们做好准备为止。于是Baker家把小贺梅留下来。这时Baker家发现小贺梅没有医疗保险,这在美国是很严重的问题,从小贺梅身体健康的角度出发,有两个选择,第一,由贺家给小贺梅买医疗保险,毕竟小贺梅是贺家的女儿,买这个保险理所应当;第二,是一个下策,即把小贺梅的法律监护权从贺家转到Baker家,这样小贺梅的医疗保险就可以由Baker家负担。贺家选择了第二种办法,把小贺梅的监护权转到Baker家,并在法律文件上签了字。   事过一年后,贺家要把小贺梅要回去,这时Baker一家不肯了,一把屎一把尿把小贺梅带了一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如同自己的骨肉,难以割舍。Baker家为了让小贺梅留下来过更好的生活,不惜高薪聘请律师跟贺家打官司。这就是此案的简单叙述。本篇文章着重分析,从道义上讲,谁应该获得小贺梅的抚养权。   这个案子有点扑速迷离,引起本人的兴趣。本人喜欢模仿福尔摩斯,用逻辑推理的办法理清案子的思路,这在前一段时间的黄谷阳案子里,本人已小试牛刀,效果不错,获得网友们的好评。新来本网站的朋友可以通过底下的连接看到本人分析黄谷阳案子的文章。本人分析贺案的材料来自于网上,主要取自两篇文章。一篇是贺绍强本人写的一封长信,从他自己的角度介绍案情;另一篇是今日美国关于本案的报导。这篇报导得到贺绍强的认可,因为在贺绍强的信里给出了这篇文章的连接,让大家参考,说明这篇文章没有歪曲事实。所以说,从取材上对贺绍强是公平的,然而,分析的结果是对贺绍强不利的结论。曹常青也有一篇文章分析贺案,网友很不满意,原因是曹文没有直击问题的要害,不着边际拉拉扯扯一大堆,隔靴搔痒,没有显出揭露吴征时的功力来。本文将力图避免曹文的毛病。   1。贺绍强爱贺梅吗?   首先我要质疑贺绍强对贺梅的爱是否真诚,因为他的所做所为告诉我,他不爱贺梅。让我们已经是为人父母的人先想一个问题,你在什么情况下会把自己的出生不久的婴儿托给陌生人照管?如果是我,我会说没有任何情况能让我这么做。然而贺绍强对他的做法的解释是,At the time, we were experiencing severe financial difficulties。我认为这个理由不充份。但是从这个理由里,我能看出,在贺绍强眼里,钱比儿女亲情更重要。在美国,经济困难的中国人还是有一些的,但还没听说别人把孩子托给陌生人的。顺便说一句,贺太太在医院做刨腹产的费用$12,000全部由美国纳税人出,贺绍强对今日美国报说这笔钱压迫他放弃抚养小贺梅,是在误导读者,更加暴露他心里有鬼。再说,美国的福利制度还是相当不错的,象贺绍强这样的低收入家庭会得到政府的许多补助。每年报税可以按孩子人头有税款退回,小贺梅刚出生,政府有给母婴的营养补助,每星期可以领一定量的牛奶,鸡蛋,乳酪等营养品,直到小贺梅满一岁为止。这段时间母婴看病可以申请医疗补助计划,一切看病费用由我们纳税人出。小孩穿的衣服,中国人朋友之间给一些旧衣服就行,不花多少钱。如果这样,贺绍强还说养不起小贺梅,那么他不是没有人性就是另有所图,醉翁之意不在酒。   2. 贺绍强认为钱比女儿重要.   在贺绍强夫妇向多维社介绍小贺梅被领养的过程时, 通篇充满一个钱字, 唯独没有一个爱字. 你看, 家里住房拥挤, 特别是住了一个老乡后更没有地方给小贺梅睡觉了. 天下有如此荒唐的理由吗? 小贺梅被当成一件破旧的家具, 家里地方不够就随便往外一扔. 连老乡都比小贺梅重要. 我只能相信这是编造出来的谎言, 谎言常常是荒唐可笑, 不能自圆其说. 后来在好心的房东的帮助下换成两居室, 这回该能放下小贺梅的一个婴儿床了吧?然而, 狠心的父母还是千方百计找理由要把小贺梅送出去. 罗秦为了去餐馆打工, 必须把小贺梅托养出去, 钱还是高于骨肉亲情.   3。贺绍强爱自己的太太罗秦吗?   我还要质疑贺绍强对自己的太太罗秦是否有爱。因为小贺梅99年出生到现在又有两个弟弟了,也就是说,罗秦在三年时间里生三个孩子,大家知道,十月怀胎,以这样的效率生孩子,罗秦基本上是一个接一个生,中间没有喘息的机会。当我回想起我太太在产床上叫” 我不想活了 “,就更加憎恨贺绍强的无人性。难道他生那么多孩子是为了骗取福利?那么他一会儿养不起孩子,一会儿又大生特生,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猜想,贺绍强有把生孩子当作工具之嫌。   4. 贺绍强把自己的太太罗秦当作工具   可怜的罗秦, 文化不高, 不通英语, 却被丈夫用来作为工具. 贺绍强编造出的荒唐理由总是从单纯的罗秦口中说出来, 以一个弱女子的形像来打动人心. 特别是, 在签署小贺梅法律监护权的转让文件时也由不懂英语的罗秦来签, 而曾为英语教师, 精通英语的贺绍强却不出面, 还造成个假象说别人不让他看法律文件. 这是十足的撒谎. 因为如果真如此, 贺绍强可以告诉罗秦, 如果不让他看法律文件, 罗秦就不签字, 这总能做到吧? 难道美国人还会象黄世仁一样逼杨白劳按手印不成? 我们家的法律文件全部由我签字, 虽然我太太也精通英语. 我认为, 贺绍强故意让罗秦签字的不合情理的做法的真正用意是, 将来出问题时可以抵赖, 说自己没有同意等等, 然而, 美国的法律是严肃的, 只要手续合法, 任何狡辩都无法将其推翻. 贺绍强也想到别人会质疑他为什么让罗秦签字的问题, 他的理由是, 在孩子的问题上, 母亲比父亲更有发言权. 这又是一个谎言穿帮的地方, 美国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父母对孩子有着同等重要的发言权, 没有一个性别比另一个性别高一等.   5。Baker家到底是不是小偷?   贺绍强口口声声说Baker家是小偷,那么是谁把小贺梅送到Baker家的?贺说,we sought assistance from a local Christian aid agency. Through this agency, we met the Bakers. 由此看出,贺绍强自己想出托养小贺梅的馊主义,并付诸实施,且取得了成功。小偷的定义是趁人不备不经人家同意而拿走别人的东西,而Baker家是被动接受小贺梅,并经过贺家同意,无论怎么说也与小偷无缘。再者,在Baker家抚养小贺梅三个月后是要还回小贺梅的,这是小偷的做法吗?是贺家拒收小贺梅的,其理由居然是堂而皇之的我们没有准备好。是不是过早领回小贺梅就无法达到利用小贺梅给自己办绿卡的目的?今日美国说,When the three months ended, they(指贺家) still were not able to care for Anna Mae. 请问,领回自己的女儿需要什么准备?是不是象买家具一样要攒够钱以后才能领女儿?如果他们对女儿有真爱,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女儿迫不及待地领回家?贺家的拒领女儿是极不正常的,并且给经手此事的教会带来麻烦。Mid- South Christian Services could no longer handle their case because the agency’s supervision is limited to 90 days in temporary custody cases. So the two couples negotiated the next step on their own. 如果说Baker夫妇是小偷,那么让我们来看,这小偷是如何偷东西的。你见过这样的小偷吗?失主敲开小偷家的门,把一个皮包放在小偷桌子上,扭头就走。然后就说人家偷了他的皮包,这有点象栽赃陷害。   6. 贝克夫妇为何不肯把小贺梅还给贺家?   这是因为贝克夫妇深爱小贺梅, 如同亲生骨肉, 经过一年的艰辛和汗水, 小贺梅从一个体弱多病的早产儿, 长成一个健康活泼可爱的小宝宝, 那份恩情天地作证. 而这个时候, 她狠心的父母, 在她出生一个月左右, 奶水还没有喂几次就迫不急待地把她推出家门, 以后又有几次机会要回小贺梅, 但都被贺家夫妇拒绝了. 他们有资格在贝克夫妇和小贺梅建立了骨肉难分的感情时, 强行把人家拆散吗? 有一个故事, 有一家人要外出旅游月余, 家里养了一只小猫, 在出门时, 把小猫托给邻居家照管. 邻居家的小女孩天天跟小猫玩,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等外出旅游的人家回来后, 欲要回小猫时, 邻家小女孩哭得死去活来, 她的心灵受到了伤害. 对动物尚且如此, 况人呼? 养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带孩子的辛苦. 我的孩子出生后, 每天晚上, 大人要起来喂三次奶, 不能正常睡眠, 白天还要紧张工作. 然而, 一分辛劳换来一分爱,当我们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我每天都要看见自己的孩子, 一天不见, 如隔三秋. 而贺家夫妇即使一礼拜去看一次小贺梅, 都显得爱得不够深, 令人大摇其头.贝克夫妇为了雇律师为自己打赢官司, 不惜卖掉自己4800平方尺的四十多万的豪宅, 可见其决心之大, 对小贺梅感情之深, 在贝克夫妇眼里, 人比金钱重要, 这是何等伟大的人格?把小贺梅交给这样的人家, 我们能不放心吗?相反, 我很不放心她亲生父母对小贺梅的感情.在一个金钱重于一切的人眼里, 是永远没有道义可言的. 我祝愿贝克夫妇打赢官司, 让正义战胜邪恶, 让小贺梅获得无条件的幸福.   7. 上帝给了贺绍强三次机会, 都被他抛弃了.   小贺梅天生是贺家的女儿, 这是上帝给贺家的第一次机会, 这时是没人能抢走小贺梅的.然而, 贺家却以莫须有的理由, 把小贺梅托出去三个月. 第二次机会是在三个月过后, 由教会出面把小贺梅交还给贺家, 但这时, 贺家居然说没准备好, 接亲生女儿还需要什么准备?纯粹是, 这时候小贺梅回家, 他们所订的利用小贺梅的计划还无法得逞, 要熬到一年过后, 计划才能付诸实施, 于是小贺梅又被遗弃了第二次. 第三次机会是, 在决定给小贺梅买医疗保险时, 贺家可以选择自己掏钱给小贺梅买保险, 虽然花了些钱, 但小贺梅的监护权还在,要要回小贺梅不难. 贺家夫妇为了省这一点保险费而再次遗弃了小贺梅. 我怀疑贺家是主动要转让小贺梅的监护权给贝克家的, 这是他们移民计划的一部份. 如果没有美国人监护小贺梅一年以上, 那么小贺梅就是一个外国人的女儿, 她的父母自然无法通过这个女儿获得移民. 然而, 在小贺梅在美国人监护一年以上后, 她的身份就变了, 这时把她领回来就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了, 可谓机关算尽. 感情贺绍强把贝克夫妇当成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傻瓜了, 真乃是, 周郎妙计安天下, 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们华人社团难道要为这样的阴谋背书吗? 贺绍强的计划在他性骚扰齐晓君女士后被学校开除而丢失身份后就开始酝酿, 否则, 他就永远是非法移民.   华人朋友们, 不要为某些人挑起的种族仇恨迷惑了双眼, 要多用自己的头脑分析案情, 特别是对不近情理的地方要抓住不放, 我们要为正义呐喊, 决不为邪恶背书.

  2. 2008年12月10日 21:52非贺

    事情发展到今天,你还认为你当初的结论端出得不过早吗?

  3. 2008年12月10日 23:07木然

    上周五我在星島日报专栏里写过这件事,明天我贴出來吧,因为文章存在公司里。

    虽然我有检讨以往,但不觉得下得过早,5年前的事实,与今天的事实,可能有因果关系,但不一定就可以互相求证。

  4. 2008年12月25日 17:34YLI

    援助同胞岳东晓及两个孩子

    华人软件开发者岳东晓博士状告两家美国大公司盗窃他花费多年的光阴所开发的一款称为POWERRPC的软件。区法庭仅仅经历3个月便迅速判处岳博士败诉,判决忽略所有证据,随后命令岳东晓博士赔偿被告律师费用20多万美元。因为岳博士在先前其他诉讼中因律师费和专家费等已经将积蓄耗尽(案例参加下面网站),无法缴纳这笔律师费。岳博士正在积极上诉,被告却要在上诉期强制执行律师费判决。区法庭拒绝岳博士因困难申请暂缓执行的恳求,在12月15日向ALAMEDA县法警下达强制执行令,随时没收岳博士的财产,主要是他的住房和知识产权。这样岳博士不但赖于生存的软件版权必须送给被告,而且他还将失去房子,使他尚年幼的孩子在这寒冷的冬季无处栖身。

    案件这样铁证如山,如果坐视同胞被强大恶势力迫害、尊严遭受无情践踏、财产被粗暴剥夺、孩子的身心受到伤害,将建立悲惨的先例。我们中很多人与岳东晓博士虽无私交、但并不陌生。岳博士在同胞有困难的时候总是毫不保留地热情帮助。就在这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即将的到来之即,为了帮助岳家解决一点燃眉之急,让孩子能感受到一点人间的温情,同胞的温暖,我们成立“援助岳东晓博士基金”,发起“援助同胞岳东晓及两个孩子”的募捐活动。我们成立这个基金,在精神上和实质上支持岳博士,让他能够不畏强权、坚持斗争,使他能在联邦上诉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维护其最基本的权利。您所捐献的款项将由多人共同监督管理,全部用于上述案件的诉讼。我们敬请各界同胞,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我们也敬请各界华人社团,一起来参加这项活动。 您如果愿意捐助,可以将捐款直接放入我们所开设的网上捐款帐号里。捐款网址是: www.American-Justice.org/support-yue/(点击该页面上捐款链接)。如果邮寄支票, 收款人请写:“Support Dr. Dongxiao Yue Fund”。 邮寄地址:(mailing address will be added in soon)。电话:(510)825-0365; 联系人: CAROL;电子邮箱: supportdoctoryue . 如果您愿意加入我们的后援队,请通过上述联系方式与我们联系。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在美国的华人都是独挡一面的人才,时代在进步,华人地位在上升,让我们通过这个活动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 援助岳东晓后援队成员包括: Carol Shi, Y. Li, W. Xie, R.X. Zhu

    附件:案件的基本过程

    (更多详情,包括案件的英文资料,证据等请看 http://American-Justice.org 网站)

    岳东晓博士开发的POWERRPC软件始于1994。岳个人拥有软件的版权(注册号TXu 1-576-987)。这款软件支持最新的UNIX、WINDOWS操作系统和64位计算。

    在2000年,SUN购买了1000个拷贝的许可权。其后,SUN把POWERRPC嵌入到关键产品里销售,大大超过了1000拷贝的许可。SUN的项目经理在内部EMAIL中写道: “正如你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已经超过了1000个POWERPC拷贝的许可。”SUN的内部文件称:“该软件多年来被无限制的拷贝,根本没有控制。”其后果是,众多公司获得SUN的授权无限制拷贝POWERRPC软件。SUN后来遇到技术问题,要求升级,导致侵权行为被发觉。

    岳博士在2007年11月起诉SUN时,认为这个案子铁证如山,SUN只要应诉案子就基本定了。但SUN没有在规定的20天内应诉。岳博士于是在2008年1月要求根据规则判SUN缺席败诉 (DEFAULT JUDGMENT)。美国法庭是法官负责制。当时,这个案子是由一个女法官主审。

    先前,2007年11月,由于负责另一个案子的JENKINS法官在法庭上粗暴禁止岳博士递交文件,岳博士给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参议员写信,请求帮助。奥巴马收到岳博士的文件之后,将资料转给了加州联邦参议员包克色,后者向美国联邦司法部提出了质询。

    岳博士要求判SUN缺席败诉之后,JENKINS法官把案子从那位女法官手中接了过去,然后制造了一份法庭命令。该命令称2007年12月JENKINS批准SUN延期应诉(当时他根本不是此案的法官)。这份文件是在2008年1月9日产生的(PDF文件的日期),却署上2007年12月的日期。JENKINS依据此文件拒绝判SUN缺席败诉。紧接着,他迅速宣判SUN获胜,并立刻结案,判决没有就侵权事实做任何实质裁决。随后把SUN索要律师费的请求交给一名副法官。

    法庭判岳博士败诉后,SUN拼命增加律师费。本来在3月结案时只有7万左右律师费,但其后一份要律师费的5页纸文件就花了6万美元律师费。副法官没有做任何分析,就把SUN的律师费全部算到岳博士的头上。 按照北加州联邦法院的本地规则54-6条,一方在申请律师费前,必须提交宣誓证明说已经与诉讼对方进行协商、尽可能解决分歧,但SUN没有与岳博士进行任何协商。岳博士据此要求法院根据程序取消SUN的律师费申请。SUN的律师团承认,这是他们的疏忽。副法官在听了双方陈述之后,说规则模糊,然后建议法庭命令岳博士为这一段法律争执缴纳1万多美元的律师费。

    针对副法官的建议,岳博士提出了29点反对意见。其中包括判对方获律师费是鼓励盗版、岳博士不应该为对方的疏忽和法院规则的模糊而赔偿律师费等。按照联邦法,法院必须就诉讼人就副法官的建议提出的反对意见进行裁决。但法院一份半页纸的判决,以其“有权判律师费,所以律师费就是合理”这样的理由拒绝审议岳博士的29条反对意见,并命令岳博士在30天内把20多万美元律师费交清。

    岳博士于是向第九巡回法院上诉,同时申请中止律师费判决的强制执行,希望考虑他面临的困难和对小孩造成的伤害。第九巡回法院一句话把岳博士的申请拒绝,不给任何理由。岳博士于是在12月8日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请中止执行。在申请中,岳博士列举了SUN的侵权事实、判决的错误、缺乏正当程序,及奖励SUN盗版的恶劣社会影响。指出SUN盗版案的真相是捂不住的,盗版者都可以向SUN学习,合法盗版。同时,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剥夺岳博士的住房、财产,对岳博士的小孩是无法逆转的创伤。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等人。中国政府随后表示关注。

    虽然加州的斯达克众议员也给最高法院去函,下级法院却在12月15日上午追究岳博士是否因没有接受财务检查而藐视法庭。当天数名同胞去法院声援,藐视法庭不成立。 但当天下午,法院直接发布强制执行令、查封岳博士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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