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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芝兰:善良的人容易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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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先生居住的那个地方叫SAN JOSE,那是个很阳光也很温暖的地方。

  决定和高先生做专访前有些耽心,毕竟是81岁的老人。采访前一天,我试探性地拿起电话和先生联系,殊不知先生一听我的名字就很开心地说:难得你有这份心,我们随意聊聊好了。先生那把亲切随和的声音,真如我的长辈,透着关心、理解和欢欣,像SAN JOSE秋日的阳光。

                    我自小就喜欢音乐

  我们家很早就搬到上海,家族里没人是搞音乐的,父亲是个一般的公务员,家庭条件中等,但他很爱我。记得读小学那年,他知道我喜欢听西洋音乐,就特意买了台“五灯”的交流电收音机放在我房间,那时上海的文化气氛相当好,收音机里经常播些法国、德国、美国的音乐,这些音乐很优雅,和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像黎锦晖的《可怜的秋香》这样的曲子不同,加上我的姐姐知道我喜欢看美国电影,总是想尽办法带我去看,我对音乐的喜好就是这样一点点培养起来的。

  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是在初中,那时我的英文已相当不错,从美国电台听到歌唱比赛的消息就跑去参加,后来得奖了,奖品是一些糖,我们获奖的孩子都十分满足。先生说到这里哈哈地笑起来,那种快乐感染着我。

  高中一年级那年,有天我对父亲说我喜欢音乐,要考音乐专科学校,父亲听了很支持。他是个很开明的人,文化虽不高,但对新事物很接受。先生讲到这里时,声音里透着感激和满足。他知道我唱的是西洋音乐,是古典的东西,而且是穿着晚礼服用外文唱的,就很放心,觉得这是个高尚的事情,所以他很支持我。

  我是1937年考进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声乐系,这是由教育家蔡元培委托留学欧洲的音乐家萧友梅博士参照法国“国立巴黎音乐院”的模式办起来的,是中国第一所音乐高校。我进去读书时肖友梅已是校长。先生讲到这里停顿了少许,我想她大概怀念起故人来了。先生听我说知道萧友梅是民国元年国歌(卿云歌)的作曲者,她有些惊讶而开心地说:这个你都知道。

  当年的“上海音专”确实汇聚了很多顶级的音乐家,比如从美国回国的黄自,他教我们音乐欣赏,是个人才,课讲得很好,可惜他教了我一年就得伤寒病去世了。我还记得追悼会是在美国人办的上海国际礼拜堂举行,就在现在的衡山路,学校当时挑选我在追悼会上唱《圣母颂》,可见我的学习成绩老师是满意的。

  我对音乐的追求很认真很执著,这也是我在专业上进步很快的原因。举个例子,刚到学校时,由于我的条件很好,特别是乐感,加上我很用功,所以我的成绩很突出。学校有位老师当时在一个中学里兼教音乐,她常常把我带去学校作示范演唱,她觉得我是她的光荣,这事情换在别的孩子身上当然会是个很满足的事情,但我却很反感,觉得我是来学习的,既然功夫没学好,到处去唱就很不好,后来这个老师去了重庆,我就很开心,我知道我可以因她的离去再挑选一位好老师,当时我很用心,特别注意学校唱的好的学生,发现他们都是苏石林(俄裔)老师的学生,这样我就选择了跟他学习。苏石林是是著名男低音、曾经与世界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齐名,他原来在俄国圣德堡歌剧院演唱,30年代“国林音专”肖友梅校长邀请到中国教授声乐,1956年才回莫斯科音乐学院教书,他的太太是中国人,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在求学的过程中,也和苏石林成了很好的朋友。

                    机会来临我怎么可能拒绝?

  我是1942年毕业的,我在毕业的第二年就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现在想起这个音乐会就会想起父亲,他不但支持我,还为我到处推销演唱会的票,所以那次演唱会很成功。上海当时有个“工部局交响乐队”很有名,它在每年的夏季举行露天音乐会,一般是6月至8月,地点会固定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音乐台、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法文协会等地。他们听了我的演唱会后就邀请我演唱一个法国的歌剧咏叹调(Rouise),我在剧中担任三位女主角中的一位,这是我第一次演歌剧,一位资深的报社评论说:演出最动人的,就是由高芝兰演唱的角色。这次演出奠定了我的艺术地位。

  之后有个演唱《茶花女》的女主角和剧团产生争执,最后剧团只好换人,他们把剧本拿来要我一周后就演出,我的老师知道后也吓了一跳,他觉得里面很多曲目都是很“花腔”的,我从没唱过,经验不足怎么能胜任呢?面对老师的耽心,我只对自己说了句话:当机会来临我怎么可能拒绝?我就是凭着这句话,花了6天的时间来准备。我把自己关进房间里,我对家里人说,除了吃饭,你们别打扰我。

  那个星期我完全浸在《茶花女》里,我坐在钢琴前从头到尾地练了四天,还请来了个意大利人把台词念给他听,让他给我找毛病,纠正我的发音;到了第五天,我就和钢琴合,第六天就和乐队合,第七天演出,结果引起了轰动,很受赞赏。

  现在国内的演员能达到这种水平的不多吧?我很不可思议地问先生。

  达不到。先生很平静地回答。本来这不算是奇迹,很多国外的演员都做得到。做艺术这个事情,是要吃苦的,要尽责尽力,由不得半点功利心。我们那时候很单纯,风气也很朴素,不像现在那么浮躁。

                    开“个唱”筹款出国

  我想我天生就是喜欢唱歌的人,我对艺术的追求很执着,喜欢唱一些别人没唱过的歌曲。像有首法国的歌曲,我很喜欢,但苦于没有谱子,后来通过一位评论家把谱子弄出来了。这位评论家很欣赏我,他在报纸上说每听我唱一次,都感觉到一种进步,每次都不同。那时唱歌剧的很多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出来四、五十岁有经验的演员,在当时我是唯一的一个年青的中国歌剧演员,确实有些与众不同。

  一九四七年我萌生了出国的念头,那时我正处在艺术生命鼎盛的巅峰,很多朋友知道我出国学习都竭力劝阻我。然而我有另种想法,觉得自己是学西洋音乐的,我不能因为此时的得意而忘乎所以自满起来。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是我所不清楚的,趁着年轻,我应该尽快地去学习。那年我从一本音乐杂志找到两所大学,一所是在芝加哥的音乐学院,一所就是纽约朱利亚德音乐院,我选择后者是因为纽约观看各种演出的机会多,这个很重要,早年我除了学声乐,还很注重学曲目,现在的很多年轻演员大概缺乏的就是这种自觉学习的精神。

  决定去留学后却出现“资金从哪里来?”的困惑。那时我弟弟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他是学工程的,是我的经理人。为了筹集我们姐弟出国留学的费用,我连续举办了多场个人音乐会,我们赚了3000块美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了。我们坐了三个星期的轮船才到达旧金山,后来我转到纽约的朱利亚德音乐院读书去了。

                    第一代“海归”

  我是1949年学成回国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海归”。我回国的原因是我在纽约认识了我的先生,因为双方父母都在国内,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就回来了。

  回国后我被安置在上海音乐学院,生活条件好不好不是我计较的,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一些“故意的压制”。比如定职称啊,分房子啊,选学生等等,这些无形的压力总在你身边存在着,直到我1990年出来都是如此。我最认真那次就是为胡晓平出面。当时连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都默认晓平是唱得最好的,但评委却将她压到最后,我当时很不高兴,给当时的文化部长写了封信:我说我从来没为自己争过什么,但今天我要为自己的学生争个公平,文化部当时也没办法,他们后来安排晓平到匈牙利去参赛。

  四九年后的历次运动对我冲击不大,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官,我只求业务不求名利,心血都放在学生身上了。但有些人的心态很不好,他们就怕我出成绩,往往把最差的学生分配给我,这当然难不倒我的,我对学生教得很严格,所以这些学生后来都表现得很优秀。

  我为先生算了一下,像胡小平、汪燕燕、迟黎明、李怡平、刘旭峰、张倩和孙秀苇,他们很多都在国外国内获奖的。特别孙秀苇,她不但在意大利布塞托著名的“威尔第国际歌剧演唱比赛”中一举夺得第一名,同时还参与威尔第歌剧《游唱诗人》及《茶花女》的演出,一九九五年于米兰演出《命运之力》、于的里维斯特演出《诺玛》及在匈牙利演出《茶花女》,事业发展很快,很稳固,而这些正是先生所最在乎的。

                    不是我不在乎,而是世界变得快

  我实在评价不了现在国内的音乐教育,这本来就有很多的因素在作用。采访即将结束时先生这样对我说。总体上,现在全世界的市场都被流行音乐所占领,这不是中国一家的尴尬问题。唱流行乐曲和唱歌剧不同,前者被冠以很多风格,象沙的哑的各式各样都行,它只需要一只话筒,就可以把情绪煽动起来。甚至是不穿衣服也可以唱,哈哈哈……这个世界变得快,我在乎也没有用。

  现在的生活很悠闲,这是我最满足的。我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套老人公寓里,房子很好用,设施很齐全,左邻右里很和睦,每天早上听听音乐,看看书,这是我最感满意的。丈夫83年就去世了,我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一个在国内经商,一个在这里当电脑工程师,还有个女儿,她毕业于美国印第安那州大学钢琴专业毕业,现在密斯根州教授钢琴,她的学生每年在钢琴夏令营都获第一名,他们对我都很好。第三代里没有学声乐的。我从来没有刻意过儿子女儿学什么,我鼓励他们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凡事尽力就行,这是我一直所坚持的。

  和先生道再见时她一再叮咛道:关于四九年回国后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不开心的故事你就别写了。毕竟一切都过去了,不重要的。先生的叮嘱使我沉默了片刻,本来这样属于“国宝”的专家不应远离祖国,不过国内高等院校那种内耗就是如此,中国知识分子毕生所承受的悲屈远非这些。高先生说“走过去,就不重要”是对的,因为善良的人最容易快乐。

                              2003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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