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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100年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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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上个世纪的1905年,电影作为一种洋玩艺儿,开始主动地介入中国人的生活。

  中国电影走过了一个世纪漫长的道路,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能看懂一部电影的,不等于就知道中国电影所走过的历程。

  这或许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或者是在某一天,我们会被一段段发黄的“片花”所感动,此时我们才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电影。在一切你未曾亲身经历过的事实面前,任何笔墨的描绘都无法再现当年的华丽……

                            皇城忆旧:第一部电影的诞生

  在北京琉璃厂一棵老槐树下,100年前,这里是京城的丰泰照相馆,中国电影就是从这里起步。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个世纪前的1904年,风雨飘摇的晚清。

  宫廷里正忙着为慈禧太后的七十寿辰延摆宴席,英国驻北京公使亲身道贺并进献放映机一架、影片数套以示友好。也许是英国公使进献的放映机质量一般,又或许是放映技术出了问题,那次皇家放映实验中途突然发生爆炸。慈禧老太太以为那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当即下达了一个禁止在宫内放电影的命令。

  然而就在翌年秋天,京城里一名叫任景丰的东北小伙儿却掏钱干了一件令当时“怕摄像镜头摄去灵魂”的、有些蒙昧的中国人吃惊的事:自己出资拍电影。

  任景丰当时是北京丰泰照相馆的馆主,根据王越所写的《中国电影的摇篮――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访问追记》中介绍,1959年他采访了丰泰照相馆摄影师刘仲伦的“堂族弟弟”刘仲明。据刘仲明回忆:那时,在东交民巷,有个德国商人,开了个祈罗孚洋行,转卖照相器材,任景丰天天派我去跑。先在那里买来了一个大木箱,我们都管它叫“活动木箱”,前面有个照相机镜头,还有个手摇把,一摇里面还“吱嘎吱嘎”的响,别看这么个玩意,竟是个法国货,底下还带四根腿,像个板凳,把那木箱放在腿上,再装上菲林,就可用了。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也就是谭波士大寿整六十的那年,任景丰让我赶紧去祈罗孚洋行买四卷菲林,好给谭鑫培波士拍电影。

  就是在这个中院里,廊子下借着两根大红圆柱,挂上一块白色布幔。屋内成了谭波士临时起居的地方,他的跟包、琴师都来了。屋内院子里,把那架号称“活动箱子”的摄影机,摆在了靠前院后墙边。由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拍照,他是“丰泰”最好的照相技师了。虽然前几天练过几回,但真的上阵,仍显得有些紧张。一通锣鼓过后,布幔后闪出一个戴髯口、持大刀的古代武将来,这就是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里的老黄忠,只见他配合著锣鼓点儿,一甩髯口,把刀一横,立成……就听见旁边有人喊:‘快摇’,刘仲伦便使劲摇了起来,那时的胶片只有200尺一卷,很快就摇完了,算告一个段落。然后便是吃茶,卸装。而刘仲伦却摇出了一身大汗,大家忙着给他拧手巾。

第二天,仍在原地,拍黄忠舞刀,那真精彩极了,之间刀光闪闪,把人都看呆了;刘仲伦也只顾看戏,忘了摇机,结果报废了两卷片子。任景丰一听急了,就叫刘仲明赶快到祈罗孚洋行,一下子买了十卷胶片,以防万一。那时拍影戏,受限制很大,因是利用太阳光拍的,一早一晚,刮风下雨都不能拍。所以每天只能拍很短一段时间;就这样断断续续拍了三天,拍下了《定军山》里的“请缨”、“舞刀”、“交锋”等三个场面。

  100年前的任景丰想都没想过,他的好奇加上好玩,奠基了中国电影业的开始,谭鑫培亦因此成了中国第一个电影演员“大腕”,刘仲伦成为任景丰第一个电影摄影师,而任景丰则成为中国第一个出资拍摄电影的人,片子随后被他们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盛况空前。

  不过,这一切都仅是通过一些旁人的回忆,当今的研究者没有一个人看过《定军山》拷贝,那张据说是谭鑫培在《定军山》的剧照也无人能肯定是电影的剧照,还是戏剧照,原因是1909年丰泰照相馆发生一场大火,许多记忆随着清朝的瓦解被长埋地下。

  假如中国电影真的是在1905年诞生的话,那么此时离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地下室售票放映《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等影片,也就是被公认为世界电影的诞生日整整相差了10年。

  问题是,作为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同样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疑问,至今仍扑朔迷离。

  譬如:初建为1913年的前盟大观楼是传说中《定军山》放映的地方,但1913年建成的大观楼如何在1905年放映《定军山》的呢?《定军山》拷贝早已失传,是失落民间还是毁于大火?“失传”的影片为何会单独留下一张剧照?拍摄《定军山》所使用的摄影机是从“德国洋行买回来的法国货”,但这个法国货是什么牌子,有什么样的技术规格?大观楼和丰泰照相馆分别是什么时候建立、什么时候遭到火灾的?任庆泰和刘仲伦分别是什么人物,他们究竟又是什么关系?影片究竟拍了些什么?又有谁看过影片?谁第一个告诉世人,《定军山》是1905年所拍摄的,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

                            时空交错:有这么群人

  1978年5月的中国北京,电影学院正进行“文革”以后的第一场紧张的考试。当时导演系的影片分析考试放映的是《英雄儿女》,影片放映完之后,数百个考生被分别带入几个教室,进行紧张地写作。30分钟之后,有个考生迅速地交了卷,导演系的一位教师很奇怪的问他:“你答完了吗?”

 “我答完了。”

 “你不要再检查一遍?”

 “不用了。”

  他一个人走出来,在校园里的小售货亭边买了一包香烟和几支冰棍,走到大树下乘凉。有一位年老的教师慢慢地走过来关切地问这位考生:

 “你怎么啦?考得还好吗?一个人坐在这儿,有什么不舒服吗?”

 “不,不,我在等我的同伴陈凯歌,他还没写完!”

 “你……不会因为看了《英雄儿女》,心里太难过吧?”

 “噢,不会的,谢谢您,老师!”

  这位学生的名字叫田壮壮,他的父亲叫田方,在《英雄儿女》中饰演军政委王文清。田方三十年代就活跃在上海影坛,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及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田壮壮考北京电影学院这一年,田方早在4年前因癌症去世。

  田壮壮和陈凯歌从小就认识,他们的父母都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同事。两家相距不远,就隔着几条胡同。田壮壮家的院子座落在西城区护国寺的宝禅胡同里,陈凯歌家住在离他家不远处的护国寺旁边,他父亲叫陈怀凯,是北影的著名导演。陈怀凯与崔嵬联合导演的《青春之歌》,曾经激励了整整好几代人。

  陈凯歌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拍摄了《黄土地》,片中担任摄影的人,这天也在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参加考试,其时摄影系主任和几位教授正对着他一本照片影集,仔细端详,再三斟酌。影集上贴着四五十张照片,风景、人像、静物和生活场景抓拍样样都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才华卓越、勤奋细致的摄影能手,是一个少有的前途无量的艺术苗子。

 “可惜,他的年龄超过规定了。”系主任说。

 “超过了多少?不能破格吗?”一位爱才如命的教授力争。

“他28岁了,整整超过了6岁。我们规定是22岁以下。”

 “可是,这样的人放过去了,以后我们会永远后悔的。”

 “你敢放宽年龄吗?放宽两个月,就增加考生200人,放宽半年,增加500人,你要是放宽一年,就可以马上增加1000人,要增加多少人才能合法的使他得到考试资格?”

 “他是什么地方的,叫什么?”

 “陕西人,叫张艺谋。”

  世事往往以这种出人意料的跌宕,给人以绝处缝生的惊喜。现如今,这些名字早已成为中国电影业的顶梁柱,谁又能说这不是一场轮回?

                            回到上海:光影穿行的城市

  在上海,电影与城市的契合,是那种入到骨髓里的深。站在上海的街头,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走过的那些弄堂,经过的那些建筑,有时候会与自己看过的某部电影的场景交织在一起。正如此刻,我们会想起王绮瑶,那个曾经在王安忆的笔下、从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传奇女子。那时候的她,会穿着开低叉的旗袍,长度刚及膝下两尺许,黑色的皮鞋里衬一双藕色的丝袜,一种保守的时髦,将风情含蓄曲折地表达出来。这是三十年代的上海风情。

  在另一个时空,1896年,这座号称“东方巴黎”、“东方不夜城”的神奇之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电影放映活动。当时的法国商人在上海闸北徐园内一家叫做“又一村”的茶楼里放映西洋影画戏。那时,电影这种“西洋法术”是穿插在唱戏、杂耍、戏法这样的节目间放映的。看客们一边喝茶,一边嗑瓜子,在他们的身边,小贩们不停叫卖着吃食。

  然而电影毕竟不同于唱戏、杂耍,从无声到有声,电影始终是一种藏在匣子里的艺术,其光影必须于黑暗之中方能显现。因此当年的“西洋影画戏”便从戏园、茶馆里脱身而出赢得自己独立的门户。时至今日仍然矗立上海街头的大光明戏院、国泰电影院便是当时中国第一批高档影院的代表。

  曾几何时上电影院看电影成为了上海滩头最流行的社会风尚,恋爱中的男女、上流社会的妇女、无聊的富商、愤世的青年以及专业的影评人都是影院的座上客。男士着西装,女士穿着开衩很高、很单薄的旗袍,外披厚厚的大衣,汽车接送。十里洋场的热闹,甚至连著名女式洋装店鸿翔公司的服装设计师也按耐不住,为了捕捉到最新的流行样式,也不得不天天到大光明报到,以便观察时髦女郎的穿戴。

  轰轰烈烈的电影产业滋养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代铁杆影迷,他们会高喊着“不是胡蝶我不爱”的口号;会为了得到一张王汉伦亲笔签名照片花上50元,而当时的1元已经相当于高等客饭的价格。为了满足影迷们的需要,各种各样的影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单从现代新闻传播史喜欢把1933-1935年称为“杂志年”,就知道当时的上海人对于创办影刊有多么的热情高涨。而这些影刊其中也不乏人们熟悉的《电声》、《电通》、《联华画报》等。

  从此,上海开始了穿行于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今天站在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的交界点上,就会发现没有哪座城市的历史与电影的渊源能够像上海这样深厚,这样密不可分。

  然而今天,即使生活在上海,也只有中年以上的人才能准确地指出上海大光明影院的位置。在繁华的南京西路,距离新世界百货商场不过几百米的地方,这座年久失修的建筑被淹没在一排不起眼的小商店中。只有巨大的电影海报提示着它的身份。“大光明电影院”的大字招牌与曾经为人称道的黄色外观积满了灰尘,让人几乎无法想象它曾经显赫的过去,只有大厅两侧四道直通二楼的长梯依稀可辨当年的气势。

  这座始建于1928年的电影院经常作为30年代上海故事的背景出现在荧幕上,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光影浮动和在这里上演的一幕幕才子佳人的好戏。

  当然,除了大光明之外,还有那对铜狮子。外滩12号,早先的汇丰银行,如今的浦发银行所在地。大门口的狮子一个安静,一个作怒吼状,是《都市风光》、《马路天使》等著名影片中的常客,它的血盆大口象征资本主义的贪婪剥削和殖民主义的罪恶。与铜狮子同时出现在电影中的还有外滩的万国建筑。

                            香港有个荷里活

  去年4月底的香港,异常热闹,在尖沙咀的海滨长廊,一条星光大道刚刚落成,全长440米的星光大道记录了为香港电影业作出特殊贡献的73位电影工作人。烟火伴着灯光,一番盛世太平的景象。

  这时,让我们无端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在南京中山陵的正门上,刻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鲜有人知道,当初孙中山亲笔题下这四个字,只是为褒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黎民伟——香港电影之父,她的孙女在多年后因在电视连续剧饰演《金枝欲孽》中的玉莹小主而获无线“我最喜爱的女主角”大奖,这对黎民伟来说,也算是个交代。

  还是在北伐时期,黎民伟就扛着笨重的摄影机,在战火纷飞中拍摄攻打广东惠州城的镜头。为了更生动地捕捉当时的情景,他甚至还跑上飞机去俯拍战场全景。这些珍贵的战地摄录镜头,组成了以后的《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大型新闻纪录片,所以黎民伟也是一位革命者以及中国最早的纪录片工作者。

  然而人们认识黎民伟却是从《庄子试妻》开始的。1913年,几乎与上海拍摄《难夫难妻》的同时,黎民伟在香港组建了一家名叫“华美”的电影公司,他当时也是“我镜剧社”的香港主持人。他利用该剧社的文明戏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与上海的亚细亚公司合作拍摄了《庄子试妻》,片长2本,是《蝴蝶梦》中的“扇坟”一段。由他的哥哥黎北海饰演男主角庄子,黎民伟自己编剧并反串扮演女主角庄子之妻,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则扮演“扇坟”的使女一角。

  可以说1913年的《庄子试妻》在中国电影史上起码拥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头衔:它是由香港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短片;是中国第一部运到海外放映的电影;电影中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女性演员。

  令人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旧中国电影从开创时期1905年发展至1913年,竟有8年时间没有女演员,凡是女角一律由演新剧的男演员扮演。甚至在《难夫难妻》这样彻底描写男女婚姻关系的影片中,仍是如此。这时候,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出现了。她在片中扮演使女,这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个由女人扮演的女人。

  除了这段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之外,人们对于香港电影的记忆便总是停留在小马哥、李小龙、周润发、洪金宝那个英雄的年代,后来翻看了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意外地发现那个时代的电影只有国语。难道那时的香港人看的只是国语电影?从七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熏陶下开始走到今天的人,大概都会有如此天真的误解。

  实际上,大批初去香港的人带着各式各样的方言、固执着原有的生活习俗在那片土地上磕磕碰碰地共存了许久,上海话、潮汕话、四川话、客家话,林林总总,粤语一度是低下阶层的共同语言。在茶楼里唱着粤语苦情戏出身的艺人,即便后来成了大红大紫的明星,但站在台上一招呼仍然摆脱不了早年跑江湖求大家行个方便的谦卑。

  或许粤语文化在统一的国语里一度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就像港人面对遥远的故乡一时不知如何自处。然而正是面对这种身份尴尬的处境,香港电影才意外得到了自由创作、娱乐至上的前提,从而走上了一条与内地电影、台湾电影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生存下去是香港电影唯一的目的。就如邵氏与嘉禾两间电影公司上演的一场龙争虎斗,比武侠还武侠,比江湖还江湖,其精彩程度就毫不亚于他们所拍摄的任一部电影。而这场争斗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从未平息,可以说他们两家的争斗或多或少造就了香港电影业现今的繁荣和生生不息。

  香港,这个亚洲最庞大的电影工业基地,它几乎每一个十年都会创造出一个奇迹般的电影潮流。它正以它独特的人文气息发放着神秘的东方魅力,让人不得不慨叹“香港有个荷里活”。(高泓/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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