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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终盘点,除了各项经济数据被摆上桌面进行比较之外,还有就是关乎民生的社会福利,而医疗服务是社会福利的主项。

  虽然安省愈来愈多的民众对现有的医疗服务状态敢怒敢言,但过去十年安省医疗服务质素每况愈下民怨鼎沸的劣状依然故我。一位新移民在给星星生活编辑的来电中确凿地声称:他为了寻找能接受他的家庭医生一直在所居住社区的家庭医生诊所门外徘徊,至今仍未得其果。

  笔者不敢肯定这位读者所言是具代表性还是特殊性,但家庭医生短缺却是朝野一致承认的事实。

  新省长麦坚迪承认:安省缺乏家庭医生的社区数目已从1995年时的60个增加到122个。而家庭医生短缺人数也从其时的83名猛增至今年的569名。

  有数据显示:在安省一些稍为偏远的地区,比如靠北部的伯灵顿,整个一千五百人的社区没有一个家庭医生;在多伦多,有近八成的居民认为家庭医生短缺,此种状况就连怡陶碧谷和士嘉堡也不例外。

  从北京移民加拿大已十年的张先生在接受星星生活记者采访时说:以前看病找家庭医生一般当天去就可解决,现在这种美好日子已经不再,很多时候要提早几天预约。前些年有亲戚朋友来加拿大,问我需要带些什么东西,我挖尽心思都想不出需要什么;现在不同了,一有朋友从国内来,我就开出一大张药单,像“感冒通”、“牛黄解毒丸”、“黄莲素”、“西斯敏”甚至是“先锋”类抗菌素都要。家里有了这些药,起码可以救急。比如忽然有个头疼发烧的,你打电话去约家庭医生,护士说今天无法安排,你明天才来吧,这个时候怎么办?兄弟,我在发烧啊,能告诉自己明天才发吗?

  像张先生这样的情况在新移民里很普遍,原因是家庭医生诊视的轮候时间过长,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暂缓医治”,而在于病人在没有足够医疗知识的前提下“自己医自己”,假若一不小心吃错药或长期用药不当导致危害生命,那么这样的“医疗事故”该由谁负?

  一个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是否在稳步上升,是否代表着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民计民生的保障是第一位,而病者有其医于当今社会来说是最起码的要求。

  先不说久居此地的居民,就拿新移民来说,当他们步下飞机,踏上白求恩医生的故乡,对安省医疗制度的反应却是无奈、失望和缺乏信心,光这一点,就足够说明安省医疗制度的失败。

  或许有人会反驳笔者,你要记住,目前世界上能享受免费医疗的国家毕竟不多了,加拿大政府能做到这点已经很不错,过份的刻薄对政府是不公的。

  这样说对不对?我说当然不对。为什么?首先政府不是“他们”,而是“我们”。政府是我们的“仆人”,我们是政府的“主人”。“仆人”不能以做得“很不错”就将主人打发掉。其次,在我们缴交的各种税单上,我们已拿出了我们该承受的部份给政府,“这部份”其中就包括医疗福利开支,所以不能说我们目前享受的医疗福利是“免费”的,政府更没有理由因为“免费”两字就将自己应付的责任推卸掉。再有,如果我们对政府的无能不批评、不监督、不指责,社会怎能进步?民生怎能得以保障?

  造成安省家庭医生短缺的原因很多,像人口急剧增长,移民人数增加,居民人口老化,医生流失到美国等,这些因素属于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现实。

  除了“自然”的,还有“人为”的。过去几年来,由于安省政府削减教育和医疗系统的开支,导致每年医科毕业生减少,这种状况不但造成新的家庭医生供应不足,且由于医院的医生与病人的比例数成反比激增,一些原本由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如某些急诊,都压到现有的家庭医生头上,增加了家庭医生的负担。在万锦市行医的张姓家庭医生在接受星星生活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其实不是我们不接受病人,做医生的,假如有能力,怎么可以见病不医,见死不救?医生有相应的道德指引。只是,据我所知,目前安省的家庭医生大都是超工作量工作,有统计说,安省家庭医生目前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达五十多小时,有些工作时间甚至高达70个小时,每天每个医生接到二十到三十个患者的电话,这种状况下,不要说家庭医生数量不够,就是支持家庭医生开诊的护士和工作人也不足。

  张姓医生所讲的情况是属实的。根据安省家庭医生学会近期公布的一项名为《家庭医生检视:检讨家庭医生短缺原因及如何解决》的报告显示:由于家庭医生所承受的工作量大,“家庭医生辛苦”的观念已直接影响到在校医学院的学生,目前有意在毕业后成为家庭医生的医学院学生比例,已由十年前大约一半下降为今年的24%。而在现有医生中,只有 38% 选择做家庭医生。这项研究报告因此大声疾呼,家庭医生是健保体系的基石,希望省内各医学院加强学生教育,充分认识家庭医生的重要性及让他们了解这个职业的珍贵价值,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家庭医生。

  除了家庭医生紧缺外,服务质量差也是个很严峻的问题。

  笔者所遭遇过的两名家庭医生,其态度确实让人摇头。

  先说C。笔者小腿部数年前被蚊虫所叮,留下铜钱般大的患痕,久医难愈,最后衍变成慢性皮炎。某日预约了C,在诊所外苦候3小时,终被请进诊室,C问笔者看什么?笔者撩起裤脚正欲细说患病经过,C已不耐烦地打断笔者的叙说,且把开好的药方递给笔者。笔者见此作愤愤不平状质询医生:你既不问我病的起因,也不问我患病的时间,更不问目前的病情,连起码的了解和解释都不做,怎能叫看病呢?C听后白了笔者一眼,然后极端不耐烦地说:我还用你教我怎么做医生吗?我要看不出你的病,还能开出药?你铜钱大一块小疾,用得着问那么多吗?呜呼,C的强词夺理及尽快打发我的态度着实让我敬而远之。

  再说P。P自多大毕业,喜欢民乐与电脑,每次看病,先讲电脑,再谈民乐,你和他陈述病情时,他就打开电脑放一段民乐作沉迷状,你不知他是在听病情,还是在听民乐。有次笔者确实忍不住问P,你明白我所说的情况吗?P点点头说,这是《春江花月夜》……前些日子体检,原本不是约的P,因我的家庭医生不到诊,诊所的护士说不如由P帮你做吧,由于笔者知道P的散漫,有些犹豫,但想起预约一次医生挺不容易的,况且只是作例行的体检,就点头赞同。体检那天,我要求P顺便为我注视预防感冒针,P其时照样打开他的电脑让笔者听民乐,然后用胶管扎起笔者胳膊作抽血状,手上拿的却是一支预防感冒针,笔者问:医生,你是抽血还是打针,P看了看自己手上的针后说:打完针再抽血,都没问题的。笔者听了无所适从。

  或许我说的这两个例子都有例外,但根据读者来电反映,新移民在求医过程中遇到被“歧视”或者被“优待”的例子也不少。比如说粤语的医生对说国语的病人歧视;比如家庭医生在开相关证明时提出额外的收费(同样的情况在别的家庭医生处却是免费);还有的诊所门口贴有开病假单收费30元;而被医生在家庭医生与专科医生中“推来搡去”的例子就更多了。

  对于安省家庭医生制度下服务质素差的状况,省政府的责任不容推卸:过去数年来安省医疗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而省府对医疗的拨款却有减无增;在医生不足的前提下,安省家庭医生协会提出要求省卫生厅将每年从新移民中吸收医生的名额从仅二十四名增加到一定数量的解决方案也处于议而不决;对涌入多伦多市的新移民中,本来有相当数量的优秀医生足可以肩负起相应的责任,但安省政府却拒绝承认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专业经验,并以过于严格的考试和评估制度将他们拒于门外……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省府这种固执无疑拖慢了解决安省家庭医生短缺的步伐,这种拖慢也间接造成安省家庭医生服务质素差。

  麦坚迪在省选时曾经承诺:假若自由党上台,他将会重视提高安省医疗状况,包括履行增加医学院招生名额,减轻外国医生在安省执业的障碍,及建立150个家庭医疗小组以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并向在医疗服务不足地区执业的医生提供奖励。这似乎是个好消息。但从麦坚迪上台这30天来看,他是个很懂得食言的政治家。假若麦坚迪如今在整顿家庭医生服务上再食言,未来的状况将更加不堪。

  有迹象显示,省内家庭医生的工作环境已接近陷入危机状况,不少医生因此考虑停止行医,或者因不堪承受工作压力而迁往外地,而真到了这一天,安省家庭医生体系崩溃决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每个省民,也是每个选民必须正视的。

                              2003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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