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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西藏問題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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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意想不到的,上星期五我應邀出席新時代電視節目“傳媒對焦”關于西藏問題的討論,事后收到好些觀眾的來郵來電,一位余姓觀眾透過我的朋友向我轉達,認為我本來應該堅持如此旗幟鮮明地表達自己的看法,身為媒体人,不能一邊倒。在此,感謝這些听眾對我的支持和理解。

     星期五的電視節目,除邀請“329集會”發言人夏河先生出席外,還先后向蘇賡哲、馮玉蘭和關卓中三人發出邀請,只因為他們三人都有工作安排,難以抽出時間參加,為此,鑒于我對西藏問題的看法与學生們以及夏河先生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在本專欄已有表達),監制提出由我与夏河先生對話。

     比較有趣的是,當關卓中獲悉我會持不同觀點与夏河對話時,他很擔心地問我:你真的找不到別人嗎?言下之意,我是個愛中國的人,在西藏問題上,能講出什麼觀點來呢?

     關先生這個疑問十分好,也正是我花了那麼多筆墨所要表明的,我与那些“逢中必反”或“逢中共必反”的評論者不同之處,我所持的評論觀,在評論中國政府的表現時,是以事實效果為判斷標准。這就是說,今日中國政府的所為,假如是于國家于民眾有益的,我會為之鼓掌;假如是于國家于民眾無益的,我會提出批評。中國是我們的祖籍國,我們對這個國家最深的期望,就是希望它日益好起來。

     回到西藏問題上,我在節目中的主要觀點是:這次借奧運的召開,在全球各地爆發的藏人示威事件,應該引起中國政府的重視。“西藏問題”既是政治問題,同時也是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中共自1949年建國后,至今長達60年,仍未能解決西藏的穩定,中央政府是有責任的

     今日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治,將經濟建設放在首位,宗教問題被邊緣化,這是矛盾交纏的症結。現在大家普遍認為,中國政府在對西藏問題的處理思維是,假如達賴放棄暴力,就有可能對話;如果達賴不臣服中央政府,對話就無法展開,中央政府會用“拖”的辦法,等待達賴后的机會來臨。這种思維在中國國內獲得比較多數的贊同,但卻是危險的。因為“達賴后時代”,年青一代更推崇暴力對抗,這次借奧運体現出的全球示威,已充分證實了達賴對年青一代的控制力正在減弱,由此推斷,解決西藏問題最好的良机,是“后達賴時代”,而不是“達賴后時代”。

     中央政府能不能在“后達賴時代”找到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呢?當然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959年以前,達賴与中央政府的關系很好,那時中央政府給予西藏足夠的自治空間,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可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自己的領袖,上層貴族的權益獲得保護,從1949年到1959年這10年,是西藏地區自治的“蜜月期”,其特區特辦遠胜于今日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假設我們將香港特區与西藏自治區比之,我們是否可以得出一些解決的思路呢?香港人上街游行要求“雙普選”,中央政府最后給出一個終极目標,無論這個目標要走5年好10年好,但總算是有所承諾,有所寄托。假如,中央政府与達賴馬上進行對話,雙方找到一個彼此都可以接受的終极目標,這個目標的精神是:中央政府保持西藏党政軍的領導權,在這個基礎上,給予西藏充分的宗教自由、地區自治權利,只要達賴接受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則迎達賴回西藏,給予達賴在宗教上的領袖地位,削弱漢文化在西藏的影響,并從經濟上支持該地區的建設,包括傳統文化的維護,把西藏建成一個獨特的民族特區,不但可以阻止西藏從中國分离出去,同時可以為台灣回歸中國建立一個樣板。

     今日藏人在全球發起抗爭,對新一代中國領導人來說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為矛盾的激烈沖突,意味著解決矛盾的机會已經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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