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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里法官判詞的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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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我居住在萬錦市,那時太古廣場(Pacific Mall)才剛剛奠基,14街以北多是農田。我住的小區多是意大利裔住戶。我家後院種有蘋果、啤梨樹若干,每逢收穫季節,除了自己享用,或分給朋友同事外,依舊喫不完,多餘的水果不能久放,隔壁的意大利友人教我白天上班前將水果擺在門口,自然有興趣者光顧。我按他的辦法每天放幾十個水果,結果傍晚回家看見籃子裏除了拿剩的水果外,還有鄰居留下的錢,可見當時的民風是多麼的純樸。

     本週萬錦市發生入屋搶劫案,三名劫犯不但止搶劫,還開槍打死了女戶主,重傷了男戶主,同時把戶主的女兒捆綁在二樓的房間,這則新聞是我移民十多年來第一次聽到,我不但開始擔憂我們的安全,也憂慮今日的警力是否能有力地保護公共安全。

      老實說,警察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不是我們所能決定的。儘管我們是納稅人,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但是現在的情況是,僕人經常欺騙和教育主人。

     中區華埠發生盜賊被店主逮捕案,法官最終判當事人陳旺無罪,這是預料的結果。比較令我感興趣的是,主審法官歌里(Justice Ramez Khawly)在判詞中引用的一些詞語和譬喻,可以給我們帶來不同的思維。

      歌里在判詞中以「打破玻璃窗原理」(Break Pane Law)來解釋該案警方缺乏關注華埠事務。「如果一些輕微的罪案沒有被處理,起不了阻嚇作用,市民的安全感會不斷降低。陳旺企圖填補司法系統的空白,他是要做一隻在礦坑測試是否有毒氣的金絲雀。」 他還說:「由於警方對華埠缺乏關注和行動緩慢,導致華人社區產生「道德犬儒主義」(Moral Cynicism),這也是他這次裁決的轉捩點。」

    這裏有三個值得注意的詞語,一個是「檢測毒氣的金絲雀」,一個是「打破玻璃窗原理」,還有就是「道德犬儒主義」,這是我要解讀的詞語。

「檢測毒氣的金絲雀

     首先我要說說「檢測毒氣的金絲雀」。以前采礦,設備沒有那麼先進,有經驗的礦工會在作業區每隔一段距離,就掛一個裝金絲雀的籠子,由於金絲雀對瓦斯特別敏感,衹要有一點點瓦斯,它就會躁動不安,驚慌叫喊,因為它的叫聲宏量,可以提醒坑內的人注意,萬一看到金絲雀倒地不起,就要準備逃生。

     在以前的教科書裏,金絲雀被塑造成捨己救人的英雄,而在今日的道德視角裏,社會的安全應該依照健全的法律和規則維護,而不是利用他者的付出獲取自身的利益。「他者」包括「人」,也包括「動物」。

     同樣道理,當今世界上還有不少國家依靠果蠅來檢測蔬果殘留的農藥,即使在農藥驗劑非常科學化的今天,果蠅依然是最方便、最經濟、最準確的檢測方法,不過,這種做法如今也受到一些組織的質疑,因為保護動物組織認為,存在於世間的眾生,不論大小、形貌、好壞,都有生存於地球的權利,也各有不同的功能,都應得到人的尊重。

     法官將陳旺喻為一隻在礦坑測試是否有毒氣的金絲雀,並非是讚揚陳旺的勇敢,而是質疑我們的社會對公眾安全缺乏足夠的保護。

「打破玻璃窗原理」

      法官認為「陳旺案」折射出警方缺乏關注華埠事務,他使用了「打破玻璃窗原理」(Break Pane Law),這也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詞語。

    「打破玻璃窗原理」也被稱為「破窗效應」。最早出現在克洛德·弗雷德裏克·巴斯夏(Claude Frédéric Bastiat,1801.6.30—1850.12.24)的文章《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的第一節,因而他被稱為「破窗之父」 。

    「破窗原理」開始是以「破窗謬論」被提出的,巴斯夏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一個調皮的小孩打破窗戶,房子主人可能心疼,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卻是好事,因為玻璃工廠、玻璃裝修工都有生意可做了,從而增加整個社會的經濟總量。巴斯夏提出這個概念主要用於經濟學上,他的結論很明確:「壞經濟學家總是為了追求一些當下的好處而不管隨之而來的巨大的壞處,而好經濟學家卻寧願冒當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來的較大的收益。」

     有趣的是,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辛巴杜(Philip Zimbardo)將經濟學的這個「破窗謬論」引至心理學,他於1969年進行了一項實驗,找來兩輛一模一樣的汽車,把其中的一輛停在加州帕洛阿爾托(Palo Alto)的中產階級社區,另一輛停在相對雜亂的紐約布朗克斯區(Bronx)。他把停在布朗克斯的那輛車的車牌摘掉,把頂棚打開,結果當天就被偷走了。而放在帕洛阿爾托的那一輛車一個星期也無人理睬。後來,辛巴杜用錘子把那輛車的玻璃敲了個大洞。結果僅過了幾個小時就不見了。

      在辛巴杜這項實驗的基礎上,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了一個「破窗效應」理論,他們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築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的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範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繁榮。

     法官說多倫多中區華埠一些輕微的罪案沒有被及時處理,起不了阻嚇作用,市民的安全感會不斷降低。他使用「破窗原理」來解釋,實質上是對警方忽視這些輕微罪案的處理的批評。

     18世紀的紐約以髒亂差聞名,環境惡劣,同時犯罪猖獗,地鐵的情況尤為嚴重,是罪惡的延伸地,犯罪率不斷飆昇。1994年的紐約,當時每7名逃票者中,就有1名是通緝犯;每20名逃票者中,就有1名攜帶凶器。新任的警察局長布拉頓受「破窗理論」的啟發,號召紐約警方從抓逃票開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令地鐵站的犯罪率急速下降,治安大幅好轉。布拉頓的做法顯示出小奸小惡正是暴力犯罪的溫床,針對那些看似微小、卻有象徵意義的違章行為大力整頓,則能大大減少刑事犯罪,這正是「破窗理論」最好的運用。

     我以為,透過「陳旺案」的審理,再結合紐約警方的這個例子,多倫多警隊應該調整他們對中區華埠的管理思路。

     其實,「破窗效應」不止用在犯罪學上,也充分用到管理學上。

      在日本,有一種稱作「紅牌作戰」的輔助管理活動,目標是提高企業現場環境、效率和產品質量。這個管理思路的提出,是基於如下的定理:「任意決定物品的存放並不會讓你的工作速度加快,衹能使你的尋找時間加倍;你必須分析考慮怎樣才能拿取物品更快捷,並讓大家都能理解這套方案,遵照執行。」

      在這個理論下,「紅牌作戰」通過詳細的「五常法則」(5S),即「整理(Seiri)、「整頓」(Seiton)、「清掃」(Seiso)、「清潔」(Seiketsu)和「素養」(Shitsuke),將不清潔的設備、辦公室和車間貼上具有警示意義的「紅牌」,也將不合理的工作程序或方式以「紅牌」促其迅速改觀,從而使工作場所變得整齊清潔,工作環境變得舒幽雅,企業成員都養成做事耐心細緻的好習慣。久而久之,大家都遵守規則,認真工作。實踐證明,這個方法對於保障企業的有效運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無論是「破窗效應」還是「五常法則」,問題的關鍵是指任何1%的問題,都可以轉化為100%的責任。

     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Edward Lorenz)1963年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了「蝴蝶效應」( The Butterfly Effect)原理,這與「破窗效應」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個原理的大意是:一隻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能在兩週後引起美國德克薩斯引起一場龍卷風。其原因在於蝴蝶翅膀的運動,導致其身邊的空氣系統發生變化,並引起微弱氣流的產生,而微弱氣流的產生又會引起它四週空氣或其他系統產生相應的變化,由此引起連鎖反應,最終導致其他系統的極大變化。此效應說明,事物發展的結果,對初始條件具有極為敏感的依賴性,初始條件的極小偏差,將會引起結果的極大差異。

「道德犬儒主義」

     歌里法官說他判陳旺無罪是由於警方對華埠缺乏關注和行動緩慢,導致華人社區產生「道德犬儒主義」(Moral Cynicism),這也是他這次裁決的轉捩點。

   「犬儒」一詞即衍生自希臘語的「狗」,意為像狗一樣摒棄社會、家庭責任、對金錢的追求甚至個人健康,以達到美德的極致,獲得完美的幸福。

   「犬儒主義」源於古希臘犬儒學派學者主張的哲學思潮。該派別由蘇格拉底的學生安提西尼(Antisthenes)創立。犬儒主義的本意是指人應當摒棄一切世俗的事物,包括宗教、禮節、慣常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習俗等一切世俗,提倡對道德的無限追求,同時過著極簡單而非物質的生活。

     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犬儒主義」已衍變成一種「以不相信來獲得合理性」的社會文化形態。這種「徹底不相信」表現在人們甚至不相信還能有什麼辦法改變他所不相信的那個世界。在這種觀念下,他們帶著帶著厭倦情緒的負面態度,對於他人行為的動機與誠信都采取一種不信任的態度,對現有秩序的不滿轉化為一種不拒絕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和不認同的接受。結果令到「法律如此說,我則如此做」的對抗變得合乎情理。

     歌里對華埠產生「道德犬儒主義」的提示,我認為陳旺在他眼中恰好應驗了那句常用來解釋「道德犬儒主義」的名言:「世界既是一場大荒謬,大玩笑,我亦惟有以荒謬和玩笑對待之。」

【原文發表在11月12日加拿大都市報“都市時評”專欄

【轉載請署明原文刊登“事事如意網”木然博客:http://www.ccue.com/blog/blog/mu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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