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知秋

苏联解体与苏式民主的教训

796 浏览
字体 -

苏联解体无疑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让无数预言家大跌眼镜。

大国的兴亡史不绝书,但像前苏联这样出人意料并带有悲剧性的”突然崩塌和散架”却很少见。1991年8月24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似乎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没有人抗议,没有人惋惜。1991 年12 月8 日,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 12月21日, 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以外的苏联11个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字认可, 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最感到痛心的似乎并不是苏共党员,也不是苏联人民,而是曾视苏联为祖国的一些中共党员及其后代。习近平在他的”新南巡”讲话曾以无限惋惜的口吻感叹,在苏联亡党亡国的关键时刻”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其实习总更应该问的是,为什么苏共没有”男儿”出来”抗争”?这个党曾拥有辉煌的历史,在拥有20万名党员的时候,就发动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 在拥有35万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拥有近554万名党员的时候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赢得了二战胜利。为什么会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突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

这个问题象谜一样困扰着很多人。许多学者提出了许多种理论试图揭示这一现象,其中包括经济崩溃论、群众革命论、外在压力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争权夺利说、上层革命说等等。我详细研究者这些理论,觉得最后一种理论最有说服力,苏联解体缘自上层的革命,是一场得到苏联党和国家精英支持的资本主义革命。这里的精英指的是苏共、政府和其他官方组织中的高级官员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富人们。这一新集团阶级联盟人数虽少,但控制力强,影响和支配力大。

既得利益集团反成了民主化的急先锋,听起来很吊诡。但这恰恰就是事实。这些特权者之所以突然脑壳开窍,宣扬民主,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完全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原有的信仰、理念以及政治经济制度下攫取的大量个人财产,理论上都是属于苏联人民共有的财产,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幌子此时已成为束缚,难以使他们肆无忌惮取得更多的社会财富和权势。他们一方面希望把手中的权力变成资本,以便一劳永逸地占有它,并使其增值;另一方面也希望把长期以来通过不法手段攫取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要达到这些目的,只能利用资本主义保护私有权等一系列原则,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权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以社会制度的变更来实现自己特权的合法性,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利益。

曾担任过南斯拉夫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的密洛凡•吉拉斯早在1957年出版的《新阶级:共产制度的分析》一文中就指出,在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执政的共产党内必然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或者说” 新阶级” 。这个阶级的成员是一批官僚主义者,他们拥有很大的权力,已经在思想上和道德上脱离和疏远革命,组成了一个”"闭塞的集团” 。这个”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或‘国家的’财产等名词,不过是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新阶级认为,凡对其绝对权威稍有冒犯,即是破坏其所有权。因此,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批评新阶级对财产的独占,足以使新阶级发生失去权势的恐慌,新阶级对于批评与要求之敏感,是他们的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造成的。”这是先知的论断,无论是南斯拉夫、苏联,还是中国都证实了吉拉斯的这个判断。

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们对党内产生的特权阶级并非视而不见,苏联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就进行改革,中国的毛泽东发动了一波又一波运动反特权,可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苏联和中国等国开展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特权阶层将支配权变为所有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他们趁着改革所造成的混乱,大肆中饱私囊,尤其是直接管理企业财富的人,趁着经济权力下放、企业改制之机,利用自身的支配权和管理权,大肆鲸吞国有资产,从而转变为”国家资产阶级”。这些权贵们亦官亦商,左右通吃。在中国,红色家族的子女在官场商场随心所欲任意游走。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摇身一变就成为一个大省的省长,甚至进身中央高层。在俄国,特权阶级在攫取了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利益。据一项调查显示,苏联时期的干部在俄国总统班子中占75%,在政府部门中占74%,在地方政权中所占比例为80%,而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85%,很多是直接由国有企业经理变为老板。

人民对权贵阶层的腐败深恶痛绝,但无能为力。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共已经基本上在人民中丧失了信誉,完全成为了一个代表特权阶层的党。大量普通党员因对党失望而纷纷退党,而特权阶层成员也因为党员身份已失去了利用价值而退党,从1989年1月至1991年1月短短的两年内,苏共有290多万名共产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党失去了信任。苏联人民对苏共、对苏联历史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感、疏离感,以至于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时, 竟然没有一个苏共党员站出来反对,当苏联解体时, 绝大多数苏联人无动于衷, 漠然以对。所以不是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实在是因为这个党自作孽,不可活。

权贵主导的民主化进程给苏联人民带来了灾难。美国记者朱克曼曾经作出这样的报道: “90 年代俄罗斯的生产衰落比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更严重。在俄罗斯,实际人均收入下降80%,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5%以上。俄罗斯政府一年的收入还不到美国财政部一周的收入。”

权贵主导的民主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是极少数人的寡头式的民主,表现为个人专权、寡头政治、犯罪猖獗、黑手党为非作歹、腐败贪污盛行。直到今天,腐败问题仍然是俄罗斯民主进程的主要障碍。透明国际腐败指数显示,2013年俄国得分仅为28分,在世界上177个国家中排名127位。在经历了十多年激烈的变革之后,俄罗斯社会还处在过渡阶段 。总统普京强调,上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建立所谓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偏激的和幼稚的,那种所谓的自由只是极少数掌握金钱和财富上层人物的自由。原因在于那些既得利益者并不了解民主的真谛,也不是发自内心地向往民主。

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进程如何才能避免走俄国社会动荡,国家分裂,经济大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老路?这是一个需要每个真心关心中国的同胞们仔细思考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权贵利益集团倾向于维护现状,对政治改革持抗拒态度,因为维持现状就等于维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这和苏联解体前的情况有所不同。大批中国富人把财产转往国外,建立离岸公司,说明这些人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信心不足,做好了随时出走的准备。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现实之路应该是底层推动与顶层设计相结合。但是,如果公民社会不够强大,改革完全由政府主导,既得利益者一定会继续推动中国向权贵资本主义转变,最后的结局就可能由官僚权贵腐败发展为寡头和帮派腐败,像俄罗斯那样成为一个由无政府状态和民主政治、个人独裁和政体混乱、垂死的福利经济和寄生的资本主义等组成的大杂烩,而不是一个完善的民主与法制体制。

分享博文至:

7 条评论 »»


  1. 评论 | 2014年2月12日 20:07

    分析得有理,不过许多突发的事件可以改变历史进程。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怪物,一百年后或许才能走向正常。

  2. 评论 | 2014年2月12日 23:32

    远方无声鸽,谢谢评论!

    体制的变更难以避免大动荡,但希望能把它减小到最低限度。对立双方应该学会遵守游戏规则,该妥协时就妥协,这是民主政治的精髓。研究社会体制转型问题的理论家亚当•普热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认为: 权力之间的不确定的平衡更容易走向最民主的安排。因为,“民主不可能产生于专制,它只能在协商中出现”。而另一位学者麦克福尔则认为: 权力不平衡、不对称状态才是民主产生的前提,他甚至提出了民主“可能通过强制而产生”的结论。麦克福尔在这里指的是,转型过程中势均力敌的对抗状态无法真正产生民主,相反,叶利钦这样的强权人物甚至在1993年炮打白宫事件中动用了武力,才使俄罗斯有了民主制宪的可能。但是,这种不择手段实现的民主存在先天性不足,俄罗斯人民在此后的十年中遭受了社会动荡的沉重苦难。

  3. 评论 | 2014年2月13日 00:19

    当年的六四没有解构中国的专制,却反而促使苏联和东欧阵营解体。这也或许是六四的间接的历史贡献, 现在许多东欧小国都入了欧盟和北约,终于活在一种正常的制度下。

  4. 评论 | 2014年2月13日 00:47

    不管现在的俄罗斯是什么怪胎,他们也不想回到苏联时代。

  5. 评论 | 2014年2月13日 15:33

    中国不应该模仿前苏联的休克疗法,代价太大,难以承担,但是不改革现行体制是不行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要“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 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的手里”。而俄罗斯人民也认识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最好方法是通过民主选举,公民享受充分自由和天赋人权。尽管俄罗斯改革走了一些弯路,但是据最新民调显示,虽然怀念前苏联的俄国人不少,但却没有人想要回到那个时代。对他们来说,苏联已经灭亡了,但在有些中国人的心中,它还活着,一些中国人还在没心没肺没完没了地为它唱挽歌,显得很傻,连俄罗斯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差点儿闹成外交事件。

    有人认为,苏联崩溃后老百姓生活得更好。从长远看是如此,但经历了一个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的痛苦阶段。从苏联和东欧经验看,这个“阵痛”阶段大约要持续5-10年。希望中国极力避免这个阶段。

    这里引用一段文章,“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当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兰0.35(2005年),罗马尼亚0.32(2008年),塞尔维亚0.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6. 评论 | 2014年2月15日 12:02

    俄共至今仍是俄罗斯的合法政党。如果俄国老百姓认为前苏联模式好,完全可以用手中的选票把俄共重新推上台,可是俄罗斯老百姓没有这么做。这本身就说明俄国老百姓对苏联那一套的厌恶,无论习近平中共怎么粉饰苏联,事实胜于雄辩。

  7. 评论 | 2014年2月15日 12:05

    中国其实以台湾模式走向民主是最好的结果。但这需要统治者“良心发现”,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我对中国的前途不乐观。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