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知秋

瞿秋白:一个误入歧途的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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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向来自视甚高,自命为时代先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是如果仔细算一下帐,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可以说好坏参半。这里只说坏的方面,主要表现在,要么顽固保守,阻碍社会进步;要么非常激进,把社会带往错误的方向。

总的来说,近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群体在政治上比较左倾,五四之后,更是以左为时髦。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怀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他们的政治理想追求大致可分为三类:信仰三民主义者,信仰社会主义者,信仰国家主义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一个知识分子运动,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反思、选择之后,都认为中国必须全面西化,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改造中国。这本来是条正道,可是不少知识分子走出去后,却请来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最糟糕的部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加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的 “幽灵” 在它的发源地欧洲未能找到寄居的躯壳,但却在遥远的东方古老的中国大行其道,惑乱中国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到现在还阴魂不散。

前不久德孤博写了一篇文章《陈独秀最大的罪过:创立中国共产党》;最近又有人进一步分析,认为作为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嫖妓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我认为,把问题归结到陈独秀一人头上不符合历史真实,陈独秀嫖不嫖妓中共都可能成立,而陈独秀的错误也不能算是他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错误。当时各种“主义”泛滥,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都很激进,而激进主义是时髦,进步的象征。后来胡适等人有所反省,呼吁知识分子“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但为时已晚,共产主义大潮泥沙俱下,砸碎了传统文化,蹂躏了中国,直到今天。

中国共产党是由知识分子创立的,党的几任领袖也是由知识分子充当的。知识分子从政纯属误入歧途,瞿秋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瞿秋白从小就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1920年,20岁的瞿秋白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了苏联。苏联方面对这位来自东方的“朝圣者”很重视,安排他参观考察大革命后的“成果”,甚至安排他在克里姆林宫接受列宁的接见。瞿秋白在苏联亲眼目睹了大革命后出现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但当他把这些问题纳入到阶级斗争学说范畴之中时,似乎一切都迎刃而解了。他把苏联初期的问题归咎于战乱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捣乱,因此不仅没有能看出苏联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反而认为俄国之路正是他要寻找的那条“光明的路”,并热情地向同胞推介,写下了《俄乡纪行》和《赤都心史》。

1921年9月,瞿秋白受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从此卷入了政治漩涡。但瞿秋白毕竟只是一介书生,不是职业革命家,他在《多余的话》中痛苦地承认,自己介入政治,尤其是成为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他曾在给鲁迅的信中署名“犬耕”,并解释说:以犬代牛耕田,力所不及,勉强从事自己不熟悉、不感兴趣的政治,还当了个党的领袖,不过就是闹了一出“捉了老鸦在树上做窠”的闹剧而已,而他反感演戏:“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地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

可是,瞿秋白并未能“回家”,反而在政治泥潭中越陷越深。在八七会议上当上总书记后,在共产国际指使下,他奉行左倾冒险主义,宣称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入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先后发动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起义。1927年,他亲自担任两湖秋收暴动的总指挥,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的口号,制造红色恐怖。

瞿秋白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位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只懂得一大堆抽象名词,“婆婆妈妈”,“优柔寡断”,“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怯懦书生,“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因为“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这样一位文弱书生竟能提出杀气腾腾的口号,并组织武装暴动,真是不可思议。

瞿秋白很快就尝到政治绞肉机的残酷,接连遭受博古、王明发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政治上失意之后,瞿秋白又回到了文人之中,如鱼得水,有一段时间住在鲁迅家里,写了一批优美的散文,用鲁迅笔名发表。为帮助经济困难的瞿秋白,鲁迅不惜卖掉了《二心集》的版权。

可是,瞿秋白是已经上了船的人,再想摆脱已是不可能的了。不久,他便接到了中央指示,要求他前往苏区担任人民教育委员。长征时,正患肺病的瞿秋白被博古等人遗弃在江西。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临刑前在福建汀州狱中写下绝命书《多余的话》,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反省了自己卷入政治的教训,承认自己本质上还是文人,实在不具备担任政治领袖的资质,却被阴差阳错推上了政治舞台,犯了严重错误,并说自己是一个“二元人物”,即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他已经“不革命”了,但也不会反革命;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自己曾从无政府主义角度接受过马克思主义,难免掺杂有机会主义,而自己早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自己本来就不配做领袖,连做党员也不够格,在受到批判之后,自己政治上已经死灭,应该被认为是“叛徒的一种”;在阶级意识上,自己始终不能够克服“绅士意识”,“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有人认为,瞿秋白在这里试图把自己描写成一个脱离了政治和阶级的人,目的是求生。毛泽东则认为,瞿秋白和李秀成一样,投降了,变节了。我认为,这是瞿秋白真实的内心自白,它说明瞿秋白仍然是一个幼稚的文人,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既然他在思想上没有入党或者已经“离开”了,当然也就不存在叛徒问题。

瞿秋白的悲剧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他们无不怀着理想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大业,自认为最了解历史大势,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最合适的发展道路。可是,后来的发展却远离他们的初衷,而最后他们自己也成了最尴尬的一群人,成了被改造被专政的对象,战战兢兢,手足无措、动辄得咎、被人鄙视。

文人不是不可以从政,但要看从政的是什么样的文人。文人有两种,一种是瞿秋白这样的性格懦弱且书生气十足的文人,另一种是毛泽东那样的精通厚黑骗术的流氓文人。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前者总是悲剧,而后者总能成功。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枪决于福建长汀。刑前写出绝笔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大舞台上,这样的“伶俜”何其多?悲剧何其多?戏演完了,一切都是虚空。在中共几任知识份子总书记中,只有瞿秋白有这样的觉悟。

如今,环顾全球,共产主义大幕徐徐降下,在苏东波,舞台早已拆除,演员们纷纷卸装,恢复其本来面目。而在中国,仍有那么几个小丑为了几文小钱,盛装浓彩,演得起劲,不时大声吆喝几声,吓人一跳。可惜,今非昔比,看热闹者众,但应者寥寥,快到曲终人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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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条评论 »»


  1. 评论 | 2014年6月18日 13:44

    真正的文人经商和从政都将是场悲剧,李后主,赵幑宗都是典型。而成功的商人都希望别人叫他们“儒商”,政客也喜欢胡诌几段歪诗。

  2. 评论 | 2014年6月18日 16:00

    远方无声鸽,

    我想,瞿秋白若继续他的写作事业,将比他从事自己不熟悉不愿意介入的政治强百倍,能给后人留下更有价值的遗产。 “误入歧途”是他自己在《多余的话》中一再表达的观点,事实也是如此。

    谁可以从事政治?我也不知道。按照韦伯的说法,政治家和从政者是不同的,前者从事政治的出发点是没有养活自己这一目的的,而后者则不同。一个合格的政客不但要富有政治激情,而且要有冷静的头脑,要敢于承担责任,又知道如何保持距离。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瞿秋白,都是因生活所迫而从政的,他们如何能算得上成熟的政治家呢?

  3. 评论 | 2014年6月18日 17:07

    这个观点倒是很有意思,邓小平,毛泽东,蒋介石等这些政治寡头,都不是读书人,他们的共性就是心比较狠。 文人书读多了,自然心也比较文弱。不过在一个法制健全及和平的社会,所谓的领袖魅力就越来越黯淡了。

  4. 评论 | 2014年6月19日 00:56

    远方无声鸽,

    邓小平,毛泽东,蒋介石都读过书,但都不是文人,而是职业政客。

    政客和文人的区别在于理性和感性。而理性又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蒋介石还有一点价值理性,讲究操守,而毛泽东和邓小平则完全依赖工具理性,就是排除价值判断或立足于价值中立,为达到一个明确的目的可以使用一切最有效的手段。为了夺取政权,无所不用其极。但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同意你的看法,不过在一个法制健全及和平的社会,所谓的领袖魅力是不太重要的。

  5. 评论 | 2014年6月19日 06:11

    文人的心大都炽热,可惜冷却后是玻璃不是铁石

  6. 评论 | 2014年6月20日 07:31

    他时若遂青云志,敢笑黄巢不大夫。

  7. 评论 | 2014年6月20日 14:44

    谢谢诸位来访!

    本文在万维博客引起很大争论。一个主张暴力革命实现民主的博主给俺戴上“改良派”的帽子大加批判,俺不在乎。我认为,评论中国问题,需要认清一个事实,中共是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文化中的劣质部分相结合产生的怪胎,加上不择手段的工具理性主义,才把中国搞得如此糟糕。

    《共产党宣言》在阐述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策略时说:“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经过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不断强化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观点。1871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在旧的国家机器中的民主不过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

    可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人民民主”给人民带来自由和幸福了吗?没有!它带来的是专制暴政、奴役和地狱。如今,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居然要为这种暴力革命正名,以邪恶对抗邪恶。这不是很荒唐吗?如何自圆其说呢?正义性何在呢?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必须计算代价,尽量避免暴力造成的生灵涂炭和社会动荡。如果把这样的政治制度变革叫做“革命”的话,那么应该说,代价最小的革命才是最好的革命。

  8. 评论 | 2014年6月25日 17:02

    政治本来就是由流氓搞的. 麦坚迪搞出这么大的漏洞, 不是流氓吗? 维恩作为核心阁员居然说毫不知情, 不流氓吗? 安倍, O8, 布什, 布赖尔, 撒切尔, 普京, 维多利亚, 等等, 哪个不是流氓? 在现实世界里, 如果不是毛邓, 又有谁能把一个年钢产量只有百万吨, 大部分人民不识字的贫穷落后的任人欺负的旧中国,发展成一个摆脱贫困的新中国? 请你告诉我,他的名字! 反过来说, 如果上述人物不流氓, 那美国还会是美国吗? 英国, 俄罗斯… 同样!

    如果你是书生而妄论政治, 则尚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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