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知秋

大跃进饿死人谁之罪?–兼论“新左派”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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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大跃进是怎么闹腾起来的?”受到了非难,发难者是一个叫香椿树的网友。他在回帖中极力替毛泽东洗刷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中国农民死亡的责任,把罪责一股脑推卸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身上。他摘取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一些讲话,又提出毛泽东正是第一个反对“五风”,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人,给人以毛泽东坚决、及时纠正冒进,反对浮夸风的印象。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向人们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伟大,大跃进饿死人毛不仅没有责任,而且领导有方。饿死人都是因为刘少奇、邓小平这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死有余辜,大跃进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感到遗憾的是,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走资派打倒了,或者整死了,但是,没有坚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死了,因此,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成功,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资本家重回中国。

老实说,我对谁第一个提出反对“五风”,谁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觉得那并不能说明毛泽东不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和大饥荒的第一责任人。同时,我一点儿都不想替刘少奇辩护,我没有那个兴趣,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负责国家日常事务,肯定对大饥荒饿死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感到悲哀的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因为执政者瞎折腾而使老百姓遭受的深重苦难。。。。而反思这场人为造成的苦难需要良知和勇气。一味地替谎言寻找说辞,对事实加以掩盖失去的是做人的良知!

香椿树所代表的是一个叫做“新左派”的极端势力,据说这种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了。目前中国社会存在 的严重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是某些人呼唤文革的思想基础。新左派认为,近代历史上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群众性大民主没有错,文革中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也没有错。 新左派认为中国进入全球化是个大错误,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应该抵制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入侵。近代西方左派批 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必须批判这一现实。网友Liny指出,“新左派的出现毫不奇怪,他们的成分很复杂,有些是毛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有些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失落者,有些是经共产党长期洗脑后的糊涂虫,他们的共同点是对中国的现实不满,却又顽固地拒绝人类先进的价值观和民主宪政的政治理念,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向,因而一心想要回到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时代的“极乐世界 ”。

大跃进的发生背景当然是很复杂的,应该 把它放进复杂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去看。这场灾难的发生首先是来自于因为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而唤起的忧患意识,同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赶超战略也给毛泽东带来了压力。大跃进运动无疑是一场空想社会主义运动。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东方的新村主义一直强烈地影响着 中国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这种“大同理想”也一直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因此,共产党取得并稳固了政权以后,急于进行理想社会的试验是很自然的。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试验失败的苦难是由广大人民承受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听到大跃进浮夸风中冒出的如此离谱的数字,居然不加制止,这本身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曾在家种过田,他应该知道一亩地到底能打出多少斤粮食,任由浮夸风泛滥,造成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严重饥荒,他不承担责任是说不过去的。

有句古话说,“上有好焉,下必趋焉”,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东观汉记-马廖传》云:“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 四方用匹帛。”拿来形容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是再合适不过了。本来应该及时追究责任,总结经验教训,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该下台就下台,以警诫他人,吸取教训,避免发生同样的灾难,可是死了几千万人的重大人为灾难,一句“全党的责任”就糊弄过去了,几千万活生生的人于是就悄无声息地人间蒸发,无影无踪了。为了安慰这些屈死的冤魂,有些还有遗留于世的家属,能不能为他们立上一块纪念碑?设立一个专门的纪念日?或者再退而求其次,能不能让执政掌权者真正吸取经验教训,不再犯同样愚蠢的错误?干部队伍中一直盛行至今的说谎,浮夸,虚报、瞒报难道和大跃进没有关系?中国的统计数字向来为人怀疑,其中原因不言自明,就是因为水分太 大。

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当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正是因为他没有及时承担责任而导致了更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国防大学研究员王年一在 《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分析认为:毛泽东“当然知道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重要,……但是他认为坚持他自以为正确的意见更重要,……在坚持组织原则和坚持 他的意见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他放弃了组织原则,认为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长期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有责任 指导党。…… 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中央集体常常无条件地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因此,虽然在浮夸风盛行之时,许多领导人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大跃进’时,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 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也没有说话”可见,由于民主制度的破坏,当毛泽东违背经济规律提出大跃进、高指标,致使浮夸成风时,已无法用领导集体的力量来 纠正其错误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茫茫华夏大地,数亿苍生竟然任由一个人拿来当试验品,承平时期竟然造成数千万人死亡, 天怒人怨,旷古未闻!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当然知道自己作为“隐性皇帝”对这场人为大灾难应负的责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 他不得不做了一生唯一的一次所谓的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如此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很难让人相 信他的检讨是诚恳的。而事实上,他坚持错误,从他对林彪吹捧自己的肯定和随后发动的大报复行动,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他曾对毛远新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 罪已诏。”明显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皇帝位置上,但却不愿承担一个皇帝的责任和义务。罪己诏是中国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在中国历史上,从禹、汤到周成 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每当有重大的天灾人祸发生时,帝王们常常都要反省自己: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上天会发怒?然后,沐浴斋戒, 拜祭天地,甚至向天下发出罪己诏,公开对自身的过错和失败进行反省忏悔,向上天,向所有百姓承诺一定会改正错误,并要求天下人务必要劝谏、监督自己,以此来获得上天的原谅,免得上天降罪、百姓受苦。而一个失去了对上天敬畏之心的独裁者,他为什么要忏悔?他对谁忏悔?死掉几千万生命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我在回答香椿树责难时引用了一些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有网友认为应该单独成篇,帮助人们认清大跃进的责任归属问题。下面就把这些研究结果罗列出来,以作参考。

1958 年5月间开始的大跃进, 是从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开始的。从1955 年开始,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自己的构想, 认为经济建设必须加快, 认为反对“现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很有必要。把原定1967 年实现的指标改为1962年实现。工农业的高指标, 导致了基本建设投资的一再增加, 致使生产和基本建设秩序混乱, 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总理十分着急, 于是他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一起, 决心在经济工作中开展反冒进。

1956 年6 月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刘少奇等人修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 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反冒进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冒进的势头基本上得到了遏制, 保证了1956 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然后, 周恩来等在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 继续贯彻了反冒进的思想。在1956 年9 月党的八大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中, 强调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对于反冒进, 毛泽东一开始就不是十分赞成的, 但他采取了相当克制和保留的态度。1957 年九、十月后, 波匈事件平息,社会主义阵营暂时得以巩固。与此同时,反右派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这个时候起, 毛泽东决心反“ 反冒进”了。

在1957 年9-10 月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 年到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修正草案) , 并于10 月25 日公布, 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1957 年11 月下旬, 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 连续召开会议, 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在1957 年12 月底至次年初的杭州会议、1958 年1 月的南宁会议、3 月的成都会议和5 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毛泽东多次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主张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不得不一再违心地做检讨。通过这些会议的发动, 加上宣传媒体的推波助澜,“大跃进”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国。刘少奇在1958 年3 月的成都会议上也作出了自我批评。

1958 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创议而提出的“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 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

全国范围内迅速到来的“大跃进”局面, 使刘少奇的思想产生了急剧的变化。正如他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所说的: 1958年上半年的形势, 使我们“ 感到惊喜和振奋”。在这样的心态下, 刘少奇对“大跃进”初期的发展趋势, 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信心。

80 年代, 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时曾经说过:“ 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我们不发热? 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 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 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 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1958 年4 月11 日, 刘少奇在接见东德新任驻华大使汪戴尔时说:“ 由于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 过去拟定的计划指标太低了, 需要大大地修改。我们提出了十五年后赶上英国的口号, 按目前情况看来,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时间, 估计十年就可以赶上了。我们没有公开宣传, 但是心里是作了那样的打算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各方面工作都需大跃进。”

1958 年6 月14 日, 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 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 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 这样, 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7 月14 日到18 日, 刘少奇对山东进行了视察。在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时, 刘少奇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 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 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刘少奇在参观了寿张县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 万斤的玉米, 3 万至5 万斤的谷子,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 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 他们没敢想的, 你们做到了, 这是个革 命。”

9 月19 日至28 日, 刘少奇又视察了江苏城乡。他连续行程数千里, 还同社员一起参加深翻地的劳动。刘少奇在听到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说试验田可亩产稻谷1 万斤后说:“1 万斤还能再多吗? 你们这里条件好, 再搞一搞深翻, 还能多打些。”

刘少奇的视察, 激发了劳动群众的干劲和热情。山东一家面粉厂职工写信给刘少奇, 保证在生产面粉的同时, 年底炼铁2500 吨, 钢胚9500 吨。宏伟社决定将原计划亩产籽棉1.5 万斤提高到2 万斤。这就像玩戏法一样,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由于“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 加上从1959 年起, 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 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刘少奇开始反思这场运动, 并提出了纠正的措施。

1958 年2 月到11 月, 刘少奇多次外出视察, 累计长达120 多天。在视察中, 他为一些不讲科学、不顾客观条件的做法和弄虚作假、浮夸风感到不安。

1958 年9 月, 刘少奇到河北徐水县视察。当张国忠汇报说今年有的地方一亩小麦播撒种子七百到一千斤时, 他产生了怀疑。刘少奇对张国忠说:“一千斤种子就是一千五百万棵苗, 这恐怕草也长不起来吧。”“我建议你们算一算账, 算一算一亩高产作物用多少人力、肥料、畜力、水等成本费, 收多少粮食; 种十亩( 普通作物) 用多少成本费, 收多少粮食, 看哪个合得来。”

10 月中旬到11 月中旬, 刘少奇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视察。随着调查的深入, 看到全国各地虚报产量的现象愈来愈严重, 报纸宣传也不加核实地加以报道, 他更加忧虑了。11 月5 日, 刘少奇在宁波视察时对当地负责人说:“ 现在许多地方的产量都要打折扣, 报纸登的不符合实际, 不能全怪报纸, 是你们地委县委自己报的。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 要反对说假话, 要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 要踏实一点。”

从1958 年开始, 由于“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盛行, 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首先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7 年到1960 年,重工业增长2.3 倍, 农业却下降22.8%。其次是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以粮食为例, 1957 年我国粮食产量3901 亿斤, 1958 年4000 亿斤,1959 年下降到3400 亿斤, 1960 年又下降到2870 亿斤, 1961 年则又减少到2710 亿斤。由于粮食大幅减产, 城乡人民平均粮食供应量减少, 一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据1960 年的正式统计, 当年全国总人口比1959 年减少一千万。

面对如此惨痛的事实, 刘少奇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1958 年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 年7 月庐山会议前期, 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 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着手纠正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问题。刘少奇在参与领导纠正错误工作的同时, 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并试图从理论上寻找答案。

在1959 年夏的庐山会议上, 刘少奇提出“ 成绩讲够, 缺点讲透”的意见, 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在一次小组会上,刘少奇提出了三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第一, 从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看,“ 左”和右这两个方面, 哪一个是主要倾向? 第二, 1958 年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里, 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 第三, 当时把钢产量落实到1300 万吨, 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希望大家展开讨论。刘少奇提出的这三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实际上已触及到了党内在思想认识上的敏感点。7 月23 日后, 毛泽东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使会议气氛骤变, 会议从“ 纠左”转为“反右”。会议没有按照预定的方针进行下去, 这一纠正错误的积极尝试也被迫中断。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经济建设再一次陷入了一味强调“ 大干快上”的误区。1959 年底, 刘少奇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若干经验总结》里指出:“1958 年大跃进之后, 1959 年计划应该订低一点, 留有余地, 较为主动。但在年初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实际的。当时对于六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之后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还没有摸到底, 在北戴河会议时, 在人民群众中唤起了伟大的生产潜力, 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兴奋, 似乎一切都是顺利的, 对于1959 年生产3000 万吨钢的计划是接受了。这就埋伏了被动。”

1960 年1 月1 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提出:“ 我们不但对于一九六○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 充满了信心, 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 也充满了信心。”1960 年1 月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 1960 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 年更好。会议过高地规定1960 年度钢产量为1840 万吨, 粮食产量为6000 亿斤, 并脱离实际地提出今后八年中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的设想。这就使高指标、浮夸风、“ 共产风”在全国蔓延开来, 比例本已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刘少奇出席了一月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中央的决策没有表示异议。

高 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的蔓延, 给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从1960 年上半年开始, 工业发展呈现全面下滑的势头, 农村形势更加严重。由于1959 年虚报粮食产量和高征购的结果, 许多地方把农民应该留的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购走了, 各地粮食供应普遍紧张, 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日益突出。从1960 年上半年开始, 全国各地都进入了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1960 年6 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 讨论了国内的经济问题。会议期间举行了部分省部领导座谈会, 刘少奇在会上要求全党正视问题的严重性, 坚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他强调指出:“今后还要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但要着重了解事情情况, 着重实事求是。”

1961 年3 月, 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 毛泽东再次强调调查研究问题。会议结束后, 刘少奇决定自己到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掌握第一手资料。4 月1 日至5 月15 日, 刘少奇率领调查组在湖南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视察工作和蹲点调查, 历时44 天。回湖南调查前, 刘少奇特地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 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 直接到老乡家, 睡门板, 铺禾草, 既不扰民, 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 想住就住, 想走就走, 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介绍, 刘少奇决定去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 了解实际情况, 天华大队是一个全省闻名的先进单位, 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树立起来的“红旗大队”。在刘少奇来之前, 中央曾经派出了一个调查组, 在这里搞了近两个月的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 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 并向中央写了报告。

然而刘少奇调查的结果, 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由于“左”的错误的深刻影响,天华大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 粮食连年减产, 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虚报浮夸。由于大队书记彭梅秀等人施加压力, 也迫于“红旗大队”荣誉的压力, 天华大队的干部群众不敢反映实际情况, 因而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了一个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结论。

4 月13 日,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议上指出, 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 不要人民公社了, 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 怎么有利于群众的方便。在办与不办食堂问题上, 刘少奇认为一定要自愿, 自愿就办, 不自愿就不办, 办得好就办, 办不好就散。他还指出, 不加入食堂的, 也不是反社会主义; 反人民公社,也不是不光荣, 不要对他们歧视, 生活单干还是社会主义。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刘少奇对农村办食堂有了新的认识。

4 月17 日,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上指出: 1958 年10 月1 日一声喊, 食堂就办起来, 那是大错误, 应该吸取教训。他还说:“ 食堂没有优越性, 不节省劳动力, 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 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 已经浪费了几年了, 不能再浪费下去。”不久, 天华大队的食堂就陆续停办了。

5 月1 日, 刘少奇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他说:《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 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 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 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 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刘少奇说: 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 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 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 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 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5 月2日, 刘少奇又来到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进一步进行调查。5 月5 日晚上, 刘少奇约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李桂生直言不讳地说:“叫我看, 去年粮食减产, 干旱是有一点影响, 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 主要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是‘五风’刮得这样! ”5 月7 日下午, 刘少奇到田间地头和乡亲们拉家常。他问乡亲们:“乡亲们说说看, 社员的生活比1957 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 不是好, 是更差了吧? 更苦了? 生活更困难? 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 是这样, 就承认这个现实。”几个乡亲说:“生产是降低了, 生活差了。”

5 月8 日, 刘少奇来到赵家冲, 看望自己的大姐刘绍德。刘绍德的女儿鲁新秀告诉刘少奇说:“ 舅舅, 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 这两个月就死了11 人, 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刘少奇心情沉重地说:“唉! 我很对大家不起,中央对大家不起, 我们工作中有错误啊!再也不能这么搞下去了。”

5 月15 日, 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 天的湖南调查, 离开长沙回北京。他带着一个多月来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 准备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同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 并准备对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行调整和恢复。刘少奇这次回家乡调查, 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材料。他觉得, 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是到了非下决心、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在中央领导人中,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直接工作在国民经济第一线, 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在党内, 刘少奇是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的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的结论。

1961 年5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刘少奇严肃地说:“如果不是严重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减产? 为什么要后退? 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回过头来考虑考虑, 总结经验, 我看是到时候了, 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5 月24 日, 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全党都不敢触及的问题———反“左”。他说:“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以后, 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 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 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 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 大家可以考虑。”5月31 日,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他说:“在大多数地方, 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 有很多的缺点错误, 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在 党内会议上,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站出来明确地提出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是造成困难形势的主要原因。刘少奇的讲话, 在高层领导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反响。毛泽东在会上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 就一定要受惩罚, 我们就是受惩罚, 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土地瘦了, 人瘦了, 牲畜也瘦了,‘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 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 年, 现在要总结经验。”

1962 年1 月11 日至2 月7 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 史称“ 七千人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由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主报告。刘少奇考虑这个报告时, 抱定宗旨, 要根据自己在湖南农村调查摸到的真实情况, 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决心不回避矛盾, 不回避大家关心的问题, 以此真正实现全党思想的统一。

报告是刘少奇主持一 个工作班子在会前起草的, 这个报告稿发给与会人员征求意见后, 毛泽东认为“ 代表中央的报告已印发, 不必在会上发了”, 他要少奇“ 口头敞开讲讲, 可以加深大家的理解”。刘少奇又连夜写了个口头讲话提纲, 全面估价了1958 年大跃进以来的形势, 实事求是谈到了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刘少奇在列举当前存在的困难之后,分析了造成困难的原因。他在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两个“ 三七开”的观点, 即: 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 七分成绩, 三分缺点和错误, 二是困难三七开,“ 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他指出: 全国总起来讲, 缺点和成绩的关系, 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 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有三个指头, 成绩还有七个指头, 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 农民说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你不承认, 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成绩不是主要的。

薄一波曾指出:“在七千人大会上, 少奇同志充分实践了他在《修养》中倡导的共产党员襟怀坦荡、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据参与报告起草班子的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后来回忆:“接着 他就讲, 湖南老百姓讲困难的原因是‘ 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人祸’就是我们自己犯错误。后来我们写稿子都没有写, 没有把这个‘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写进去。但是少奇同志在即席讲话当中又讲了。少奇同志就是这样, 讲话非常的尖锐, 听的人要出一身冷汗, 很严格的一个人。”

针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 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 认为“ 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认识到“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 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 对于我们来说, 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同时, 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在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 如果讲到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 现在别人说我, 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在七千人大会上, 毛泽东又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 直接的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 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 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另一方面, 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 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 他说:“总路线有问题, 大跃进有问题, 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 据我看, 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

七千人大会后, 毛泽东去南方视察,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 通力合作, 在一系列会议上, 加大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和范围。

为 了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2 月下旬, 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即西楼会议) 。会议讨论了1962 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刘少奇在会上指出, 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处在一个非常的时期, 要解决财政经济困难, 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当发现1962 年财政预算中存在三十多亿元的赤字时, 刘少奇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 即七千人大会) 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 有问题不愿揭, 怕说漆黑一团! 还它个本来面目, 怕什么? 说漆黑一团, 可以让人悲观, 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同时, 刘少奇还说:“怕什么丑呢? 今天不揭, 明天还要揭; 你自己不揭, 别人要揭; 活人不揭, 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刘少奇在会上提出, 当前国民经济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 即非常时期, 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刘少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 人民受了这么多苦, 要为他们分忧啊! ”西楼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由陈云出任组长, 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这些措施, 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2 年5 月7 日至11 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通称“ 五月会议”) , 再次强调并力求解决对国民经济形势的估计不足的问题。这一次会议是一次继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后的又一次统一思想、统一步骤、调整经济的会议, 比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更进了一步。刘少奇宣布了会议的议程, 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困难到底有多大? 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困难? 我们现在是把困难讲过头了, 还是讲得不够, 还是讲得差不多了?

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在这次会议上, 刘少奇说了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 左’了那么多年, 让我们‘右’一下吧! ”在刘少奇主持下, 会议讨论通过《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下决心对国民经济作大刀阔斧的调整。“五月会议”之后, 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全面铺开, 并且很快见效。当年底, 经济形势开始复苏, 农业生产比上年增长6.2%, 刹住了3 年连续下跌的势头。财政收支平衡, 略有节余, 消灭了连续4 年的赤字。

七千人大会后, 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一些地方负责人说,形势去年比前年好, 今年又比去年好。这让毛泽东的情绪很好。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 毛泽东很不满意。1962 年夏,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当面批评了刘少奇:“你急什么? 压不住阵脚了? 为什么不顶住? ”“西楼说得一片黑暗, 你急什么? ”“三面红旗也否了, 地也分了, 你顶不住? 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面对毛泽东的批评, 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 历史要写上你我的, 人相食, 要上书的!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 从中南到西南, 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 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 今年比去年好, 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 讲光明不合法了。”

1963 年9 月, 中共中央举行了工作会议, 讨论1964 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发展问题。会议决定: 自1963 年起, 再用3 年的时间, 继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调整工作, 从恢复时期逐步走向了一个发展时期, 调整重点也发生变化: 从大规模缩减、大幅度后退转向加强薄弱部门和薄弱环节, 贯彻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改革的试点。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 从1963 年起, 国民经济开始明显好转, 到1965 年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工作。1965 年底, 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庄严宣告:“现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 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 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随之而来便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再次陷入苦难的深渊。

回头再说说“新左派”,“新左派”就是革命派,他们怀念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只是希望用文革那种破坏一切秩序,乾坤大颠倒的暴力行动再次改变中国社会。但是, 无数事实证明,革命从来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更不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反而会造成社会严重动荡,百姓苦难深重。国内社会矛盾的确已经非常激烈,整个 社会弥漫着一种暴戾之气,一旦矛盾爆发,后果将很严重。有人在竭力鼓吹再一次革命,有人甚至主张用对外战争缓和或者转移国内矛盾。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瞎鼓 噪,但是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少富人已经纷纷转移财产,举家移民了,加拿大已经将投资移民的门槛大大提高仍挡不住。我在《中国,还需要革命吗?》一 文中曾指出,“中国不需要继续革命,也不需要再一次革命。中国需要的是改革、改良。我赞同半个多世纪之前胡适先生的断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 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控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 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我希望国人都能抛弃“革命”思维,学会让步、妥协。” 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者必须学会让步,让利,缓解社会矛盾,才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进行了许多次政治选择,要么改良、改革,要么流血革命,直到今天,中国还是在这个怪圈里转不出来。形形色色的主义、理论在中国实验来试验去,纷纷归于失败。而在同时,许多和我们有相似政治文 化传统的国家早已经实现了现代化。革命除了造成流血牺牲,生灵涂炭之外,什么好处也没有,这已经被中国现代史所证明了。

以辛亥革命为例。 这场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后,全国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而就是在这种混乱状态下,中国人选择了实行西方多党竞选的议会制道路。于是,党派林立,民国初年,一下 子成立了三百多个政党。各个政党都是尽可能在不遵守规则的前提下争取本党利益的最大化。每当议会召开期间,各党派在火车站拉议员住自己党派招待所,派送红 包的情景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一样”,议会制在国人心目中成了笑柄。章太炎说中国的议会制是“横取他国之法,强施本土。”,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缺乏 制度约束的议会民主制的失败,就相当于不遵守拳击比赛规则的拳击手无法比赛一样。于是,袁世凯解散国会,建立自己的强人统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者。这种体制一直为后代的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所效仿。

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危机,执政党领袖因为合法性问题缺乏自信。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过的一句话:“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力的真诚。”也许,内外压力会迫使体制内变革成为现实。我们希望这种变革能够自上而下有序进行。革命应尽力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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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条评论 »»


  1. 评论 | 2010年7月27日 21:48

    好霸道的宗教和教徒: “保罗在罗马书中,重点讲了外邦人的不义。(罗1:18-32)看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都有份。”

    看来你们是需要灭掉10 多亿不信你们的神的中国人,把他们打入地狱了?有这个能力吗?

  2. 评论 | 2010年7月27日 22:15

    用脑读文,

    别激动。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苦难内外因素都有,我们希望能够全面看待,而一个成熟的民族,在苦难面前首先要反求诸己,反省自己的罪,才可能进步,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倾向于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外力、环境身上,自己不愿承担任何责任。

    有人比较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认为,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道德为代表的“罪过文化”,而东方文化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羞耻文化”。“羞耻文化”是和面子、尊严有关系的。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二战后德国的悔过和日本的不悔过,还有中国文化大革命后的处理方式,有人认为,这些都和文化有关系。二战后德国的悔过和日本的不悔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政府跟德国相反,从来没有为战时所犯的罪行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日本一部分政客和文人不但反对道歉,甚至否认有“南京大屠杀”,否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做过任何错事。他们宣称,日本当时把亚洲人民从西方殖民主义“解放”了出来。“南京大屠杀”就是他们所说的“解放”之一。

    对这二者的不同,社会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曾从民族文化差异角度进行解释。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把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差别归结为所谓基督教“罪过文化”和儒家“羞耻文化 ”的区别。她认为,“一个社会灌输绝对的道德标准并依靠个人良心(来运作),便是罪过文化。”但是,“在用羞耻作为惩罚手段的社会中,人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恼,但并无罪过感。”懊恼和罪过感不同,懊恼无须通过忏悔和救赎来缓解。对于一个只有羞耻感而无罪过感的人来说,“只要他所做的坏事‘不为人知’,他就不必为此烦恼。就他而言,忏悔只不过是自找麻烦。”按照本尼迪克特的说法,东方人做错了事,总是藏着掖着,不被人发觉就不主动承认,全然不受良心责备。这种分析是一种很典型的社会人类学分类。我觉得有一定道理,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贪污腐败盛行,道德沦丧呈决堤之势。

    中国的儒家文化强调“人性善”。远志明在《天道中华》一文中指出:“儒家文化企图以人的内心的良知代替神,将希望寄托于人本意识的自觉自省,不能不表现出历史性的软弱无能,只能成为人治—专制历史的粉饰。”可谓一针见血。由人性善而发展出来的社会道德原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由于是在“人皆有恻隐之心”条件下推论而出的,所以它有相当的危险性,就是对罪恶的极为宽容,甚至到了漠视的地步。

    最近一段,唐骏造假门事件的曝光,引起了关于诚信和成功的强烈争论,正反两方面意见都有。唐骏是所谓的成功人士,“打工皇帝”、“年轻人楷模”,曾在日、美留学,任微软中国区总经理,盛大总裁,然后是新华都集团CEO,自称在新华都报酬10亿元。在他的简历上写着他曾获得“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打假专家方舟子调查后却发现,加州理工大学毕业生名单上根本没有这个人,后来才发现,他得到的是一个叫做西太平洋大学的野鸡大学的博士学位,这种学位只要花钱就能买一个。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竟为唐骏辩护,认为,“英雄不问出处”、“唐骏已经证明自己的成功”。批评者则认为诚信是成功的基础,唐骏应向公众和投资者道歉,以维系社会基本的道德准绳。但是,直到现在,唐骏也没有道歉。

    最近,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谈到美国的一个著名的造假门事件,主角叫劳拉-卡拉汉(Laura Callahan)。卡拉汉女士也是花钱买了假文凭,出事前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主管,年薪是美元六位数。其履历表显示,她获得计算机专业的学士、硕士学位和信息技术博士学位,都来自汉密尔顿大学(Hamilton University)。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联邦政府很重视,随即进行调查。2003年7月至2004年2月,长达半年多。政府责任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于2004年5月11日完成了调查报告。题为“文凭作坊”(DIPLOMA MILLS),副标题是:联邦雇员获得了从文凭作坊和其他未经认证的学校的学位,有些还用了政府的钱。联邦政府有463个公务员曾“上过”这三所学校。其中,美国国防部最多,有257人,事发后全部被迫辞职。这种严肃处理是有警示作用的:作假不能容忍,作假是难逃惩处的。

    当中国文化否定上帝的时候,从哲学角度讲,实际上否定了绝对真理,也就否定了罪的绝对性,使一切包括罪在内都变成相对的变化的东西。国人常心怀不平,不是对自己犯罪进行悔改,而是对自己运气差倒霉而自叹。这便是将罪相对化的结果,若罪是相对的,那么只有重罪才应受惩罚。轻罪非罪、小罪非罪论的意识,导致国人罪恶意识差,自义性极强的现象。

  3. 评论 | 2010年7月28日 17:59

    170来,中国的灾难主要来自日本和 基督教列强的侵略和掠夺。 ——————晕倒!!!!! 唐朝是外族 元朝是外族 清朝是外族 孙中山出生在夏威夷

  4. 评论 | 2010年7月29日 00:19

    你回答用脑读文的文章, 引用了很多探讨人性的话题方面的书. 有机会介绍些这方面的好书吧. 真的不想浪费时间去找, 因为有些书真的是浪费时间.

  5. 评论 | 2010年7月29日 10:14

    赵州茶, 晕倒倒不至于,但是由于长期的宣传,国人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心理定势,好的都是自己的,坏的都是因为别人造成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人在当代中国盛行,连普世价值、自由、人权都一概否定。任由这种潮流发展下去,难保中国不再发生像义和团、大跃进、文革、六四等极端化的导致社会动荡的运动。

  6. 评论 | 2010年7月29日 10:15

    Seaweed, 等有时间我会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书籍,但是对人性揭示和解释最深刻的最权威的书无疑仍然是《圣经》。

  7. 评论 | 2010年7月29日 11:50

    我是个天主教徒, 呵呵, 我很少说起. 圣经的故事有很多是需要再三思量的, 就象是老赵转载的那些禅文~ 有的故事, 到现在我也不信. 我不是一个形式上虔诚的信徒. 这些有时间再聊. 一个在无神论环境下长大的人, 接受一个神是很难的. 我喜欢看一些中立的书, 深入浅出, 以一种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

  8. 评论 | 2010年7月29日 13:17

    中国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人们无法否认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古文明的衰落。在我看来, 文明是有层次之分。四大古文明中都缺乏人类应具备的最高层次的文明,即信仰和科学。 直到3千多年前,古犹太人从人类经历的苦难中被上帝捡选,从此人类开始和上帝有了沟通, 或者说人类的世界观开始突破自身的局限,开始将人类放在无限的宇宙、和造物主面前重新考量。寻求人类的价值、信仰和在宇宙中重新定位。这就是希伯来文明的起源。 两千多年前,希腊人首先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系统化,并应用于教育、工程技术。从此奠定了人类科学发展、传播和应用的基础。 几乎在同一时期,古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虽然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其积极的一面就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传播和结合。古罗马帝国的消亡,接着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信仰与科学在欧洲的结合,人类从此开始了高速发展。

  9. 评论 | 2010年7月29日 22:28

    Seaweed, 《圣经》肯定不是“以一种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来谈论人性的。尤其是在谈到上帝的公义和人的罪时,是很绝对的。现在流行“中立”、“道德相对主义”,结果就产生了价值混乱,在中国就更乱了。

  10. 评论 | 2010年7月29日 22:29

    小老头,你说的有道理。 黑格尔认为,宗教的本质是有限生命向无限生命的提升,人类的宗教可以说与人类的发展相始终,非常古老。据考古学家发掘和人类学家研究,人类的宗教观念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后期, 距今约一万年之久,或许更久。人类科学的产生则是很晚的事儿。现代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是所谓的“科学”,就是指公元1450年之后的科学,实际上就是现代科学。从整个科学发展史角度来看,宗教对科学的发展曾经起到过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发展到后来,就出现了偏颇。目前人类处于一个科学至上的时代,道德价值似乎失去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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