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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云-负伤的治疗者

「我们对身体接触的能力的认识是如何地贫乏啊,」卢云在秘鲁的旅程中这样写。他刚探访一所孤儿院,那里的孩子极之渴望得到关怀甚至是争着去触摸他。「这些男孩和女孩只想要一样东西:被触摸、拥抱、逗玩和爱抚。大部分成人大概都有同样的需要,却已不再有那份天真和非自觉去表达。有时我看人类就像一个苦海,他们渴望着关怀、柔和、关切、爱顾、接纳、宽恕和温顺。似乎所有人都在喊:『请来爱我。』」

生活在穷人的家里,卢云明白到,我们服事有需要的人,不单是将耶稣带给他们,也是在他们里面找到耶稣。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不是「关怀贫穷的人有福了」。透过在他们中间生活,卢云得到那赐福,并开始从压力的伤害中恢复过来。纵然如此,在南美的那段时间让他确定他的呼召并不在那里。六个月后他接纳了哈佛大学的一个新职位。

在秘鲁生活的时候,卢云接到来自荷兰的消息,得悉弟妇生了一个有唐氏综合症的女儿。他写了这些话回家,未察觉到几年后会成了一种先知性的洞见:
萝拉对于我们整个家庭都将会是很重要的。我们当中从来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我们都是雄心勃勃和成功的人,甚少需要经历无能感的不辞劳苦。现在萝拉的来到让我们认识到一种全新的倚赖。萝拉,永远都会是一个孩子,将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人能够教导我们的基督的道理。(《感恩》〔Gracias!〕)

名气的压力,他在哈佛的教学编排,和越来越沉重的个人问题加起来,在三年内将卢云推至一个完全崩溃的地步。最后,他落入了从事严重残障者工作的方舟团体(L’Arche)的荫庇。在团体创办者的授命之下,他得到一位方舟之家的监督丽斯的来访。丽斯探访了卢云几天,替他煮食,并在实际生活上提供了非常具体的帮助。卢云一直预期着会有讲学、写文章、带领退修的要求,结果却没有。方舟就那样纯粹和简单地为卢云带来恩惠,没有任何附带的下文。

丽斯的探访给卢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卢云要求他的主教让他去法国参与一个方舟的团体。他在生命中首次感觉到上帝是呼召他去做一些东西。他要去学习「研究院和神学所没有教导我的:怎样去爱上帝,以及怎样去在自己心里发现上帝的临在」。带领他去到「黎明之家」(Daybreak),在多伦多一所同属方舟团体的院舍当司铎的,正是他在法国那团体所感受到的滋养。

从外表看来,卢云从大学教职转到一所智障人士院舍好象很崇高,可说是一个品德善良的兄长最高境界的表现。但正如卢云在作品中澄清,他是因为失败、灵性的黑暗和深深的受伤而作出那个决定。他去那里不是为了付出而是为
了得着,不是出于有余而是出于不足。

他去只是为了生存。他一直背负着那负责任的兄长角色,落入了耶稣的比喻中他的原型所遭遇的试探里。他的结论是,「那充满怨忿的『圣徒』的失落感是那么难于接触,正正是由于它跟那要做得美好和善良的意愿是那么紧密地扣在一起。」

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我是如何努力地要做得好、被接纳、受欢迎,并成为其它人值得效法的榜样。我时常刻意地逃避罪恶的陷阱,经常害怕屈服于试探之中。但伴随着那一切而来的是一种严肃感、一种道德的压逼感─甚至乎有点儿狂热感─那令我越来越难于在我父的家中感到释然。我变得越来越束缚、拘谨、呆板……

我越是反省到在我里面的大儿子,就越是意识到这失落的形式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并且要从那里回到家里是何等的困难。相对于从一个根源于我心灵深处的冷漠愤怒归家,从一个纵欲出轨的景况归家就似乎容易得多。(《浪子回头》)
在林布兰的油画里,那兄长站在父亲一段距离之外,冷漠地观看他那卑鄙的弟弟得到的拥抱。看着那身影,卢云怀疑林布兰是否应该将油画命名为《失落儿子们的回归》,因为大儿子在很多方面都比浪子更为失落,无法克服他的骄傲和怨忿,参与庆祝弟弟的回归。

「我爱耶稣但是……」卢云在日记中记录了他转去「黎明之家」的决定。「我爱耶稣却仍然想抓住自己的独立性,纵然那独立性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我爱耶稣却不想失去专业同事的尊重,纵然他们的尊重并没有令我在灵性上成长。我爱耶稣却不愿意放弃写作、游历和演讲的计划,纵然这些计划往往是为了我的荣耀多于上帝的荣耀。」

最后,卢云从独立、尊重和忙碌的锁炼中挣脱出来,从一家享负盛名的机构转到一个没多少人听过的组织,不是与国家的领袖共事,而是与社会所遗弃的在一起。他这样做是因为耶稣的故事中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细节:父亲的手同样地伸向两个儿子。他不只欢迎那误入歧途的儿子,亦从屋子里走出去,看看那听到音乐和跳舞声的负责任的长子。那双拥抱浪子的手,同样也等待着拥抱和温暖他那充满怨忿的兄长。卢云渴望着那拥抱。

※ ※ ※

最初认识卢云是在他的「兄长阶段」。我是在事业早期读到他的经典小书《负伤的治疗者》(The Wounded Healer),当时我正在研究痛苦的问题,发现那书有出色的洞见。我在亲身见到他之前的几年里还读过他很多其它的书。卢云曾被批评经常旧调重弹,事实上他一些思想确曾以不同形式被发表多过一次,有时那些小册子更被包装得像书一样。然而,于我他却是一位智能的兄长,机敏地发掘出创新的思想路线,是我热切跟随的。

「我总是感到写作是一个途径让我这渺小、短暂的生命留下一点有持久价值的东西,」卢云曾这样写道,表达了每一个作者的感受。对于他和读者来说,写作都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大多数学生以为写作就是写下一些意念、洞见、远象。他们觉得必须先有话要说,然后才将它写下来。对于他们来说,写作只不过是将一个已经存在的思想记录下来。但这样的态度却不可能有真正的写作。写作是我们发现内在自我的过程。写作本身揭示甚么是活的……写作最深的满足,正是在于它打开了我们在动笔之前一直没有察觉的内在空间。写作是去开启一个我们不知道目的地的旅程。(「神学教育的反省」〔Reflections on Theological Education〕)

我很清楚写作之旅的典型内在过程。大部分作者都是内省、内向,不是那种你会邀请他们一起谈笑的人。他们宁可跟一部文字处理器打交道,而不跟一个活生生的人打交道。卢云却不是这样。正当他大概每年生产一本书的时候,仍然维持著作为跨国讲员、教授和神父的狂热步伐,并热切地邀请其它人参与他的旅程。

有一次我跟一群作者吃晚饭,话题转到我们从读者收到的来信。傅士德(Richard Foster)和毕德生(Eugene Peterson)提到一个曾经向他们寻求属灵指导的热诚年轻人。他们乐意地回复,透过信件回答问题并介绍一些灵修学的书给他。傅士德知道这个询问者也接触过卢云。「你不会相信卢云所做的,」他说。「他邀请这个陌生人到他的社群住上一个月,以便亲自给他属灵的指导。」

你得要是个作者才会充分欣赏卢云的行动。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慎重地保护工作日程和私隐。几年前我从芝加哥市区搬到科罗拉多郊区,正是要在自己跟外面疯狂的世界之间增加点距离。是的,我们可能会接受演讲的邀请,覆信,甚至回复好奇读者的来电,但我们永远有一个没有人可以进入的私人领域。卢云拆下了这样的专业主义屏障。他跟五百人保持活跃的书信来往,并鼓励当中不少人登门造访。

我认识几个视卢云为遥距属灵导师的人。他详尽地回复他们的提问,从来没有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打扰他的生活,或令他无法完成更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个是班福德(Bob Buford),他回忆,「他对待我,正如他对待所有遇见的人,彷佛我是他所遇过最有意思的人。」他有恩赐全心全意、心无旁骛地对待任何当时跟他在一起的人。

当我现在听到其它人对卢云的回忆,我被自己的控诉所刺透。每当有人来电讲得太久,我就会转到我的计算机,掩着声筒不让对方听见,开始去搬动我在微软日志中的那些项目。太太会在吃饭的时候告诉我一件事,而我会问她当中的一些细节,她就会温柔地提醒我她刚好在两分钟前说过。我发觉从内在的生命─就是一个作者大部分生活进行的地方─移到其它人的世界是何等的困难啊。对比之下,卢云则过分地侧重了其它的人。他的写作可能会因此受到亏损,但很多人却因此得益。

卢云曾经定义过属灵导师的任务:「你在一间大房而当中有一根六吋宽的平衡木。那平衡木离开铺满地毡的地面只有十二吋。我们大部分人表现得彷佛我们是被蒙着眼睛走在那平衡木上;我们害怕自己会掉下来。但我们却没有为意自己离地只不过十二吋。属灵导师就是可以推你离开那条平衡木并说:『看,哪有问题?上帝仍然爱你。』」

在很多方面来说,卢云正为我做到了那一点。我开始在写作中冒点险,因为他已经开了路,摊开他的神经衰弱和软弱让世界观看。我开始不将人看作我工作的阻碍,而是看为我工作的原因。因着卢云,我开始看见自己就是那站在欢宴外围的兄长,恼怒着那些没有付出当付出的宾客。在他的鼓励下,我也看见父亲的手向我张开。

在他生命的后期,卢云写到回去他在荷兰的老家对他是何等的困难。在他成长的时候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为他决定作神父而感到高兴。但是现在,家庭大部分成员都完全失去了属灵的兴趣。倘若他在其中一次探亲行程中令他的外甥或侄儿成为基督徒,成人会以「这对你不要紧,但我们当然是不相信」的口吻向他怪罪。他感到自己好象一个不受欢迎的表演者。

读到这样的记述,我明白到为甚么卢云对于一家以其种种政策令他感到不快的教会竟然没有甚么怨言。对他来说,教会的问题再多仍是一个盼望与安慰的荫庇。他看见不信在自己的家庭所带来的后果,物质丰裕而灵性贫乏;以及那些精英大学的学生折腾于意义的问题却毫无头绪。卢云从来没有成为教会的宣传者,但他却指出那直接与上帝沟通的方向。信仰对他来说是一条生命线,在他转动的世界中惟一的静止点。

直到卢云去世之后,其它人才知道他内心躁动的整个故事。他的著作包含了很多线索,而单是那个原因,可能就解释了为甚么天主教徒和更正教徒异常接受他,更不用说那些不信的人: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毫无保留地打开自己的心。他在处理个人的躁动时滋润了其它人的信仰─确实地,因为他那么公开地写那躁动。

引用奥尔波德(Gordon Allport)的时候,卢云曾经描述过那「启发式的信仰」(heuristic faith),即试验性地接纳,直到可以进一步确定的信仰。卢云为我提供了一个启发式信仰的实例。他坚持他所相信的,甚至当他生命处于逆境时亦然。即使他的生命变得黑暗,而上帝的手亦不知所踪,他仍信靠上帝的特性。他仍继续充当一个负责任的兄长,纵然他内省的时候知道自己是个浪子。

因此当我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我仍在祷告。我在感到烦躁的时候休息,在受试探的时候安宁,仍然焦虑的时候平安,仍在黑暗中的时候被光云所环绕,仍在怀疑的时候受到眷爱。(《黎明路上》〔The Road to Daybreak〕)

※ ※ ※

一位黎明群体的前成员说,「当我想到卢云,我想到两本『书』:一本书是他写了四十年,却仍不大能活出来;另一本书是他活了将近六十五年,却仍不大能写出来的。第二本书仍在等待面世,就在卢云过身之后,他的生命和智能的意义现今自我显示出来。」卢云自己哀叹,「那些读你的意念的人大多以为你的著作反映你的生命。」

卢云的传记作者福特(Michael Ford)访问了超过一百个熟悉卢云的人。他们很多都回到卢云生命的不和谐这主题上,特别是他在书中所写和台上所讲的跟他实际上行出来的差距。他对属灵生命可以有很具启发性的讲论,然后陷入令人感到不安的怯懦。他可以讲到他在群体中所得到的力量,然后驾车到一个朋友的家里,在凌晨两点钟唤醒他,哭着要求帮助。他的电话费通常比房租还要高,因为他不分时区地致电世界各地,极渴望得到友谊。倘若一位朋友没有向他表示赞赏,过久未覆一封信,或者在讲课之后忘了邀请他出去喝杯咖啡,他可以怏怏不乐好几天,差不多被拒绝所瘫痪。简单来说,他感到被呼召去提出一个自己从来未曾经历的内在平安和接纳的信息。

福特总结时说卢云是「一个宽大豁达、具吸引力和牧者心肠的多才多艺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痛苦、受伤和渴切的深深缺乏安全感的人。」他的传记披露了一个卢云在生时只有几个人知道的秘密:神父是一个独身的同性恋者。如此,他渴望亲密的关系,却因害怕可能的后果而退缩。福特说:「我逐渐明白到,卢云长久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对于他的挣扎是何等的核心,那亦大概是他有力地论述到寂寞、亲密、边缘性、爱与归属感背后的刺激。」

我认识好几个事奉路上的人,他们都在性身分的问题上挣扎着,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者并感到受困,却找不到被接纳的方式去承认,更不要说表达。对于一个诚信的人来说,我不知道还有甚么更难走的路。现在我回到卢云的著作,更深地感受到当他书写拒绝、那没有痊愈过的孤单创伤,和那些无法满足的友谊时背后那说不出来的痛苦。

卢云曾经向一个服事男女同性恋者的中心寻求辅导,他亦细听同性恋者朋友提议的几个选择。他可以表明自己同性恋者的倾向而仍旧做一个独身的神父,那至少可以将他从苦守的秘密释放出来。他可以自我表白,离开牧职,再找一个同性恋的伴侣。或者他可以公开地做神父而私底下发展同性恋关系。卢云小心衡量每个选择并一一拒绝。他恐怕公开地承认自己的身分会对事奉造成伤害。对于一个立了约守独身,并在性道德上以圣经和罗马为指引的人,最后两个选择似乎并不可能。他宁可决定跟那创伤共处。他一而再地决定。

神父或牧师恒常面对一个试探,就是视自己为答案的提供者、属灵的权威、恩典的施予者而不是接受者。要对抗那试探,那兄长的试探,卢云将他的著作集中于他的失败和不足。他通常以不安、孤单和被拒去表达那创伤,而不是性。冒着被讲闲话的危险,他写到自己对一些朋友在感情上的依赖,只有他独身的誓约使他免于进一步的发展。他曾论及他离开家庭和祖国搬到美国,接着去南美,然后去加拿大时感到的疏离。他在荷兰跟自己世俗化家庭的错配,令他不断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家园。

他曾经描写孤单的创伤好比那大峡谷:表面的深刻切割变成了美丽与自我认识的无尽泉源。那洞见正好代表了卢云事奉的态度。他并没有向自己或任何人应许脱离孤单的途径,反而提出了透过它得到救赎的应许。对于读者和听众,或许那创伤成了美丽和了解的源头。对于卢云自己,它却往往只是代表痛苦。

虽然他永远无法化解那不安,却学会去处理它,就好象一些人必须学会处理长期的身体痛楚:「……你不是去逃避它而是去感受它,在它当中站起来并勇敢地面对它。」这样,你可能会在痛苦当中找到一些隐藏的礼物、盼望的源头。卢云承认,在他的生命里,真正的礼物往往隐藏在最痛苦的地方。痛苦将他逼向上帝,在那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力量的源头,「来自那抓住我、远在我出生以前就爱着我的那位,来自那在我死后将一直爱着我的那位。」

《黎明路上》记录了卢云为了寻找一点安舒与慰藉、寻找一个真正的家园而搬到黎明之家的决定。一位评论者费克(Harold Fickett),写到他失望地发现十年前《吉尼西修院静修日记》(The Genesee Diary)所描述的同样问题─有缺陷的友谊、没有报答的爱、以为被轻蔑的伤感─仍在困扰着卢云。费克继续解释,「那种失望就正像我们对自己的失望─同样的人带着同样的问题,学习然后一而再地重新学习那些宗教信仰的基本功课。卢云并没有放过自己或我们这令人尴尬的恒常真理」。

费克清楚指出卢云一个很强烈的特征:确实地他并没有放过自己或读者而避开真理的尴尬性,无论那真理令他看起来如何糟糕。卢云说,很多的痛苦都是根源于埋藏在心底的回忆,它们释放出毒素攻击人的存在核心。我们以奖状、证书和剪贴簿的形式去表现我们美好的回忆;其它痛苦的回忆则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在那里逃避医治并带来持久的伤害。

我们对这些创伤回忆的本能反应是表现得它们彷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不去提及,而去想一些比较愉快的事情。但因着那不去回忆的刻意行动,我们容许那被压抑的回忆结集力量去瘫痪我们作为人的活动功能。卢云有勇气去光照那些深暗的地方,暴露自己里面创伤的回忆。「那惟一真正的医治者,」他在一句难忘的词组中说,「是一个负伤的医治者。」

我跟卢云的一次长谈,是他刚从三藩市一所爱滋病诊所服务一个星期回来。那时,我对卢云个人在性方面的问题一无所知。他告诉我他在卡斯特罗区的见闻。在爱滋病危机的高峰,「基」(gay,快乐的)这个字对他来说似乎跟那个地方格格不入。每一天都有年轻的男人过身,而上千的其它人则彷徨地四处奔走恐怕自己身带病毒。就是那些展示俗丽短袖汗衣和售卖嬉戏至淫亵物品的商店,令街上亦笼罩着一层恐惧的浓雾。他说,不单是恐惧,而且还有罪疚、愤怒和被拒的感觉。

卢云在诊所里聆听那些人的故事。「我是一个神父─那是我的职责。我聆听人们的故事,他们向我倾诉。」他告诉我,那些被自己家庭驱逐的男孩被逼要在街上混。他们当中有数以百计的人在浴室遇上的伴侣,从来不认识名字,却从那些伴侣染上正在夺去他们生命的病毒。卢云望着我,他锐利的眼睛闪烁着同情和痛苦。「腓力,那些年轻的男子正在死亡─名副其实地正在死亡─就因着他们对爱的饥渴。」他继续告诉我他在那里听见的个人故事。那些记述全都是在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安全的关系、一个家、被接纳、无条件的爱、宽恕─我现在明白那亦是卢云自己的寻索。

卢云对于饥渴的见解深藏在我里面,假以时日更在我的心灵起了转化的作用。作为一个跟福音派杂志《今日基督教》有关连的作者,我经常接触宗教右翼领袖。我曾经与一群十二位的福音派信徒被邀进到白宫去回答克林顿的一个问题,「为甚么基督徒讨厌我?」我有些朋友看自己为一场文化大战中的圣战者。他们生动地描绘那些「不道德」和「不敬虔」的人所带来的威胁。

透过卢云的眼睛,我得到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人:不是视之为不道德和不敬虔,而是饥渴─就如爱得要死的人。就像那井旁的撒马利亚女人,他们喝足了水却仍感到不满足。他们需要的是活水。在那次跟卢云倾谈之后,每当我遇到一些行为令我感到被冒犯或者反感的人,我会祈祷,「上帝,帮助我不看这人为可恶的,而是饥渴的。」

我越多作那祷告,就越开始看见自己在那些令我感到讨厌的人那边。除了我的饥渴,我亦没有甚么可以向上帝献呈。就像比喻里面的兄长,倘若我站在宴会厅之外,以道德优越的姿态架起双手,那么我就永远无法经验上帝恩典的洁净清流或进到家庭的庆典之中。上帝的恩典是一份免费的礼物,却只有那些张开双手的人可以接受礼物。

最后,我明白到卢云作为一个神父和作家的贡献。他没有对人类性格提出独特的洞见,也没有智能是不能从别的权威那里得的。他反而提出了浪子的谦卑姿态。他自己深入的创伤暴露了他作为兄长的自然立场的伪善。孤单、试探、拒绝、疏离─这一切在他里面产生了一种不容否定的饥渴。他必须承认自己就是那锲而不舍地追寻家园的浪子。

信仰就是压根儿相信家园一直在那里并且永远在那里。父亲那双有点僵硬的手,以无尽的属天祝福放在浪子的肩膊上:「你是我所爱的,我的关切在你身上。」

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离开家园。我逃离了那双祝福的手跑到远方去寻找爱!这是我生命以及我在旅途上遇到的那许多生命的大悲剧。不知怎的,我对那称我为至爱的声音充耳不闻,离开了我惟一可以听见那声音的地方,拚命地远走高
飞,希望能够在别处找到我无法再在家园找到的东西。(《浪子回头》)

※ ※ ※

自孩童时代开始,我对于那些带着道德优越语调的旅行传道者、牧师和灵修作者感到一种强烈并无疑是不公平的抗拒。太多时候他们误导了我;他们令我失望了很多次。然而,我会听那以自己为罪人的身分跟别人谈话的人。我会听那以饥渴、以思乡的自白作为开始的人。

在《新造的人》(Making All Things New)中,卢云写了一段文字,可以成为他旅途的墓志铭:

贫困、伤痛、挣扎、苦恼甚至是内里的黑暗,可能仍然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上帝炼净我们的方法。但生命不再是苦闷、怨恨、低沉或者孤单,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发生的事都是我们去到父亲家里的一部分。

在无数的个人现身说法,在超过四十本书,而最主要是在他每日的生活中,卢云印证了过错与忠诚并不是互相排挤而是并存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创伤。他的创伤来自性身分的焦虑和因着被拒绝的敏感。我的创伤则大部分来自家庭和教会。其它人的可能来自慢性疾病或历的并没有甚么相干。对于这些创伤的身体和头脑,他骄人的履历并无任何意义。他们甚至不能够阅读他的著作。最重要的是他是否爱他们。

一个对日常家务─煮饭、熨衫、照顾小孩─一窍不通的神父,被要求去照顾残障的宿友,发觉自己不知从何入手。然而,他终究能够确实去爱这些人。对他周围破碎的身体所萌生的怜悯,让他终于开始感受到上帝怎能爱一个像他那样破碎的人。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在这难以预测的气候中感到安全,而间中我仍会铁腕地叫所有人闭嘴,排队听我训话,并相信我所说的。但我亦同时揣摩到一个奥秘,就是领导在一个颇大的意义上是被带领。我发现我正在学习很多新的事物,不单是关于受伤的人的痛苦与挣扎,也是关于他们独特的天分与恩典。他们教导我关于喜乐与平安、爱与关怀和祷告─是我不可能在任何学术机构学到的。他们也教导我一些没有其它人能够教我的,关乎哀伤与暴力、恐惧与冷漠。最重要的是,往往就在我开始感到沮丧和灰心的那些时刻,是他们让我瞥见上帝起初的爱。(《奉耶稣的名》〔In the Name of Jesus〕)

卢云变得那么依附和倚赖他家里的人,以致他开始带他们参与演讲旅程。当其它著名的讲者可能要求五千至一万美元酬金,卢云则只要求五百(他会转给黎明之家),以及他和一个同伴的机票。一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记得在北卡罗来纳州参加过一个这类的聚会。当卢云邀请他的朋友比尔─那个打断弥撒的人─去麦克风讲话的时候,那记者心想,人们远道而来是要听卢云,而不是比尔。

为了支持比尔,卢云亦站到台上他的旁边。比尔放眼望向会众,突然间不知道该说些甚么。他怯场,索性把头靠到卢云的肩膊哭起来。卢云说了些甚么,那北卡罗来纳的会众大概已忘得七七八八;比尔将头靠到神父肩膊的景象却没有被忘记。「我实在告诉你们,任何人不像小孩子那样接受上帝的国,绝对不能进去,」耶稣说。「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黎明之家特别安排一个人让卢云去照顾:亚当。(他们之间的关系因着卢云的著作《亚当─神的爱子》〔Adam: God’s Beloved〕而闻名,该书在1997年卢云过身后才出版。)亚当是群体当中最软弱和最残障的一个。虽然已经二十多岁,亚当不能说话、穿衣服或脱衣服,不能独自走路或自行进食。卢云不去辅导长春藤大学的学生并编排忙碌的日程,却要去学习一套新的技巧:怎样去帮助亚当进食、换衣服和洗澡,怎样在他喝水的时候扶住他的水杯,怎样在一条满布壶洞的路上推他的轮椅。他所服事的并不是领袖和知识分子,而是很多人视之为植物的年轻人,一个不该生下来的无用人。然而卢云逐渐明白到,在这段奇怪、错配的关系中,主要的受益人是他,而不是亚当。

在跟亚当相处的时间里,卢云所获得的内在平安,令到他大部分其它似乎是更高尚的任务变得沉闷和表面。当他坐在那沉默的大男孩旁边,他觉悟到先前在学术界的求胜心是如何的执迷,如何的充满着比拚和竞争。他从亚当身上学会「叫我们成为人的并不是我们的头脑而是我们的心,不是我们思想的能力而是我们爱的能力。任何说亚当是植物或像动物的人是忽略了亚当完全有能力接受并付出爱的神圣奥秘。」

这是卢云从亚当身上学到的:

将你的眼睛专注于那位拒绝把石头变成饼、从高处跳下或以短暂能力统治的人身上。将你的眼睛专注于那位说「那些贫穷、温柔、哀恸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些怜恤人、使人和睦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的人身上……将你的眼睛专注于那位与贫穷的人一起贫穷,与软弱的人一起软弱,与被拒绝的人一起被拒绝的人身上。那一位是一切平安的源头。(《世界远象》杂志〔World Vision〕)

※ ※ ※

当卢云坐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修院博物馆,默想林布兰的伟大油画,他完全没有困难跟那兄长认同,因为那正是他生命中的自然立场,自小受训练成为一个有品德的神父。他亦没有困难跟那浪子认同,因为他内里的纷乱逼着他面对真正的自己,并将自己投向父亲的恩典中。当他将自己投射到父亲的角色时他感到错愕。对他来说,父亲一直是个有力、疏远、叫人望而生畏的角色。

然而,在林布兰的油画中却不是这样。那搭在浪子肩膊的右手是温柔和慈祥的,一只女性的手。父亲的头温柔地靠侧,并倾前以拉近自己跟儿子之间的距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那温暖的红色斗篷外衣翻动有如雀鸟覆盖的翅膀。卢云想到以赛亚书中上帝那女性的形象:「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并耶稣那母性的呼唤,好象一只母鸡将小鸡覆盖在她的翅膀底下。他察觉到,他对父上帝的形象需要明确的更正。

当他继续默想下去的时候,他对这比喻有了新的洞见:就是耶稣本身为了我们的缘故当上了浪子的角色。「祂离开了天父的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外方,付出了祂所有的一切,并透过十字架回到父家。祂做这一切不是作为一个反叛的儿子,而是作为一个顺命的儿子,奉派将上帝迷失的所有儿女带回家……耶稣是那放荡父亲的放荡儿子,将父亲所交托祂的一切都付出了,以致我可以变得像祂一样,并跟祂回到父家。」最后,卢云找到一个方法去认同林布兰油画中的父亲。人们整天都叫他做「神父」,特别是当他穿著罩袍或带着牧职衣领的时候。他可以好象比喻所描绘那样接受那个职衔,就是那位同时召唤兄长和浪子归家的父亲。卢云心想,我不能永远停留在孩子的阶段。上帝正在邀请我变得更加像祂,向其它人显示祂所向我显示的相同怜悯。祂正在呼召我伸手去接触那些破碎和有需要的人,去欢迎他们进到上帝的家。那个醒悟刺激他作出决定,离开哈佛搬去黎明之家。

卢云是我第一个认识使用下向流动(downward mobility)这词汇的人。在1981年《寄居者》的一篇文章中,他批评社会毫无约束地推动名誉、权力和野心─换句话说,「上向流动」(upward mobility)─这些美国文化的特征。「圣经向我们启示的重大吊诡是,那真正和完全的自由是只有透过下向流动才能找到。上帝的道降到我们这里,并且像奴仆般住在我们中间。上帝的方法确实是向下的方法。」

借着迁到黎明之家,卢云实践了上帝那下向流动的模式。他承认,那确实违逆他所有的本能。离开一家长春藤大学长期聘用的教职,转到一个智障的群体,以任何现代成功的标准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当我最初听到那个消息时,我对卢云成为「神圣愚人」的决定报以一笑。我是如何地错误。他作出那个决定并不是出于自我牺牲;他那样选择只是为了自己的缘故。

事实上,其它人视之为下向流动的事业模式,卢云自己则视之为一种「内向流动」。退下来原是要往内望,去学习怎样爱上帝并为上帝所爱,以致他可以呼召其它人进到那爱。他引述皮尔色(Robert Pirsig)的《禅与摩托车维修的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去描述他的动机:皮尔色描述到两类的攀山者。他们都将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以同一的速律呼吸,倦了便停下来,休息过便继续走下去。但那「自我的攀山者」却错过了整个经验。他并没有留意到阳光穿过树木的那段美丽旅途。他望向山径看看前面有些甚么,虽然他刚已在前一秒看过同样的东西。「他的谈话永远是关于别的地方、别的事物。他是在这里但他也是不在这里。他所寻找、所需要的都在他的周围,但他却不要,因为那正是在他的周围。」(《吉尼西修院静修日记》)

卢云曾经以一种「自我的攀山者」的态度去过他的属灵生活。书本需要阅读、技巧需要学习、演讲需要负责、信件需要回复─这些东西紧压在身上以致他无法注意到上帝就在周围,而期间他还在努力向前望,极目于山径的尽处。他征询德兰修女的指引,她的意见是,「每日用一小时默观祷告和不犯有意的罪。」卢云难于每日抽一小时出来,但在黎明之家他却安排到每日半小时。他开始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祈祷:不是一段去讲而是去听的时间,一段安静、专注的时间以「聆听那说及关于我的好事的声音」。对于一个好象卢云那么欠缺安全和疑虑困惑的人,那是一项艰难的操练。

卢云搬到黎明之家的时候,曾经担心这退隐的负面效果。他会不会完全跟现实生活脱节呢?但好象梅顿一样,他发觉退隐的生活并不一定导致孤立。一位曾经广泛论及隐士的作者以单独追寻疾病治疗的科学家作为比喻,指出他们最终会惠及多人。大多数卢云的追随者都觉得他在黎明之家的那些日子,他的作品反而更加适切。

我只在探访黎明之家的时候见过卢云一次。最初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倾谈,交换出版社的故事以及比较我们各自计划写作的题目。有点尴尬地,我提到我正在完成一本名叫《无语问上帝》的书。他卢云告诉我,那天他已经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打点亚当。我曾经读过卢云自己描述这每天的程序:

我用大概一个半小时去唤醒亚当,喂他吃药、扶他进澡房、帮他洗澡、剃须、刷牙、穿衣,带他进厨房、给他吃早餐、放他上轮椅,再带他去那他花一日大部分时间做治疗运动的地方……

他不会哭或笑。他只是偶尔有目光的接触。他的背脊是弯曲的。他的臂和腿的动作是扭歪的。他患有严重的癫痫病,而纵然用着很重的药,他还是没有几天能免于重大的复发。有时,当他突然间僵硬起来,他会发出咆哮的呻吟。我只有几次见过一大颗眼泪滚下他的面颊。(《世界远象》杂志)

午膳之后我们退到一个小礼堂做崇拜。庄严地,但眼里亦闪耀着光辉,卢云带领为庆祝亚当的生日而举行的礼仪。亚当,不能说话并严重智障,没有表示任何理解的迹象,虽然他似乎明白家人来跟他分享当日的节目。他在整个礼仪都淌着口水并大声咕哝了几次。

我必须承认我曾闪过一阵怀疑,难道这就是忙碌神父的时间的最佳运用?我听过卢云演讲,也读过很多他的书,因此知道他能够贡献的一切。难道就没有其它人可以负起照顾亚当的手作事务?回到他的办公室,当我小心地向卢云带出这个问题,他让我知道我是完全地误解了他。「我并没有放弃任何东西,」他坚持。「是我,而不是亚当,从我们的友谊中得到主要的益处。」

那个下午余下的时间,卢云不断地回到我的问题,彷佛他难以相信我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他不断提到他如何从他跟亚当的关系中得益。确实地,他是在享受着一种新的属灵平安,不是在耶鲁或哈佛那些堂皇的四方院子可以获得,而是在失禁的亚当的床边。听着他说话,我确实地感到自己的灵性贫乏─我那么小心地安排我作者的生活去令它更有效律和专注。

卢云承认那在起初是很困难的。身体的接触、情感、照顾一个失调的人的乱七八糟实在来得不容易。但他学会了去爱亚当,确实地去爱他。他在过程中明白到上帝爱我们大概是甚么一回事─我们灵性失调、反应缓慢、能够以对上帝来说大概是口齿不清的咕哝和呻吟去响应。实在地,与亚当相处教晓他的谦卑与倒空,恐怕是沙漠修士作出很多牺牲才能达致的。他照顾亚当的时间成了无价的默想时间。

卢云曾说他整生都有两个声音在他里面比拼着。一个鼓励他去成功与达到,而另一个则叫他简单地歇息于作为上帝的所爱的安舒中。只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年,他才真正地听从那第二个声音。最终卢云的结论是「事工的教育与成长的目标,乃在于不断在每个我们遇见的人身上认出上主的声音、祂的面容和祂的触摸」。读着他的描述,我明白到为甚么他不认为邀请一个追寻的陌生人跟他住上一个月,或每日用好几小时去亲手照料亚当是浪费时间。

我最近在我的卢云书架上翻阅那些书,找到三本是我到访之后他给我题写的。「谢谢你给我勇气去继续写作!」他在其中一本这样写。我离开黎明之家的时候感到亏欠与羞愧,一个强横的记者浪费了一位忙碌神父的时间。卢云却对一个为上帝所爱,同行的追寻者,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回忆。就像一位父亲,他欢迎我进到上帝的群体。甚至是现在,他过身之后仍重新将那份礼物给我。

正如卢云指出,「上帝感到高兴。不是因为世上的问题都解决了,不是因为所有人类的伤痛与受苦都终结,亦不是因为数以万计的人悔改并正在称颂祂的美善。不是的,上帝感到高兴是因为祂一个迷失的孩子被寻回。」

我想念卢云。对一些人来说,他的传奇乃在于很多的著作,对其他人是他在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桥梁角色,对另一些人则是他在长春藤大学的杰出事业。然而对于我,一个单一的形象最能捕捉他:那充满活力的神父、杂乱的头发、用他停不下来的手彷佛要在稀薄的空气中写出讲章,为一个没有反应、损伤得大部分父母都宁可堕胎的大男孩庆祝一个意味深长的生日圣礼。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更佳的道成肉身的表征。

※ ※ ※

卢云所留下来的影响仍然继续。在整理这些反思的过程中,我另外想到两件事可以作为他生命的后记或附注。

第一件事是我在德国法兰克福一个国际书展中谈到卢云的时候所听到的。一位荷兰的出版商后来走来对我说:「喔,但你不知道故事后来的发展呢。你提到他在他的家庭中如何感到错配误置,以及他们的灵性空虚如何使他感到忧伤。就在这时,他的死后,那正在改变当中。他的兄弟,多年来领导着荷兰最大的旅游协会,站在一群政要、大使、国会议员和其它尊贵的人物面前。他说到坐在卢云的葬礼听着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加拿大、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谈及卢云对他们生命的影响。『我理解到跟卢云比较,我实在一无所有,』他说。『当我坐在那里听着的时候,那分别变得明显─卢云有上帝。那就是一切分别的所在。』他继而谈到妻子因癌病过身,然后是父亲的去世,他仅仅活多过卢云一段很短的时间。然后他以一种谦卑的态度谈到他现时在自己的生命中作出的种种改变,去更好地预备死亡,去修补跟上帝的关系─是卢云认识得那么深的。所以你看,或者卢云最终亦不是那么错配。」

第二个回忆发生于我无意地踏进加州一个海岸市镇的一个教会聚会。「低礼仪教会」(low church)这个词正好描写他们的崇拜文化:一个穿著宽松滑浪衫的领会者(崇拜后滑它几转浪)放下他的吉他,靠近台前问,「唏,今日有没有人想分享点甚么?」

那个特别的早晨,刚好有三个年轻女人预备好追忆卢云,她们在一个小组中一起研读他的著作《活出有爱的生命》(Life of the Beloved)。

第一个发言的是伊莉沙白,她主要跟着一叠预备好的笔记。她说到曾经立志成为一个成就超凡的人。中学的时候她努力争取全甲级的成绩,赢取一项州际网球大赛,带领学生会,尽可能参加每一个学会。她赢取了她学校的「超级海鹰」奖。读到卢云的著作,她认识到自己正在他争取超级成就的阶段。她明白到她就像卢云一样,一直在渴望得到上帝的爱,并拚命地努力去赢取。从他身上,她瞥见了视自己为上帝所爱,并且从时间的开始就被爱而毋须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大概是甚么意思。

第二个发言的是姬蒂,她带了一部膝上计算机上台,并开始用鼠标去找她的讲稿。那天早上她的打印机拒绝合作。「这刚好就像我生命的征状,」她说。「所有事物最后都总是出问题的。」不像伊莉沙白,她并没有骄人成就的履历表。事实上,她的辅导员有一次告诉她,「姬蒂,我见过有些人有一种弥赛亚情意结,那些人以为自己能够拯救世界。你有一种撒但情意结。你以为你会独力毁灭整个世界。」她确实相信自己是被咒诅的,无力达致任何美善。从卢云的作品,她开始学习去想象自己是被祝福而不是被咒诅的。

姬蒂作了几个自嘲的批评后,在所有人的笑声中合起她的膝上计算机。然后嘉菲站了起来。她的嘴唇微颤,眼角闪着泪光。会众静了下来。「你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的故事。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性骚扰,然后到了中学我又曾经被迷奸。我不断在问,『为甚么是我?』我也曾尽力做好,我每个星期都去教会等等。所以我放弃了。我用酒精去麻醉痛苦。当然那只是带来更多的痛苦,因此我就喝得更厉害。我只是漫无目的地在转圈,未曾年轻完就已经感到衰老。有一天我路过以前的教会,就只是想看看里面有甚么改变。在那空洞的建筑物里面,没有任何预计之下,我开始祈祷。我开始好象一个婴儿般叫喊。

「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在那天都获得解决。那痛苦并没有离开。我在教
堂里面所面对的只是我的破碎,不是我的医治。但透过卢云,我学到痛苦与喜乐是可以并行的,上帝能够使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甚至是那驱之不去的痛苦。我学会了重新掌握我的破碎。

「我为了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高兴吗?不。但我却明白到,它们让我成了今天我这个人。我能够成为别人真正的朋友。我能够为其它正在经历困难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

嘉菲以路加福音第4章的个人意译去完结分享,那戏剧性的场面是耶稣进入会堂宣告,「上主的灵在我身上。祂差派我去医治那些心灵破碎的。」

她坐下几分钟之后都没有人动,除了去拿纸巾和手帕。外面的交通、阳光普照的日子、星期天到海滩的计划─那一切都不再重要。上帝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三位曾经发言的女士站起来彼此分享圣餐。「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擘开的,」姬蒂说,将饼递给伊莉沙白。「基督的血,为你流的,」伊莉沙白说,将杯递给嘉菲。我们其余的人则在中间的信道大概形成参差的两行,吃喝着上帝的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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