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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历史中的优西比乌

Eusebius Caesariensis in Church History


第一章     优西比乌的历史时代背景

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的继承者东部王伽列里乌斯死后,有四位王:李锡尼、马克森提乌斯、马克西米安·达扎和君士坦丁于311年展开夺权斗争。君士坦丁联合李锡尼越过阿尔卑斯山,占领意大利,在312年10月28日台伯河上米尔泣(Milvian)大桥附近决战中击败马克森提乌斯王。313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在麦地奥兰(今日之米兰)会晤。李锡尼与君士坦丁的妹妹君士坦提娅结婚,以巩固两人的同盟。两位奥古斯都同时签署了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在帝国境内的合法地位。在教会史上,这是一件头等大事。313年,李锡尼王在小亚细亚战胜马克西米安·达扎王,与君士坦丁瓜分了帝国。但是,他们之间的和睦仅仅维持了一年。两人都为独霸帝国而投入了新的战斗。314年发生的冲突未分胜负。322年君士坦丁击溃李锡尼,李锡尼的妻子康斯坦丝,也就是君士坦丁的妹妹,以她丈夫的名义去见哥哥君士坦丁,君士坦丁许诺不杀李锡尼,但条件是李锡尼退位,他在保住性命的保证下投降。然而君士坦丁在325年以阴谋叛变和私通蛮族的罪名将李锡尼绞死,从此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并不因单纯迷恋权力而追求绝对权力。他也梦想着复兴罗马帝国的古老荣耀。其他皇帝想试图通过复兴罗马神教实现这一目的,而君士坦丁相信以基督教为基础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Εύσέβιος,Eusebius Caesariensis )很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识的基督徒。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作为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史学家,被称为教会史之父。他著述甚丰,包括《君士坦丁传》、《驳波菲利》、《驳摩尼教徒》、《诗篇注释》,《巴勒斯坦殉道者》等,内容涉及历史、护教、论辩、教义、释经等方面。他最闻名于世广为人知的著作是《教会史》。他的名字也被中文译为游社博、欧瑟伯、恩彪等。

第二章     优西比乌的生平

在众多知名初期教父中,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是少数集护教家、神学家、历史家、作家及教会主教为一身者。虽然其确实的出生时间和地方已无法考证,但公认他是于主后二六零年之后生在巴勒斯坦地区。他不懂拉丁文,仅熟谙叙利亚文及希腊文,幼年时在该撒利亚接受信仰教育,并在该地受浸。依据现有史料,我们无法得知他的出身背景,但由他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及他的妹妹Constantia的良好关系来推测,他很可能出身上流社会。此外,照着他著作中流露的深厚学养来看,他应该在年轻时就在属世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及圣经教义上,受过广泛且严格的训练。他后来成为凯撒利亚地区教会的主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那里,以“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这个称谓闻名于世。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生命影响往往会陪伴一生甚至超越前一个人,影响更多的群体。优西比乌就是这样一位深受凯撒利亚的潘菲鲁斯(Pamphilus)这个人影响。所以潘菲鲁斯成为优西比乌的挚友、也是他启蒙恩师,对他的神学思想及学术风格,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潘菲鲁斯生于贝里图斯(Berytiis),也就是今天黎巴嫩的贝鲁特,潘菲鲁斯曾在该撒利亚作过长老,他广搜各类典籍,穷一生之力设立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致立于圣经经文的抄写并撰写各类着作。他忠于信仰,至终也为主殉道。优西比乌曾在他的家中受教,受益良多,因此他以潘菲鲁斯为荣。潘菲鲁斯极其仰慕教父俄利根(Origen),优西比乌也因此大力拥护俄利根及其神学思想。潘菲鲁斯在亚历山大受教于一位著名的基督教教师比埃里乌(Pierius),而比埃里乌正在亚历山大继续着奥利金(Origen)的护教工作。奥利金于公元3世纪撰写了《驳塞尔修斯》 (Against Celsus)护教书对后来历史学家可以弄清异教徒反对基督教的核心,以及基督徒如何驳斥异教徒的方法,以及基督教神学如何在驳斥异教徒批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很有帮助。潘菲鲁斯在贝里图斯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之后,可能应贝里图斯主教的邀请来到了凯撒利亚。凯撒利亚的教会拥有奥利金的图书馆,潘菲鲁斯在图书馆的管理与扩充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在这项史料图书收集和研究工作中,他得到了另一些基督徒的帮助,他们被潘菲鲁斯的求知欲与敬虔的信仰所感动。年轻的优西比乌就是其中之一,他被来自贝里图斯的这位学者和他的生命深深吸引。优西比乌在该撒利亚作过长老,当戴克理先(Diocletian)与君士坦丁在主后二九六年同行征讨埃及路过该地时,优西比乌已经见过君士坦丁,并有相当程度的熟识。在主后三○三年开始逼迫基督徒以前,优西比乌大多在潘菲鲁斯的图书馆中,于潘菲鲁斯指导下研读各类经书。因着当时环境的影响及潘菲鲁斯的潜移默化,优西比乌强烈的护教个性逐渐成形。同时,因着他的恩师高举俄利根,使优西比乌也成为俄利根及其思想的支持者。优西比乌虽曾饱读在他以前众教父的着作,坚守前人流传下来的基要信仰。不过,俄利根生性的豪放不羁及其思想的大胆作风,多少动摇了优西比乌的信仰传统。因此有些优西比乌的信仰判断,便显露出折衷主义的特质和不可避免的偏差。为了表示感激,优西比乌自称为“潘菲鲁斯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Pamphilus)或者优西比乌・潘菲列(Eusebius Pamphili,潘菲鲁斯之子)。

潘菲鲁斯、优西比乌和其他一些基督徒在一起共事多年,生活在一起,钱财共用。慢慢地学生的学识胜过了老师,青出于蓝胜于蓝。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优西比乌开始四处寻访,寻找关于基督教起源的最初文献。在他们一起共事的这段时间里,潘菲鲁斯和优西比乌共同或分别完成了几部著作,但其中的大部分著作现已遗失。然而,他们平静的学术生活行将结束。那时仍然是逼迫的年代,始终潜伏在地平线的危险现在变成了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逼迫基督徒的大风暴。公元303年6 月,凯撒利亚城发生了对基督徒的大逼迫,成为很多年以来首次基督徒殉道。此后逼迫愈演愈烈。公元305年,极端敌视基督教的马克西米努・达伊亚(Maxirninus Daia)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两年之后,潘菲鲁斯被捕。但是,当时的逼迫风暴些微缓解,这位伟大的基督教学者在被监禁两年多后才被处死。被监禁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潘菲鲁斯和优西比乌合作完成了一部五卷本的《为奥利金辩》(Defense of Origen)这本书。优西比乌在自己的老师殉道之后又增补了第六卷。在这次逼迫中,优西比乌没有被被捕,并不清楚他为什么没有被被捕。但他至少离开凯撒利亚两次,有人认为,这样做可以免于被捕。对当时的督徒来说逼迫期间躲藏免于被捕并不可耻,因为谁能为主殉道是在上帝的手中,是被神拣选的。不管怎样,在逼迫期间优西比乌的老师与许多同工都为主殉道,他并没有受到影响。在如此邪恶的年代,优西比乌不仅写作其它的护教、论辩、教义、释经等方面的书籍,还在撰写将成为他最重要著作的《教会史》(Church History)。他后来又修订了《教会史》,此书对于后世的教会历史学家来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他的《教会史》,就没有我们现在讲述的许多历史。优西比乌收集、整理和出版了几乎所有我们现在已知的早期教会史的人物与事件。如果没有他,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早期历史将会减少一半。

公元311年,情况最终发生了改变。先是罗马皇帝加勒里乌(Galerius)颁布了宽容基督徒的法令,后是君士坦丁击败西部另一位皇帝马克森狄(Maxentius),与李锡尼在米兰会晤,共同结束了对基督徒的逼迫。在优西比乌及其幸存的同工看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直接干预,就像是《出埃及记》中的那些事件。从此以后,优西比乌开始将君士坦丁与李锡尼视为实现上帝计划的工具。其他许多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认为,只不过他们的观点并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君士坦丁最终与李锡尼爆发战争之后,优西比乌相信李锡尼发狂并开始逼迫基督徒。只有君士坦丁才是上帝所拣选的工具。这时,君士坦丁成为整个罗马大帝国的皇帝。在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皇帝的几年之前,优西比乌已被选为凯撒利亚的主教。这一职务责任重大,因为逼迫驱散了他所牧养的基督徒。他现在在结束逼迫之时,必须重新召聚与组织开始正常的教会服事。此外,凯撒利亚的主教不仅管辖凯撒利亚的教会,还管辖巴勒斯坦的其他教会。现在,身为教区的牧者与管理者的优西比乌很少有时间去从事写作与学术研究了。

优西比乌在几年前就见过君士坦丁,当时,这位未来的皇帝与戴克里先的朝臣正一同访问巴勒斯坦。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优西比乌看到君士坦丁正努力寻求教会的合一与福社。在其他很多时候,他与君士坦丁也有过会面与通信。当君士坦丁和他的朝臣为庆祝新建的圣墓大教堂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的献堂而来到耶路撒冷时,优西比乌对这位皇帝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次庆典是庆祝君士坦丁统治十叁周年的一部分。当时,阿里乌之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茶,为这次隆重的献堂庆典而欢聚一堂的主教们―先在提尔,后在耶路撒冷―十一分关注这场神学争辩,君士坦丁也不例外。作为该地区主要城市的主教,优西比乌在庆典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做了一场颂赞君士坦丁的演讲。这篇讲稿被保存下来,它成为许多人指责优西比乌纯粹馅媚的理由之一。但是,按照当时在这种场合的惯例来看,优西比乌颂赞君士坦丁的演讲还是相当适度的。

第叁章     优西比乌的重要著作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作为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史家,也被称为教会史之父。这一切表明了优西比乌著作甚丰,包括《君士坦丁传》、《驳波菲利》、《驳摩尼教徒》、《诗篇注释》,《为俄利根辩护》,《巴勒斯坦殉道者》(Martyrs of Palestine)等,内容涉及历史、护教、论辩、教义、释经等方面。他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教会史》。

公元303年戴克理先皇帝对基督徒们的逼迫,使巴勒斯坦地区许多基督徒为主殉道,优西比乌照他所见的一切,详尽的将殉道者的事迹,记录于《巴勒斯坦殉道者》一书中。到了逼迫的第三年,他的同窗阿菲安那斯(Apphianus)在省长阿巴纳斯(Arbanus)献祭给偶像时,突然上前奋力阻挡,结果被捕殉道。优西比乌对此英勇行径极为仰慕,甚至也企图效法。到了逼迫第五年,他的恩师潘菲鲁斯被捕入狱,两年后殉道。潘菲鲁斯在狱中时,优西比乌常入狱探访随侍,两人也协力完成五册《为俄利根辩护》(Apology for Origen)一书,极力为俄利根的思想辩白。随后,潘菲鲁斯的一个弟子入狱殉道,优西比乌得以幸免。他能自由出入牢狱探望恩师,又能免于逼迫,应非因他在信仰上的妥协或变节;而是凭靠他上流社会的优势身世,以及与掌权人士的良好关系。

优西比乌为教会作出的突出贡献在于写书《教会史》。《教会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教会史,在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该书试图重现从使徒时代到公元324 年这叁个世纪的教会历史。把自耶稣基督外出传道、选立门徒,一直到早期教会的历史都进行了记录。全书共十卷,第一卷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第二至第七卷叙述从基督教产生一直到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上台的时期;第八卷记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对基督教的大逼迫;第九卷记载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西方的胜利和马克西敏在东方的再次逼迫;最后一卷记述了教会获得宽容、和平以及罗马帝国支持的历史过程。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是了解早期教会和罗马帝国不可或缺的经典著作。该书不仅提供了早期教会史重要的历史资料,而且为教会史的写作立下了一种典范。这部著作使优西比乌跻身于约瑟夫、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伟大的历史学家之列。两个精华文本出现在第十卷,一个是著名的313年的宗教宽容敕令即米兰敕令;另一个却是优西比乌自己的“致推罗主教保里努斯的献堂颂辞”,这篇长达十八页的演讲词,可以看出优西比乌和他时代的人的灵魂是向信仰敞开的,是为上主的火焰所燃烧的,圣经中的每一句都活生生地存在他的心里,呈现在他口中。

在大规模的逼迫结束之后,约在主后三一一至三一八年之间,优西比乌开始任巴勒斯坦地该撒利亚的主教,优西比乌的好友君士坦丁死于主后三三六年五月。优西比乌以深厚的感情及尊崇的态度,为他的皇帝朋友写了一篇名为《君士坦丁传》(Life of Constantine)的长篇传记。不久,这位承继前人一生见证基督的年老主教优西比乌,也于主后三四○年左右,平静的行完他将近八十载的一生,安息主怀。

第四章 优西比乌的思想

主后三一八年,优西比乌担任凯撒利亚的主教。多年后,直到新的风暴再次打破教会的平静。这次不是政府的逼迫,而是一场威胁到教会合一的激烈的神学争论:关于耶稣神性的阿里乌之争。亚历山大城的长老亚流,师承安提阿哲士路希安(Lucian),宣称基督并非在永恒里与父共存的子,乃是在时间中由神所造的受造物。此一说法导致亚历山大主教亚历山大与长老亚流之间的严重冲突。双方都致书各处教会和知名人士,寻求支持与声援。优西比乌身为亚流好友,曾在冲突中致书亚历山大,盼能平息纷争,不过却因此被贴上标签,被控以亚流派。不过,从他在尼西亚大会(Council of Nicaea)之后郑重签署并遵守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以及他着作中的观点看来,优西比乌确有同情亚流之举,但他的信仰应与亚流主义毫无瓜葛。在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召集的尼西亚大会中,优西比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的座位就在君士坦丁的宝座旁,并于会议开始时宣读祝辞。但在大会中,优西比乌没有站在对立的两派亚流与亚他那修(Athenasius)之间的任何一边。他既不接受亚流学说的精神,也无法同意用圣经中所没有、却为罗马皇帝所认同的“同质”(homoousia)一字,来形容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不过,他寻求避免基督徒们批评的用心,却是不可否认的。

尼西亚会议并没有解决亚流引起的争端,也没有摆平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卓学派间的冲突。优西比乌因着同情亚流,又因质疑亚他那修与撒伯流(Sabellius)同路,而在主后三二五年至三三○年间,受到安提阿主教Eustathius的指责。优西比乌竭力为自己信仰的正统辩白,主动指明Eustathius形态论的倾向,也担心“同质”(homoousia)一字有形态论的嫌疑。正因为如此,他与尼西亚会议的亚他那修主教彼此不合。不过,优西比乌仍然持守尼西亚信经,直到亚流至终在君士坦丁面前承认错误,愿意改变看法,接受尼西亚信经的信条后,优西比乌才于三三五年正式恢复与亚流公开的交通。优西比乌在这场神学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无可指摘。但这绝不是因为他是伪君子,而是因为他没有完全理解争论的实质。在他看来,教会的和平与合一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虽然他最初倾向于阿里乌主义,但在尼西亚大公会议时他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随即在此次大公会议结束时又再次动摇。他是著名的主教和学者,因此,许多人去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混乱立场让许多人可能对争论更混肴,并没有帮助阿里乌之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公元二世纪的一些基督教作家宣称,所有真理都源自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肉身的逻各斯。一些基督教作家如查士丁和亚历山大的克莱门认为,哲学和希伯来圣经都被作为福音的预备而赐下。此外,当时还流行这样一种观念:罗马帝国及其为地中海盆地带来的相对和平是上帝所命定的促进基督教信仰传播的一种手段。还有一些基督教作家如爱任纽认为,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的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上帝不断操练人类与上帝融合的漫长过程。优西比乌当时所做的,只是集合了这些不同的思想,证明它们在教会史与罗马帝国史的可证事实中发挥着作用。这样的历史并不只是如古文物研究者般地收集材料,而是进一步证明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是人类历史的顶峰。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是证明上述命题的关键。优西比乌认为,逼迫的主要原因是罗马当局并没有看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文化传统上可有可无。事实上,信仰与哲学一样,信仰与罗马帝国的发展并不矛盾。相反,基督教信仰会促使罗马帝国发展到世界的顶峰。因此,优西比乌对历史的理解是: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们对基督教有利,而是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它证明了人类全部历史所指向的福音真理。这种神学观令优西比乌很难对他那个时代的事件采取一种批判性的立场。他似乎意识到君士坦丁的一些缺点,尤其是他的暴躁,有时甚至是掳虐残暴的本性。但是,优西比乌对这样的缺点保持了沉默,他显然不想削弱自己的论点。这一切的重要性并不只是在于,优西比乌是对君士坦丁保持沉默,还是对他品头论足。更重要的是,优西比乌的工作还告诉我们,新环境下他将自己聚焦在塑造基督教神学,而忽略皇帝自己个人的缺点。

第五章 对优西比乌的评估与批判

在教会历史上,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是第一位能够接近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的主教。他也是在君士坦丁临终之前,为其施洗的那一位主教。那个时代,皇帝停止迫害基督徒,他希望能以基督教的方式恢复罗马帝国的荣耀。于是,他的身边不乏基督徒和主教为皇帝出谋划策。所以有人认为优西比乌常常能够接近君士坦丁,认为他是一位非常献媚于皇帝的主教。优西比乌对于君士坦丁带着一种从信仰而来的天生的好感,认为君士坦丁是上帝派到人类社会当中并把上帝的国建立在地上的一位君王。在君士坦丁之前,整个罗马的历史好像按照优西比乌书里面的写法一样,无论是罗马的创立,罗马各种各样皇帝的苛政,还是罗马的发展和衰落,好像都是在呼唤一种新的、不同以往的领导力。对于优西比乌,当君士坦丁一出现在历史的舞台当中,这位主教就会说,就是他,他将会成为终结历史的人。在优西比乌的这个笔下,他也认同很多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历史是在朝着君士坦丁带领下发展,直到今天整个教会一定程度上还是在君士坦丁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模式底下。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很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识的基督徒。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对君士坦丁及其成就最为狂热的崇拜者之一。因此,他有时被描述成没有骨气的人,倾倒于君士坦丁的权力光辉之下。但是,如果我们思考优西比乌的职业生涯,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君士坦丁和他的朝臣为庆祝新建的圣墓大教堂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的献堂而来到耶路撒冷时,优西比乌在庆典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做了一场颂赞君士坦丁的演讲。这篇讲稿成为许多人指责优西比乌纯粹馅媚的理由之一。但是,按照当时在这种场合的惯例来看,优西比乌颂赞君士坦丁的演讲还是相当适度的。但不管怎样,优西比乌虽然能够接近君士坦丁,但他既不是君士坦丁的密友,也不是君士坦丁的馅媚者。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凯撒利亚及其附近地区,忙于教会事务,而君士坦丁则生活在君士坦丁堡或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他们的接触都是短暂的,时断时续。优西比乌的许多同工都很钦佩他,因此君士坦丁也愿意获得优西比乌的支持和建议。优西比乌相信,在此前多年的巨大试炼之后,君士坦丁已被上帝兴起,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君士坦丁。当君上坦丁于公元337年去世之后,优西比乌才将最高的赞词献给这位为教会带来和平的统治者。因此,他并不是阿诀奉承的人,而是不加批判的感恩之人。他对发生在君士坦丁身上的事情的理解影响到他的全部工作,尤其是他对之前的教会史的理解。他最终定稿的《教会史》并不只是试图重述之前教会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他的《教会史》实际上是一篇护教文,试图证明基督教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尤其是在罗马帝国这一背景中来看。因为他对君士坦丁从各个方面不断认识和了解,从而也奠定他成为写君士坦丁传记的唯一人选。作为一个有罪的人,生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论他对君士坦丁的对待是何种情形,我们看重他为我们大家留下的宝贵遗产《教会史》,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早期教会,基督教神学发展一个巨大窗口。感谢神拣选他,记录下那段历史成为现今教会历史神学发展和教会成长过程的基础。

第六章 个人观察优西比乌对今日华人及普世基督徒的重要性

《教会史》一书中如此写道:“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优西比乌与其他许多有着类似神学倾向的基督徒的工作,出现了一种抛弃或在重要性上贬低早期教会的盼望”。当时,很多人持有的观念是“主要来了”,书中继续写道:“只要‘君士坦丁时代’还在继续,大多数重燃末世盼望的基督徒个人与基督徒运动都会被贴上异端与颠覆分子的标签,并受到这样的谴责。只是随着‘君士坦丁时代’的结束,尤其是在20和21世纪,末世论才再次成为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20世纪的时候,教会有许多思潮,围绕着在这个世界来找寻一个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目标。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整个教会都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因为当时科技很发达,电灯、电报和电话基本上都发明出来了。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人的科技已经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这也必然会带来人的道德水准的提升,人类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但是,没过多久,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几天之内杀死了几十万人。在二战之前,德国教会的人也认为,希特勒是他们的希望,认为他是上帝赐给德国的,能带来这个国家的复兴。因为希特勒在30年代的时候,他的治理的确给德国带来了空前繁荣的一个景象,而与它相对的是西方的大萧条。很多人甚至还认为,希特勒就好像是上帝给德国人的弥赛亚式的人物。因此,20世纪,被有些学者认为是,让人从盲目乐观的情绪当中冷静下来的一个世纪,让人从吸取教训,认识到原来有另外的一个世界,而今天的我们要怀着信仰和盼望去面对。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信主的人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而施密特的《政治的神学续编》在与Peterson的争论中都预设优西比乌创建了某种历史的政治神学;但读优西比乌原文,分明最核心的内容是信仰的永恒真理、热忱、殉道和胜利。《剑桥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中说“对于优西比乌而言,历史的目的不是千禧年而是基督的帝国(For Eusebius the Christian empire was the goal of history, not the Millennium)。

基督教神学在如何调整和适应新的环境。首先可以明确肯定的是,在新约时代与早期教会中,福音首先是穷人的福音,富人很难听到与接受福音。实际上富人怎样才能得救,正是早期基督徒所关注的神学问题之一。但是从君士坦丁开始,财富与荣华被视为上帝恩惠的标志。当时的修道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无声反抗。抗议这种认为基督徒生活要迁就环境和人的观念。但是,优西比乌和他可能代言的成千上万基督徒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当受逼迫的教会成为掌权者的教会时正在发生的内在外在的巨变,以及因着人可掌控的层面驾驭在神之上的潜藏问题带来的巨变和危险。优西比乌还以极大的喜乐与自豪描述了当时正在修建的华丽教堂。但是,这些华丽的教堂和为与之相配而发展起来的崇拜礼仪,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类似于罗马帝国贵族的神职人员贵族,同帝国的达官显贵一样,他们经常远离普通百姓。教会在自己的崇拜礼仪与社会结构中都模仿了帝国的习俗。优西比乌最后所提出的历史计划,令他抛弃了或至少贬低了早期基督徒所宣讲的一个基本主题:对上帝绝对掌权之国的盼望。尽管优西比乌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达,但阅读他的著作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现在,因着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上帝的计划已经实现。基督徒不再需要选择服侍上帝之国或现世之国,因为现世之国已经成为上帝之国的代表与工具。在现世的政治制度之外,基督徒的所有盼望只是进人天国。基督徒的盼望被降低到来世或遥远的未来,似乎与今生没有多大关系。信仰往往成为一种进入天国的方法,而不是在今生与来世的生活中服侍上帝。基督徒放弃了之前的观念:新时代已经在基督的复活中来临,基督徒通过洗礼与圣餐参与其中。现在,基督徒的盼望被局限在个人对来世生活的盼望。虽然优西比乌的生活说明了正在发生的变化,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他一人应对这些变化负责。相反,那段时期的整个历史似乎表明,虽然优西比乌比大多数基督徒更善于表达,但他只是表达了许多基督徒所共有的情感,对于他们来说,君士坦丁的出现和他所带来的和平,是基督教对仇敌和逼迫的最终胜利。这些基督徒并不能用优西比乌那样的博学与文采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一步一步地塑造了未来的教会。优西比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官方神学”的缔造者,而是被上帝最终将教会从逼迫中拯救出来的成千上万基督徒的代言人。

第七章 个人观察优西比乌在现代基督教的教义和实践上可借鉴的地方

身处在古罗马帝国既将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的关键时刻,还有一百叁十年西罗马帝国既将亡于蛮族之手。他所活动的年代离耶稣复活升天不过相距300年,再加上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因此他的书中无不带有浓厚的护教色彩。以如今的眼光看来文字不够缜密,主观评价太多,批判意识太少。不过,当时作品的风格以及身处在皇帝管治之下情形只能如此。尤西比乌也逃离不了时代和身份的局限。或许很多人用现在的眼光看优西比乌,在批评和指摘之外,我们更应该肯定《教会史》作为第一本教会史的历史意义与保存诸位主教先知的文献资料,详实记录基督教早期发展进程的价值所在。也让我们今天在教会实践中看到在真理的维护和辨别过程中为我们所做的榜样。

小结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是第四世纪时期正统教会派别中的代表人物,他也是这一时期最有学识的基督徒之一。优西比乌的老师潘菲鲁斯是虔诚的护教士,曾著有一部著名的护教文集《为奥利金辩》,优西比乌也参与了文集部分内容的创作。他从老师那里学到很多的东西。优西比乌的著作《教会史》正是收集整理了几乎所有现在已知的早期教会史的人物与事件,因而对后世的教会史发展非常重要。在《米兰敕令》后基督教的处境日益改善,护教时代的末日论被打为异端,基督教徒和教会与罗马政府的关系也明显得到改善。尽管优西比乌与君士坦丁并非密友,但是优西比乌仍然对于君士坦丁及其背后的罗马帝国表现出来相当热情的态度。他,正如他所代表的众多帝国教会基督徒一样,认为现在因着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上帝的计划已经实现。基督徒不再需要选择服侍上帝之国或现世之国,因为现世之国已经成为上帝之国的代表与工具。效忠于罗马帝国就是在服侍上帝,或者说,上帝之国语现世之国犹如一体两面。这样的观点是基督教诞生后三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却又是在当时被广泛接受的。然而这种上帝之国完全与现世之国相融合的观点,在基督教史中却近乎是昙花一现。伴随着教会与帝国的高度结合,对这一理论的质疑也随之而起,并影响了漫长的中世纪。

参考书目

1.       胡斯托·L.冈萨雷斯 著  赵城艺译: 基督教史(上,下)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2 vols)  上海三联书店  2016年3月出版

2.       布鲁斯·雪莱 著  刘平译:基督教会史(第二版) Church History in Plain Langu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

3.       (古罗马)优西比乌 著 [美]梅尔英译注 / 何光沪 / 瞿旭彤 中译: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9年出版

4.       约翰·福克斯 / John Foxe 苏欲晓 / 梁鲁晋 译:殉道史Foxe’s Book of Martyrs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1出版

5.       毕尔麦尔 著 雷立柏译:古代教会史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3出版

6.       圣经和合本

201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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