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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 《教会历史》第13-19章

阅读报告:教会历史 冈萨雷斯著 第13-19 

 

第十三章 君士坦丁

 

上帝的永恒、神圣、深不可测的良善,并不允许我们在黑暗中徘徊,而是指给我们救恩之路……我在别人身上看到,也在自己身上看到。 ——君士坦丁

 

 

在米尔汉桥击败马克森狄之后,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一同下令,停止逼迫基督徒。尽管我们已提到他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我们要讨论他归信基督教的性质与诚意。但是,对于基督教的历史来说,至关重要的并不是君士坦丁的诚意,或是他如何理解基督教信仰,而是他的归信及其统治在他生前身后的影响。他对基督教的影响是深远的。不管怎样,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基督教为适应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而做出的一系列回应与调整。

 

君士坦丁再次证明,他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在战争和阴谋中夺取了其他三个皇帝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北部的大部分领地。作为罗马帝国无可争议的主人,他开始着手启动一个更大胆的计划:他将修建一座“新罗马”,一座坚不可摧、永垂青史的城市,他要将它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之城”。

 

君士坦丁很可能是在与李锡尼的战争中意识到拜占庭的战略价值。拜占庭位于欧洲的最边缘,几乎与小亚细亚接壤。因此,它可以成为罗马帝国的欧洲领土与亚洲领土之间的桥梁。此外,如果防御工事设置得当,拜占庭还可以控制博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而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所有船只从地中海通往黑海的必经之路。几十年前与波斯帝国签署的和平条约即将到期,君士坦丁觉得必须将自己的首都设在帝国东部边境附近。与此同时,莱茵河畔的日耳曼部落却始终是个威胁,因此,对于君士坦丁来说,将首都设在距帝国西部太远并不是明智之举。基于这些原因,拜占庭似乎成为新首都的理想地点。君士坦丁的选择是最明智的,因为他所建立的城市将在未来几百年中发挥战略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将做出这一决定的功劳归于自己,而是声称他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长久以来,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的性质始终是个有争议的主题。就在本章所讲述的事件过后不久,就有基督教作家―我们在下一章就会遇到一位―试图说明,君士坦丁的归信正是教会史与罗马帝国史所努力的目标。其他基督教作家则声称,君士坦丁只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他意识到将从“归信”中得到好处。君士坦丁的归信与其他基督徒的归信极为不同。当时,归信的人被要求进行长期的操练与学习,以确保他们能够理解与活出新的信仰,之后他们才能接受洗礼。当他们努力学习自己的信仰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的意义时,他们的主教就是导师与牧者。君士坦丁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即使在米尔汉桥战役之后,以及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接受过基督教的教师或主教的指导。君士坦丁保留了决定自己信仰实践的权利,甚至会干涉教会的生活,因为他自认为是“主教的主教”。即使在归信之后,他也经常参加基督徒绝不会参加的异教祭典,而主教也从未谴责过他。这不仅因为君士坦丁的权力与暴躁,也因为他并不是正式的基督徒,他还没有接受洗礼,尽管他的政策支持基督教,他一直承认基督的能力。实际上,他在临终之时才接受洗礼。实际上,君士坦丁可能真的相信基督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一能力的理解与基督教殉道士的完全相同。对于他来说,基督徒的上帝是一位能力非凡的神抵,只要他支持基督徒,他就会得到上帝的支持。因此,当君士坦丁颁布支持基督教的法律时,当他兴建教堂时,他希望得到的并不是基督徒的善意,而是他们的上帝的善意:正是这位上帝,赐给他在米尔汉桥和随后的多次胜利。从某种程度上讲,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理解很像李锡尼的理解,因为李锡尼惧怕其敌人拉伯兰旗的超自然威力。他们的不同只在于,君士坦丁试图通过支持基督徒的事业来获得这种能力。对君士坦丁信仰的这种诊释可以被他自己的言论所证实。他的话表明,他是个真诚的人,但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并不充分。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是异教。作为帝国的元首,君士坦丁拥有罗马教宗或大祭司的头衔,并履行与之相关的职责。在公元320年之前的铸币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神抵的名字、象征物以及基督这个名字的交织字母。公元324年,君士坦丁的一项法令规定,所有士兵必须在每周的第一天崇拜至高的上帝。这一天是基督徒聚会庆祝主复活的日子。可是,异教徒也在这一天崇拜“不可征服的太阳”,因此,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反对皇帝的法令。一年之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召开了一次主教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First Ecumenical Council of Nicea)。此次大公会议是由君士坦丁召集的,他再次命令罗马帝国的军营随时为远道而来的主教提供服务。君士坦丁无疑是教会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从他的时代直到20世纪初恰当地称为“君士坦丁时代”―但是,他并没有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君士坦丁本人还是一位异教祭司,这与他的皇帝身份很相称,他到临终之际才接受洗礼。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11)、君士坦提乌(Constantius)和君士坦斯 (Constance)都接受了洗礼,他们的一些法令必然支持基督教。基督教与异教在罗马帝国拥有相同的地位,都被国家所承认和支持。直到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 375 -383)统治末年―他邀请狄奥多西(Theodosius, 379-395)与他共治―他们才采取了令异教陷人不利境况的决定性措施。公元382年,格拉提安下令,政府不再给予异教及其司祭经济支持,胜利女神的祭坛也被搬出了元老院议事厅。公元391年,狄奥多西宣布异教献祭违法,异教神庙也随之或被关闭,或被改为公用二公元392年,所有异教崇拜都被禁止了,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异教”(paganism)一词也许最能说明当时的变化。古代宗教并没有名字,只有不同神抵的名字。在公元4世纪的这些事件之后,异教被赶到了罗马帝国最偏远的地区,我们已经讲过,一些基督徒用来轻蔑地称呼敌人的乡巴佬(paganus)一词,转变成是对那些信奉古代宗教、但现在是乡村宗教的异教徒的称呼。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最直接的结果是逼迫停止了。在此之前,甚至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基督徒也一直生活在逼迫的威胁之下,许多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殉道。在君士坦丁归信之后,逼迫的危险与殉道的盼望都没有了。君士坦丁之后统治罗马帝国的异教皇帝很少会大肆逼迫基督徒.而是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复兴异教。但是,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对教会生活的直接影响远非显而易见的停止逼迫。就这一点而言,皇帝的一系列法令赋予了教会及其领袖各样特权,而这些特权的影响在21世纪的一些地区仍然存在。其中一项特权是免除教会的财产税,以及使教会的财产遗赠合法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教会将逐渐拥有广阔的土地及其他财富。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徒的崇拜相对简单。最初,基督徒在私人家中聚会。后来,他们开始在公墓聚会,如罗马的地下墓穴。到了公元3世纪,基督徒有了专门用来崇拜的建筑,如我们在第十一章中讲过的杜拉一欧罗波斯教堂。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罗马帝国的礼仪开始影响基督徒的崇拜。用来向皇帝表示尊敬的焚香,开始在基督教会中出现。此前一直身着便装的司祭人员,开始穿着更为华丽的服饰―他们很快就被称为“司祭”(priests),这是在模仿他们的异教同行;与此同时,圣餐桌变成了“圣坛” (altar)―这并不符合此前《十二使徒遗训》中的教导。同样,通常在皇帝面前表示尊敬的许多肢体语言,现在也成为基督徒祟拜的一部分。在君士坦丁及其继任者的时代所兴建的教堂,与杜拉一欧罗波斯这样简朴的教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君士坦丁亲自下令,在君士坦丁堡修建圣伊琳娜教堂。他的母亲海伦娜在圣地修建了伯利恒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in Betlileheni ),在橄榄山也修建了一座教堂。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都修建了类似的教堂,这或者是出于皇帝的命令,或者只是效法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榜样。、有时,地方居民被命令为修建教堂捐赠物资并献上劳动。这项政策在君士坦丁的继任者统治时期还在施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希望凭借建造雄伟的教堂而留名青史。大多数基督徒对新秩序的回应是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否定。教会的领袖大多认为,新环境既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因此,正如大多数基督徒始终在做的那样,他们在肯定效忠皇帝的同时也坚持认为他们最终效忠于上帝。这就是教会里一些伟大教父的态度―用词不当,因为其中还有“教母”。巨大的危险与机遇井存,因此,这些领袖肩负着一项艰巨使命。也许,他们的所有决定与态度并不都正确;但即使这样,这仍然是一个伟人辈出的时代,他们塑造了未来几百年的教会以及教会的神学。

 

第十四章 官方神学: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

 

向西望去,向东望去,环顾整个世界,甚至是仰望天空,我总能在各处看到,蒙上帝祝福的君士坦丁带领着同样蒙上帝祝福的罗马帝国。—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

 

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很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识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从上面引用的话中看出,他是对君士坦丁及其成就最为狂热的崇拜者之一。因此,他有时被描述成没有骨气的人,倾倒于君士坦丁的权力光辉之下。但是,如果我们思考优西比乌的职业生涯,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优西比乌大约生于公元260年。他最可能生于巴勒斯坦,并在这里度过早年的大量时光。他以“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这个称谓闻名于世,因为他是凯撒利亚的主教,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里,尽管我们难以断定他是否生于凯撒利亚。我们对他的父母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就无法确定他是成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还是在他年轻时归信了基督教。不管怎样,深刻影响优西比乌的是凯撒利亚的潘菲鲁斯(Pamphilus)。潘菲鲁斯生于贝里图斯(Berytiis)―今天黎巴嫩的贝鲁特,他在亚历山大受教于一位著名的基督教教师比埃里乌(Pierius),而比埃里乌正在亚历山大继续着奥利金的工作:在贝里图斯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之后,潘菲鲁斯可能是应贝里图斯主教的邀请来到了凯撒利亚。凯撒利亚的教会拥有奥利金的图书馆,潘菲鲁斯在图书馆的管理与扩充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在这项工作中,他得到了另一些基督徒的帮助,他们被他的求知欲与敬虔的信仰所感动。年轻的优西比乌就是其中之一,他被贝里图斯的这位学者深深吸引。为了表示对潘菲鲁斯的感激,他自称为“潘菲鲁斯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Pamphilus)或者优西比乌?潘菲列(Eusebius Pamphili)―潘菲鲁斯之子或童仆。潘菲鲁斯、优西比乌和其他一些基督徒共事了多年,他们可能生活在一起,钱财共用。学生最终胜过了老师,优西比乌开始四处走访,寻找关于基督教起源的文献。在共事的这段时间里,潘菲鲁斯和优西比乌完成了几部著作,但其中的大部分著作现已遗失。公元303年6 月,凯撒利亚发生了逼迫,多年以来,凯撒利亚第一次有基督徒殉道。从此以后,逼迫的风暴愈演愈烈。公元305年,基督教的死敌马克西米努?达伊亚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两年之后,潘菲鲁斯被捕。但是,当时的逼迫风暴已有所缓解,这位伟大的基督教学者在被监禁了两年多之后才被处死。在被监禁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潘菲鲁斯和优西比乌合作完成了一部五卷本的《为奥利金辩》 ( Defense of Origen),优西比乌在自己的老师殉道之后又增补了第六卷。不管怎样,优西比乌在逼迫期间并没有受到逼迫,尽管他的老师与许多同工都为主殉道。在如此邪恶的年代,优西比乌还在撰写将成为他最重要著作的《教会史》(Church History)。他后来修订了《教会史》,此书对于后世的教会历史学家来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他的《教会史》,就没有我们现在正在讲述的许多历史。优西比乌收集、整理和出版了几乎所有我们现在已知的早期教会史的人物与事件。如果没有他,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早期历史将会减少一半。

 

公元311年,情况最终发生了改变。先是加勒里乌颁布了宽容基督徒的法令,后是君士坦丁击败马克森狄,与李锡尼在米兰会晤,共同结束了对基督徒的逼迫。在优西比乌及其幸存的同工看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直接干预,就像是《出埃及记》中的那些事件。从此以后,优西比乌开始将君士坦丁与李锡尼视为实现上帝计划的工具。其他许多基督徒可能也是这样认为,只不过他们的观点并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君士坦丁最终与李锡尼爆发战争之后,优西比乌相信,李锡尼疯了,他开始逼迫基督徒。只有君士坦丁才是上帝所拣选的工具。在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皇帝的几年之前,优西比乌已被选为凯撒利亚的主教。这一职务责任重大,因为逼迫驱散了他所牧养的基督徒,他现在必须重新召聚与组织他们。此外,凯撒利亚的主教不仅管辖凯撒利亚的教会,还管辖巴勒斯坦的其他教会。现在,身为牧师与管理者的优西比乌很少有时间去从事写作与学术了。

 

优西比鸟担任凯撒利亚的主教多年,直到新的风暴再次打破教会的平静。这次不是政府的逼迫,而是一场威胁到教会合一的激烈的神学争论:关于耶稣神性的阿里乌之争。我们只需说,优西比乌在这场神学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无可指摘。但这绝不是因为他是伪君子或机会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没有完全理解争论的实质。在他看来,教会的和平与合一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虽然他最初倾向于阿里乌主义,但在尼西亚大公会议时他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随即在此次大公会议结束时又再次动摇。他是著名的主教和学者,因此,许多人去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混乱立场―许多智力天赋不及他的人可能更是如此―并没有帮助阿里乌之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优西比乌在几年前就见过君士坦丁,当时,这位未来的皇帝与戴克里先的朝臣正一同访问巴勒斯坦。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优西比乌看到君士坦丁正努力寻求教会的合一与福社。在其他很多时候,他与君士坦丁也有过会面与通信。当君士坦丁和他的朝臣为庆祝新建的圣墓大教堂 (Church of the Holy Sepuchre)的献堂而来到耶路撒冷时,优西比乌对这位皇帝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次庆典是庆祝君士坦丁统治十三周年的一部分。当时,阿里乌之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茶,为这次隆重的献堂庆典而欢聚一堂的主教们―先在提尔,后在耶路撒冷―十一分关注这场神学争辩,君士坦丁也不例外。作为该地区主要城市的主教,优西比乌在庆典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做了一场颂赞君士坦丁的演讲。这篇讲稿被保存下来,它成为许多人指责优西比乌纯粹馅媚的理由之一。但是,按照当时在这种场合的惯例来看,优西比乌颂赞君士坦丁的演讲还是相当适度的。但不管怎样,优西比乌既不是君士坦丁的密友,也不是君士坦丁的馅媚者。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凯撒利亚及其附近地区,忙于教会事务,而君士坦丁则生活在君士坦丁堡或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他们的接触都是短暂的,时断时续。优西比乌的许多同工都很钦佩他,因此君士坦丁也争取获得他的支持。优西比乌相信,在此前多年的巨大试炼之后,君士坦丁已被上帝兴起,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君士坦丁。此外,当君上坦丁于公元337年去世之后,优西比乌才将最高的赞词献给这位为教会带来和平的统治者。因此,他并不是阿诀奉承的人,而是不加批判的感恩之人。即使在这一方面,他也比一些同时代人更有分寸,因为当时的编年史家告诉我们,有些基督徒竟然向君士坦丁的雕像献祭。优西比乌的感激远远超过了可见的赞美之词。他对发生在君士坦丁身上的事情的理解影响到他的全部工作,尤其是他对之前的教会史的理解。他最终定稿的《教会史》并不只是试图重述之前教会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他的《教会史》实际上是一篇护教文,试图证明基督教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尤其是在罗马帝国这一背景中来看。类似的观念此前就已经出现,公元2世纪的一些基督教作家宣称,所有真理都源自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肉身的逻各斯。一些基督教作家如查士丁和亚历山大的克莱门认为,哲学和希伯来圣经都被作为福音的预备而赐下。此外,当时还流行这样一种观念:罗马帝国及其为地中海盆地带来的相对和平是上帝所命定的促进基督教信仰传播的一种手段。还有一些基督教作家―如爱任纽―认为,从亚当和夏娃开始的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上帝不断操练人类与上帝融合的漫长过程。优西比乌当时所做的,只是集合了这些不同的思想,证明它们在教会史与罗马帝国史的可证事实中发挥着作用。这样的历史并不只是如古文物研究者般地收集材料,而是进一步证明基督教的真理:基督教是人类历史的顶峰。

 

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是证明上述命题的关键。优西比乌认为,逼迫的主要原因是罗马当局并没有看到基督教在罗马最优秀传统上锦上添花。同信仰与哲学一样,信仰与罗马帝国其实并不矛盾。相反,基督教信仰是哲学和罗马帝国的顶峰。因此,优西比乌对历史的理解是:君士坦I 的宗教政策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们对基督教有利,而是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新局势是鲜活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它证明了人类全部历史所指向的福音真理。这种神学观令优西比乌很难对他那个时代的事件采取一种批判性的立场。他似乎意识到君士坦丁的一些缺点,但是,优西比乌对这样的缺点保持了沉默,他显然不想削弱自己的论点。这一切的重要性并不只是在于,优西比乌是对君士坦丁保持沉默,还是对他品头论足。更重要的是,优西比乌的工作还告诉我们,新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塑造着基督教神学,甚至到了让基督教神学丢弃一些传统主题的程度。

 

有三个例子足以说明,基督教神学在如何调整和适应新的环境。首先可以明确肯定的是,在新约时代与早期教会中,福音首先是穷人的福音,富人很难听到与接受福音。实际上富人怎样才能得救,正是早期基督徒所关注的神学问题之一。但是现在,从君士坦丁开始,财富与荣华被视为上帝恩惠的标志。下一章就会表明,修道主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抗议―抗议这种认为基督徒生活要迁就环境的观念。但是,优西比乌―和他可能代言的成千上万基督徒―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当受逼迫的教会成为掌权者的教会时正在发生的巨变,以及潜藏在这一巨变中的危险。同样,优西比乌还以极大的喜乐与自豪描述了当时正在修建的华丽教堂。但是,这些华丽的教堂和为与之相配而发展起来的崇拜礼仪,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类似于罗马帝国贵族的神职人员贵族,同帝国的达官显贵一样,他们经常远离普通百姓。教会在自己的崇拜礼仪与社会结构中都模仿了帝国的习俗。

最后,优西比乌所提出的历史计划令他抛弃了―至少在重要性上贬低了―早期基督徒所宣讲的一个基本主题:对上帝绝对掌权之国的盼望。尽管优西比乌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达,但阅读他的著作会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现在,因着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上帝的计划已经实现。基督徒不再需要选择服侍上帝之国或现世之国,因为现世之国已经成为上帝之国的代表与工具。在现世的政治制度之外,基督徒的所有盼望只是进人天国。基督徒的盼望被降低到来世或遥远的未来,似乎与今生没有多大关系。信仰往往成为一种进人天国的方法,而不是在今生与来世的生活中服侍上帝。基督徒放弃了之前的观念:新时代已经在基督的复活中来临,基督徒通过洗礼与圣餐参与其中。现在,基督徒的盼望被局限在个人对来世生活的盼望。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优西比乌与其他许多有着类似神学倾向的基督徒的工作,出现了一种抛弃或在重要性上贬低早期教会盼望―即主会驾云再来,建立和平与公义的国度―的倾向。后来,只要“君士坦丁时代”还在继续,大多数重燃末世盼望的基督徒个人与基督徒运动都会被贴上异端与颠覆分子的标签,并受到这样的谴责。只是随着“君士坦丁时代”的结束,尤其是在20和21世纪,末世论才再次成为基督教神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虽然优西比乌的生活说明了正在发生的变化,但这并不是说,只有他一人应对这些变化负责。相反,那段时期的整个历史似乎表明,虽然优西比乌比大多数基督徒更善于表达,但他只是表达了许多基督徒所共有的情感,对于他们来说,君士坦丁的出现和他所带来的和平,是基督教对仇敌的最终胜利。这些基督徒并不能用优西比乌那样的博学与文采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一步一步地塑造了未来的教会。优西比乌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官方神学”的缔造者,而是成千上万基督徒―他们同优西比乌一样,对上帝最终将教会从逼迫中拯救出来的怜悯存有敬畏―的代言人。然而,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以同样的热情看待新环境,随后的几章将对这点予以充分的证明。

 

第十五章 修士的回应:修道主义

 

离开修道之所或去找他人陪伴的修士,失去了他们的宁静犹如离开水的鱼儿,失去了它的生命。—安东尼

 

教会在君士坦丁带来的和平之后有了新地位,但是,并不是所有基督徒对此都同样认可。一些基督徒相信,最近发生的事实现了上帝的计划,如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另一些基督徒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认为基督徒的生活标准降低了,并因此而感到悲伤。耶稣曾说的那扇窄门已经变宽,无数人从中匆匆而过―许多人似乎只是为了追求特权与地位,并不注重探究基督徒的洗礼和背负十字架生活的深刻含义。主教为了声名显赫的教职而相互竞争。富人和掌权者似乎主导了教会的生活。稗子迅速生长,威胁到麦子的生存。大约三百年来,教会始终生存在持续逼迫的威胁之下。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他们某一天可能会被带到罗马帝国的官员面前,在殉道与叛教之间做出可怕的选择。在公元2世纪与3世纪这两个漫长世纪的平静日子里,有些基督徒忘记了这些;当逼迫真的来临时,他们表现得过于软弱,难以经受住试炼。这反而令其他基督徒相信,安全与安逸的生活是坚守信仰的最大敌人,在相对和平的年代这些敌人其实更加强大。现在,当教会的安全似乎有了保障时,许多基督徒相信,这种保障正是撒但的网罗。如何在这种环境中做真基督徒?当教会与世俗的权力联合在一起时,当奢侈和炫耀占据基督教的圣坛时,当整个社会决心将那条狭窄的小路变为宽阔的大道时,基督徒将如何抵御时代的巨大诱惑?当教会的众多领袖住在奢华的家中时,当殉道这一最后的见证不再可能时,基督徒将如何为那位无处枕头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作出见证?基督徒将如何战胜以世俗的新荣耀不断诱惑他们的撒但?许多基督徒在修道生活中找到了答案:逃离人群社会,撇弃一切,战胜屈服于诱惑的肉体及其情欲。因此,正当成千上万要求洗礼的人涌人大城市的教会时,成千上万基督徒真的离开了城市,在独处中寻求上帝的祝福。

 

早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前,始终有基督徒出于各种原因而相信他们得到了呼召,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虽然教会已经否定了诺斯替主义,但它的影响仍然存在,这体现在当时广泛流行的一个观念中:肉体与精神生活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为了过完全的精神生活,必须克制与苦待肉体。因此,修道主义在教会内外都有其根源。从教会内部来看,修道主义从保罗的话中获得了灵感,他说过,选择独身的基督徒可以更自由地服侍主。对主再来的盼望,往往增强了守独身的动力。古代的一些哲学学派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或坟墓,只要灵魂未能战胜肉体的束缚,灵魂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当时广为流传的斯多葛派的教导是,情感是真智慧的大敌,智者致力于完善他们的灵魂,克制他们的情感。有种观念认为,肉体―尤其是性行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邪恶的,与追求圣洁的人不相称。帕弗努提乌主教以在逼迫中的坚定信仰与独身生活而广受敬重。因此,早期基督教修道主义的思想不仅源于圣经,也有同基督教极其对立的其他来源。尽管早期的修士遍布于罗马帝国各地,但是,沙漠―尤其是埃及的沙漠―为修道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修士(monk)一词源于希腊词monachos,意为独居者(solitary)。早期修士的动力之一是寻找幽静独居的地方。喧嚣的社会被视为一种诱惑,会搅扰修道的目标。“隐居者”(anchorite)一词的原意是“离群索居者”(withdrawn),甚至是“逃亡者”(fugitive),但它很快就开始用于指称隐居的修士。修道主义并不是一个人的发明,而是一大批人的离去,好像是一场传染病,突然传染了成千上万人。当君士坦丁掌权时,修士的生活越来越受欢迎。一些到过沙漠的旅行者声称,在沙漠中居住的修士比一些城市中的居民还多―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另有人宣称,埃及的一个地区就有两万女基督徒和一万男基督徒过着修道生活‘。此外,还有人声称,在今天位于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的贫清地区,也生活着同样数量的修士,他们在这里松软的岩石中开凿洞穴。不论这些数字有多么夸张,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数量众多的人为寻求修士的隐居生活而逃离了社会。沙漠修道主义的精神与建制教会格格不人,因为教会的主教生活在大城市,享有权力与威望。许多修士认为,降临在他们身上最糟糕的命运是被按立为司祭或主教―正是在这时,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所带来的变化,基督教的执事开始被称为“司祭”。尽管有些修士接受了圣职,但这几乎总是违背他们的意愿,或者只是为了回应某位著名的圣洁主教―如阿塔那修―的不断恳求。这也意味着,许多修士多年没有领过圣餐,而圣餐最初就是基督教崇拜的中心。退隐到沙漠的基督徒越来越多,其中大多数希望受教于经验丰富的教师,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修道生活。安东尼经常被迫逃离寻求他帮助与指导的修士。集体修道生活逐渐取代了隐居修道生活。集体修道的基督徒仍自称为“修士”―独居者,但是,他们的意思并不是完全离群独居,而是生活在远离俗世的隐居处。这种修道主义被称为“修院式修道主义”( coenoblism),得名于意为“集体生活”的两个希腊词。尽管修道主义并不只是起源于埃及,但这场运动于公元4世纪在埃及获得了最大的发展动力。各地敬虔的基督徒来到埃及,有的就留在这里,有的带着在沙漠中学到的修道主义思想与实践回到祖国。朝圣者从叙利亚、小亚细亚、意大利甚至美索不达米亚,来到尼罗河的这片土地,他们在回国途中传播了保罗、安东尼、帕科米乌以及其他无数修士的传奇故事。在整个罗马帝国东部,哪里有适合的地方,修士就在那里安家。一些修士通过卖弄的行为夸大了修道生活,如生活在一个荒废神庙的柱廊顶上。但是,另一些修士则为教会带来了一种自律感与绝对委身的精神,这在君士坦丁之后看似安逸的时代是十分必要的。

 

第十六章 分裂者的回应: 多纳徒主义

 

多纳徒派与我们争辩的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基督的身体―教会?我们是在自己的话中,还是在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中寻找答案?—-希波的奥古斯丁

 

修士通过退隐到沙漠来表达他们对新秩序的不满,但是,另一些基督徒宣称教会已经普遍受到腐蚀,他们才代表真正的教会。在持有类似观点的分裂派中,多纳徒派(Donatists)是数量最多的。多纳徒主义争辩是教会因背教者与如何重新接纳他们而产生分裂的又一个例子。在每一次猛烈的逼迫之后,教会不得不应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曾放弃了信仰、但现在又希望重新进入基督徒团契的信徒。虽然在东方教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与分裂,但是,这样的分裂在强调教规与秩序的说拉丁语的西方教会更为普遍,更为持久。公元3世纪,背教者的问题就已经在罗马导致了诺瓦替安派分裂;在北非,迎太基的主教西普里安必须捍卫自己的主教权威,对抗那些认为应当由认信者来决定如何重新接纳背教的基督徒。现在,到了公元4世纪,关于如何重新接纳背教者的争辩在北非尤其成为一个致命的问题。一直以来,北非的逼迫都非常猛烈,这里的许多基督徒都曾经屈服。同其他地区逼迫中的情形一样,北非基督徒的屈服程度也不同。为了避免再次受到逼迫,一些主教向帝国官员交出了异端书籍,并让官员们相信,这些书籍就是基督教的圣经。有些主教真的交出了圣经,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伤亡,这是他们身为牧者的责任。许多基督徒―既有神职人员,也有平信徒―屈服于皇帝的巨大压力,曾崇拜异教神抵。的确,崇拜异教神袱的基督徒非常多,一些编年史家记载,异教神庙有时容纳不下前来崇拜的基督徒。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基督徒坚守信仰,结果遭受了监禁、酷刑,甚至是殉道。同以前一样,那些在监禁和酷刑中幸存下来的基督徒被称为“认信者”,他们因坚定的信仰而备受尊重。在西普里安时代,一些认信者过于简单地重新接纳了背教者,并没有征求教会当局的意见。现在,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许多认信者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他们坚持采取比教会更加严厉的措施。这些有着更加严格要求的认信者声称,背教者不仅是指那些真正崇拜了异教神抵的基督徒,还包括那些向当局交出圣经的基督徒。这些认信者认为,如果说改动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大罪,那么将圣经交出来毁掉岂不是更大的罪吗?因此,一些主教和其他领袖被赋予一个可憎的称谓:背教者或以经换命者(traditores),用于称呼那些交出圣经或背教的基督徒,而这种称谓通常是用来称呼犹大。早在君士坦丁之前,基督教就已经在努米底亚和罗马地方总督辖区内非洲的底层人中赢得了大量信徒,也在毛里塔尼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些归信者的新信仰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即使是罗马帝国也难以征服。与此同时,数量相对较少的罗马化迪太基人也信奉了基督教。这将社会上其他一些紧张关系带进了教会。但是,当时归信基督教的人―尤其178 是上层人―必须断绝他们的许多社会关系,因此,教会内的紧张关系并不如以前那么严重。这种情况因君士坦丁的出现和教会获得了安宁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现在,人们既可以是好的基督徒,也可以是好的罗马公民。在君士坦丁的带领之下,罗马化阶层中的人涌进了教会。之前归信基督教的罗马化人将这种变化视为一种进步,因为其他重要人物现在证实了他们以前的决定。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基督徒倾向于将新进展视为教会的腐败。他们一直憎恨的罗马帝国的一些东西,现在成为了教会的一部分。很快,有权势者―掌控政治与经济的人―就掌控了教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基督徒似乎必须抵制教会的腐败,提醒最近归信基督教的有权势者,当他们还在崇拜异教神抵时,那些所谓的“无知的”努米底亚人、毛里塔尼亚人和其他一些人就已经认识了真理。

 

总而言之,多纳徒主义―尤其是其中激进的圣墓派―是对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所带来的新形势的一种回应。一些基督徒张开双臂欢迎新秩序,另一些退隐到沙漠,而多纳徒派则脱离了现已成为罗马帝国盟友的教会。即使这样,他们所提出的关于教会的本质与圣礼的有效性这些重要的神学问题,还是迫使其他基督徒―如著名的圣徒奥古斯丁―必须予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回应多纳徒派,奥古斯丁和其他神学家才提出了他们的教会论、他们对圣礼有效性的看法以及正义战争论。因此,就如经常所发生的那样,最后被教会作为异端与分裂者而被抛弃的基督徒,也影响到为了驳斥他们而发展起来的神学。

 

第十七章   阿里乌之争与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

 

(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出于父的实质,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 ——–《尼西亚信经》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不断卷人各种神学争论。在保罗时代,极为迫切的问题是犹太基督徒与外邦归信者之间的关系。后来,围绕着诺斯替派的思辨,爆发了至关重要的争论。公元3世纪,当西普里安担任迎太基的主教时,争论的焦点是重新接纳背教者的问题。所有这些争论都非常重要,通常也非常激烈。但是,在最初几百年,赢得争论的唯一方法是填密的论证和圣洁的生活。世俗的政府很少关注教会内的神学争论,因此,争论中的各方通常不会落人这样的试探:为了缩短争论进程或赢回在神学争论中输掉的某个论点而求助于世俗的政府。

 

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教会可以借助国家来解决某个神学问题。罗马帝国在教会的合一中有着既得利益,君士坦丁希望,教会的合一可以成为“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因此,国家很快就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力强迫基督徒在神学问题上达成一致。许多不同观点就这样被压制了,这可能真的会威胁到基督教的这可能真的会威胁到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如果没有皇帝的干涉,问题可能要通过漫长的争论才得以解决,争论中的各方最终会达成一致,就像过去那样。但是,统治者们并不希望看到教会中这些漫长、悬而未决的争论,因此,他们凭借皇帝的权威来判定谁是谁非。结果,争论中的许多基督徒并不是努力说服他们的对手或其他基督徒,而是试图说服皇帝。最终,政治阴谋变得比神学争论更重要。这一过程可能早在阿里乌之争中就已经开始,最初,这场争论只是一位主教与一位牧师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后来却发展到君士坦丁必须出面干涉,争论双方最终都试图通过政治阴谋消灭他们的对手,乍一看,这并不是一段极有教益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这段历史,令人惊讶的并不是神学争论卷人了政治阴谋,而是教会在这种非常不利的环境中,还可以找到力量与智慧,去驳斥那些威胁到基督教核心教义的观点。

 

在君士坦丁之前很久的神学发展中,我们就可以找到阿里乌之争的根源。由于查士丁、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奥利金和其他神学家的工作,基督徒开始思考上帝的本质,实际上,他们的思考方法是阿里乌之争的直接原因。当第一代基督徒开始在罗马帝国各地宣讲他们的信仰时,他们被视为无知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并没有有形的神抵。作为回应,一些有学识的基督徒求助于古代极具智慧之人的权威―古代哲学家的权威。最优秀的异教哲学家曾经教导,在整个宇宙之上,有一位至高之神,还有异教哲学家甚至宣称,异教神抵是人类的创造。在求助于这些备受尊敬的哲学家的权威时,基督徒认为,他们相信异教哲学家所谓的至高之神,就是他们所说的上帝。这种论点极具说服力,它无疑有助于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可是,这也是个危险的论点。渴望证明基督教信仰与古代哲学一致的基督徒可能会认为,众先知和其他圣经作者表述上帝的方法并不是最好的方法,柏拉图、普罗提诺(Plotinus)和其他哲学家的方法才是最好的。这些哲学家想出永恒、不动情、不变的至善这些观念,许多基督徒认为,这就是圣经中的上帝。为了将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与古代哲学家那位不动情、不变的至高之神相联系,基督徒找到了两种方法:寓意解经法和逻各斯的教义。寓意解经法应用起来非常简单。只要经文与上帝“不符”,即不符合哲学家的至高之神所拥有的至善,这些经文就不能按照字义加以解释。例如,如果圣经记载上帝在园中行走,或上帝说话,我们不要忘记,一位不变的存有不会真的行走或说话。这在理性上满足了许多人。但是,这在情感上却不尽人意,因为教会生活是以这样的信仰为基础:人类可能与一位有位格的上帝(personal God)直接建立联系。但是,哲学家的至高之神却没有位格。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哲学中至高之神的观念与圣经中上帝的矛盾。这就是查士丁、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奥利金和其他神学家所提出的逻各斯教义。这种观点认为,虽然至高之神“圣父”是永恒的、无情的,但还存在一个逻各斯、道或上帝的理性,它是有位格的,可以与世界和人类直接建立联系。因此,查士丁认为,当圣经说上帝向摩西说话时,它的意思是,上帝的逻各斯在向摩西说话。由于奥利金及其学生的影响,这些观点在东方教会―也就是在说希腊语、而不是在说拉丁语的教会中广为流传。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在永恒不变的上帝与短暂易变的世界之间,有上帝的道或逻各斯。阿里乌之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的。生死效关的问题主要是逻各斯、上帝的道是否与上帝永恒共存。最终成为阿里乌派哉言的“有一段时间还没有他(圣子)”(there was when He was not),恰当地指出了阿里乌之争的焦点。阿里乌的意思是,在其他一切受造物被创造出来之前,上帝就已经创造了上帝的道。亚历山大相信,上帝的道就是上帝,因此不是被造的,而是与圣父永恒共存的。换句话说,如果要在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画一条线,阿里乌会将上帝的道画入受造物,而亚历山大所画的线会将所有受造物与上帝和上帝的永恒之道分开。除了圣经中有利的经文证据之外,阿里乌和亚历山大似乎都有令白己对手的观点站不住脚的逻辑论证。阿里乌一方认为,亚历山大的观点否定了基督教的一神信仰―因为按照亚历山大这位主教的教导,有两位具有神性的存有,因此就有两位神。亚历山大反驳称,阿里乌的观点否定了上帝之道的神性,因此也否定了耶稣的神性。教会从一开始就崇拜耶稣基督,现在,阿里乌的观点迫使教会要么停止崇拜耶稣,要么宣布自己正在崇拜受造物。亚历山大认为,这两种选择都是难以接受的,阿里乌实际上是错误的。虽然这些是在阿里乌之争过程中所呈现的问题.但问题的实质很可能是基督如何施行拯救。对于亚历山大,特别是后来为他的观点辩护的神学家―尤其是阿塔那修―而言,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因为上帝已经在基督里进人了人类的历史,为我们打开了重回上帝那里的道路。阿里乌和他的追随者显然认为,这样的观点威胁到基督作为救赎主的角色,因为通过白己对上帝的顺服,耶稣已经打开了救赎之路,如果耶稣是上帝,不是受造物,他的顺服就没有任何意义。冲突终于公开爆发了,因为亚历山大声称,谴责阿里乌的教义,革除他在亚历山大的所有教职,是他作为主教的权力与职责。

 

刚刚击败李锡尼的君士坦丁决定介人时的事态。他的第一个措施是,派他的教会事务顾问科尔多瓦的主教霍修斯去说服争辩的双方和解。霍修斯的反馈是,单凭友善的劝解并不足以解决争执,于是君士坦丁决定采取他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的举措:他将召开一次罗马帝国各地的主教都参加的大会或主教会议。除了解决为了制定通行的政策而必须解决的问题之外,此次大会将在距君士坦丁堡很近的城市尼西亚 (Nicea)召开―还将解决爆发在亚历山大的这场神学争论。公元325年,主教们聚集在尼西亚,召开了后世所称的第一次普世大公会议。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主教的确切人数不详。不过,出席的主教大约有三百位,主要来自说希腊语的东方,还有一些来自西方。为了从出席会议的主教的角度来理解此次大公会议,我们一定要记得,其中一些主教最近刚刚遭受过监禁、逼迫或流放,一些主教的身上还留有忠于信仰的标记。现在,在经历了这些试探数年之后,正是这些主教受到了邀请,出席在尼西亚召开的大公会议,而且,是由皇帝支付他们参加会议的费用。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许多主教因着传闻或借助信件往来而彼此了解。但是现在,他们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第一次共同亲眼目睹了教会普世性的切实证据。

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领导着一小群坚定的阿里乌派(这位主教在早期阿里乌之争中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请不要将这位优西比乌与亦出席此次会议的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混淆)。阿里乌并不是主教,因此,他没有资格出席此次大公会议,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成为了阿里乌及其观点的代言人。这一小群阿里乌派相信,阿里乌的教义完全正确,他们只需通过逻辑论证即可清楚地阐明他的教义,认为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将会支持阿里乌,并因亚历山大谴责过阿里乌的教义而谴责亚历山大。另一小群完全反对阿里乌派的主教认为,阿里乌主义威胁到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因此,必须无条件地谴责阿里乌主义。不出所料,这群主教的领袖正是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在他的追随者中,有一个年轻人,他当时还只是一位执事,尚不能出席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但是,他最终得以闻名于世,因为他是尼西亚正统信仰的捍卫者:他就是亚历山大的阿塔那修。大多数来自说拉丁语的西方教会的主教对阿里乌之争并不是那么关注,在他们看来,阿里乌之争只不过是奥利金的东方追随者之间的一场争论。对于他们来说,正像德尔图良在很久以前所说的,只要宣信上帝有 “三个位格和一个本质”就已经足够了。

另一小群主教可能只有三到四位持有的观点接近于圣父受难论,即圣父和圣子是同一位,因此,圣父也在十字架上受难。这些主教赞同阿里乌主义是错误的,但是,随着教会开始阐释三位一体教义的意义,他们自己的教义也在争论的过程中被否定了。实际上,出席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绝大多数主教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派。当逼迫终于结束,教会必须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时,他们对爆发了威胁到教会合一的争论而深感悲伤。从召开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那一刻起,这些主教似乎就希望能够达成一种令会议可以继续讨论其他问题的妥协。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这位因渊博的学识而赢得其他主教同工极大尊敬的历史学家―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根据出席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主教的记录,令事态发生改变的是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对他教义的阐述―也是对阿里乌教义的阐述。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可能始终相信,只要清楚地阐明了他的教义,他就能说服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所有主教:.但是,当主教们听到他的解释时,他们的反应与他所期待的正好相反:,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断言,无论有多么崇高,上帝的道或圣子都只是一个受造物。他的断言激起了许多主教的愤怒:“你说谎!亵渎上帝!异端!”主教们的愤怒咆哮令优西比乌沉默了,我们得知,主教们夺过了他手中的讲稿,将其撕成碎片,践踏在脚下。此时,绝大多数主教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之前还希望通过谈判与妥协去解决那些危如累卵的问题,而不谴责任何教义。他们现在认为,必须尽可能以最清楚的方式否定阿里乌主义。起初,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试图通过圣经中的经文驳斥阿里乌主义。但很快就显而易见,如果只通过经文,此次大公会议难以确凿无误地否定阿里乌主义。此时会议决定制定一份表达教会信仰、明确否定阿里乌主义的信经。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制定这份信经的经过。最终,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通过了一份以凯撒利亚信经为基础的信经,但是,这份信经添加了大量清楚否定阿里乌主义的内容:

 

我们信独一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出于父的实质,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同质,hornoousios),天地万物都是藉着他造的;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取得肉身而为人,受难,第三天再次复活,升天,将会来审判活人和死人。我们信圣灵。但是,凡曾说有一段时间还没有他(圣子),在被上帝所生之前他尚未存在,或说他出于无有,或说上帝的儿子所具有的是与上帝不同的实质(hypostasis)或本质(ousia),或是被造的,或是会改变或变化的,这些人都为大公教会所诅咒。

 

后来,教会对这份信经做出了许多补充,并删除了最后一段诅咒文,这份信经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尼西亚信经》的底本,而《尼西亚信经》是最被普遍接受的基督教信经。首先,这可以在一些肯定的陈述中看出,如“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这也是《尼西亚信经》宣布圣子“受生,而非被造”的原因。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尼西亚信经》开篇就宣告,圣父是“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因此,在宣布圣子是“受生,而非被造”的同时,圣子已经被排除在圣父所创造的“有形无形的万物”之外。出席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主教们希望,他们通过的《尼西亚信经》―以及附在后面的措辞清晰的诅咒文―会结束阿里乌之争,他们逐一在《尼西亚信经》上签名。只有少数主教拒绝在信经上签名,其中就包括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最终,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宣布他们是异端,革除了他们的教籍。此外,君士坦丁对这些主教又做出了自己的判罚:他将被革职的主教逐出了他们的城市。也许,他只想避免再次爆发骚乱。但是,对教会神职人员所做的这一世俗判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开创了世俗权力代表所谓的正统教义干涉教会事务的先例。

 

第十八章 异教徒的回应:背教者朱利安

 

这位非常仁慈的王子(君士坦提乌)就是这样收拾我们的,尽管我们还是至亲。根本不通过审判,他就杀害了我们共同的六个堂兄弟、我的父亲他的叔叔、我父亲一脉的另一个叔叔和我的哥哥。——-背教者朱利安

 

因为许多原因,朱利安并不喜欢君士坦提乌和他所宣信的基督教。当君士坦丁去世时,这位已故皇帝的大多数至亲惨遭屠杀。幸免于难的只有继承皇位的三兄弟和他们的堂兄弟朱利安与加鲁斯(Gallus)朱利安同父异母的哥哥。我们并不完全清楚犯下这些罪行的背景,因此,单单怪罪君士坦提乌可能并不公平。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君士坦丁去世之后,出现了关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后来,军队杀害了君士坦丁的大多数亲戚这并不是为了建立另一个王朝,而是为了确保君士坦丁活下来的三个儿子可以毫无争议地继承皇位。在君士坦丁的这三个儿子中,只有君士坦提乌当时在发生屠杀的君士坦丁堡,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是他下令屠杀了自己的亲戚,至少是宽恕了这些罪行。不管真相如何,朱利安都相信,他的堂兄是有罪的。朱利安的父亲是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兄弟,因此,朱利安是三位新皇帝的嫡堂兄弟。在朱利安的庞大家族中,只有他和同父异母的哥哥加鲁斯活了下来。君士坦提乌将朱利安封为凯撒,任命他统治高卢。没有人会想到,每日与书籍和哲学家为伴的朱利安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不管怎样,君士坦提乌几乎没有给他一点帮助。但是,朱利安令他的同代人大吃一惊。他在高卢的统治成为了典范。当他有机会率军与野蛮人争战时,他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并在军队中赢得了极大的爱戴。君士坦提乌并不甘愿看到这一切,因为他担心,朱利安会谋求他的皇位。这两个堂兄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当正准备与波斯开战的君士坦提乌将高卢的驻军调到罗马帝国的东部时,高卢的军队叛变了,他们宣布朱利安才是“奥古斯都”―至高无上的皇帝。君士坦提乌一旦消除了波斯人的威胁,便立即发兵,镇压朱利安及其叛军。当战争似乎不可避免、双方随时准备战斗时,君士坦提乌去世了。朱利安轻而易举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一年是公元361年。朱利安登基后的第一个行动处死了他最痛恨的几个敌人。此外,朱利安还是一位能干的统治者,他成功地将广阔而混乱的领地带上了正轨。然而,最能令后人铭记他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的宗教政策,这为他赢得了传世的称谓“背教者”。

 

朱利安想要复兴异教失去的荣耀,希望阻止基督教的发展,自从君士坦丁时代以来,异教大大失去了其古代的光芒。君士坦丁并没有逼迫异教徒,也没有试图强迫他们归信基督教。但是,为了获得用来装饰新首都的艺术品,他将古老的异教神庙洗劫一空。在他儿子们的统治之下,通过了许多有利于基督教的法律。到了朱利安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皇帝时,古老的异教神庙已几乎空无一人,衣衫槛褛的异教司祭通过各种方法增补他们的微薄收人,几乎无暇顾及古老的异教崇拜。朱利安希望彻底复兴与改革异教,为此他下令归还从异教神庙掠夺的一切。他仿效了基督教会的榜样,建立起类似于教会当时教阶体制的异教祭司等级制度。他将整个帝国分成若干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位领导该地区所有祭司的大祭司。他自认为是奉天命完成这一使命的人;因此,在等待全罗马帝国回归其古代信仰的同时,他向异教神抵献上了他人没有献上的崇拜与祭物。他下令举行大规模的献祭,在这样的献祭中,他一次向异教神袱献上数百头公牛和其他动物。但是。朱利安也是一位精明的统治者,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对异教的复兴并不像他原本希望的那样受人欢迎。人们甚至在参加时还在嘲笑他的新仪式。因此,他认为不仅必须推广异教,似乎也必须阻止异教的最大敌人―基督教。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朱利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公平地说,我们必须坚持一点,他从未下令逼迫基督徒。很多地方出现了殉道士,但这并不是因为朱利安的命令,而是因为暴徒的行为和一些过度狂热的地方官员。朱利安相信,逼迫基督徒对他的事业没有任何帮助。朱利安并没有逼迫基督徒,而是采取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政策:抑制基督教的发展和嘲弄基督徒。就抑制基督教的发展而言,朱利安颁布法令,禁止基督徒教授古典文学。他自己也写一部《驳加利利人》书来反驳基督教。朱利安正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实施着这一切计划,但是他却十分意外地死了。当他率军与波斯人血战时,敌军的长矛夺去了他的生命。有这样一个缺乏史实根基的著名传说:朱利安的临终遗言是:“你胜利了,加利利人!”

 

第十九章 亚历山大的阿塔那修

 

成为肉身之后,救主所成就的是如此之多,任何想要逐一列举的人,就好像是面向浩瀚的海洋数算浪花。—–亚历山大的阿塔那修

 

在参加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基督徒中,有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年轻人,后来,他的敌人将他称为“黑侏儒”(black dwarf)。他就是阿塔那修,亚历山大的秘书;很快,他就成为阿里乌之争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尼西亚正统信仰的捍卫者。他是公元4世纪伟大的教会领袖―“教父” 之一。现在,我们就来讲述阿塔那修的生平,这是我们了解当时事件的最好方法。

 

并不清楚阿塔那修的出生日期和地点,但是,他可能出身卑微,生于尼罗河畔一座小城镇或小村庄。他说科普特语,这是一种埃及原始居民的语言,这些居民曾先后被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征服。他很可能就是科普特人,可见,他是埃及社会的下层人士。当然,他从未声称自己有高贵的出身,也从未说过自己精通希腊罗马文化。阿塔那修本人在他的《圣安东尼传》中宣称,他经常拜访这位著名的修士,为这位老人洗手。这后一个细节令一些人大胆地设想,阿塔那修小时候服侍过安东尼。无论事实如何,毫无疑问的是,阿塔那修一生都与沙漠修士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不断给予他支持和保护。阿塔那修从修士这里学到了严格的修道戒律,并将其用于己身;他的严格与苦修赢得了朋友的敬佩,甚至是许多敌人的敬重。令他远胜其他基督徒的是,他与周围人的关系密切,活出了自己的信仰,他没有阿里乌派的诡诈,也没有其他许多重要主教的虚荣。他的修道戒律,他在基督徒中的根基,他火一般的热情、虔诚的信仰和不可动摇的信念,都令他战无不胜。早在阿里乌之争爆发之前,阿塔那修就已经完成了两部著作:《驳异教徒》(Against the Gentiles)和《论道成肉身》( On 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这两部著作表明了这一深刻的信念:基督教信仰和人类全部历史的核心事件,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道成肉身。上帝成为肉身,来到人间,这是阿塔那修所理解的基督教的核心。有一个段落令人难忘:阿塔那修将道成肉身比作一位皇帝往临一座城市。皇帝决定进行一次访问,他住在城里的某个房屋中。结果,不仅是这个房屋,整座城市都获得了殊荣和特殊的保护,强盗远离了这里。同样,宇宙君王(Monarch of the Universe)已经在临我们人类这座城市,住在我们的某个房屋里,得益于这样一次在临,我们都受到了保护,免于魔鬼 (Evil One)的攻击和诡计。现在,受益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这次在临,我们可以自由地成为上帝要我们成为的样式―能够与上帝相交的存在。显而易见,上帝进人历史是阿塔那修的信仰核心。对于阿塔那修、修士和许多基督徒来说,阿里乌之争并不是毫无意义或意义不大的关于神学细节的争辩。在阿里乌之争中,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危如累卵。在亚历山大去世数周之后,阿塔那修才极不情愿地被任命为亚历山大的主教。这一年是公元328年,君士坦丁在同一年撤销了流放阿里乌的判罚。阿里乌主义重新得势,战斗一触即发。君士坦丁听信了优西比乌的话。基于优西比乌的指控,君士坦丁将阿塔那修从亚历山大流放到罗马帝国的西部城市特里尔。然而,在尼哥米底亚的优西比乌为君士坦丁施行洗礼之后不久,君士坦丁就去世了,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斯和君士坦提乌―继承了皇位。这三位兄弟决定,所有被流放的主教―人数众多―都可以恢复原职。但是,这并不是阿塔那修最后一次重返亚历山大,而是他漫长斗争和不断被流放的开始。阿塔那修在罗马的流亡卓有成效。当时,阿里乌派和尼西亚派都要求罗马主教尤利乌斯(Julius)的支持。阿塔那修能够亲自陈述尼西亚派的观点,他因此很快就得到罗马神职人员的支持,他们接过了尼西亚的事203 业,反对阿里乌派。最终,在这座古老的首都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宣布阿塔那修是亚历山大的合法主教。而阿塔那修则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不管怎样,人们在热烈与欢乐的气氛中欢迎阿塔那修再次归来。除了亚历山大的居民之外,许多来自沙漠的修士也加人庆祝的行列。在如此强大的支持之下,阿塔那修大约有十年没有受到敌人的攻击。在这段时间里,他通过大量的书信,加强了自己与其他正统信仰捍卫者的联系;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撰写了大量驳斥阿里乌主义的论文。然而,皇帝君士坦提乌是坚定的阿里乌派,他觉得必须为自己除掉这位尼西亚信仰的捍卫者。公元353年,当时已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皇帝的君士坦提乌终于觉得,安全地实施亲阿里乌派政策的时机到了。在威胁与武力之下,越来越多的主教接受了阿里乌主义。在如此可怕的威胁之下,许多主教被迫在谴责阿塔那修的文书上签字,而拒绝签字的主教都遭到了流放。阿塔那修此前一直坚守《尼西亚信经》,宣称那些说圣子与圣父“类质”的基督徒是同阿里乌派一样的异端二但是现在,亚历山大这位年迈的主教开始愿意接纳否定阿里乌主义、但坚持圣父与圣子之间存在差异的基督徒。在公元362年于亚历山大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上,阿塔那修和他的追随者宣布,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同质”是正统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之间的差异;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三个实质”也是正统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三个神抵。基于上述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理解,大多数教会结成同盟,共同支持第207 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最终于公元381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第二次大公会议,批准通过了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教义。阿塔那修将一生献给了尼西亚事业,但他并未能活着看到尼西亚事业取得最后胜利。

 

虽然朱利安并不希望逼迫基督徒,但从亚历山大传来的消息却令他不安。他复兴异教的努力遭到阿塔那修的坚决抵抗,而阿塔那修现在已经成为人民的英雄。如果皇帝的政策想在亚历山大取得成功,就必须再次流放亚历山大的这位主教。很快,阿塔那修就清楚地意识到,朱利安不仅想要将他逐出亚历山大,还希望将他赶出埃及。阿塔那修知道,他难以留在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无处藏身,因此他决定再次去修士那里避难。

 

朱利安的统治并不长久。约维安继承了他,而约维安是阿塔那修的崇拜者。于是,亚历山大的这位主教再次从流亡中回来,但他很快就被召到安提阿为皇帝出谋划策。当他最终回到亚历山大时,漫长的流亡生涯似乎已经结束。

 

然而,约维安在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瓦伦斯(Valens)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而他是阿里乌主义的坚定支持者。阿塔那修担心,如果他继续留在亚历山大,瓦伦斯会对亚历山大的正统教会采取行动,因此,阿塔那修决定再次离开亚历山大。但是他很快发现,瓦伦斯并不希望与这位战胜了君士坦提乌和朱利安的主教纠缠在一起。就这样,阿塔那修又回到了亚历山大,此后他始终留在那里,直到公元373年去世。

 

虽然阿塔那修没有看到自己终其一生奋斗的事业取得最终胜利,但他的著作清楚地表明,他相信阿里乌主义最终将被击败。随着他步入老年,他看到新一代神学家在自己周围成长起来,他们也投身于同一项事业。在这新一代神学家中,卡帕多西亚三杰是最杰出的,我们现在就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201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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