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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 《教会历史》第27-31章

 

阅读报告:教会历史冈萨雷斯著27-31

 

 

第二十七章  新秩序

 

如果蛮族只是为这个目的被上帝差派到罗马帝国境内……基督的教会可以充满匈奴人、斯维比人、汪达尔人、勃良第人和无数的各民族信徒,那么,我们要赞美上帝的仁慈??一即使这是以我们自己的灭亡为代价。——保罗?奥罗修斯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导致许多独立王国的建立,其中每个王国都对西罗马帝国领地内的教会此后的历史有着重大意义。这也将新的职能与权力赋予了此前就己经形成的两种制度:修院制度和教宗制度。最终,新的入侵―这一次来自东南方―为基督教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其中的每一次进展都值得分别讲述。

 

日耳曼列国:虽然“蛮族”在罗马人看来似乎是故意实施破坏的掠夺者,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渴望定居在罗马帝国,在这里享受迄今为止他们只是听说的远方文明所带来的益处。因此,在经历一段四处漂泊的生活之后,每一群主要的人侵者都在罗马帝国的某个地区定居下来―其中一些是因为那里是他们梦想的土地,另一些只是因为他们被其他人侵者驱赶到那里。在雷卡雷德归信基督教之后,尽管教会做出了努力,西哥特王国的政治依然不稳定,暴力和独裁依然困扰着西哥特王国。例如,国王雷塞斯文斯(Recesvinth, 649-672)处死了他的七百个敌人,并将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分给了他的朋友。最终,在国王罗德里克(Roclerick, 710-711)的率领之下,穆斯林人侵了西班牙,结束了西哥特人的统治。但是,基督教此时已经在西班牙扎根,在从穆斯林摩尔人手中重新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漫长战争中,基督教成为西班牙人的凝聚力。在公元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高卢被两群人侵者瓜分:勃良第人 (Burgundians)和法兰克人。勃良第人是阿里乌派,法兰克人仍是异教徒。但是,勃良第人并没有像汪达尔人在北非那样逼迫正统基督徒。相反,他们模仿正统基督徒的习俗,很快,许多勃良第人就接受了他们正统基督徒臣民的尼西亚信仰、,公元516年,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接受了正统的三位一体教义,很快,他的臣民也效法了他的榜样。法兰克人(他们的国家被称为“法兰西”)最初结成了由独立的原始部落所组成的松散联盟。墨洛维(Meroveus)―墨洛温王朝的创建人―为法兰克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克洛维(Ckvis)―墨洛维的孙子和墨洛温家族中最伟大的统治者―娶了勃良第的一位基督徒公主,他在一次战争前夕许诺,如果他妻子的上帝给他一场胜利,他就归信基督教:结果,在公元496年的圣诞节,他与许多贵族一同接受了洗礼。随后不久,大多数法兰克人也接受了洗礼。公元534年,法兰克人征服了勃良第人,因此,法兰克人统一了整个高卢地区。但是,墨洛温王朝后来的国王软弱无能,到了公元7世纪,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一群“宫廷大臣”手中,他们才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 “铁锤”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the Hammer)便是其中之一,他率领法兰克军队进攻已经征服了的西班牙,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脉(Pyrertees)直逼欧洲腹地的穆斯林。在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Battle of Tours)或普瓦蒂埃战役(Battle of Poitiers)中,查理?马特击败了穆斯林。他这时其实已经成为国王,但他并没有加冕。他的儿子矮子巫平(Pepin the Short)决定废默被称为“蠢人”的无能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Childeric TI! the Stupid)。在教宗扎迎利(Zacharias)同意之下,不平迫使希尔德里克三世退位,希尔德里克三世成为了修士。后来,依照教宗的命令,主教卜尼法斯(Bon iface)膏立王平为国王。这对基督教后来的历史至关重要,因为巫平的儿子查理曼(Charlemagne)将成为中世纪早期最伟大的统治者,他希望改革教会,并且他是由教宗加冕为皇帝。对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基督教来说,爱尔兰基督教一个重要与持久的影响,是神父亲自聆听的忏悔。这种忏悔形式起源于爱尔兰,与之配套的通常是供忏悔者使用的手册。有趣的是,流行的赞美诗《成为我异象》 (Be Thou My Vision)就是译自“凯尔特祷文”(lorica),而“凯尔特祷文” 当时是被用来抵抗“德鲁伊教徒”(Druids)的“邪恶力量”(Rob Eu m.o bhoile)。大不列颠从未被罗马帝国完全控制。皇帝哈德良(Hadrian)修建的长城将大不列颠一分为二:南方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皮克特人(Picts) 和苏格兰人则在北方保持独立。当灾难威胁到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地时,罗马军团撤出了大不列颠,许多居民与他们一同离开了。留下来的居民很快就被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征服,他们最终建立了七个王国:肯特274 (Kent)、埃塞克斯(Essex)、苏塞克斯(Sussex)、东英吉利亚(East Anglia)、威塞克斯(Wessex)、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和麦西亚(Mercia)。这些入侵者都是异教徒,但是,始终有一部分留下来的居民信奉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因为某些我们并不完全清楚的原因,苏格兰一爱尔兰基督教与之前在罗马帝国领地内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存在着许多差异:,苏格兰一爱尔兰教会并不由主教领导,而是服从修道院院长。它们的许多教会礼仪和复活275 节日期也与其他教会的不同。苏格兰一爱尔兰的修士与其他修士也不同,他们剃光前额,而不是头顶―这是他们反抗的一个标志。这种习俗最终被宣布违法。日耳曼人的入侵在意大利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尽管从理论上讲罗马在公元476年之前都有皇帝,但他们实际上只是日耳曼将军们的傀儡。最终,赫鲁利人(Heruli)的领袖奥多亚塞(Odoacer)于公元476年废默了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罗缪鲁斯?奥古斯图卢斯(Romulus Augustulus),他写信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芝诺(Zeno),告诉芝诺罗马帝国现在已经重新统一。芝诺最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甚至将奥多亚塞封为“贵族”。但是,冲突很快就爆发了,芝诺决定通过怂恿东哥特人人侵意大利来除掉这个赫鲁利人。芝诺这样做了,不久之后,意大利就处于东哥特人的统治之下。东哥特人是阿里乌派,因此,意大利信奉尼西亚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向君士坦丁堡请求帮助。这反而令东哥特的统治者怀疑他们的臣民阴谋叛国。因此,正统基督徒经常受到逼迫,但是,逼迫的罪名通常与宗教无关,而是阴谋叛国。总而言之,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8世纪,蛮族的一系列人侵席卷了西欧,这令西欧这片土地陷人了混乱,也毁掉了西欧大量的古代文明。在宗教上,伴随入侵者的似乎还有已经成为历史的两个挑战:异教信仰与阿里乌主义。最终,异教徒和阿里乌派都接受了被他们征服之人的信仰。这就是尼西亚信仰,也被称为“正统信仰”或“大公信仰”。在蛮族归信正统信仰的过程中和保护古代文明的努力中,有两个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使信仰和文明得以巩固。这两个制度就是修院制度和教宗制度,我们现在就来讲述它们。

 

本笃修院制度:我们已经讲过,当教会与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而因此成为掌权者的教会时,许多基督徒在修道生活中找到了一条可以像以前那样完全活出信仰的道路。虽然修道主义运动在埃及和罗马帝国东部的一些地区尤其强大,但是,这场运动也在罗马帝国西部赢得了追随者。可是,西方的修道主义往往在三个方面与东方的修道主义存在差异。首先,西方的修道主义往往更加实际。它不仅为苦修这个单一的目的而决罚肉体,也为在俗世中的宣教操练肉体与灵魂。科伦巴和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就是西方修道主义这种倾向的实际例子。其次,西方的修道主义并不十分重视代表着东方修道主义的独居生活。从一开始,西方的修道主义就在探索集体修道生活的方法。最后,西方的修道主义并不总是与教会领袖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而这种紧张的关系却是东方修道主义的特点。除了在教会领袖极其腐败的年代,西方的修道主义始终是教宗、主教和其他教会领袖的左膀右臂。在西方修道主义的形成期,一位重要的人物是本笃(Benedict),他在许多方面都是西方修道主义的创始人。本笃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为修道院制定的《会规》。虽然相当简短,但是,他的《会规》将决定未来几百年修道主义的形式。《会规》追求的并不是极端的禁欲生活,而是明智地安排修道生活:拥有严格的修道戒律,却不过分严厉。对于本笃来说,修道生活有两个关键要素:稳定和顺服。本笃认为,祷告是修道生活的中心。本笃《会规》还坚持全体修士共同参加体力劳动。

 

教宗制度:与修院制度一起,令中世纪得以统一与延续的第二个制度是教宗制度。教宗(pope)一词意为“父亲”,在早期被用来指所有重要的、受人尊敬的主教。因此,一些文献提到了迎太基的西普里安教宗或亚历山大的阿塔那修教宗。教宗这个头衔在西方最终被专门用来称呼罗马的主教,但它在东方仍被更自由地使用。不管怎样,重要的并不是“教宗”这一头衔的起源,而是罗马的主教如何获得了他在中世纪与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中仍然享有的权力。在大利奥心中,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相信,耶稣令彼得和他的继任者成为教会建基的磐石,因此,罗马的主教―彼得的直接继任者―是教会的 “头”。大格列高利抛弃了奥古斯丁关于预定与不可抗拒的恩典的教义,他更加关心我们如何赎罪的问题。赎罪是通过补赎实现的,补赎包括忏 J晦、认罪和实际的惩罚或赎罪。此外,还必须得到神父的赦罪,以此进一步确定上帝的赦免。对于在信仰和教会的团契中死去但没有为自己所有的罪进行补赎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在获得最终的救恩之前将进人炼狱。通过为死者举行弥撒,活着的人可以帮助他们摆脱炼狱。在大格列高利继任者任期之内,教宗进入了黑暗的年代。君士坦丁堡控制了罗马。东方教会因基督论之争而产生分裂,因此,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要求教宗支持他们的神学观点。拒绝皇帝289 要求的教宗遭到残酷的逼迫。后来,随着拜占庭帝国的权力开始衰落,始终是个威胁的伦巴第人迫使教宗在其他地方寻找新的支持,他们选择了法兰克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教宗扎迎利同意废黝“蠢人”希尔德里克三世,并为巫平加冕。虽然扎迎利于加冕巫平的同一年(752)去世,但是,他的继任者司提反二世(Stephen川为巫平募集了他所要求的借款。当伦巴第人再次威胁到他时,司提反二世请求王平的援助,工平两次人侵意大利,并赠予司提反二世已经被伦巴第人夺取的几座城市。司提反二世不理睬君士坦丁堡的抗议,他成为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从此以后,法兰克人与教宗的联盟越来越紧密。最终,教宗利奥三世(Leo III)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将查理曼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的皇帝。

 

阿拉伯人的征服:公元7世纪初,古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似乎即将复兴。大多数阿里乌派人侵者已经接受尼西亚的正统信仰。在高卢,最初就归信尼西亚正统信仰的法兰克人开始统一。在不列颠,奥古斯丁的宣教已经结出了最初的果实。拜占庭帝国仍然拥有查士丁尼收复的许多失地―尤其是在北非,汪达尔王国已经灭亡。后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世界上一个被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遗忘的角落―阿拉伯半岛,涌现出潮水般的征服者,这股狂潮可能吞噬整个世界。在短短几年之内,波斯帝国就灭亡了,古罗马帝国的许多领地也落人阿拉伯人之手。穆罕默德声称,他宣讲的并不是一个新宗教,而是上帝在希伯来众先知与耶稣里的终极启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先知,但是,他并不是基督徒所宣讲的上帝。这种宗教有五个基本要点,它们在今天被称为“五功”(Five Pillars ofIslam)。第一功是清真言,“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这是绝对291 的一神论,穆罕默德在上帝的指导之下宣讲:“只有一位上帝,穆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第二功是萨拉赫,即礼拜,它有着时间上的具体规定。第三功是天课(zakat),它通常被翻译成“施舍”,但是,它的完整意义包括征税,具体来说是穷人有权拥有富人的一部分财富。在这五功之中,这一功争议最大,不同的穆斯林教派对这一功都做出了修改。第四功是赖买丹月斋戒(Ramadan),这是庆祝《古兰经》最初被赐给穆罕默德的那一月。第五功是朝觑,即去麦加朝圣,所有体格健全的成年男子在一生中至少必须到麦加朝圣一次。公元 695年,迎太基陷落,许多历经正统基督徒、多纳徒派、阿里乌派和拜占庭基督徒之间各样争斗的北非人很快就接受了伊斯兰教。到了公元711 年,一小群穆斯林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直布罗陀这个名字源于这一小群穆斯林的领袖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nk ibn Ziyad),他们发现西哥特人的王国摇摇欲坠,于是推翻了西哥特人的统治。穆斯林很快就征服了极北地区以外的整个西班牙。他们从西班牙穿过比利牛斯山脉,直逼西欧的腹地。公元732年,他们最终在图尔战役中被查理?马特击败,穆斯林的第一波扩张浪潮就此结束。穆斯林的人侵对基督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许多古代的基督教中心―耶路撒冷、安提阿、大马士革、亚历山大和迎太基―现在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虽然很少受到逼迫,但是,这些地区的基督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归信基督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在这些地区的教会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护教士,但有时只要他们为基督教辩护,就会被认为是在攻击穆罕默德,就会被判处死刑。在迎太基及其周边地区,基督教则完全消失了。在其他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广阔地区,基督教虽得到了宽容,但却停滞不前,最终也只能安于现状。然而最为重要的是,穆斯林的入侵和基督教对此的回应继续并加速了长久以来始终在进行的基督教军事化。最早期的基督徒奉行耶稣的教导,他们是严格的和平主义者。但是,随着基督教在军队中结出了果实,基督徒逐渐开始妥协。早在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之前,一些基督教作家就认为,严格的和平主义只是对修士的要求。在君士坦丁之后,基督徒发现自己现在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与秩序的使命,于是他们发展出正义战争论,这令基督徒可以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使用暴力。后来,从北方来了日耳曼人侵者,从南方来了穆斯林入侵者。日耳曼人被同化了,教会在日耳曼人被同化的过程中也逐渐接纳了他们的战争传统。穆斯林不断威胁到教会,教会只能依靠武力阻止他们,结果,基督教被彻底军事化了,几百年后,基督教向穆斯林发动了战争―十字军东征,同穆斯林入侵者以前犯下的种种罪行相比,十字军的残暴毫不逊色。这就令那个时代充满了暴力与怀疑,以致在五百年之后,人们还在品尝那个时代所结出的恶果。

 

第二十八章  东方的基督教

 

当我无书可读时,当像荆棘一般折磨我的思想令我厌倦读书时1我便去教堂崇拜,这是唾手可得、治愈每一种灵魂疾病的良药。新颖生动的圣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吸引了我的目光??,…渐渐令我的灵魂赞美上帝。—-大马士革的约翰

 

中世纪早期的东西方教会已渐行渐远,最终于1054年发生的彻底分裂正在酝酿中。除了说拉丁语的西方与说希腊语的东方在文化上的明显差异之外,东西方的政治进程也令东西方教会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势之下。在西方,罗马帝国的灭亡留下一个权力真空,教会填补了这一空白,因此,教会领袖―尤其是教宗―逐渐拥有了政治权力。在东方,罗马帝国又存在了一千年。虽然经常受到外国人侵和国内动乱的搅扰,但是,拜占庭帝国还是存活下来。拜占庭帝国的独裁皇帝牢牢控制着教会领袖。这通常会导致世俗权力干涉教会事务,尤其是神学争论。为了打败依靠论证所难以驳斥的对手,神学争论中的各方可能会去争取皇帝的支持,因此,许多皇帝令政治因素成为神学争论的基础,这甚至导致了更加激烈的论辩,可是,这种情况却令神学争论有了污点。因此,在中世纪早期,神学争论成为东方基督教的标志之一。东方教会所规定的教义―有时西方教会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参与其中―被视为东西方教会共同的标准教义。最终,因为这些神学争论,基督教出现了第一次永久性的分裂,并从中产生了今天仍然存在的彼此分立的教会。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325年)和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381年)解决了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圣子(和圣灵)的神性问题。在西方的所有教会和东方的大部分教会中,《信仰定义》很快就成为了正统基督论的标准―尽管还有一些东方教会拒绝接受《信仰定义》,并因此导致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漫长的分裂。一些主要来白叙利亚和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坚持认为,必须明确区分基督的神人二性,他们最终被称为“聂斯脱利派”。还有许多基督徒则走上截然相反的道路,他们否定基督具有“神人二性”的教义,因此被称为“基督一性论派” 这场神学争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查士丁尼最终被迫于公元553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会议。此次会议最终被称为第五次普世大公会议。此次大公会议没有直接谴责他们,而是谴责了他们著作中最令基督一性论派讨厌的内容。)但是,这并没有满足希望看到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决议被撤销的基督一性论派,因此,查士丁尼的所有努力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成效。第七次普世大公会议于公元787年在尼西亚召开。此次大公会议严格区分了最高崇拜(latria)与二等崇敬(dulia), 前者是唯独向上帝献上的崇拜,后者是对圣像的崇敬。虽然反圣像崇拜者曾一度重新得势,但圣像最终于公元842年被明确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东方的许多教会今天仍将这一事件作为“正统节”( Feast of Orthodoxy)来庆祝。在西方,第七次普世大公会议的决议并不受欢迎,因为最高崇拜与二等崇敬难以用拉丁文进行区分。但是,难题最终得以解决,大多数基督徒都同意在教会中使用圣像,也同意对圣像献上有限的崇敬。波斯帝国的教会信奉了其他基督徒所说的“聂斯脱利主义”。在最兴旺的时候,波斯帝国的聂斯脱利派教会在阿拉伯半岛、印度甚至中国的宣教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不利的政治局势最终削减了聂斯脱利派的数量,今天,仅存的数千名聂斯托利派分散在世界各地。在波斯人统治之下,亚美尼亚人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与传统,他们得到了一定的自主权。后来,阿拉伯人征服了亚美尼亚。在阿拉伯人统治之下,虽然偶尔会受到逼迫,但亚美尼亚基督教仍在兴旺发展。11世纪时,土耳其人占领了亚美尼亚,他们的残暴统治迫使许多亚美尼亚人迁移到小亚细亚。在那里,亚美尼亚人建立了小亚美尼亚。但是,小亚美尼亚最终也被土耳其人征服,并以铁腕政治统治着这个地区。20世纪初,上耳其人屠杀了数千名亚美尼亚人,所有村庄被夷为平地,幸存者散居在世界各地。与此同时,老亚美尼亚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先是在苏联的统治之下,后是作为独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

 

虽然所有教会显然都自认为是正统教会,但是,正统教会这个称谓最终成为东方卡尔西顿基督教的标志之一。因此,信奉卡尔西顿信仰的东方基督教通常被称为东正教。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穆斯林在东方和南方阻碍了东正教的传播,因此,东正教只能向北方和西北方传播。在日耳曼人入侵之后,斯拉夫人人侵了东欧地区,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他们占据了今天波兰的大部分地区、波罗的海国家、俄罗斯、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希腊。越过多瑙河的斯拉夫人至少在名义上还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其他斯拉夫人分裂成许多部落和国家。后来,一群新的入侵者保加利亚人征服了多瑙河盆地的广阔地区,他们在这里统治着混居在一起的斯拉夫人和拜占庭帝国的前臣民。摩拉维亚教会多年来成了君士坦丁堡、罗马和日耳曼人三股势力争夺的对象。公元906年,匈牙利人人侵摩拉维亚,摩拉维亚王国灭亡了。但是,西利尔和美多迪乌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在所有斯拉夫民族中结出了果实。最终,一些斯拉夫人信奉了西方的基督教,还有一些斯拉夫人成为了东正教徒。然而,东正教在宣教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是俄罗斯归信了基督教。公元950年左右,基辅公国的女王奥尔加(Olga)归信了基督教,日耳曼宣教士为她施行了洗礼。但是,在她的孙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 980- 1015)统治时期,基督教才开始取得重大进展。因为一些我们并不完全清楚的原因,弗拉基米尔请求拜占庭帝国为他派来宣教士,而不是请求西方教会。他和他的许多臣民于公元988年接受了洗礼,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教会通常被认为是在这一年诞生的―因为基辅的王子最终在莫斯科施行统治,而莫斯科在弗拉基米尔归信基督教时还只是一座小村庄二弗拉基米尔在劝导自己臣民归信基督教的过程中使用了武力,但是,关于他使用武力的程度尚存一些疑问。他的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 1019-1054)加强了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并与罗马越走越远。16世纪初,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后,俄罗斯宣布,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莫斯科的统治者成为沙皇,莫斯科的主教成为牧首。,《古罗马信经》被称为《使徒信经》。教宗既不希望疏远拜占庭人,也不希望疏远法兰克人,于是他开始使用这个几乎已被人们遗忘的古代信经。最终,《使徒信经》凭借罗马的影响力取代了《尼西亚信经》,成为在西方基督徒中最被广泛使用的信经。在1054年6月16日,当牧首米歇尔?瑟如拉留准备举行圣餐时,枢机主教洪贝尔来到圣索菲亚大教堂,他走上高高的圣坛,以教宗的名义―教宗实际上已在不久之前去世―当众将准备好的教宗绝罚谕放到圣坛之上,将“异端”米歇尔?瑟如拉留和所有胆敢追随他的基督徒全部革除教籍。随后,枢机主教洪贝尔愤然离开,启程返回罗马。东西方教会彻底分裂了。

 

第二十八章  罗马帝国的复兴与持续的衰落

 

掌权者们注意了……掠夺属于教会的财产是你们在为自己定罪……要知道,教会的财产是信徒的希望,是穷人的遗产,是为赎罪所付出的代价。—-兰斯的辛克马尔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克洛维接受洗礼304年之后,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教宗利奥三世手持皇冠走向了法兰克人的国王查理曼,他将皇冠戴到查理曼的头上后高呼:“愿上帝将生命赐予这位伟大和平的皇帝!” 而在324年之前,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黝。在查理曼被加冕的同时,教宗利奥三世复兴了古罗马帝国,现在,古罗马帝国在教会的庇护之下得以重生。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的人侵令一位历史学家将公元10世纪称为“黑暗与暴力的一个世纪”。虽然西罗马帝国于公元10世纪末在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和随后几位继任者的统治之下取得了一定的复兴,但西罗马帝国还是充满了血雨腥风,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教宗制度也衰落到其整个历史的最低谷。查理曼加冕令教宗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教宗由于似乎拥有了为皇帝加冕的权利而在阿尔卑斯山以西享有巨大的威望。但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内部经常乱作一团。因此,有权主宰帝国命运的教宗似乎无力统治他们自己的城市。这反而令教宗成为野心家唾手可得的猎物,他们可以通过贿赂、欺诈甚至是武力来控制教宗。教宗权力的衰弱速度并没有加洛林王朝那么快。随着皇权的衰弱,教宗曾被短暂地视为西欧绝对权力的唯一源头。德意志的亨利三世最终出面干预。在与格列高利六世会晤之后,他召开了一次会议,将三位教宗全部废默,并任命了克莱门二世。此次会议还针对教会的腐败颁布了一系列教令,尤其是针对买卖圣职颁布了教令。克莱门二世将亨利加冕为皇帝,并在随后不久去世。后来,亨利三世决定将图勒的主教布鲁诺(Bnino of Toul)任命为教宗,而此时的布鲁诺已经因自己的改革热情而闻名于世。但是,布鲁诺拒绝接受亨利三世的任命,除非他是被罗马人民选为教宗。为了参加教宗选举,他起身前往罗马,陪伴他的是两位有类似改革思想的修士: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 和洪贝尔。随着这一小群人一步步走近罗马,他们一同为教会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三十章  复兴运动

 

去年,主教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必须这样生活吗?,??…每天一次盛宴,每天一次游行。餐桌上的各种美味佳肴并不是为穷人预备,而是为贪图享乐的宾客准备。与此同时,合法拥有这些美味的穷人却被禁止赴宴,他们在饥饿中死去。彼得?达米安

 

加洛林帝国的衰落所导致的暴力与腐败,唤醒了许多基督徒对新制度的迫切渴望。教宗之职成为卑劣对手们争夺的焦点,主教之职被买卖,整个教会服务于掌权者的利益,在许多敬虔的基督徒看来,这一切都是可耻的丑闻。考虑到当时的种种选择,大多数渴望改革的基督徒选择了修道生活。因此,从修道院中涌出了一波改革狂潮,这波狂潮吞没了教宗,冲击到掌权者,甚至涌到了遥远的圣地海岸。

 

修道主义本身就需要改革:许多修道院被挪威人和匈牙利人洗劫并摧毁。较为隐蔽地区的修道院成为修道院院长和主教的玩偶,用来实现自己的野心。本该保护修道院的贵族与主教也利用修道院为自己谋取利益。修道院院长之职同教宗和主教之职一样,也成为扩张个人权力的一种手段,大的修道院也是如此。一些修道院院长通过买卖、甚至谋杀获得了他们的教职,从而依靠院长的收人过上了安逸的生活。本笃《会规》基本上无人遵守,真正得到修道呼召的修士和修女发现,他们的修道誓愿已遭褒读。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rigen, 1098-1 179)便是其中之一,她是德国本笃修会的一位女修道院院长,她的神秘主义著作深受渴望更高境界灵修生活之人的欢迎。尽管志在改革的许多修士和修女建立起新的修道院,但盛行于世的腐败之风最终也侵蚀了新建的修道院。廉为了管理他的新修道院而召来伯尔诺(Berno)。伯尔诺是修士,他坚定不移地服从本笃《会规》,努力改革修道主义,这令他闻名于世。随着第一个千年即将结束,对修道院院长和修道院的这种捐赠与其他类似的捐赠可能是许多基督徒寻求与上帝和好的普遍努力,因为奥古斯丁和其他神学家曾提出,在上帝眼中,千年如一日,因此人类纪元第一个千年的结束将带来创造完满的终结。在公元926年之前,伯尔诺一直担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我们对早期克吕尼修道院的了解并不是很多,因为它只是伯尔诺着手建立或改革的众多修道院之一:但在他去世之后,一群能干且品德高尚的修道院院长相继领导克吕尼修道院,将之变成一场大规模修道主义改革的中心。买卖圣职是必须被根除的最大罪恶之一。尽管贵族、国王和皇帝封任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买卖圣职,但是,这种做法非常危险,接近于买卖圣职,从而也必须被禁止,尤其是在其统治者并不热衷于教会改革的地区。就修道主义而言,教会改革的另一大敌是神职人员结婚。数百年来,许多神职人员守独身,以前也有过促进神职人员守独身的种种努力,但这从未成为一条通行的教规:现在,在修士的激励之下,教会的改革者将神职人员守独身制定为他们改革计划的基础之一。最终,以前只对男女修士提出的要求也成为对神职人员的要求。完成这项改革,并非没有出现痛苦、悲坳,甚至是暴力。在进行这项改革的某个时候,出现了帕塔里亚党(Patarines)―他们显然出现在米兰。他们狂热地倡导神职人员守独身,认为神父结婚实际上是一种非法同居,他们将神父的妻子称为妓女,并坚待必须将她们赶出丈夫的家。下一场大的修道主义改革运动始于ii世纪末,当时,莫莱姆的罗贝尔(Robert of Molesme)在西多(Citeaux) 建立了一座新修道院。最终,这场运动得名“西多会运动”( Cistercian Movement)。后来,罗贝尔回到了他最早加入的修道院,但西多的那座修道院仍然存在,并最终带来一波类似于之前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所领导的修道主义改革狂潮。西多会运动的伟大人物是明谷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二十三岁的伯尔纳在几个亲戚和朋友陪伴下来到西多(公元1112年或1113 年),要求加人西多的修道院。他已经决定加人这所修道院,而且早在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他就已经说服一些人同他一起加入。这是他极具说服力的早期迹象,整个欧洲终将感受到他的说服力,他甚至说服了众多的十字军战士来到圣地。西多的修士越来越多,他被要求在明谷再建一座修道院。明谷的修道院迅速发展壮大,很快就成为了改革的中心。伯尔纳首先是位修士。他只希望默想上帝的爱,尤其是上帝在基督的人性里启示的爱,因为他相信,就如耶稣在伯大尼对马利亚和马大两姐妹所说,马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教会法与教宗的改革:其他基督徒试图通过立法以及将权力集中在改革派教宗手中来改革整个教会。就立法而言,教会大约在1140年编撰了《教令集》(Decretum), 它通常被称为“格拉提安的”(of Gratian)《教令集》―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它的真正作者是谁;《教令集》是编撰与整理许多所谓管理教会生活的教会法的一次努力。《教令集》与其他五部重要文献共同构成了《教会法大全》(Corpus furLs Canonici),而《教会法大全》在1917年之前都是罗马天主教教会法的基础。选举新教宗是一件难事。让皇帝任命教宗就相当于国家控制了教会,这是改革者所痛恨的。让罗马的神职人员和人民选举教宗则会冒让意大利某个家族再次控制教宗的风险,他们希望令教宗成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最终的决定是由罗马人民选举新教宗,但新教宗必须是德国人,这就令罗马的任何一个家族都不可能操纵教宗。改革者在尼古拉二世的领导之下召开了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此次大公会议决定了以后选举教宗的办法。选举权属于同时身为主教的枢机主教,他们随后必须征求其他枢机主教的同意,最后是罗马人民的同意。(我们并不清楚“枢机主教”的起源,也不必在此停下来赘述。到了1059 年召开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时,枢机主教职已经成为一项历史悠久的职位。)枢机主教致力于改革教会,他们选出的教宗又任命新的枢机主教,因此,改革派的权力似乎有了保障。下一任教宗亚历山大二世被枢机主教适时地选出,他继续改革教会,尽管罗马一些有权势的家族在德国人的支持之下推出了一位敌对的教宗。格列高利七世在西欧继续与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结婚进行斗争。公元1070年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谴责了买卖圣职,并命令神职人员必须守独身。格列高利七世巩固了此次会议的决议,因为他禁止平信徒参加由买卖圣职者主持的圣礼。他还任命了巡视各地的特使,以确保这些教令得以实施。对此,一些神职人员指控他是异端,因为奥古斯丁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宣布,由分裂者施行的圣礼仍是有效的―教会中的其他人也赞同奥古斯丁这个观点。

教宗与皇帝的正面冲突: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热情很快就与皇帝亨利四世的利益产生了冲突。亨利四世幼年时受到过一位改革派教宗的照顾,因此格列高利七世相信,在所有统治者中,亨利四世最应该支持改革教会的计划。但是,亨利四世觉得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的权力太大了,为了保存帝国的政治地位,皇帝必须可以自由地任命支持他的人。在米兰,帕塔里亚党的一些极端分子强迫神职人员守独身,制造了骚乱,因此,亨利四世废瓢了米兰的主教,任命了一位新主教。这时,格列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的冲突终于爆发了。格列高利七世的回应是,命令亨利四世在特定的日期来到罗马,如果不来,他将被革除教籍,他的灵魂将被罚入地狱。在公元1057年的平安夜―离格列高利七世所规定最后的期限还有两个月,一支武装分遣队在他举行弥撒时袭击、殴打了他,并将他俘虏。面对这种局面,罗马人民起义了,他们围攻并夺取了关押格列高利七世的城堡。带头袭击格列高利七世的人不得不逃跑,他之所以能够成功逃脱,只是因为教宗命令追击他的人放他一马,条件是他必须到罗马朝圣。亨利四世当时刚刚取得几场重要的胜利,因此,他正处于自己权力的顶峰。他在格列高利七世所规定最后期限的几天之前召开了一次会议,以回应教宗的最后通碟。此次会议宣布废默格列高利七世,理由是他犯有暴政罪、通奸罪和行巫术罪。随后,亨利四世以此次会议的名义将这些决议的通知单送给“并不是教宗,而是伪修士的希尔德布兰德”。格列高利七世召开了一次由他的支持者参加的宗教会议,他们建议对亨利四世采取严厉的措施。第二天―正是格列高利七世命令亨利四世来到罗马的那一天,格列高利七世公布了他对亨利四世的绝罚: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凭借圣彼得的权柄与权威,为了维339 护和荣耀教会,我绝罚国王亨利……禁止他统治德国或意大利的任何王国。我也免除所有已经宣誓或将要宣誓效忠于他之人的誓言。起初,亨利四世决心抵抗到底。但是,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许多人因其他原因而不愿意服从他,现在,格列高利七世的绝罚成为他们的借口。那些迷信的人开始散布谣言,称接近亨利四世会为自己招来咒沮。亨利四世的一个最坚定的支持者意外身亡,这令关于他的传言更加可信。亨利四世最终认为,他的唯一出路是求得格列高利七世的宽怨。他希望尽可能在私下求得格列高利的宽恕,因此,他动身去见在意大利的格列高利七世。格列高利七世难以确定,亨利四世是和平地来,还是要动用武力。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北部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人民团结在他的周围,这加深了格列高利七世的怀疑。但是,亨利四世并不希望自己的皇冠成为战争未知结果的赌注,因此,他拒绝将自己的支持者集结成军队,他并不想与格列高利七世开战。格列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最终在卡诺萨(Canossa)城堡会面。格列高利七世住在卡诺萨城堡,因为这里戒备森严。亨利四世希望私下向格列高利七世忏悔。但是,格列高利七世坚持亨利四世必须当众忏悔,因此,亨利四世被迫一连三天以忏悔者的姿态祈求格列高利七世允许他进人卡诺萨城堡。最终,声称是基督众使徒领袖的格列高利七世无法再对亨利四世提出其他任何要求,只能给予亨利四世所祈求的宽恕,撤销了对亨利四世的绝罚。亨利四世随后匆匆回到了德国,他在格列高利七世这里遇到的难题促使他在德国的敌人造反。虽然格列高利七世已经撤销了他对亨利四世的绝罚,但是这并没能阻止那些造反者,他们选出了自己的皇帝。格列高利七世的暖昧态度激发了内战,显然,亨利四世很快就会战胜他的敌人。最终,改革派教宗的计划成功了。神职人员守独身成为西方教会的通行教规,并被普遍遵行。曾有一段时间,买卖圣职几乎完全消失。教宗的权力还在增长,直到13世纪达到了顶峰。然而,关于封任主教的争论表明,在坚持守独身这一修道主义理想的同时,改革派教宗并没有坚持守贫的修道主义理想。

 

第三十一章  进攻穆斯林

 

我对在场的人这样说。我命令将我的话转告那些不在场的人。这是基督的命令。所有去那里并丢掉性命之人的罪将立即得蒙赦免,无论他们死在陆上、海上,还是死在与异教徒的战争中。凭借上帝所赐予我的巨大恩赐,我赦免所有去参加战斗之人的罪。乌尔班二世

 

在中世纪,众多令西方基督教国家神魂颠倒的理想中,没有哪一个能像十字军精神那样具有戏剧性、矛盾性,令人难以抗拒。历史上,基督教会在自我热情的驱使下,做了很多与其本质相抵触的事情。其中因被人过于浪漫化而导致悲剧的十字军东征,显然是最突出的例子。在这一点上,唯有宗教裁判所可与之相提并论。数百年来,西欧将自己的热情与热血倾注在一系列远征中,但是,它们所带来的最好结果是短暂的胜利,最糟结果是一场场悲剧。西欧的基督徒希望击败威胁到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拯救拜占庭帝国,重新统一东西方教会,再次夺回圣地以及被穆斯林以前同样凭借武力夺去的领地(参第二十七章),总而言之,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进入天堂。他们能否进入天堂并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他们的其他所有目标都实现了,但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没有一个能保持长久。最初,穆斯林之所以被击败,是因为他们并不团结,但是他们最终团结在同一阵线上,并赶走了十字军战士。君士坦丁堡和苟延残喘的拜占庭帝国一直存活到巧世纪,直到奥斯曼土耳其人横扫拜占庭帝国。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曾迫使东西方教会短暂地合一,但强迫合一的最终结果只是加深了东西方基督徒之间的猜疑和仇恨。十字军战士控制了圣地大约一百年,圣地随后再次落人穆斯林之手。十字军精神和十字军东征在数百年来始终独具特色,因此,将“数次十字军东征”视为一系列孤立的军事战争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在十字军了,东征的整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次次高潮,它们通常被称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等等。因此,概述这一次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将向我们展现后期十字军精神的一些特点。耶路撒冷王国曾经一度强大,它在阿马里克一世(Amairic I)的统治之下甚至扩张到了开罗。但是后来穆斯林卷土重来,在埃及苏丹萨拉丁 (Saladin)的领导之下于1187年攻取了耶路撒冷。这个消息震惊了基督教国家,教宗克莱门三世重新召集十字军。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由三位君主领导:皇帝胖特烈?巴巴罗萨( Frederick Barbarossa)、英格兰的狮心查理(Richard the Lionhearted)和法国的奥古斯特?胖力二世(Philip II of Augustus)。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也以失败告终。英诺森三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是一场更大的灾难。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领袖是“耶路撒冷国王”―他声称是耶路撒冷国王,即使穆斯林已经控制耶路撒冷很久,即使他从未到过耶路撒冷。此次十字军东征向埃及发起了进攻,但收效甚微。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由被革除教籍的皇帝排特烈二世领导,此次十字军东征比其他几次都更加成功,因为皇帝排特烈二世与苏丹达成了一项协议,苏丹将耶路撒冷、拿撒勒、伯利恒和连接耶路撒冷与阿卡之间的道路给了胖特烈二世。排特烈二世进入了耶路撒冷,以前从未有过十字军统帅进人耶路撒冷,因此,他将自己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曾将他革除教籍的教宗格列高利九世愤怒了,但是,欧洲人却欢欣雀跃,他们将胖特烈二世称为“耶路撒冷的解放者”。法国的路易九世―圣路易(Saint Louis)―领导了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这两次东征是两场大灾难。路易九世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中被穆斯林俘虏,并被迫交出了大笔赎金。在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中,他在突尼斯死于热病。这一年是127O年,十字军东征在这一年结束了。

 

进攻穆斯林的影响最直接的后果是,基督徒与穆斯林、拉丁基督徒与拜占庭基督徒相互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敌对。十字军东征和它所造成的杀戮并不能被轻易遗忘,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1世纪。最后,十字军东征与几乎同时发生在欧洲的一系列经济、人口变化有着复杂的联系。虽然十字军东征明显促进了这些变化,但是其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历史学家并没有就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达成共识;不管怎样,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是城市与经济发展的时代,贸易在城市与经济中再次频繁起来。在此之前,贸易主要是物物交易,财富唯一的重要来源是土地。因此,经济权力掌握在控制土地的贵族和高级教士手中。但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起来,在其中,贸易越来越重要,货币与信用证是进行贸易了肠的基础。这种经济带来了新的财富来源,它促进了城市的增长,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开始在城市中形成。资产阶级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他们主要是由经济与政治权力正在增长的商人构成。他们很快就成为君主的盟友,来一同对抗权力过度膨胀的大贵族;最终,他们将在法国大革命中战胜国王和贵族。

 

201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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