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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 《教会历史》 第32-35章

阅读报告:《教会历史》 冈萨雷斯著 第32-35章

 

第三十二章 中世纪基督教的黄金时代

 

就如上帝在天空中设立了两个巨大的光体,大的管理白昼,小的管理黑夜,上帝也在普世教会的天空中设立了两个光体……大的像管理白昼那样管理灵魂,小的像管理黑夜那样管理肉体。这些就是教宗的权柄与君王的权力。—英诺森三世

 

随着十字军东征的结束,中世纪的基督教发展到了顶峰。这主要可以从中世纪宗教生活两个重点的发展中看出 :修道主义和教宗。这也在基督教的神学、传教和建筑上有所体现。因此 ,我们将以如下顺序来简述中世纪的基督教:托钵修会的发展、教宗权力的增长、神学活动、宣教事业和教会建筑。城市、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总是受到欢迎。例如,货币经济取代了实物交易,促进了更加专业的生产,从而增加了全民财富,但是,货币经济的一大弊端是令贸易变得更间接,更缺少人性,而且还加大了贫富差距。城市的发展及其导致的人口流动也令传统的教区式教牧工作难以满足涌人城镇的基督徒的需要。因此,数百年来始终表现出极大适应性的修道主义自然会有新的发展,而新的修道主义既质疑了货币经济的道德性,也满足了流动人口的需要。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修士是托钵修士―依靠乞讨为生的修士。早期的方济各运动与瓦尔多运动极其类似。方济各(Francis,约 1181-1226)同彼得?瓦尔多一样来自商人阶层,他是意大利人,真名是吉奥瓦尼(Giovanni)。他的母亲是法国人,他的父亲与法国有贸易往来,方济各本人也喜欢法国行吟诗人的诗歌。因此,他在家乡阿西西(Assisi) 的朋友很快就将他称为“法兰西斯科”(Franc esco)―小法国人,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用这个名字称呼他。方济各同彼得?瓦尔多一样,经历过一次深刻的宗教体验,这次经历让他接受了贫穷的生活。方济各充分意识到,成功会给他的修会带来诱惑。他立下遗嘱,禁止他的追随者拥有任何财物,或向教宗和其他任何人请求放宽他所制定的《会规》。彼得?伦巴德对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是,他确定有七个圣礼:洗礼、坚振礼、圣餐礼、忏悔礼、膏油礼、神职授任礼和婚礼。基督教的圣礼在他之前并不是十分明确,但因为他的影响,这七个圣礼直到今天还是罗马天主教的正式圣礼。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学是城市发展的结果。学生聚集在市中心,他们先后在教会学校和其他地方学习,这些课程最终被整合在一起,统称为 “普通学科”(general studies)。欧洲的重要大学就是从这些普通学科中发展而来的。但是,中世纪的大学并不是我们现代大学这样的机构,而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学者行会,它们成立的目的是维护会员的权利以及为每个会员颁发水平等级证书。西欧最古老的大学始于12世纪末,但是直到13世纪,大学才发展成重要的学术中心。虽然学生在每一所大学中都可以接受基础教育,但一些大学很快就因对某一特定领域的研究而闻名于世。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被称为托马斯主义,在此,我们不可能回顾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即使是其中最显著的要点。我们只能讲述托马斯主义中有关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以及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的论证。前者是托马斯主义的核心,后者向我们展示了阿奎那的神学与他前辈神学的差异。中世纪的教堂有两种用途:教育与崇拜。它们的教育用途是为了回应时代的需要,因为书籍在中世纪非常罕见,并没有多少人可以阅读。因此,教堂成了文盲的书籍,基督徒试图通过教堂呈现出圣经的整个历史、伟大的圣徒与殉道者的生活、善与恶、天堂的应许与地狱的惩罚。中世纪教堂的祟拜用途集中体现在中世纪基督徒的圣餐观。在中世纪,圣餐被理解为饼与酒奇迹般地转变成主的身体与血,圣餐也被视为将基督作为祭物再次献上。只要可能,教堂必须与饼和酒这一奇迹般的转变以及基督的身体相称,因为中世纪的基督徒认为,即使在圣餐之后,基督的身体仍留在教堂之中。教堂并不主要被视为聚会和崇拜的场所,而是被视为圣餐这一大神迹上演的背景。哥特式教堂仍是许多城市地平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它们是中世纪留给后世的一份遗产。有时,一些建筑师试图强加给教堂一个自身难以承受的理想高度,以至于堂顶坍塌,如博韦大教堂(Cathedral of Beauvais)。或许,这也象征着一个时代,当怀有崇高理想的希尔德布兰德、方济各和其他基督徒试图战胜人性的抵抗时,他们通常都以失败告终。

 

第三十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的衰落

 

远离罪比逃离死亡更为有益。如果你们今天没有做好准备.明天会做好准备吗?明天是未知的。你们怎能知道你们会活到明天呢?—肯培

 

中世纪文明于13世纪达到了顶峰。随着英诺森三世的出现,教宗的权力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托钵修会开始带领世界归向基督,在大学里发展出令人惊叹的神学体系,在哥特式的艺术中,石头的重量似乎也已被战胜。从理论上讲,欧洲统一在一位属灵领袖教宗和一位世俗领袖皇帝之下。十字军已经夺取了君上坦丁堡,因此,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似乎已被弥合。然而,在所有这些统一的因素中,还有紧张的局势和弱点,它们最终摧毁了中世纪基督教这座气势恢宏的大厦。1261年,拉丁君士坦丁堡帝国灭亡,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为东西方教会带来的假合一不复存在。在14 和15世纪,新的经济与政治局势为教宗带来了挑战,并导致教宗丧失了许多权力。民族主义、战争、瘟疫、腐败和侵略击碎了13世纪的梦想,它们为现代的新秩序开辟了道路。国王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供养军队的资源。因此,在中世纪晚期,银行家与商人的权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君主集权制也随之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现代国家形成了。法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最早统一在一位相对强大的君主之下的国家。最终的结果是,教宗制度大大丧失了它的声望与权威,许多人开始希望由教宗之外的其他人来改革教会。,在法国、英国和苏格兰,持续不断的国际战争增强了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削弱了教宗的普世权力。在中世纪晚期,另一个影响教会的事件是1347年爆发的大瘟疫。现在,历史学家将当时的气候变化称为“小冰川期”。气候变化降低了农作物产量,导致饥荒,让人们更容易生病。我们现在知道,黑死病是由寄生在黑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北欧与地中海接触不断,当大瘟疫在黑海爆发,并传播到意大利时,瘟疫很快就传到了北欧。在毫无明显病因的情况下,人们突然开始出现奇怪的症状:通常是以热病开始,随后,热病会导致丧失身体平衡和巨大的淋巴肿瘤,通常还伴有痴呆。到了第五天,出现这些症状的大多数人都会死去。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大瘟疫就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大瘟疫也对宗教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后来爆发的瘟疫中,大多数受害者是免疫力尚未发育成熟的年轻人。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因此,生命就是为死亡做准备的。许多基督徒踏上前往圣地、罗马和圣地亚哥的朝圣之旅。穷人难以负担长途跋涉的朝圣费用,他们就到当地的圣地朝圣。1453年4月7日,穆罕默德二世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古老的城墙再也抵挡不住穆罕默德二世的大炮,而这些大炮曾经是基督教的工程师为谋求利益而造的。被围攻的臣民奋勇抵抗,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古老城墙却坍塌在他们周围。5月28日,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庄严的崇拜。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这座以君士坦丁命名的城市被更名为伊斯坦布尔。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因此,教会的分裂并不取决于乌尔班六世和克莱门七世是否还活着,当这两位教宗去世时,他们各自的继任者又被选出,欧洲仍有两位教宗。这些事件表明,基督教国家正在衰落,如果两位敌对教宗不结束教会分裂,其他人则会。欧洲越来越厌烦存在两位敌对教宗的局面,他们与自己的教宗决裂,开始与阿维尼翁教廷谈判。法国随后不再支持本笃十三世和他的教廷,并再次开始了结束教会分裂的努力。已经发展了多年的大公会议运动 (Conciliar Movement)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第三十四章 探索改革

 

因此,教宗并不是圣洁的、大公的和普世的教会这一整个身体的头,枢机主教也不是。只有基督是头,他所预定的人是身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约翰?胡斯

 

早在公元4世纪,当君士坦丁看到教会可能因阿里乌之争而产生分裂时,他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在基督教历史上.其他危机也通过类似的方法得以解决。后来,随着教宗获得了权力,大公会议成为服务于他们的政策与计划的工具。大公会议就可以最好地解决合法教宗的人选问题,教宗们自己无法解决,因为他们明显难以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比萨会议还采取了针对买卖圣职和其他罪恶的措施,而枢机主教最终选出了亚历山大五世,以取代被废的教宗和他的敌对者。随后不久,比萨会议认为,它已经结束了教会分裂,因此休会。教会在14和15世纪所处的悲惨境地促进了各种改革运动,都有其各自的改革计划。其中之一是大公会议运动,它既希望弥合教会分裂,也希望在不对公认的基督教教义提出实质性质疑的情况下,结束买卖圣职和任人唯亲这样的教会腐败。其他基督徒―如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约翰?胡斯(John Huss)―认为,不仅是教会生活,教会的教义也必须改革。还有些基督徒表达对末世的期待,这些期待往往成了穷人和受压迫者的盼望。现在,我们就来讲述这些不同的改革运动。但是,读者们应当知道,为了将故事讲述得更加清楚,我们并不会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来进行。因此,让我们讲完我们在上一章所没有讲完的故事―欧洲正在寻找解决教会大分裂的办法,然后再回过头来讲述约翰?威克里夫,他生活在大公会议运动达到高潮之前。威克里夫的观点也更加激进。西方教会大分裂的丑闻促进了他的转变,他开始教导,基督的真教会并不是教宗及其可见的教士团,而是被预定得救之人的不可见的身体,这是他得自希波的圣奥古斯丁的一个观点。虽然不可能确切知道谁被预定得救,但还是可以在每个人所结的果子中看到是否得救的证据,这似乎表明,教会的许多领袖实际上可能是被上帝摒弃而永世受罚的人。到了晚年,威克里夫宣称,教宗也可能是一个被上帝摒弃的人。威克里夫认为,圣经是教会所拥有的,只有教会才能正确解释圣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拥有圣经的教会是所有被预定得救之人的身体,因此,应当把圣经还给他们,也应当把圣经译成他们自己的语言。正是因为这个观点,威克里夫才开始将武加大译本译成英文。波希米亚位于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它成为了另一场教会当局所没能镇压的改革运动的发源地。这场运动的领袖是约翰?胡斯(1362- 1415)。胡斯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1393年,就在赎罪券之争爆发之前不久,他用大部分积蓄为他的罪购买了一张赎罪券。他当时还是布拉格大学的学生,可是他并不突出。但作为勤奋的工作者和雄辩的传道人,他于1401年成为布拉格大学的哲学系主任,1402年被任命为伯利恒礼拜堂的传道人。1415年6月5日,胡斯被带到了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上。几天之前,已经逃离康斯坦茨的约翰二十三世被作为囚徒押解回康斯坦茨。人们有理由希望,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会将胡斯视为约翰二十三世的敌人,并撤销对他的指控。但是,此次大公会议同西吉斯蒙德一样,希望成为正统信仰的坚定捍卫者。因此,当胡斯出现在会场时,他被囚禁起来。会议领袖希望胡斯屈服,他们宣布,他只需放弃他的异端邪说。他坚持认为自己从未信奉他们指控的教义。他们反驳称,胡斯必须放弃他的异端邪说。但胡斯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因为如果他放弃信仰,就是在承认他自己、他的捷克朋友和追随者都是异端。他最终相信自己不会在与会者那里得到公正的听证,他宣称:“我向全能、完全公义的耶稣基督上诉,他是唯一的审判者。我将我的事业交在他的手中,因为他会按照真理与公义审判每一个人,而不是按照虚假的见证和错误的会议。” 当他被绑在火刑柱上时,他得到了最后一次放弃信仰的机会,他再次拒绝。随后,他高声祷告说:“主耶稣,为了你,我平静地忍受这样残酷的死亡。我祈求你宽恕我的敌人。”在他被烧死的过程中,人们听到他在背诵诗篇。神秘主义运动本身并不抵制教会与教会领袖。尽管一些神秘主义领袖批评高级教士滥用权力,尤其是他们的铺张浮华,但是,大多数神秘主义者满足于灵修带给他们内心的平静,认为没有必要反对教会当局。但是,另一方面,神秘主义往往会削弱腐败的高级教士和建制教会的权威。的确,如果我们直接通过默想就可以与上帝合一,一些传统的恩典管道就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如圣餐、讲道,甚至圣经。14和15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很少得出这样激进的结论,而一些激进的神秘主义者则被大多数神秘主义领袖和教会所否定,如自由之灵弟兄会。但是,神秘主义者的教导播下了一粒怀疑的种子,它将在未来越来越削弱教会领袖的权威。平民运动:我们此前讲述的,主要是爆发在富人与知识分子中的改革运动。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现存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关于这些运动的。穷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能写书论述他们的梦想,当他们与掌权者爆发激烈的冲突时,他们只能在史书中寻找他们的梦想。不过,到了中世纪晚期,许多普通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威克里夫的教导得以在牛津大学的学者、赞成他教导的贵族和走村串巷宣讲福音的罗拉德派中流传下来,但是,罗拉德派所宣讲的福音与村民从教会当局那里听到的极为不同。的确,如果牛津大学教授的教义能表达普通人的许多梦想,罗拉德派就不太可能在普通人中赢得追随者。起初,胡斯派主要是贵族和学者,他们得到了塔波尔派的最大支持,但是,塔波尔派可能早于胡斯派,他们的许多教义并不是源于胡斯,而是源于穷人普通的敬虔与末世的盼望。中世纪的最后几年动荡不安,社会运动与宗教不满和盼望结合在一起。教会当局从现存的秩序中获益,他们通常支持掌权者,镇压每一场抵抗运动。在这样的氛围中,反教权主义 (Anticlericalism)兴旺发展,它的灵感基本上来自古代对公义的盼望,而不是源于现代的世俗化潮流。

 

第三十五章 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哦,圣父上帝最大的慷慨!哦,受造物人类最大、最惊人的快乐!上帝已经赐子受造物人类选择与决定的自由。—-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在中世纪最后一百年,思想与哲学分道扬镰。一方面,一些神学家继续经院神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回顾过去,在古代智慧中寻求指引与启示,他们促成了文艺复兴。经院神学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达到顶峰之后便有了三个特点。第一,它不断提出更细致的问题,并为回答它们而不断做出更细致的区分,例如,上帝能造出一个他不能移动的石头吗?上帝始终行善吗?或是,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善的,这只是因为它们是上帝做的?此外,经院神学还发展出一种没有神学知识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填密风格和专业词汇。第二,神学与哲学的分歧越来越大,通过理性所认识的真理与只通过上帝的启示所认识的真理越来越难以调和口第三,西方的神学倾向于将救恩视为通过人的行为就能实现的一个目标―这种倾向在中世纪晚期达到了顶峰,在中世纪晚期的神学中,参加圣餐甚至也变成了一种配得救恩的敬虔行为。我们将会看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回应中世纪晚期神学的这些倾向。阿奎那和他的同时代人认为,信仰与理性基本上是有连贯性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正确运用理性,我们可以认识某些启示的真理,如上帝的存在。但是,在这位伟大的多明我修会神学家去世不久之后,其他神学家就开始质疑信仰与理性有一种连贯性的基本假设。约翰?邓?司各脱(John Duris Scotus)是波那文图拉时代之后最著名的方济各修会神学家,他被恰当地称为“精微博士”(Subtle Doctor)。这个称呼意在表示尊敬。但是,它也指明了中世纪晚期经院神学的一个特点,而正是这个特点很快就令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反对当时的经院神学。司各脱的著作晦涩难懂,其中的细致区分精密繁复,只有研习当时哲学与神学多年的人才能读懂。即使是这样,他也明显不赞同他前一代的神学家,他们相信,单单凭借正确地使用理性就可以证明信仰的教义,如灵魂的不朽和上帝的全能。至于上帝的存在,司各脱既否定了安瑟伦的不证自明的本体论论证,也否定了托马斯?阿奎那基于其他存在物的存在而展开证明的宇宙论论证。司各脱并不否定这些教义,也不否认它们的合理性。他所否定的是理性可以证明这些教义。理性最多可以证明,信仰的教义是可能的。理性并不能决定上帝的行为。相反,决定什么是合理的,恰恰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意志,而按照那些指令行事的,则是靠着上帝的“命定能力”。当经院神学沿着越来越复杂的道路前行时,其他人试图复兴古代知识的荣耀。这就产生了文艺复兴和它在文学领域中的对应物: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术语以不同的方式被广泛使用,因此,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一些解释。用于某一历史时期的“文艺复兴”或“重生”这个名词,意指对此前一个时代的负面评价。最早使用“文艺复兴”一词的学者,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亡〕他们将罗马陷落之后的一千年称为“中世纪”,因为他们看到,古代知识在中世纪这一千年中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他们将中世纪最优秀的艺术称为“哥特式”艺术,这样做同样表现出他们的偏见,因为“哥特式” 一词本身就意味着那是野蛮的哥特人的艺术。同样,他们将于14和15 世纪在意大利爆发并传到欧洲其他地区的知识与艺术运动称为“文艺复兴”,这样做也表现出他们对过去一千年的偏见,他们声称,正在进行的这场运动是此前被遗忘的古代知识的一次光荣重生。实际上,文艺复兴在从古代智慧那里吸取营养的同时,也在从过去的那一千年中获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深深植根于哥特式艺术;圣方济各和西塞罗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巨大;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深受中世纪行吟诗人的诗歌所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将这场运动称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相信,同古代相比,过去的一千年是一段颓废期―也许现在仍是,因此,他们尽其所能地促进古代文明的复兴。意大利正经历一段繁荣时期。意大利的主要城市都有用于修建雄伟建筑且饰以艺术品的资金。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师涌入这样的城市。贵族和富裕的资产阶级是艺术的赞助人,因此,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大多数艺术品并不是赞美上帝的荣耀,而是赞扬艺术赞助人。因此,此前几乎专门用于基督教教导和荣耀上帝的艺术,开始将目光转向人类的光辉。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品中,有一些是赞美人类这个受造物的,而在中世纪艺术中,这一受造物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和雕刻家开始用颜料和石料来赞美人类。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大教堂中所画的亚当,从上帝的手指间领受了统治受造物的能力,这个亚当与中世纪抄本中那个软弱的亚当大相径庭。他体现出文艺复兴对成为完全人的理解:生来就要创造,就要被世界所铭记。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教宗都热衷于艺术。一些教宗更像是军阀,他们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军事战争中。还有一些教宗试图通过阴谋和外交来扩张他们的权力。总而言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教宗都被当时的时代精神冲昏了头,这可以在他们对铺张、专权和肉体享乐的狂热中看出。

 

2019-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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