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 -

读书笔记 | 《教会历史》 第7-12章

阅读报告:教会历史 冈萨雷斯著 第7-12章

 

 

第七章 护教

 

我们并不想奉承你们……而是请求你们,以准确彻底的调查为基础进行判决。——–殉道者查士丁

 

在整个公元2世纪和3世纪的一些年份,并没有爆发对基督徒有组织的逼迫。成为基督徒是违法的;但是,当局并不调查信奉这一新信仰的人。逼迫与殉道取决于地方的环境,尤其是邻舍们的善意。只要有人想陷害基督徒,他只需提出某项指控。查士丁的遭遇似乎就是这样,他很可能是受到了自己的敌人克雷申蒂乌斯(C re scen ti us)的指控。有时,关于基督徒的各种传言煽动了群众,他们要求逮捕与惩罚基督徒,就像在里昂与维埃纳所发生的那样。考虑到这种情况,基督徒觉得必须驳斥对自己的信仰与习俗的传言和误解。即使他们的论证不足以说服他人相信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但他们还是相信,如果消除了虚假的传言,就会取得一些切实的效果。这就是那些最具才能的基督教思想家与作家的任务。他们被称为“护教士”―辩护者。护教士努力消除的许多传言都是基于对基督教习俗与教义的误解。

 

基督徒每周都聚在一起举行他们所说的爱宴和圣餐也引起了传言。一些异教徒甚至还声称,基督徒崇拜驴。这是一个关于犹太教的古老传言,现在却被转嫁到基督徒身上,令他们成为嘲笑的对象。这类观念―还有其他类似的观念―很容易就可以驳斥,因为只需证明,基督徒的行为准则并不符合那些疯狂的想象〕但是,要想驳斥许多有文化的异教徒的批评则较为困难,因为他们潜心研究过基督教,并且声称基督教的信仰缺乏理性。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批评基督教,但他们的批评主要可以归结为一点:基督徒是一群无知的人,虽然他们在智慧的外衣下传讲自己的教义,但它们是愚蠢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异教徒们撰写抨击基督徒的文章。许多有文化的异教徒对基督教的敌意并不纯粹是知识性的问题,而是出于深深的阶级偏见。有文化、有经验的异教徒并不相信,基督教的乌合之众能够认识向他们隐藏的真理。他们反对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是一群野蛮人的宗教,他们的教义并不是源自希腊人或罗马人,而是得自原始的犹太人,对此类批评的驳斥产生了公元2世纪最出色的一些神学著作,而这一传统随后又延续了许多年。但是,我们现在只讲述公元2世纪和3 世纪初的护教士。

 

现存最早的护教文可能是《致丢格那妥书信》(Letter to Diogrzetus),其作者不详,也许是古代历史学家所提到的某个叫夸德拉图斯(Q uadratus) 的人,他大约生活在公元2世纪初。随后不久,亚里斯蒂德(Aristides)在公元138年之前写了一篇护教文―最近才被人发现。但是,早期最著名的护教士是查士丁,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讲过他的殉道,他是最早记载基督徒祟拜―我们会在以后讲到―的基督教作家之一。查士丁曾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灵魂朝圣之旅,从一个学派来到另一个学派,直到在基督教中找到了他所说的“真哲学”。他有三部著作现存于世:两篇护教文和《与特里弗谈话录》(Dialogue with Trypho)。前者其实是一部著作的两个部分,后者是与一位犹太拉比的对话。查士丁的学生塔提安(Tat ian)写了《致希腊人书》(Address to the Greeks),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阿萨纳戈拉斯(Athenagoras)完成了((为基督徒辩》(A Plea户r the Christians)和一篇论文《论死人复活》(On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安提阿的主教提阿非罗(Theophilus)于公元2世纪末撰写了三卷《致奥托吕库斯》(To Autolycus),分别论述了上帝、释经方法和基督徒的生活。公元2世纪的这些护教文和奥利金(Origen)于公元3世纪撰写的《驳塞尔修斯》 (Against Celsus)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最早用拉丁文写成的两篇护教文是米努西乌?菲利克斯的《奥克塔维乌斯》(Octavius)和德尔图良的《护教篇》(Apology)。关于这两篇护教文的成文先后,直到今天学者们还在争论,但后完成的护教文显然受益于先写就的护教文。通过阅读这些护教文,历史学家可以弄清异教徒反对基督教的主要方面,最有学识的基督徒驳斥异教徒的方法,以及基督教神学如何在驳斥异教徒批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所有基督徒都认为,必须弃绝神抵崇拜和与之相关的一切。这就是基督徒拒绝参加许多全民庆典的原因,因为人们在庆典中要向神抵献祭与宣誓。除此之外,和平主义信念也令许多基督徒相信,他们不能够参军,因为军人被要求要向皇帝与神袱献祭。同样,许多基督徒也反对学习古典文学,因为神抵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是各种罪恶的根源。作为基督徒必须崇拜独一的上帝,任何违背这一信仰的行为都是弃绝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也会在末日审判时弃绝这些否认他的背教者。殉道64 者查士丁最著名的学生塔提安就是这样的基督徒,他的《致希腊人书》直接抨击了一切被希腊人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该书也在为‘’野蛮的”基督徒辩护。希腊人将所有不说希腊语的人都称为“野蛮人”,因此,塔提安开篇就向他们指出,他们自己也不能就如何说希腊语达成一致,因为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此外,塔提安还指出,正是声称自己的语言是人类最伟大创造的希腊人发明了修辞学,而修辞学是一种将语言卖给出价最高之人来换取金币的艺术,因此它导致了人为谎言与不公作辩护。塔提安说,希腊人所拥有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野蛮人那里学来的:他们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了天文学,从埃及人那里学来了几何学,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了写作。哲学与宗教也是如此,因为摩西的著作比柏拉图的、甚至是荷马的著作还要古老。因此,如果所谓的希腊文化与希伯来人和基督教野蛮人的宗教有什么一致的地方,那也是希腊人从野蛮人那里学来的智慧。同时,查士丁还是一位哲学家,他在研究“基督教哲学”,而在查士丁看来,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证明与解释基督教信仰与古代智慧的联系。因此,他并不像塔提安那样否定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在信仰上妥协,或是他没有信仰,因为当需要他坚守信仰时,他勇敢地做到了,因而赢得了殉道者查士丁的美名。与哲学家不同的是,基督徒的盼望并不是基于灵魂不朽,而是基于身体复活。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异,查士丁还是坚持认为,哲学家瞥见了真理之光,而这并不能仅用巧合来解释。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的部分一致呢?对于查士丁来说,答案可以在逻各斯(Logos)的教义中找到。这个希腊词意为 “道”(word)和“理性”。根据希腊哲学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人类的心灵可以理解实在,因为它分享了逻各斯或宇宙理性,而它们是一切实在的基础。在上帝道成肉身中发生的事情是,支撑宇宙的理性、逻各斯或上帝的道以肉身来到了世界。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这个逻各斯是“照亮所有人的真光”。这就意味着,早在成为肉身之前,它就是一切真理的源头。古代的哲学家只是“片面地”认识到逻各斯,而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认识他的人则是“完全地”认识了他。当因没有有形之神而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必须受到保护的神抵怎能为人提供保护?人手所造的神抵怎能高过人类?就这几点而言,正统的基督徒持守一神论与上帝创世的教义。就对末日复活的批评而言,护教士诉求于上帝的全能。对于基督徒缺乏道德的指控,护教士的驳斥是,这并不是事实,异教徒才是没有道德的人。我们的行为准则要求我们连罪恶的思想都不能有,怎么还会有人相信,我们的崇拜充斥着狂欢与淫乱?最后,基督徒被指控为颠覆分子,因为他们拒绝崇拜皇帝,从而破坏了社会的本质。护教士的回答是,他们的确拒绝崇拜皇帝和其他一切受造物,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帝国的忠实臣民。他们认为,皇帝需要的并不是受敬拜,而是为他效力;而他最好的效力者,即是那些为他和帝国向独一真神上帝献上祈祷的人。

 

总而言之,护教士的著作见证了早期基督徒的生存所面临的矛盾。他们否定异教文化,但不得不应对一些有价值的异教文化。他们承认在哲学家这里可以得到真理,但又坚持基督教启示的优越性。他们拒绝崇拜皇帝,甚至受到当局的逼迫,但他们继续为皇帝祈祷,仍然钦佩罗马帝国的伟大。

 

第八章 信仰传承

 

为了不被发现.谬误绝不会赤裸裸地展现自己。相反,它会装扮得优美儒雅,因此,粗心的人就会被迷惑.相信谬误比真理更真实。 ——–里昂的爱任纽

 

早期教会的许多归信者来自广泛而不同的背景:这种多样性丰富了教会,也见证了教会信仰的普世性。但是,这也导致了对教会信仰广泛而不同的解释。我们不应当惊讶于这些不同的解释,因为当时的基督教还是界限不清―以至于我们也许更应该说“各种基督教”。在基督教中,一定会有不同的观点与侧重点,这是新约的每一位读者都能够发现的。当时的宗教调和主义增加了这种危险,因为调和主义井不单靠一套教义体系寻求真理,而是从各种体系中吸取零散的思想。结果,虽然许多人自称是基督徒,但其中一些人解释基督的方法却被其他人认为是模糊了、甚至否定了基督的核心信息。为了应对这些危险,所谓的正统基督教开始界定自身,重申其犹太遗产中的一些教义,如创世、受造世界的正面价值、上帝掌管着全部历史、上帝最终的统治即将来临,以及身体复活―从法利赛派那里学到的教义。为了重申这些教义,基督教发展出一系列的工具:信经、圣经正典和使徒统绪。它们为正统设定了界限,将长期成为基督徒生活与教导中的核心主题。因此,即使是其观点最终被教会普遍否定的异端,也影响到教会与其对自身的理解。在对基督教的所有不同解释中,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是最危险的、几近摧毁性的。它是一个与教会展开竞争的难以界定的团体;更确切地说,它是一场大规模的无组织运动,存在于基督教内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耶路撒冷沦陷与公元70年圣殿被毁,犹太教中一些犹太人接受了诺斯替主义,这就产生了“诺斯替犹太教”。诺斯替犹太教否定了犹太人的许多传统教义,尤其是上帝的创世与受造物的良善。同样,当诺斯替主义将基督这个名字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另一些元素融人自己的多样体系时,基督徒认为,自己信仰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元素被否定了。诺斯替主义这个名字,源于意为“知识”的希腊词“诺斯”(gnosis)。诺斯替派认为,自己拥有一种专为拥有真知性之人而留的特别的、奥秘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开启通往得救之门的秘密钥匙。所有物质都是邪恶的,起码都是不真实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永恒的精神(或永恒精神的一部分),被以某种方式囚禁在肉体中。肉体是精神的监狱,令我们无法认清自己的真实本性,因此是邪恶的。所以,诺斯替派的最终目标是逃离肉体和这个我们被放逐至此的物质世界。诺斯替派认为,所有实在最初都是精神的。至高之神根本就无意创造一个物质世界,只想创造一个精神世界。因此,许多精神实在被造成了。一个精神的怪胎,而不是某位神抵的创造。然而,既然这个世界是由一个精神实在所创造的,世界上就仍有精神的“火花”(sparks)或“碎片”( bits)。它们被禁锢在人的肉体之中,必须通过“诺斯”将它们释放出来。在基督教的诺斯替主义―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还有非基督教诺斯替主义―中,这位精神使者就是基督。基督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提醒我们本是来自天上,并赐给我们奥秘的知识,因为若没有这知识,我们就不能重返精神之国。基督是天上的使者,而肉体与物质又是邪恶的,因此,大多数基督教诺斯替派并不认为基督拥有我们这样的肉体。一些基督教诺斯替派声称,基督的肉体是一个幻象,一个幽灵,奇迹般地显现,如同真实的肉体一样。许多基督教诺斯替派将天上的“基督”与世上的“耶稣”区分开来,他们显然相信,世上的“耶稣”只是天上的“基督”用来显现的躯壳。有时,这又与另一种观念结合在一起:耶稣的确拥有一个肉体,但他的肉体是一种“灵性质料”,与我们的肉体并不相同。还有很多基督教诺斯替派否定耶稣的降生,因为这会令他受控于物质世界的力量。肉体是精神的监狱, 人必须控制肉体和肉体的情欲,从而削弱肉体束缚精神的力量;还有些诺斯替派声称,精神生来良善,并不能被毁灭,因此,我们应当放纵肉体,任凭肉体接受其情欲的牵引。所以,一些诺斯替派成为极端的禁欲主义者,而另一些却是行为放荡者。在整个公元2世纪,诺斯替主义对基督教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教会的主要领袖坚决反对它,因为他们看到,它否定了基督教一些至关重要的教义,如创世、道成肉身、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及复活。因此,教会普遍想出了对抗诺斯替主义的方法。但是,在讲述这些方法之前,我们必须先停下来讲述另一位教师。他的教义与诺斯替主义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并被基督教视为一个特别的威胁。此外,马西昂是一个主教的儿子,非常讨厌犹太教与物质世界。因此,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是反犹太教与反物质的。大约在公元144年,他来到罗马,并在罗马赢得了一群追随者。但是,教会最终普遍认为,他的教义与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相悖。后来,他建立了自己的教会。作为正统教会的对手,他的教会存在了数百年。马西昂相信,世界是邪恶的,所以他认为,世界的创造者要么是邪恶的,要么是无知的,要么就是既邪恶又无知。耶稣的圣父上帝并不是旧约中的上帝雅威(Yahweh)。是雅威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圣父的目的是只有一个精神世界。雅威是一位武断专横的神抵,他拣选一群人高过其他所有人。他也是一位记仇的神抵,对不顺服他的人耿耿于怀,并惩罚他们。简而言之,雅威是一位公义之神,但他的公义是武断专横的公义。基督徒的圣父则完全不同于雅威,也远远高于雅威。这位上帝并不寻仇,而是充满了爱。这位上帝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而是白白地赐予我们一切,其中就包括救恩。这位上帝并不希望被顺服,而是渴望被爱。正是出于对我们―雅威的受造物―的怜悯,这位至高的上帝才会差遣自己的爱子拯救我们。但是,耶稣实际上并不是由马利亚所生,因为这样的事会令他受制于雅威。相反,他只是在提比略统治时期以一个成年男子的样子出现,他的身体并不是物质的肉体。当然,根本就没有末日的审判,因为至高的上帝是绝对的爱,会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有这一切令马西昂抛弃了希伯来圣经。马西昂对教会构成了更大的威胁。他同诺斯替派一样否定或彻底重新解释了创世、道成肉身和复活的教义。但是,他比他们走得更远,因为他建立了拥有自己的主教与“圣经”的教会。除了诺斯替派和马西昂派之外,基督徒一致认为,希伯来圣经是基督教正典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证明上帝始终在为基督教的诞生预备道路,甚至可以依此来理解在耶稣基督里被启示出来的上帝的本性。基督教信仰实现了以色列人的盼望,它并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幻影。为了驳斥马西昂删减过的《路加福音》,教会拿出了几部内容一致的福音书―有时是三部,有时是四部,因为《约翰福音》获得普遍认可的过程要更长一些。教会回应异端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各种信经,尤其是在洗礼时。每一个城市的教会通常都有自己的信经,尽管它类似于周边城市教会的信经。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子会”使用自己从“母会”那里学到的信经,但会有一些改动。学者们以此为基础,将古代的信经分为不同的“类”。因此,信经的类别就可以被用来追溯不同教会之间的关系。在这些信经中,一个较早与较短的信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在罗马被收集整理的这个标志,被基督徒用来分辨真信徒与信仰当时各种异端的人,尤其是诺斯替主义与马西昂主义。任何认信这一信经的人既不是诺斯替派,也不是马西昂派。这一标志主要用于在洗礼中以三个问题的方式提问准备接受洗礼的基督徒:你是否相信上帝全能的父?你是否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由圣灵和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审判活人和死人?你是否相信圣灵、神圣的教会和身体复活?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古罗马信仰标志”或“R”的核心内容。同大多数古代信经一样,这部信经显然是围绕着洗礼中使用的三位一体信条 (Trinitarian formula)而建立起来的。准备接受洗礼的基督徒“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受洗,因此,所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是为了检验他们是否真的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尽管新约正典和各种信经是教会在与异端的斗争中所使用的有效武器,但是,教会的权威这一问题最终成为了争辩的对象。它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必须要有人裁定谁对谁错,也是因为一个生死故关的本质问题:所有基督徒都认为,耶稣的教导才是唯一的真理。与诺斯替派和马西昂截然不同的是,教会普遍宣称,自己拥有原始的福音与耶稣80 的真正教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问题是教会的权威与异端的权威之争。就这点而言,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的观念十分重要。如果这些使徒领受了这样的教导,他们会传给继他们之后领导各个教会的领袖。因此,如果真有这样的秘密教导,它们也应该被传给亲自跟随过使徒的门徒与这些门徒的继任者―主教。不管怎样,无论是通过真正的主教,还是通过教会的其他领袖,公元2世纪的正统教会其实都能够以马西昂与基督教诺斯替派所不能的方式,证明它们与使徒一脉相承。后来,使徒统绪的观念被进一步发展:只有由自称与使徒一脉相承的主教所按立的圣职才有效。在公元2世纪末最初形成时,使徒统绪的原则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与诺斯替派教师的封闭与秘密的传统不同,使徒统绪呈现出一种开放与共享的传统,这种传统并不是以耶稣最喜爱的某个使徒为基础,而是基于所有使徒及其建立的教会所共同作出的见证。

 

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的原意是指主教的分权制以及相伴随的在几部正典福音书中为福音作出的多形式的见证。“大公”(catholic)一词的意思是“普世的”,但也意为“全体一致”。为了将自己与各种异端团体和教派区分开来,古代的教会开始自称为“大公教会”。这个称谓不仅强调了教会的普世性,也强调了教会建基其上的广泛见证。教会是“全体一致”的教会―根据所有使徒与福音书作者的共同见证建立起来的教会。

 

第九章 教父

 

我们的教师是所有智慧的伟大教师,包括雅典与希腊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亚历山大的克莱门

 

在教会生活的最初几十年,基督徒撰写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处理具体或特定的问题。例如,保罗的书信。保罗写每一封书信都是受到特定情况的驱使,他并未试图在任何一封书信中讨论基督教的所有教义。在使徒时代之后,基督教的著作一度也是如此。这个时代的各位基督教作家被共同称为使徒教父(Apostolic Fathers)。他们的著作被保存下来,其中每部都是处理非常具体的问题。然而,到了公元2世纪末,马西昂与诺斯替派的挑战需要一种不同的回应。异端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教义体系,对此,教会必须做出的回应是,让教会的一些教师对正统信仰做出同样令人信服的解释。正是因为异端在广阔的领域内进行了思索,基督教的教师也在同样广阔的领域内做出84 了回应。这就产生了第一批相当完整地阐释基督教真理的著作。它们就是爱任纽、亚历山大的克莱门、德尔图良和奥利金的著作。

 

爱任纽是小亚细亚人,可能于公元130年左右生于士每拿。爱任纽移居到今天法国南部的里昂。在里昂,他成为了长老,并作为长老被派往罗马,给那里的主教送信。当他还在罗马时,里昂与附近的维埃纳爆发了逼迫―我们已经在第五章中讲过,主教弗提努斯(Photinus)殉道。一回到里昂,爱任纽就被选为里昂的主教。他一直担任里昂的主教,直到公元202年去世,可能是为主殉道。而是专注于指导他所牧养的基督徒的生活与信仰。因此,在自己的著作中,他并不想飞上思辨的高空,只想驳斥异端与教导信徒。他只有两部著作现存于世:《使徒宣道论证》(Demonstration of Apostolic Faith)和《驳斥所谓的真知》(Refutation of the So-called Gnosis)―也被称为《驳异端》(Against Heresies)。在《使徒宣道论证》中,他就一些教义对他所牧养的基督徒进行了教导。在《驳异端》中,他试图驳斥诺斯替主义。他撰写这两部著作的目的是阐明他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信仰,而不是用自己的思辨为信仰增添光彩。因此,爱任纽的著作出色地见证了公元 2世纪末的教会信仰。总而言之,我们在爱任纽这里看到了一幅宏大的历史远景,而上帝的计划通过它展开了。这一历史的焦点是道成肉身,这不仅是因为上帝的道凭借道成肉身纠正了人类被歪曲的历史,也是因为人类与上帝的合一从一开始就是历史的目的。上帝的目的是与受造物人类联合,这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了。

 

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的生活和兴趣与爱任纽的截然不同。克莱门可能生于雅典,那个长久以来因其哲学家而闻名于世的城市。他的父母是异教徒;但年轻的克莱门因未知的原因归信了基督教,随后便开始广泛寻找能在基督教信仰上给他更深教导的老师。在四处游历之后,他在亚历山大找到一位可以满足他求知欲的老师。他就是潘代努斯(Pantaenus),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人。克莱门留在了亚历山大,并在他的老师去世之后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亚历山大主要的基督教教师。公元202年,当塞普蒂默?塞维鲁成为皇帝时,逼迫开始了,克莱门被迫离开了亚历山大。后来,他游走于东地中海各地―尤其是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直到他于公元215年去世。与爱任纽不同,他并不是牧者,而是一位思想家与探索者;他的目标并不是阐释教会的传统信仰―尽管他持守这一信仰―而是帮助那些探索更深奥真理的人,并说服异教知识分子相信,基督教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荒谬迷信。在《劝勉异教徒》(Exhortation to the Pagans)中,克莱门利用了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的理论,这让我们看到他神学方法的要点。克莱门利用柏拉图的原因不只是为了便于他的论证。他相信,只有一种真理,因此,在柏拉图这里找到的所有真理都是在耶稣基督与圣经中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他认为,哲学被赐予希腊人,就像律法被赐予犹太人。它们的目的都是引人认识如今在基督里被启示出来的终极真理。克莱门自认为他的工作并不是牧人带领羊群的工作,而是“真灵知者”带领其他具有类似兴趣之人的工作。这自然会导致一种精英神学,克莱门经常因此受到批评。在此,我们不必赘述克莱门神学的实际内容。虽然他自认为是圣经的解释者,但他的寓意解经却让他在经文中发现了一些其实是受到柏拉图哲学启发的思想与教义。上帝是一位不可言说者,我们只能用隐喻和否定的方式来论述。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但是,至于上帝是什么,人类的语言只能指向一个言语难以描述的实在。

 

德尔图良与克莱门极其不同。他似乎是北非的迎太基人。虽然他一 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迎太基度过的,但他是大约四十岁时在罗马归信 基督教的。回到迎太基之后,他撰写了许多论文,有的是维护信仰,驳斥 异教徒;有的是捍卫正统,驳斥异端。他的许多著作因不同的原因而非常重要。德尔图良是位律师,至少受过修辞学训练,他的全部著作都带有法律思想的印记。德尔图良使用了“剥夺权利”的这两个意思,仿佛正统基督教在与异端进行一场诉讼案。他的目的不仅是证明异端是错误的,还要证明他们根本就无权与教会辩论。为此,他声称圣经属于教会。教会历代以来一直在使用圣经,而异端并没有对它的所有权提出异议。然而,大约在公元207年,这位异端的劲敌与教会权威的不懈捍卫者却加入了孟他努运动。该运动认为一个更新的时代将在圣灵的降临中开始。这一新时代的特点是更加严格的道德生活,就如登山宝训本身就比旧约的律法要求更高。至少一些孟他努派肯定,这一更加严格的律法包括独身。像孟他努派那样宣称末世始于圣灵被赐予孟他努和他的追随者,等于贬低新约事件的意义,使福音成为救赎史上的又一个阶段。这就是孟他努主义造成的后果,是教会难以接受的。德尔图良似乎是被孟他努派的严格主义所吸引。他的法律思想令他追求一切合理有序的完美秩序。尽管教会普遍尽其所能地奉行上帝的旨意,但还是有太多不合德尔图良心意的缺陷。他认为解释基督徒不断犯罪的唯一方法,是将教会视为一个中间阶段,它将被圣灵的新时代所取代。当然,这样的梦想注定破灭,古代的一些作家告诉我们,晚年的德尔图良对孟他努主义大失所望,因此,他创建了自己的教派―被古代的作家称为德尔图良派。德尔图良继续解释如何理解三位一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他提出了“一个本质,三个位格”的信式。同样,在论述耶稣基督如何同为神与人时,他提出了“一个位格”和“两个本质”或“两个本性”―神性和人性。他主要以“位格”与“本体”的法律用法来解释这两个术语。但是,后来的神学家却以形而上的方式解释它们。不管怎样,重要的是,德尔图良在三位一体与基督论争辩中发明的信式,最终成为了正统的标志。他可以被视为西方神学的奠基人。亚历山大的奥利金

 

克莱门最伟大的学生是奥利金,他是本章所讲述的四位基督教教师中的最后一位。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这不同于他的老师克莱门。他的父亲在塞普蒂默?塞维鲁的逼迫期间殉道―这次逼迫也迫使克莱门离开了亚历山大。当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奥利金希望为主殉道。但是,他的母亲将他的衣服藏了起来,他只能呆在家中。他在家里写了一篇论殉道的论文,寄给了在狱中的父亲。随后不久,在奥利金还不到二十岁时,亚历山大的主教德米特里 (Demetrius)委派奥利金培训慕道友―准备接受洗礼的新信徒。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拥有非凡天赋的奥利金很快就成名了。在教导慕道友多年之后,他将这份工作交给了他最优秀的一些学生,而他则去全心管理一所基督教哲学学校―非常像古代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所创立的学校。他在自己的学校授课,听他讲课的不仅有远道而来的基督徒,还有慕名而来的开明的异教徒,其中就有皇帝的母亲与阿拉伯的总督。奥利金撰写了大量著作。他注意到不同版本的圣经存在差异,因此,他编订了《六文本合参圣经》。这是六种文本对照的旧约,包括希伯来文本、希伯来文本的希腊音译本―这令不懂希伯来文这一古老语言的读者至少可以对它的发音有所了解―以及四个不同的希腊文译本。此外,《六文本合参圣经》还附有一整套说明异文、省略与添加的符号。除了这项伟大的杰作之外,奥利金还为圣经的许多书卷撰写了注释,还有我们已经引用过的护教文《驳塞尔修斯》和一部系统神学巨著《论第一原理)}( On First Princ勿les)。他的这些著作很大一部分都是他口述的,据说,他有时可以同时向多位秘书口述七部著作。他宣称,“一切不符合使徒与教会传统的东西都不是真理”。首先,这一传统包括关于上帝的教义:只存在一位上帝,他是宁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从而否定了诺斯替派关于世界起源的思辨。其次,使徒们的教导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在一切受造物之前为上帝所生,他的道成肉身令他在成为人时仍是神。至于圣灵,奥利金认为,使徒传统的论述并不十分明确,只肯定了圣灵的荣耀与圣父、圣子的荣耀是一样的。最后,使徒教导我们,灵魂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根据今世的生活受到奖赏或惩罚,身体最终将会复活,且不会再朽坏。在奥利金看来,第一次创造完全是灵魂上的。上帝第一次创造的是没有身体的灵魂。这就是经文记载“造男造女”的原因―也就是根本没有性别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被告知,上帝是在“创造”,而不是在“塑造”。上帝这样创造灵魂的目的是,灵魂可以专心默想上帝。但是,一些灵魂不再默想上帝,它们堕落了。就是在这时,上帝进行了第二次创造。第二次创造是物质的,是堕落灵魂的避难所或暂时的家。堕落最深的灵魂变成了魔鬼,而其他灵魂则成为人类的灵魂。为了这些人类的灵魂―堕落的先在灵魂,上帝创造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身体。上帝用土“塑造”了身体,将一些造成了男人,一些造成了女人。在现今的世界上,撒但和他的魔鬼俘虏了我们,因此,耶稣基督已来打破撒但的权势,指出那条我们所要走上的重返灵魂家园的道路。奥利金在很多方面更像是柏拉图主义者,而不像是基督徒。他也认为,物质世界与历史的存在是罪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奥利金与爱任纽明显不同,在爱任纽看来,历史的存在是上帝永恒计划的一部分。奥利金关于灵魂先在和堕落与复原永恒循环的思想,无疑偏离了基督教的普遍教导。这种神学被上帝的作为所主导:上帝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它将救恩视为与已经战胜死亡的基督的联合―一种以洗礼建立、由圣餐喂养的联合。其次,另一种神学趋向也正在形成,尤其是在亚历山大。这种神学主要关注于证明基督教与古代哲学精华之间的联系,并以探索哲学与不变的真理为主旨。对于这种神学来说,救恩在于被上帝光照而得以重返精神的世界。

 

第十章 公元3世纪的逼迫

 

此时,在当权者面前承认信仰,将更加光荣、更加可敬,因为争战升级了,痛苦更大了,进行争战的基督徒的荣耀也将随之增加。—-迎太基的西普里安

 

在公元2世纪最后几年,教会过上相对和平的生活。罗马帝国卷人内战,忙于保卫自己的边境,以免受到野蛮人的人侵,从而无暇顾及基督徒。图拉真的老政策仍在施行:如果基督徒拒绝崇拜皇帝与神袄,他们就将受到惩罚,但不必对他们进行调查。因此,所有逼迫都是地方性的、零星的。到了公元3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图拉真的政策仍然有效,所以始终存在爆发地方性逼迫的危险。但除此之外,又有了深刻影响到教会生活的新政策。制定并实施新政策的皇帝即是塞普蒂默?塞维鲁和德西乌斯。公元3世纪初,在位的皇帝塞普蒂默?塞维鲁结束了一系列使罗马帝国受到削弱的内战。但即使是这样,统治如此广阔、如此难以治理的领地也绝非易事。生活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的“野蛮人”始终是个威胁。在帝国境内,又有持不同政见的派系,始终存在着军队叛乱、另立新帝,从而导致新内战突发的危险。面对这些难题,塞维鲁觉得,他的帝国需要宗教和谐,因此,他制定了促进调合主义的政策。他计划将自己的所有臣民都团结在不可征服的太阳(太阳神)崇拜之下,只要承认太阳神统治万有,一切神抵就都可以接受。这项政策就与两群拒不服从调合主义的人发生了抵触:他们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因此,他宣布所有归信这两种宗教的人都属违法,将被判处死刑。塞普蒂默?塞维鲁颁布上述法令的公元202年成为逼迫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据说,爱任纽就是在这一年殉道的。也是在这一年,一群基督徒在亚历山大惨遭杀害,其中就有奥利金的父亲。克莱门是亚历山大著名的基督教教师,而皇帝的法令尤其针对寻求新信徒的基督教教师,因此,他被迫逃到更少有人知道他的地区。《圣佩尔培图阿与圣菲里西塔斯殉道记》 (Martyrdom of Saints Perpetua and Felicitas)的女主角是佩尔培图阿。被捕时就已经怀有身孕的菲里西塔斯担心她会因为怀孕而保住性命或拖延殉道,让她不能与同伴一起殉道。但是,上帝垂听了她的祷告,她在怀孕八个月时生下了一个女孩。一个女基督徒收养了她的孩子。看着在分娩之痛中呻吟的菲里西塔斯,她的狱友问她怎能面对竞技场中的野兽。她的回答代表了基督徒当时对殉道的理解:我现在的痛苦只是我的痛苦。但是,当我面对野兽时,会有另一个人活在我的里面,为我担当痛苦,因为我将为他受苦。佩尔培图阿和菲里西塔斯随后被送进了竞技场,要受到一头发狂的母牛攻击。在被这头野兽顶倒之后,佩尔培图阿要求重新扎好头发,因为蓬头垢面代表着悲伤,而这一天对她来说是喜乐的一天。最后,这两个鲜血淋淋的女基督徒站在竞技场中央吻别,随后被剑刺死。简而言之,大约有半个世纪,逼迫很少发生,许多人归信了基督教。对于这一代基督徒来说,殉道士是十分值得敬佩的,但他们已经成为过去,那些邪恶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了。贵族中的基督徒一天多似一天,普通群众也很少再相信基督徒没有道德的古老传言。逼迫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既充满了痛苦,又满载着荣耀。后来,暴风雨再次来临。公元249年,德西乌斯成为了皇帝。虽然基督教历史学家说他很残忍,但他其实只是一个传统的罗马人,他的主要目的是复兴古罗马的荣耀。多种因素造成了古罗马荣耀的衰落。在像德西乌斯这样传统的罗马人看来,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显然是人们抛弃了古代的神袄。如果所有人都崇拜神抵,情况就会好转,罗马的荣耀与权力就会增长。由于对神抵置之不理,罗马已招来了神怒,已被神抵抛弃。因此,若要复兴古罗马的荣耀,也必须复兴古罗马的宗教。如果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能崇拜神抵,神抵或许会再次眷顾帝国。这就是德西乌斯宗教政策的基础。而基督教在他看来尤其损害了古罗马的宗教。对于德西乌斯来说,罗马存亡生死枚关。实际上,拒绝崇拜神抵的人被视为犯下了叛国罪。德西乌斯的逼迫与之前的非常不同。他的目的并不是制造殉道士,而是制造背教者。德尔图良大约在五十年前说过,殉道士的鲜血就是一粒种子,播下的越多,长出的基督徒就越多。早期基督徒的殉道榜样感动了许多亲眼目睹殉道的人,因此,逼迫似乎更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如果不是强迫基督徒殉道,而是迫使他们放弃信仰,这会令基督教失去殉道士那英雄般的见证,这将是德西乌斯复兴异教这个目标的一次胜利。德西乌斯的目的是推广神抵崇拜,而不是杀害基督徒,因此,真正殉道的基督徒相对较少。当局只是逮捕基督徒,然后试图通过酷刑与威逼利诱迫使他们放弃信仰。这场逼迫的一个结果是,教会中出现了一个光荣的新称谓:“认信者” (confessors)。在此之前,几乎所有被带到官员面前并坚守信仰的基督徒都成为了殉道士,而向神抵与皇帝献祭的基督徒则成为了背教者。由于德西乌斯所制定的政策,出现了甚至在酷刑中依然坚守信仰也未得殉道冠冕的基督徒。后来,在逼迫中承认信仰的基督徒被称为“认信者”, 他们深受其他基督徒的尊敬。德西乌斯的逼迫是短暂的。公元251年,加卢斯(Gallus)继承了他的皇位,废除了他的政策。由于关注自身的纯洁,以及持“罪是向上帝所欠的债”这一理解,西方教会如何不断卷人争论:教会应当如何保持自身的纯洁,又不先为爱的团契。因此,重新接纳背教者这一问题,很早就成为了西方教会的主要关切之一。如何处理已经受洗却再次犯罪的基督徒,这个问题也一再分裂着西方教会。正是出于这样的关切,一套完整的补赎制度才得以发展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后来的新教改革正是对这套补赎制度的抗议。

 

第十一章 基督徒的生活

 

…… 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哥林多前书》1 :26-27

 

当我们讲述基督教的历史时,一定要永远记着,资料本身并不能公正地再现所有的历史真实。现存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关于教会领袖的工作与思想,或是记载那些逼迫,以及基督徒与罗马帝国的冲突,因此,我们总是忘记,这些文献只是描绘了一幅不完整的画卷,几乎没有说到普通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或他们的信仰实践。此外,当我们试图重绘这幅历史画卷余下的部分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几乎完全没有相关的材料,因此必须整合一些零散的信息。我们之前引用过异教作家塞尔修斯的抱怨:基督徒是一群无知的民众,他们并不在学校或公共广场上教导,而是在厨房、店铺和皮革厂中说教。最初三百年间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来自社会底层,至少这些人没有很好地融人上层人群。根据四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大部分时间是与穷人、病人和受鄙视之人一同度过的。同大多数最早的使徒相比,保罗的社会地位更高,他的确说过,哥林多的大多数基督徒是无知的、无权势的和出身卑微的。最初三百年的教会生活也基本如此。

 

崇拜是社会各阶层的基督徒所共有的一种经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早期教会从一开始就有个习俗:在侮周的第一天举行孽饼聚会―圣餐(Eucharist)或主餐(Lord’s Supper)。在每周第一天聚会的原因是,这一天是主复活的日子。因此,圣餐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呼吁基督徒悔罪或提醒他们罪孽深重,而是为了庆祝耶稣的复活及其确保的应许。这就是《使徒行传》将圣餐描述成欢乐聚会的原因:“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徒2:46一47)早108 期的圣餐礼并不以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的事为中心,而是以复活节(Easter)的事为中心。一个新国度已经来临,基督徒聚在一起庆祝它的降临,并成为其中一员。从此以后,在基督教的大部分历史中,基督教会就将圣餐视为它的正式崇拜与最高崇拜。只是在16世纪新教改革之后,甚至在更晚的一些情况下,许多新教教会才普遍将崇拜的中心从圣餐转向讲道。早期圣餐礼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们是庆祝活动。圣餐的基调是喜乐和感恩,而不是痛苦与悔罪。起初,圣餐是完整一餐的一部分。信徒带来他们能够带来的食物,在共同进餐之后,便是为饼与杯的特别祷告。至少从公元2世纪起,圣餐礼就包括两个主要部分。首先是诵读经文与解释经文,同时伴有祷告和歌唱赞美诗。基督徒在当时几乎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圣经抄本,因此,圣餐礼的第一部分通常是信徒了解圣经的唯一途径,从而导致圣餐礼的这个部分相当长―有时会持续数个小时。随后便是圣餐礼的第二部分―圣餐,以亲吻礼开始。但在此之前,那些还没有接受洗礼的基督徒在祷告与祝福之后就会被要求离开。在亲吻问安之后,饼和酒被抬出,交给圣餐的主持者,他随后会为饼与酒祷告。为饼与酒所作的祷告经常会时间很长,在祷告中,上帝的救赎之工通常会被依次述说,会祈求圣灵的能力临到饼与酒。随后,饼被璧开,在信徒中分享,一杯酒也被信徒同享共饮。最后,圣餐以祝福结束。同在地下墓穴或墓地聚会相比,基督徒还更加频繁地在私人家中聚会。新约对此有过一些暗示。后来,随着会众的增长,一些屋子被专门用来崇拜上帝。因此,最古老的基督教堂在其成为教堂之前,似乎是一所私人住宅。起初,基督教的历法相当简单,基本上是以周为单位的。每个星期天都是一次复活节,都是喜乐的一天;每个星期五都是悔罪、禁食和痛苦的日子。不知是什么原因,星期三在很早时就成了禁食日。每年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星期日,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是基督徒最隆重的节日。复活节的一项活动是为新的归信者施行洗礼,接纳他们成为会众。在预备这些通常在复活节举行的活动时,会有一段时间的禁食与悔罪。这就是我们今天大斋节(Lent)的由来。除了圣餐之外,洗礼是基督徒崇拜中另一项重大活动。我们已经讲过,只有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才可以参加圣餐。《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人们在归信基督教之后立即接受洗礼。这在早期的基督教会中是可行的,因为其中大多数归信者来自犹太教,或是受到犹太教影响的人,因而基本上了解基督徒的生活与宣讲。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加人教会,要求新信徒在接受洗礼之前进行一段时间的预备、试炼和学习是必要的,这就是“慕道期”。到了公元3世纪初,慕道期长达三年之久。在慕道期间,慕道友要接受关于基督教教义方面的教导,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他们的虔诚信仰。随着洗礼的日益临近,他们要学习信经或洗礼信条的意义,且在洗礼时会被问及是否承认其内容。

 

公元2世纪,教会显然有三个不同的领导职位:主教、长老(或长者)和执事。一些历史学家声称,这一等级制度源自使徒;但是,现存的文献似乎指向了相反的方向。尽管新约确实提到过主教、长老和执事,但这三个头衔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并不总是共存的、分工明确的职责或官职。实际上,新约似乎表明,地方教会的组织因地而异,“主教”和“长者”(或长老)这两个头衔一度可以互换。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某些教会―包括罗马教会―并不是由一位主教领导,而是有一批领袖,他们有时被称为“主教”,有时被称为“长老”。教会也至少从公元2世纪开始举行婚礼―当时安提阿的伊格纳修写信给波利卡普称,主教知道当时举行的所有婚礼。可以理解的是,敬虔的夫妇希望将他们的婚姻神圣化。但是,教会婚礼显然还有另一个作用:认可并非严格合法的婚姻。根据当时的法律,一对夫妇的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权利―是由丈夫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在早期教会中,女基督徒往往拥有比男基督徒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信徒之间正式合法的婚姻会导致严重的民事后果,即剥夺妻子一些更高的权利与地位。解决的办法就是举行不受官方或民事制约的教会婚礼。教会在其第一个百年中,信徒数量取得了巨大的增长。因为古代的教会根本就没有“福音布道会”或“奋兴布道会”。相反,在早期教会中,崇拜的中心是圣餐,只有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才被允许参加圣餐。因此,“福音传道”并不是在教会的崇拜中进行的,而是像塞尔修斯所说,是在厨房、店铺和集市中进行的。少数著名的基督教教师,如查士丁和奥利金,在他们的学校举行辩论会,从而在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些归信者。但事实上,大多数归信者都是由一些无名基督徒赢得的,他们的见证令其他人归信了他们的信仰。最激动人心的见证显然是受苦以至于死的见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意为“见证”的“殉道”(martyr)一词,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殉道”这个意思。在新约时代之后,很少再听说有宣教士像保罗和巴拿巴那样,四处旅行宣教。福音在最初几百年的快速传播显然并不归功于全职宣教士,而是要归功于众多因其他原因而出行的基督徒―奴隶、商人、被流放到矿场服劳役的罪犯等。基督教主要是在城市中传播,在乡村地区渗透得很慢,而且遇到极大的困难。在君士坦丁之后很久,基督教才赢得了罗马帝国乡村的大多数人。基督徒最初在私人家中聚会,因此,他们的聚会场所不可能有很多寓指基督教信仰的装饰品或象征物。一旦基督徒拥有了自己的公墓(地下墓穴)和自己的教堂(如杜拉一欧罗波斯教堂),基督教艺术就开始发展起来。早期的基督教艺术主要是地下墓穴和教堂中的壁画,以及用于安葬那些富有基督徒的石棺上的雕刻。鱼是基督教最早的象征物之一。早期基督教艺术中的其他场景描述了各种圣经故事:亚当与夏娃、方舟中的挪亚、旷野中的磐石出水、狮坑中的但以理、烈火窑中的三个年轻人、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拉撒路的复活等。

 

第十二章 大逼迫与最终的胜利

 

我只关心我所学到的上帝的律法。那是我服从的法律,我将在其中得胜。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殉道者塞利卡

 

在德西乌斯和瓦莱里安的逼迫之后,教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对和平的生活。但到了公元4世纪初,最后一次,也是最残酷的一次逼迫爆发了。当时在位的皇帝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他重组了罗马帝国,为帝国带来了新的繁荣。戴克里先重组帝国的一项措施是四位皇帝共同统治帝国。其中两位皇帝的头衔是奥古斯都:戴克里先本人是东部的皇帝,西部的皇帝是马克西米安(Maximian)。这两位皇帝之下是副帝,他们的头衔是凯撒:戴克里先之下是加勒里乌(Galerius),马克西米安之下是君士坦提乌?克洛卢斯(Consiantius Chiorus)。凭着戴克里先的政治与统治天赋,只要他拥有最高权力,这种分权制度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个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皇位的有序继承,因为戴克里先的计划是“凯撒”继承他为“奥古斯都”,随后,余下的三位皇帝将任命一位“凯撒”,填补由晋升为奥古斯都的凯撒所留下的空缺。戴克里先希望,这会防止因继承问题而频发的内战,这样的内战一直困扰着罗马帝国。我们将会看到,他的这个希望破灭了。大约在公元295年,许多基督徒被判处了死刑,一些是因为拒绝参军,另一些是因为试图离开军队。加勒里乌认为,基督徒对参军的这种态度极其危险,因为可以想象,军队中的基督徒在关键时刻可能拒绝服从命令。因此,作为一项鼓舞军队士气的必要措施,加勒里乌说服了戴克里先,将基督徒全部逐出了罗马军团。除了将基督徒逐出军队之外,戴克里先的法令并未要求进一步惩罚基督徒。当时的法令是,免除基督徒所担任的一切公职,毁掉基督教的所有建筑与书籍。起初并没有更加严厉的措施。但是,冲突很快就升级了,因为许多基督徒拒绝交出自己的圣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施以酷刑,并被判处死刑。后来,皇宫中发生了两场火灾。加勒里乌指责是基督徒纵火,他们想要报复,因为他们的聚会场所和书籍被毁掉了。古代教会所遭受的最残酷的逼迫就这样开始了。同前面讲到的德西乌斯一样,戴克里先尽量促使基督徒放弃信仰。许多基督徒习惯了几十年相对安逸的生活,因而屈服了。其他基督徒受尽了极其残忍的酷刑折磨,最终被以各种方式杀害。在如此混乱的政治局势中,对基督徒的逼迫还在继续,但逼迫的程度取决于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位皇帝所制定的政策。加勒里乌和他的主要傀儡马克西米努?达伊亚继续逼迫基督徒。马克西米努试图完善加勒里乌的政策,他将基督徒逼迫致残,将他们发配到采石场做苦力。但在后来,许多被判刑的基督徒开始在服刑地建立新教会,于是马克西米努或是将他们杀害,或是将他们再次流放。殉道士的名单越来越长,似乎没有尽头。加勒里乌颁布这项法令结束了罗马帝国对教会最残酷的逼迫。监狱的大门很快就被打开了,许多因逼迫而伤痕累累的基督徒走了出来,但是,他们依然感恩,因为他们认为,至高的上帝解救了他们。加勒里乌在五天之后去世,基督教历史学家拉克唐修(Lactantitis)特意向世人表明,逼迫基督徒的人会可怕地死去,他宣称,加勒里乌的忏悔来得太迟了。罗马帝国随后被君士坦丁、李锡尼、马克西米努?达伊亚和马克森狄所瓜分。前三位皇帝彼此认可,共同宣布马克森狄为篡位者。至于他们对基督徒的政策,马克西米努?达伊亚是唯一一位很快就重启已被加勒里乌停止的逼迫的皇帝。然而,一次结束逼迫的政治大变动即将发生。君士坦丁发动了一场战争,最终令他成为罗马帝国的主人。君士坦丁在大战前夕得到了一个启示。其中一位编年史家拉克唐修称,君士坦丁在梦中接到命令,将一个基督教的象征物放到他士兵的盾牌上。另一位编年史家优西比乌说,异象出现在天空中,同时出现了这几个字:“你将靠此得胜”。这是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的伟大时刻。实际上,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君士坦丁的战斗一旦打响,他就迅速向前推进。停止逼迫基督徒,返还他们的建筑、公墓和其他财产。这项协议被称为《米兰救令》(Edict of 4lilan),它通常被认为是逼迫结束的标志(公元313 年)。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还是陷人新的、也许是更艰难困境的开始。君士坦丁归信基督教无疑对基督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基督教被迫要面对新的问题。基督徒自称是一位木匠的仆人,他们的伟大英雄是渔夫、奴隶和被国家处死的罪犯,当他们突然被罗马帝国的荣耀与权力包围时,他们会怎样?他们仍会坚守信仰吗?又或者是,曾在酷刑与野兽面前坚守信仰的基督徒,会屈服于安逸生活和社会威望的诱惑吗?这些都是基督教在它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中所函待解决的问题。

 

2019-05-15

 

分享博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