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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历史|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利玛窦:中西对话与文化交流的先驱

 

在中华世纪坛里一幅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浮雕壁画中刻画颂扬了为文明进步历史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者的100位历史名人,其中只有两位外国人,一位是马可·波罗,一位是利玛窦。在浮雕壁画中利玛窦被描述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背景中的望远镜以及与他在一起是两个明末名人以医学草药闻明李世珍和著名的儒学家王阳明,这预示着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融合在一起的意义。利玛窦来时是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的宣教士因此被李敖称为“洋和尚”。来到中国,他与中国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土地有过长时间的亲密接触。虽然他的童年生长在基督教国家意大利,但他仍旧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于1582年来到中国,就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故土,1610年病逝于中国。利玛窦,中文直译为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生于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是他的汉字名,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宣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1610年5月11日,因病卒于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允许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安葬。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认为利玛窦是中西关系黄金时代的象征,代表中国和西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和平互动。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为什么和如何能够在法理上成功地赢得皇帝和许多儒家学仕们的信任和尊重? 为什么他能够进行对话和交流,这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可行和典范?

 

利玛窦1552年出生在意大利马尔切地区靠近亚得里亚海的小镇马切拉塔。十七岁时他前往罗马学习法律。两年后进入罗马学院,就是后来的天主教格里高利亚大学(Gregorian University)。他在那里学习哲学和神学,还接受了音乐、数学、地理制图、宇宙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培训。他的一位老师就是著名的耶稣会的神父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他是科学家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最好朋友。1577年,利玛窦被教廷批准派往远东执行福音宣教的请求。他先到达葡属西印度首付果阿后,他在那里和科钦城作为传教士工作直到1582年春天。亚历山德罗·瓦利尼亚诺(范利安)神父一直是利玛窦在罗马时的新手导师,现在负责所有耶稣会在远东 宣教。是他选召利玛窦到澳门预备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当时,西方传教士想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也想把他们自己的文化模式传递给东方。然而,在十六世纪一些在世界不同地方的宣教士已经发现各处文化的丰富和多样。宣教士们在东方如日本和中国也经历了思想的真正转变。他们被中国东方文学、政治和哲学的成就和文化心被感动,决定把学习和参入这种文化作为宣教计划的基础和切点。范利安是策划这一新方法的人。基于他走南闯北看到多极世界,发现欧洲不是世界的中心。他也第一次写了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的一个题为《印度及东方国家的耶稣会宣教进展》论文论述了耶稣会士面对亚洲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和百姓日常生活的切入和应对的见解。利玛窦和许多早期的中国耶稣会士都是被范里安精心挑选实践他的新模式的先驱,也是教会在亚洲执行传福音的使命人。意大利人安德鲁·罗斯说那个年代是”天主教人文主义的文化黄金时代”。这些独特的一群宣教士根据新的宣教模式,不再以欧洲基督教文明文化为专属模式,而是脱下西方的洋装,吃喝穿着说话行走进入当地人民的样式风格。所以,要求所有派往中国的耶稣会士在让他们进入中国之前,先要熟知语言和文化。1582年8月当利玛窦抵达澳门后,就被指派一位中文教师,用”四书”“五经”经典儒家文本来教他中文。一年后利玛窦和他的耶稣会成员米歇尔·鲁吉里(卢明健)已经可以独立在该市居住。从此他就这样开始了在中国的惊人故事,直到他于1610年在北京安息主怀。

 

虽然范里安教年轻耶稣会士要在欧洲文化框框之外来思考宣教并按他设想的新宣教模式行事,然而利玛窦显然成为了一个应用到中国背景中实践这种模式的第一人。在与中国人的语言,文化,生活的紧密接触中,他成功地为西方世界走出了一条和谐互动,平等尊重的全新的与东方人建立关系的方法。他在追寻这一目标开始时利玛窦不仅作为耶稣会士接受了属灵和职业训练而且拥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身体和心智素质训练。他身材魁梧,碧蓝的眼睛和声洪如钟,外表令人深刻印象。他被赐予熟练使用多种外国语言和整全图像记忆能力。他热衷于掌握和捕捉中国文化的本质要素,熟识如何参入中国复杂文化的途径。

 

今天社会,因着网络世界各处已经变成地球村。人们频繁的交往也带来很多人类社会挑战和困境。许多人开始认识到最有效的沟通办法是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并持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促进各国和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其实大约四百年前,利玛窦就已经采纳和实践这样的计划。他在中国期间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文化多样性的深切尊重,并以增进相互了解平等对话。然而,他因着神的生命学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位意大利宣教士的态度和行为听起来更像是孔子本人遥远的回声。早在利玛窦踏上中国之前,利玛窦就切记和谐是最宝贵的东西。强调一个人总能向别人学习,也肯定和谐可以与多样性的共存。在很大程度上,利玛窦谦卑顺服,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生活方式是他对中国是什么和中国人是什么的反应结果。换句话说,利玛窦因在中国,他与一些儒家学者的接触得到很多直接和间接鼓励他,这一切就不断让他重新思考和重塑自己的身份。

 

因此,利玛窦的中国之行是一次心灵、语言和文化、符号和感性之旅。他完全浸入这种丰富的文化中熟悉悠久历史、经典和博深的哲学。这种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获得的一切加深了他的迷恋度。这种成就也为将他的信仰介绍给中国奠定一切背景基础。1594年,他把《四书》中的大部分内容翻译成拉丁文,并开发了第一个罗马化中文系统。他以此检验他作为欧洲耶稣会新到中国使用教材的有效性。翻译儒家经典的基础允许两种不同文化间开始相互交流,利玛窦从此被视为西方汉学的奠基人。利玛窦在中国还搁置了传统的欧洲地图制作,也就是把欧洲作为地图的中心。在1602年他准备的一幅地图中已将中国置于世界中心。这项工作也看出他在这件事上显示他的深思熟虑和对自称为中央王国的钦佩。在地图上角上他写道:”我对伟大的中华帝国充满了钦佩之情。在那里我受到的友好款待远远超过我应得的。( “I am filled with admiration for the great Chinese Empire, where I am treated with friendly hospitality far above what I deserve.”)

 

利玛窦的中国之旅日志被带往欧洲后,由尼古拉斯·特里高(金尼阁)用拉丁文出版。这证实了马可波罗的”国泰王国”确实是指中国,其中报道了许多其他细节:如筷子的使用。然而,最重要的是利玛窦日志为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真实而精心撰写的合理描述。将世界另一端这一伟大文明的成就呈现出来。该日志还谈到利玛窦为赢得中国人民的善意和模范生活所作的努力。作为一个宣教士,他似乎很清楚,通过中国历史过往的智者,上帝一直支撑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利玛窦向他的朋友徐光启透露,在来中国的路上,他经过许多国家,发现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中国。儒家思想和中国民乐是世界上最辉煌的。但当徐光张问中国为什么仍然受自然灾害的摆布时,利玛窦指出与西方相比,中国在一些领域的科学知识仍然不足和落后。因此,徐光启曾帮助利玛窦出版几本教会属灵书籍,他也建议出版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书籍。徐光启属于一群明末官宦和知识阶层的学者。他们担心国家的状况并寻求一些具体的方法以挽救中国免于衰败。他们一起的探索是对王阳明学派主张的道德行动原则应该完全在头脑和心灵中发现。徐光启和他的官宦同僚转而寻找”硬知识”或”实学” 。此外,徐光启等官宦知识学者与利玛窦及耶稣会士之间的独特互动,也让他们认识到基督信仰,看到生命影响生命的具体体现。

 

利玛窦对徐光启的回应是应该在开展任何其他科学工作之前先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利玛窦坚持认为理解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实际上是理解西方逻辑的关键。当时的中国,对西方逻辑几乎是空白。因此,当利玛窦解释《几何原本》的各个要点时,徐光启经常发现很难理解宣教士表达的意思,也很难把它翻译成中文。从中国的以图像意性思维方式转向西式演绎哲学思辨逻辑需要对推理过程进行彻底的改变。两人必须超越单纯的单词、句子和方程式样的翻译,而是要使两个不同的文化逻辑系统兼容。

 

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十三本书中的六本后就安息归主了。然而利玛窦的口头解释和徐光启对欧几里德原本的书面记述足以为后代架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以跨越语言和翻译上的障碍。自此,徐光启在点、曲线、平行线、锐角、钝角等方面发明的新的汉语数学术语和词汇虽然这些概念对中国人来说的确是全新的,但很快就成为中文的标准数学用词。

 

利玛窦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著作不是宣扬基督信仰的,而是一本小册子谈论他对希腊和拉丁作家关于友谊的合集。书名为《交友论》(1595年)的书是宣教士为中国人介绍信仰而预备的内容。该书指出人人平等与友谊的关联关系是生命交通交流的根源。利玛窦写这本书是因为中国人教给他的。从他到达的那天起,他就发现真正有影响力的朋友在社群和各个方面的重要性。人与人的关系一直是任何想要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友谊带动起来的中国社会生活关系网络形成,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建设将大大开启人心灵内部思考。利玛窦和他的同伴们试图在各个城市建立住所时遇到的许多困难往往是由于缺乏与人沟通联络的关系。同时,利玛窦写《交友论》的决定也可能受到他与明末官宦学者们讨论信仰的影响。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友谊”一词一直以来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和睦和谐的一个代名词。而一个人可以通过个人的选择和行动来为友谊的美好带入个人平等这样的操行规则。这本书广为流传并扩大了利玛窦在中国的名气,很多人慕名前来拜访他。利玛窦从一开始踏进中国国门就试图在普通民众中传福音,建立信徒,然而这本书大获成功使他宣教的目标改变,决定转向自上而下的方法。即向高层有权有势,善于思考的士大夫阶层开始,而不是向草根大众宣讲福音。他通过与高层学者和官员士大夫的静默探讨,取得更大的果效。他做的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由于他渊博的知识和个人品格的正直高尚,所以与这些学者官宦们的谈话最终都落在询问他的信仰上。利玛窦指出在儒家经典中有一部分与他的信仰信条一致,但是上帝的心意是要将全部好消息分享给人们。因此,利玛窦以生命见证影响了几位高级上层官吏士大夫认识上帝,一起来拥抱耶稣基督。他曾经对慕名来拜访者说:上帝的律例法典秩序与推理原因的自然光相一致,很多内容也与在私塾中教的中国圣人们写的四书五经有相同的道德律,但上帝高于这一切。

 

北京国子监和孔庙是中国元明清最高等学府。每三年科举考试就在这里,有碑林,其实就是一部石刻的功名簿。元、明、清三代的读书人,凡中了举人的就在此立一块石碑,“一举成名天下闻”。这些名字中包括三位有影响力的士大夫徐光啟、楊廷筠和李之藻。他们跟随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们改信天主教。被中国天主教徒称为早期”三大支柱”。他们都在明末政府中担任高阶职位。一方面,利玛窦和他的耶稣会士们向这三位学者和其他许多跟随者保证他们平等对待他们,带给他们的福音信息是以尊重中国自己的文化和民族尊严为前提。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像徐光启这样的博学思想的朋友们提问和探讨以及他们向利玛窦展示中国思想和文化瑰宝的激情,我想也就没有今天看到的利玛窦。这些真正儒学士大夫与一个和蔼的基督耶稣宣教士之间的互动是以科学、文化和灵里各层次接触上引人入胜的篇章。这种一耶稣基督的爱建立在相互平等伙伴关系基础上友谊是深厚持久的,也是个人之间建立生命意义关系的典范,也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和平和富有成效的互动典范。

 

利玛窦最持久的遗产可能是他从事跨文化宣教的有效策略。他非常坚决地追求和提倡与不同文化的学者对话。从而他有机会回应中国知识分子对神对信仰的好奇。利玛窦是天主教学者首次尝试用中国思维方式向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将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因为利玛窦重视中国人对哲学的思考和解释,以及如何证明上帝,上帝创造天地的性质和作为,人类灵魂与动物灵魂之间的差异以及人性的善良等问题。在此过程中,他借助中国的文化遗产来将基督耶稣的福音传给国人。他表现出他对人类在真理和相互尊重中相互沟通的能力和信心,从神赐予的恩典中,友谊和信任成为一切对话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利玛窦对待非基督徒的方法在许多方面与早期基督教会相似。他去中国传福音,但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文化对抗的陷阱和壁垒。相反,他遵循文化包容政策,努力调和两个不同文化思想和信仰体系。时至今日,他设立的榜样仍然是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富有成效的典范。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吏对西方来的科学技术和知识眼花缭乱,然而他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熟识,开启了新的时代。当时大多数基督教欧洲都未能认可利玛窦的文化通融方法。影响了后来的很多代人。虽然他带领信主的人数不是很多,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着墨和影响是很大的。也成为今天宣教和文化交流的典范。

 

利玛窦的一贯举止是不对抗,强调和谐的关系。他知道如何对慕名的来访者表现出耐心、宽容和善良。他以耶稣基督的心出发,带出的良好举止、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和文化,加上他杰出的学术成就,使他适应了中国的环境,获得了许多中国文人知识阶层以及官吏们的信任和友谊。因此, 其中一些也被他生命的不同带来的福音信息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吸引,而成为神的儿女。

 

2019-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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