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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教会历史 下 第8-13章 

标签:教会历史 读书笔记 冈萨雷斯 宗教改革2019-07-22 08:29 星期一

 

阅读报告:教会历史 下册 冈萨雷斯著 第8-13章

 

第八章 大不列颠的宗教改革

 

诚如圣保罗所预言,正如世俗中各种不义的行为,基督教中各种不义也随处可见。堕落的生活显而易见,信仰的标准不再是上帝简明的道,而是人的风俗、习惯、意愿、赞赏和决定。—-约翰?诺克斯

 

大不列颠直到17世纪初还没有统一,而是由两大家族统治:英格兰的都铎家族(House of Tudor)和苏格兰的斯图亚特家族(House of Stuart)。这两个家族有着血缘关系,它们最终统一在一起。但是,在16世纪,他们的关系是敌对与公开战争的关系,因此,宗教改革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亨利八世:16世纪伊始,苏格兰是法国的盟友,英格兰是西班牙的盟友。法国与西班牙在欧洲大陆的争斗,也反映在苏格兰与英格兰在大不列颠的争斗中。英格兰的亨利七世为了巩固他与西班牙的关系,安排他的儿子兼继承人亚瑟(Arthur)娶了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凯瑟琳是西班牙的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的女儿,因此,她是查理五世的姨妈。亚瑟与凯瑟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本该可以确保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关系,但是,十五岁的新郎亚瑟在四个月后去世,他的弟弟亨利成了英格兰王位继承人,后来,西班牙提出将凯瑟琳嫁给她已故丈夫的弟弟亨利。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同意了这桩婚事,他渴望保持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并保留这个遗嫣的嫁妆。教会法禁止男子娶他兄弟的遗婿,英格兰驻罗马教廷的代表取得教宗特许,小亨利一到结婚年龄就娶了凯瑟琳。这桩婚姻并不幸福。尽管有教宗的特许,但还是有人怀疑,教宗是否有权授予这样的特许,因为教会法明令禁止男子娶他兄弟的遗墉。这就意味着,这桩婚姻的合法性令人怀疑。亨利与凯瑟琳没能生下一位男性继承人。一些解决方案很快就被提出来了。亨利八世咨询一些最重要的天主教大学。其中最有威望的几所大学宣布,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是无效的。从此以后,亨利八世所采取的政策最终导致他与罗马教廷决裂。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的古代法律再次生效,这令神职人员直接处于亨利八世的控制之下。亨利八世最终于1534年与罗马教廷决裂,当时,按照国王的命令,英格兰议会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禁止英格兰的神职人员将他们担任教职第一年的收入和其他类似的捐献交与罗马教廷;裁定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婚姻并不是真正的婚姻,因此,玛丽无法成为英格兰国王的合法继承人;最后,英格兰国王是“英格兰教会之首”。为了实施这最后一项决议,英格兰议会下令,任何胆敢宣称英格兰国王是分裂者或异端的人,都将被定为叛国罪。到目前为止,在英格兰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与罗马教廷决裂,还没有对教会和许多教义进行改革,只是提出一些能够证明与罗马教廷决裂的合理性所必需的教义。但是,在英格兰有许多人认为,必须全面改革教会,他们将当时的事件视为全面改革教会的良机。在亨利八世统治的这些年,改革的思想已经传遍了英格兰,这有时得到他的支持,有时遭到他的反对。克兰麦下令将圣经译成英文,按照国王的命令,英文的《大英圣经》(Great English Bible)进人英格兰的每一座教93 堂,放在所有人都可以读到的地方。

 

爱德华六世:亨利八世已经决定,议会也已经同意,他的继任者是他的唯一男性继承人爱德华,按照出生顺序,玛丽和伊丽莎白分别是第二和第三继承人。爱德华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他在父亲去世后只活了六年。爱德华六世统治的前三年是由萨默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摄政,在这一时期,教会改革者的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平信徒在圣餐中可以领受杯,神职人员可以结婚,圣像被撤出了教堂。然而,在萨默塞特公爵摄政期间,教会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出版了((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它的主要作者是克兰麦,它令英国人第一次有了自己语言的崇拜仪文。改革派的领袖越来越倾向于改革宗神学,他们有理由希望,他们的事业会在不遇到巨大阻力的情况下赢得胜利。

 

玛丽:爱德华六世去世后,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成为英格兰女王。玛丽一直是天主教徒,因为在她的切身经历中,宗教改革是与她小时候的耻辱相伴随的:她被宣布为私生子。此外,亨利八世曾宣布自己是英格兰教会的领袖,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如果亨利八世是正确的,玛丽就是私生子,她的王位继承权就令人怀疑。因此,考虑到信仰和政治需要,玛丽决心在英格兰复兴罗马天主教。在这项事业中,她得到表哥查理五世的大力支持,也得到许多保守主教的支持,他们都在前两位国王统治期间遭到废默。但是,玛丽也知道,她必须谨慎行事,因此,在她统治英格兰最初几个月,她一心巩固自己在英格兰的地位。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她与天主教哈布斯堡家族的关系,她嫁给了她的表侄西班牙的排力(Philip of Spain)―后来的排力二世 (Philip II)。然而,玛丽一旦觉得她坐稳了英格兰的王位,就开始越来越猛烈地镇压新教徒。1554年末,英格兰正式宣布重新顺服教宗。现在,大部分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所制定的政策都被废除。圣徒日被恢复了。已婚的神职人员被命令离开他们的妻子。最终,英格兰的政策是公开迫害新教领袖。大约三百名新教领袖被烧死,无数新教徒或被关进监狱或被流放。因此,玛丽女王得到了她一直被称呼到今天的名字:血腥玛丽(Bloody Mary)。

 

伊丽莎白:玛丽于1558年末去世,她的继任者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的女儿。查理五世曾不断建议玛丽处死她这位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这位血腥的女王不敢这样去做,现在,她的继任者废除了她的政策。当时,许多曾因信仰而离开英格兰的人回到了祖国,并带回他们在欧洲大陆所学到的茨温利和加尔文的思想。就如玛丽因信仰和政治所需一直是天主教徒,伊丽莎白也因同样的原因而成为了新教徒。如果英格兰教会的领袖是教宗而不是国王,那么,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就是合法的,伊丽莎白就是私生女,因为她是在凯瑟琳还活着时由安妮?博林所生。当时的教宗保罗四世表明,他愿意宣布伊丽莎白是亨利八世的合法女儿,只要伊丽莎白不脱离罗马天主教。但是,伊丽莎白甚至都没有告知保罗四世她已经登基,她还召回了英格兰驻罗马教廷的大使。虽然她比玛丽更偏爱政治,但她从小到大一直所受的教导是她的父亲宣布他是英格兰教会的领袖,这并没有错,她在这一信念上不会动摇。伊丽莎白并不是极端的新教徒。她心中的理想教会是:有统一的崇拜仪式,并将英格兰统一在共同的崇拜中,教会也应当接纳不同的观点。在这样的教会中,既没有罗马天主教徒,也没有新教极端分子。所有温和的新教徒都是可被接纳的,只要他们参加英格兰教会的崇拜。《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也体现出同样的政策。该信纲于1562年公布,成为英格兰教会的教义基础。它明确否定了天主教的一些教义和习俗,但它并没有选择新教的观点。相反,《三十九条信纲》尝试了一条所有基督徒都可以接受的中间道路―除了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的极端教条主义者。从此以后,这一直是圣公会―英格兰教会和从中衍生出来的教会―的主要特点之一。直到伊丽莎白统治的晚期,清教徒(Puritans)的人数才开始增长。加尔文的思想启发了他们,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清教徒,是因为他们主张恢复符合新约的纯净的习俗和教义。他们后来才成为推动英格兰宗教生活的一股力量。

 

第九章 路德宗的进一步发展

 

基督徒统治者可以、也必频保护他的臣民,对抗每一个强迫他们否认上帝的道与崇拜偶像的更高权力。—-《马格德堡信条》(1550年)

 

《纽伦堡和约》于1523年签署,这令新教徒可以在他们的领地自由地实践自己的信仰,但是,这一协定也完全禁止他们继续传播新教信仰。查理五世似乎希望以此遏制路德宗异端的发展,直到他得以集合彻底消灭异端所必需的力量。但是,这样的政策注定失败,因为尽管有《纽伦堡和约》的规定,新教仍在继续传播。德国的政治局势极为复杂,也瞬息万变。虽然查理五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许多利益集团令他难以完全施行他的统治。即使不考虑宗教事务,还是有许多人担心,以查理五世为首的哈布斯堡家族正在不断扩张他们的权力。其中一些是天主教诸侯,他们怀疑查理五世将利用他对路德宗的反对来扩张自己家族的势力,因此,他们并不愿意完全委身于查理五世所希望对路德宗发动的宗教战争。此外,阻碍哈布斯堡家族的最强大的诸侯之一是黑森的菲利普,他也是施马加登同盟的领袖。因为这些原因,查理五世无法阻止新教向《纽伦堡和约》所禁止的地区传播。

 

1534年,黑森的菲利普从天主教徒手中夺取了已被他们所占领的符106 滕堡公国(Duchy of Wurtternberg)。菲利普进行了一些外交斡旋,这确保其他天主教诸侯不会出面干预,之后他人侵了符滕堡公国,并召回了逃亡的符滕堡公爵,随后符滕堡公爵宣布他支持新教。符滕堡公国的人民倾向于路德宗,他们很快就在宗教上效忠于符滕堡公国刚刚复位的诸侯。对于德国的天主教来说,萨克森公爵乔治(Duke George)于1539年去世是另一个沉重打击。在这个新政策的指导之下,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展开了一些对话,但是,他们的对话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与此同时,施马加登同盟接管了查理五世在德国北部最坚定的盟友不伦瑞克的亨利(Henry of Brunswick)的领地,德国北部成了新教的领地。德国北部的一些主教也是封建领主,他们意识到,他们教区中的绝大多数居民倾向于路德宗,于是他们将自己的领地变成了世俗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了世袭领主,并宣布支持新教。当然,这样一些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野心。但在实际上,新教看起来将会占领整个德国,因为十多年来,皇帝和教宗的权力与势力始终在下降。然而,新教随后不久就遭受到一系列沉重的打击。第一个打击是黑森的菲利普重婚。第二个打击是萨克森的公爵莫里斯(Duke Maurice of Saxony)拒绝加入施马加登同盟。第三个打击是路德于 1546年去世。然而,最沉重的打击来自查理五世,他终于有时间来处理德国的事务,新教诸侯的顽固反叛令他遭受羞辱,他渴望有机会实施报复。

斯堪的纳维亚的路德宗:当这一切在德国发生时,路德也影响到附近的斯堪的纳维亚。德国的宗教改革和随后爆发的战争分裂了德国,这帮助大贵族维护了他们高于君主的权力,但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改革收到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在斯堪的纳维亚,君主肩负起宗教改革这一事业,宗教改革的胜利也是他们的胜利。1527年,新教被正式认可,并得到了信仰自由,到胖特烈一世于1533年去世为止,他的大多数臣民都成为了新教徒。这时,外国势力开始干预,他们试图强行在丹麦和挪威扶植一位天主教国王。但是,凯叙王位者被击败了,新统治者是坚定的路德宗基督徒克里斯蒂安三世,他曾出席过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极其钦佩路德的教义和勇气。他迅速采取支持新教与限制主教权力的行动。他请求路德派来教师,帮助他改革教会。最终,丹麦的所有教会都签署了《奥格斯堡信条》。

 

第十章 低地国家的宗教改革

 

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臂,如果饥饿让我们必须吃掉一只,然后有力量用另一只战斗,我们就会吃掉一只。—-莱顿受围时的新教守城者

 

同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新教也很早就在低地国家赢得了信奉者。 1523年,新教最早的两位殉道士在安特卫普(Antwerp)被烧死。从此以后,有迹象清楚地表明,新教在低地国家的各个地区都取得了进展。但是,政治局势很快就令新教卷人为争取独立进行的漫长而又艰苦的斗争中。早在新教改革爆发之前在低地国家就已经有了一场强大的改革运动。共同生活弟兄会以及最伟大的人文主义改革者鹿特丹的伊拉斯漠都是在低地国家诞生的。共同生活弟兄会的特点之一是他们强调不仅需要阅读拉丁文圣经,还需要阅读人们的母语圣经。因此,新教改革在低地国家找到了一片宣讲其教义的沃土。路德宗传道人很快就进入了低地国家,他们在这里赢得了许多信徒后来,重洗派取得巨大的进展,尤其是接受了梅尔基奥尔?霍夫曼教导的重洗派。值得注意的是,明斯特这个“新耶路撒冷”的领袖是低地国家的人。早在明斯特运动还在进行时,他们的许多同胞就希望加人他们.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将他们阻截并消灭。后来,重洗派试图占领十七省的一些城市,但是他们失败了〔.最后,来自日内瓦、法国和德国南部的许多加尔文派传道人来到了低地国家。最终,这些加尔文派传道人是最成功的,改革宗成为低地国家的主要新教。

 

第十一章 法国的新教

 

哦,主啊,我们向你呼求:你会允许犯下这些有损你荣耀的罪行吗?—-埃蒂安?德?梅桑弗鲁尔(Etienne de Maisonfleur)

 

16世纪伊始,法国是西欧统一与集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然而在16 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也成为西欧分裂最严重的国家。这是因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不断冲突,在法国导致了两败俱伤的漫长战争。在宗教改革伊始,法国的统治者是瓦卢瓦家族(House of Valois)最后一位伟大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他的宗教政策总是含糊不清,摇摆不定,因为他并不希望看到新教传入并分裂他的领地,但是,他却鼓励新教在德国的传播,因为新教在德国是他的敌人查理五世的眼中钉。因此,虽然弗朗索瓦一世从未支持过法国的新教徒,但是,他对他们的政策取决于政治的权宜之计。当他为了削弱查理五世而试图与德国的新教徒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时,他不得不给予法国的新教徒一定的信仰自由。但是,法国的新教徒有时也会受到迫害,他们所受的迫害与新教徒在其他天主教国家所受的迫害同样残酷。在几次小规模冲突之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组建了各自的军队,他们最终开战―天主教徒的领袖是吉斯公爵(Duke of Guise),新教徒的领袖是盖斯帕德?德?科利格尼将军(Admiral Gaspard de Coligny)。天主教徒赢得了绝大多数战斗,但是,他们的将军被一位新教贵族暗杀;在瓦西大屠杀一年之后,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该协议给予胡格诺派一定的宽容。但是,这并没有带来永久的和平,在1567和1570年间又爆发了两场宗教战争。虽然亨利四世成为了天主教徒,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以前并肩战斗的战友。相反,他对他们非常忠诚,非常偏爱,以至于更顽抗的天主教徒声称,他仍是异端。1598年4月’3日,亨利四世最终颁发了《南特救令》 (Edict of Nanies),给予胡格诺派崇拜的自由,他们可以在巴黎以外的、所有他们在1597年之前拥有教会的地方进行崇拜。他们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因为他们被允许保留他们于1597年所拥有的一切设有防御工事的城镇。尽管亨利四世在宗教信仰上前后不一,他的个人生活荒淫无度,但是,他精明地统治着法国。法国在他的统治之下繁荣昌盛,他很快就赢得了以前许多敌人的尊敬。但是,宗教仇恨与偏见并没有完全消失,亨利四世最终成为它们的牺牲品。1610年,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结束了他的生命,因为这个狂热的天主教徒相信,他仍是新教异端,杀死他就等于服侍了上帝

 

第十二章 天主教的改革

 

天地之主死在十字架上,和平在战争的危难中来临。—-圣特蓄莎

 

除了新教改革之外,各种强大的改革浪潮正在席卷欧洲。早在路德的抗议之前,就有许多人渴望改革教会,并为此付出了努力。尤其是在西班牙,当路德还是个孩子时,天主教就已经在伊莎贝拉女王和枢机主教弗朗西斯科?希门尼斯?德?希斯内罗斯的领导之下进行了改革。然而,希门尼斯和伊莎贝拉对学术的重视并没有带来宽容。只要学术有助于改革教会的习俗和道德,他们就会鼓励,但是,如果有人偏离教138 义,他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枢机主教希门尼斯既是主持编译康普路屯多语圣经的学者、书籍与学术的保护者和教会的改革者,他也是绝不能宽容任何教义分歧或背离教义的宗教大法官。就这一点而言,他代表了天主教大多数改革者,他们试图通过苦修、灵修和学术来净化教会,但与此同时,他们坚持严格地遵守传统的教义。在天主教改革中,大多数圣徒和贤士―如伊莎贝拉―都有着纯洁的道德、敬虔的信仰和毫不宽容的态度。虽然天主教改革开始得更早,但是,新教的诞生令天主教改革有了一个新特点。天主教改革不再只是出于内部所需,它还努力回应要求改革教会教义的人。尤其是在一些新教真正威胁到天主教的地区,天主教的改革家不仅必须改革教会的习俗,也必须捍卫教会的传统教义。这些天主教领袖往往是学者,而另一些天主教领袖则担心人文主义者的计划是与新教一样大的威胁。起初,耶稣会的目的是向圣地的土耳其人宣教,但是,到了教宗保罗三世于1540年正式认可耶稣会时,新教对天主教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令耶稣会成为天主教用来对付新教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耶稣会并没有放弃它最初的宣教呼召,数百位耶稣会会士很快就去到远东和新大陆宣教。就对付新教而言,耶稣会是改革派教宗手中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耶稣会模仿军队来组织会员,这令它能迅速有效地应对各种机遇和挑战。许多耶稣会会士也是学者,他们的学识为天主教驳斥新教做出了贡献。

 

当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时,教宗利奥十世对教会事务并不感兴趣,他更重视装饰罗马和为美第奇家族谋取更多的利益。因此,甚至是那些仍忠于教宗的天主教徒,也对罗马教廷会发起教会所急需的改革不抱有多大希望。一些天主教徒希望平信徒统治者会帮助教会走上正轨,而另一些天主教徒再次提出以前的大公会议思想,他们希望通过召开大公会议来讨论路德和他的追随者所提出的问题,并制定结束教会内的腐败与权力滥用的改革计划。枢机主教吉奥瓦尼?彼德罗,卡拉法(Giovanni Pietro Carafa)1555年被选为教宗,名为保罗四世。他曾是保罗三世以前所任命的主教委员会中的一员,一旦成为教宗,他就立即着手纠正主教委员会所谴责的恶行。他是个严格、近乎死板的人,往往将改革教会等同于在所有事务中设定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在他的领导之下,宗教裁判所的活动上升到令人恐怖的程度;他下令发行《禁书目录》(Index of Forbidden Books), 其中包括天主教一些最优秀的著作。但是,尽管如此,保罗四世还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净化了罗马教廷,令罗马教廷领导了天主教的改革。此后的几任教宗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都采纳了他的政策。当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决裂永远无法弥合时,罗马教廷才开始认真考虑召开大公会议的可能性。在多次艰难与复杂的谈判之后,罗马教廷决定于1545年12月在特伦托召开一次大公会议。特伦托大公会议不能只是谴责新教,还必须讨论新教所质疑的每一个神学问题,并颁发许多改革教会的教令。此外,此次大公会议还将一致性与正统联系起来,采取了规范教会生活与崇拜的措施。特伦托大公会议被罗马天主教视为第十九次普世大公会议,它有着一段多变的历史。特伦托大公会议颁发的教令太多了,我们无法在此赘述。就改革措施而言,它规定主教必须住在他的教区;谴责了神职人员身兼数职(同时拥有数个教职);列出并详细说明了神职人员的义务;规范了一些物品的使用,如圣徒遗物和赎罪券;下令创办培训神父的神学院(此前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对按立圣职的统一规定和学历要求)。它也倡导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研究,这令他的神学成为天主教的主要神学。另一方面,它采取了针对新教的措施。在这一方面,它宣布圣经的拉丁文译本武加大译本是评判教义正确与否的权威;传统与圣经具有一样的权威;圣礼有七个;弥撒是真正的献祭,可以为死人举行弥撒;不必举行两种圣餐,即指平信徒既领受饼,又领受杯;称义的基础是信徒凭借恩典与他们自身的合作而行出的善行,等等。虽然特伦托大公会议有着多变的历史,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主教很少,许多君主抵制它―他们禁止在自己的领地施行它的教令,但它却标志着现代天主教的诞生。

 

第十三章   处于边缘的新教

 

以阿尔卑斯山、皮埃蒙特和多菲内的瓦尔多派教会名义……我们在此,在上帝面前,按手在圣经上宣誓,我们的所有教会都会勇敢地在宗教问题上彼此坚固……我们宣誓,完全不加改变地按真使徒教会的传统来坚守圣经,保守自己不偏离神圣的信仰,即使那样会有生命危险。—-《瓦尔多派信仰宣言》(1561年)

 

在16世纪,罗马天主教徒、路德宗基督徒、改革宗基督徒和英国圣公会基督徒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国家必须有其所有臣民都必须信奉的一种信仰。但是,重洗派―在明斯特建立了“新耶路撒冷”的极端重洗派除外―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拒绝信奉单一的国家宗教,这就意味着,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很少会给予他们所倡导的宗教宽容。我们在讲述德国路德宗的历史时已经看到,和平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一些州决定信奉路德宗,而另一些州决定信奉天主教―这还是出于“统治者的信仰就是人民的信仰”这一原则。法国的宗教战争和战后的悲剧史最好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宗教的观念所造成的恶果。甚至结束了法国宗教战争的《南特救令》,也只是通过批准许多城市可以信奉新教才保证新教得以残存,而法国的其他地区仍信奉天主教。然而,为信仰立法并不容易,因此,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人否认政府所支持的信仰。我们已经讲过英格兰和法国的宗教战争,它们令这两国不塞维利亚之外的桑蒂庞塞修道院,新教在西班牙传播的中心之一、信奉国家宗教的人―在英格兰是天主教徒,在法国是新教徒―陷入可怕的境地.。虽然有来自政府的压力甚至迫害,但是,一些勇敢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仍坚守他们的信仰,我们不可能详细讲述这些勇敢者的故事,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肯定他们为自己的信仰所进行的斗争和他们的贡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没有讲完16世纪的基督教史。

 

201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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