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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来,我一直沉陷于这样一些疑问–后极权时代的中国,其”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先生语)究竟是如何形成和保持的?在中央高度集权下的基层政权,其政治运作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模式?在监督机制依然缺失的制度背景下,基层政府的政治生态到底是怎样一种现状?在GDP高速增长的改革发展浪潮中,民间社会的问题和疾苦究竟因何存在?时至今日,也许关心和研究这些问题的人并不在少数;但体制内的说法难免多于辩护,民间声音则容易流于攻讦。即便是可信任之部分学者的主张和建言,也明显各执一词而大相径庭。一个赫然大国,放着人类既有之津梁不渡,而要带着浩荡之民摸着石头,曲折艰难而迄今,其中道理何在?面对现状,左翼指斥不公正,右翼批评乏自由;但基本稳定的大局【虽然乱象频仍】却又是绕不过的现象,而缓步改善的物资生活也是抹不去的事实。

一个人人皆知有隐患有危机,积弊繁多甚至积重难返的国家,它却在内忧外患天怒人怨之中,悠然自足且志得意满地偏安于世,其存在的合理性何在?其腐而不朽老而不死死而不僵的秘密何在?大厦将倾却峨然危立,此中究竟是何木所撑?是怎样的结构和治理模式在勉力维持此颓世残局?如果不能公正理性地来探索这些疑惑,仅仅停留于诟病或强词夺理地赞美优越,都无法给未来人类留下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阐释。 基于上述困惑,我一直在寻找田野调查的机会。我知道在中国,即便是体制内甚至高层的研究人员,或者主流媒体,要想真正深入基层政权内部去了解真实的政治运作模式,实际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基层,很多事情是可做不可说;即使是早已普遍存在、各地流行且上级默认的一些操作方式,一般也不会摊上桌面来供一个外来者解剖–哪怕你拿着中央党校或者中组部的公函也不行。越是更高的机构可能受到礼貌客气的间隔与屏蔽越多,因为基层不知道你动机何在,他会难以评估其中的风险。

而对于普通学者或记者,哪怕身后仍然有国家单位或事业机构作背景,要想去调查一个乡村级单元里的治理手法,那也多半会被婉拒和封锁。其上级相关部门会很快来调查你的动机,甚至警告那些你可能访谈的对象。就算得到一定程度的许可,那凭借座谈会得来的调查报告,往往也去真相和实质甚远。

大地生民一望无涯,烟火人间却迷雾重重。很多时候呻吟入耳疮痍在目,你却无法破解其中的病因。这是一个连乡镇级政府都有密级规定的国家,层层铁幕轻易就能令你一叶障目。对于事不关己的多数都市民众而言,乡村世界几乎是一个遥远别国的话题,与他的生存没有任何切肤之痛。而对于难以沉潜下去的泛泛批评者来说,隔靴搔痒并不能得到这个社会的实相。在所谓盛世繁华的表象背后,究竟是谁以何种手段在包裹那些火焰,甚至包装成和谐喜宴的烟花–此中确实大有玄机,值得我们去仔细考量和分析。 而我,只是一个边缘化的自由写作者;拔高一点说,顶多算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读书人。尽管二十五年前我也曾在故乡的县府供职,但当年的基层政权与今日相比,实有云泥之别;已完全不足以作为当下研究的借鉴。我虽未曾受过社会学系统训练;更无一纸畅通无阻的官方公函作为打开关防的锁钥,但仍然执着于这些问题,是基于我个人对这个神奇国度的兴趣,以及对其奇异存在的求知欲望。我相信还有诸多人士如我一般的好奇,渴望能有一个接近真实的文本为之解惑释疑。

因此,我在等待某个机缘–找到一个适合调查、研究与分析的县域,以良心和诚意换取基层主官以及当地干群的最大信任;期以长时间地深入民间和各部门,来索取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真相。也可以说,在中国搞社会学田野调查,如果没有一个开明的基层主官(一把手)的理解支持,那基本寸步难行。借助于权力资源而又要避免受雇于权利,让自己的文本尽量保持公正中立和真实,同时从道义上还要避免伤害为你坦陈真相的人;这对多数从事此一研究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首鼠两端的难题。好在根据这一学科的研究惯例,对具体的人名地名皆可技术处理;也许这样的作法,可以回避一些对号入座的猜忌。

2007年春天,我随”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几位企业家朋友,受邀到川北纹江区考察当地的城乡统筹问题,有幸结识了该区书记老吴。老吴带着我们在他的辖区走村入户,确实也看到了该区新农村建设一些可喜的布局和进展。交谈得知,他和我一样,中文系出身,70年代末的大学生,大家算同代人。同代人意味着虽然个人的发展道路不一,但是经历和见证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应该相差无几。无论在朝在野,那一代的多数人身上,仍旧残留的理想主义,是我在各地交游中较易找到的共同话题。

纹江区地处川陕大道上,自古有”蜀都门户”之谓。全区幅员四百多平方公里,总人口24万。正常年份的GDP大约在24亿左右,财政的年收入约有2.5亿。从这些数据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级区域。它不大不小,下辖十个乡镇,都在丘陵地带上。比东南县域穷,但比真正的西部县域要富裕。如果拿这样一个区域来进行调查分析,可能更接近于中国多数县治的境况。

恰好几个企业家计划投拍一个反映三农现状的电视剧,书记老吴则愿意邀请我去他的辖区采风调查。所谓因缘际会,遂这样成熟了。于是我在2008年春天,走进了川北这一片即将震惊世界的土地。 对中国而言,2008确实算一个残酷的年份。也许在我们所不能置身的未来,再回眸审视这一年时,会发现这是一个分水岭似的历史纪年–像万历十五年一样,是一个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符号。

老吴为我提供的特权是可以自由采访所有的部门和士农工商,且最初由区委办主任浒哥带领介绍。刚开始受访的基层官员,以为仍是上面来人例行公事的调研,自有一套现成的脚本可以答对。当我问到一些敏感问题时,他们难免吞吞吐吐,拿眼睛试探浒哥的态度。浒哥算是清楚我来意的,便鼓励大家放开说。他也是基层起来的官员,熟知地方上的各种路数;当他也带头介绍乡村政治经济实况时,大家便可以畅所欲言了。

以我的观察,今日之中国基层政权,也许不乏贪官,但真正的昏官却很少。区县之下各乡镇局办的正职–真正最低层的官员,也多是三十多岁大专毕业在基层逐渐出人头地的青年。在地方上来说,他们多数还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头脑清晰,反映敏捷且谈锋甚健。如果你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就将为你打开一扇极为真实的门户。

就在我孜孜矻矻地走访乡村之际,脚下的土地显然正在酝酿着巨大风暴。”5.12″那一刻,我正在大龙镇政府访谈,突然的地动山摇,令所有人惊慌失色夺命而逃。惊魂甫定,我立刻开始和区里的官民一起进入救灾赈灾活动。我深知,我躬逢了中华民族最悲伤的岁月。而我所处的纹江区,相去所有的极重灾区直线距离都只有几十公里,也一样遭遇了极为惨重的灾情。我亲眼目睹着在废墟中扒拉生命,直面着无数双泪眼在寻找失散的亲人。我每天详细记录着灾况和基层政权的救灾措施与赈灾手段,每天为那些洞穿心灵的命运而痛苦万分。 灾难之深实在难以言状,而关于这场自然浩劫的追问或许还将持续一个世纪。中共的基层政权已经很久没有面临如此巨大的危机了,在此一刻的反映和应对,可以使我更全面地观察到这部机器的运作状态和能量。近乎残酷地说,也许为了成全我的研究,千百个村庄倾覆了,无数人流离失所;如果我不能为这个悲剧时代留下一个真实的报告,实在有愧于那么多在天之灵的不瞑之目。

因此这本书,我的叙述将从危机应对开始。而纹江区的灾后故事,又确实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分析素材。这个损失名列第二十一位的县级区域,由于没有倒塌学校,竟然鲜为人知其灾况。其实整个灾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体事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灾难的背景下,基层社会的矛盾冲突,显然要比寻常岁月更密集和剧烈。而其中所隐含的政治与社会因素,从可供研判的案例价值来说,也远比其他地方的事件更典型更有意义。

为了深入观察和了解基层政权的常态运作状况,我一直在纹江区调查到了年底。也许因为患难与共的原因,我与这里的官民结下了殊多胜缘。我和他们一起参与重建家园到重建精神的设计与实施,尽量感同身受地去体验、分担和理解官民各自不同的困境与忧患。我深知,我可能比众多的社会学者幸运,因为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紧要关口,我有幸站在了现场。没有这样的体验和直面,也许我的批评和议论还将停留在更肤浅的表面。

行笔至此时,地震已是周年。回顾仍然是残忍的,但是我却不得不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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