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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日子,出国不仅是不需要思考的决定,而且是抢得打破头的好差事。

在大学里,只要脚一迈出国门,无论是在学术地位上还是经济上,那一定是一步一层楼。不象现在有些人左思右想,非拖到签证到期才来落地。出国后的路也是深一脚浅一脚,一不小心还掉一坑里,爬半年才爬出来。

我在国内时评职称要看论文。论文品位分上中下三等(那时叫一二三类杂志),以国外杂志为上品,那时如果有一到两篇国外杂志文章的话,立刻让人刮目相看。评职称时就往上窜好几名。出国留学后在国外杂志发表文章是水到渠成的事。单位里每年都有出国的访问学者,他们回来后无一不受重用。不过公派出国读博士学位的名额极少,我有这么一个机会着实让很多的人羡慕,而学成回国对公是回报祖国,于私是衣锦还乡。

在经济上,当时的大学差不多属于底层。那时工人阶级仍然是领导阶级,工资以外还有奖金。农民已经开始包产到户,争做逮到老鼠的好猫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大学这个历次运动的重灾区却仍然是循规蹈矩,慢悠悠地唱着过去的歌谣。我出国那时工资每月八十二。虽然每月开销不大,但收入的确不是什么大数目。社会上第一拨先富起来的“创业者”– – –个体户中已经出现万元户。而知识的价值在社会的认知程度与其实际的价格体现并不成比例。无怪乎有人说“手术刀比不上杀猪刀”,“给知识分子加工资-打一家用电器(空调)”。

我平生第一次接触的一大笔钱就是在出国前夕,我到西单民航大厦去买到加拿大的机票。我从教委领到五千元外汇券,战战兢兢地抱在怀里。外汇券当时的官价是11.5,在建国门的友谊商店门外的拐角上天黑后可以换到11.8。所以五千元外汇券相当于九千元人民币,也就是我十年的工资。这么一笔钱是足够让人起心动念的了。我那时对新婚不久的现任老婆提了个很浪漫的建议:咱不买飞机票了,买两张到安徽的火车票,来个比翼双飞,在黄山脚下找个僻静之处,你织布来我放羊?结果被怒斥为小农经济的残渣余孽(这出国培训中倡导的爱国主义,革命理想,道德情操的作用真是比不上老婆一句话),于是只好作罢,眼巴巴地看着这五千元外汇券变成了一张到多伦多的单程机票。

出国还能领到一笔八百元的“置装费”。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钱到手后就被我挪做他用。还是在父母的不断督促下,我才到院外的裁缝店里去做了一身西装。友人介绍说那裁缝店口碑不错,裁缝师傅也拍着胸脯说外宾访问的新闻记录片他场场不落,对国际各种式样西装及发展趋势了如指掌。不过出国后才发现穿西装的机会并不多,等到需要穿的场合,那件用“置装费”做的西装已经穿不下了,没法子,拿它压了好多年的箱底,前几年才很不情愿地把它投进了救世军的捐助箱内

还有,出国后工资照发。

出国更为适合我的还有:不用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连每周的大扫除都可从此免掉。据说有的单位还对出国人员家属有特别照顾。

那年头,出国真是上可光宗耀祖,下可封妻荫子的绝对好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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